Wednesday, September 27, 2017

聯儲局「縮表」的前因後果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9月26日

聯儲局「縮表」的前因後果

半年多以前,我在本欄寫過一篇〈加息以外的貨幣政策行動〉,說過「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另一出路,我認為是替資產負債表減磅,逐漸停止美債和按揭證券的再投資計劃,正式為量化寬鬆畫上句號。」那篇文章應該是香港最早有關「縮表」的評論吧?不是什麼準確預測,也不是什麼高瞻遠矚,只是香港傳媒評論慢幾拍,要等到話題在國際媒體熱鬧起來才有所反應而已。
綜觀本地有關「縮表」的評論,有「股市樓市將面臨重大災難」等末日言論,亦有指出政策規模不大影響有限。既然這類買大細的預測供應充足,我就換個角度,先回顧歷史,再探討「縮表」與貨幣政策本質等的長遠問題。
十年量寬帶來資產暴漲
量化寬鬆十年來的走勢, 從【圖1】可一目了然。危機前,聯儲局的主要資產為短期國債(圖中藍線),到了2007年8月,房債市場開始出現問題(Countrywide和Bear Stearns記憶猶新),市場資金緊張,聯儲局賣出短期國債轉向市場注資。
踏入2008年尾,聯儲局控制的聯邦儲備基金率已接近零,貝南奇於11月宣布推出第一期量化寬鬆(QE1),買入房利美(Fannie Mae)、房貸美(Freddie Mac)等瀕臨破產的美國政府資助企業的聯邦機構債券和按揭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圖中綠線),最多斥資6000億美元。到了2009年3月,為政策加碼8500億美元之餘,再增加買入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圖中紅線)。
2010年11月的第二期量寬(QE2)維持買入長期國債,新增金額為6000億美元。在2011和2012年間,聯儲局推行所謂的「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從圖中可見持有的長債上升短債下降。第三期的量寬(QE3)於2012年尾推出,沒有固定日期,也沒有最高金額,只維持每月重新購入一定數量的按揭證券和長期國債,直至今天。
10年後埋單計數,聯儲局現在持有的「非正常」資產超過35000億美元,其中長期國債和按揭證券大約各佔一半(危機過後,房貸美等企業回復正常,聯儲局已幾乎沒持有聯邦機構債券)。聯儲局剛宣布10月推行「縮表」(政策正常化)措施,每月減持60億美元長期國債和40億美元按揭債券(一年內會逐漸增加至300億和200億美元)。
減持的結果,是聯儲局資產降低的同時,私人市場在聯儲局的儲備(即聯儲局負債)會有相等金額的下降,縮細了資產負債表。舉個例,房貸美發行的按揭證券到期,房貸美向聯儲局交還本金,聯儲局同時在房貸美的儲備戶口扣除相等金額,資產負債同時下降。根據這個速度,粗略估算35000億美元的資產要6年左右的時間才會完全「消失」,是個循序漸進容易預測的溫和政策。
買債會否變成一般政策?
理論上,量寬的主要作用是透過買債全面降低利率,間接促進消費投資。少有爭議的實證研究結果,是量寬的確有效令利率降低。就如【圖2】所示,長債息率經過幾輪量寬後明顯下降(當然,下降原因不一定只有量寬,也可能反映了實質利率下降的全球現象),連帶減輕了相關房地產及其他貸款成本。短期利率失靈,聯儲局絕對有能力透過「漲表」影響其他利率。較有爭議的是政策最終目標,亦即利率下降能否刺激經濟。
由於因果關係比較複雜,除了理論模型估算,有關的實證研究不容易做。最近一項值得留意的研究【註】,分析了大量房貸個案,發現聯儲局QE1買入按揭證券令房貸重組(refinancing,亦即以低息新債取代較高息舊債)明顯增加,減輕供款壓力亦鼓勵業主套現,消費因此上升了760億美元。相反,聯儲局買入長期國債並無類似效果。
如果量寬如此威力無窮,聯儲局有力透過干預房貸市場刺激消費,我們就要問一個長遠的政策問題:既然房屋市場重要政策效果明顯,聯儲局會否把買賣按揭證券視為短期利率以外的一個常規政策?下一次衰退出現之時,聯儲局會在什麼階段才使出此「絕招」?此外,政策有效果未必就是好事,也要考慮其中隱含的代價。滿身兵器的聯儲局會比較難捉摸令人無所適從之餘,聯儲局買債救市的預期亦會扭曲樓市運作。分析聯儲局貨幣政策範圍的成本效益,我認為是個重要而有趣的研究題材。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註:Marco Di Maggio, Amir Kerman and Christopher Palmer (December 2016): “How Quantitative Easing Works: Evidence on the Refinancing Channel,”working paper



拒絕MPF加碼買A股 是忽然本土? 免費早餐: 徐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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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MPF加碼買A股 是忽然本土?
2017-09-25
這是經濟問題,蠢材!
香港的電力公司,早前質疑本地加碼買內地電,最近更建議興建自己的天然氣接收站。不是忽然本土,本地發電、環球買氣,都只是為了供電穩定。同樣道理,積金局最近宣布,拒絕MPF加碼買內地A股,也不是忽然本土。本地管理、環球投資,都只是為了回報穩定。規定投資A股有上限,是考慮到投資在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券的資金,能否隨時調出,讓受託人及時執行計劃成員買入或賣出相關基金的指示。
繼香港投資基金公會,兩個月前有傳港交所(388)去信促請積金局,把A股市場納入核准港外證券交易所名單。積金局最近的回應,是不宜評論個別申請,但表示經審視後,認為內地兩家交易所暫時還未完全符合納入核准港外證券交易所名單的要求。問題是,積金局在執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時,是否過分審慎呢?問題是,過分審慎的其實可能是過分本土的打工仔(截至今年3月31日,強積金總資產中只有0.17%投資在A股,遠低於10%的上限)。問題是,港交所堅持加碼買A股是市場有需求。
是的,市場投資有所謂「本土偏見」(home bias)。據資料顯示,MPF投資在股票市場的資金當中,過半是買港股的。「港人港股」是否過分本土?被問到國際風險分散(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有多重要,張五常的師兄William Sharpe有以下的醒目答案:
I’d have to say probably less than it used to be.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a lot more correlation of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We’ve got much more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we’ve got much mor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some ways, if you buy shares in all the companies that are headquartered in the U.S., then you’ve got probably a more global portfolio than if you’d done that 25 or 50 years ago. The benefit of having companies headquarter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your portfolio is probably less than it used to be, 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it isn’t there and it isn’t worth doing.
中港融合是不爭的大趨勢。弔詭的是,從風險分散的經濟角度出發,中港愈融合,港人反而愈沒有需要買A股。與其向積金局施壓,投資基金公會及港交所不如先說服打工仔,今時今日加碼買A股究竟怎樣令他們的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言論不自由與科學的盡頭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言論不自由與科學的盡頭
2017-09-22
由內地的「七不講」到最近香港的「殺無赦」,中港學術界內不能說的秘密似是愈來愈多。言論自由是甚麼?道德底線又是否比言論自由重要得多?兩位欄友曾國平與徐家健都已就這些議題撰文論述,在此不贅。
不再探討形而上的話題,我想問的是一個對我更切身的問題:在一個言論不能超越道德的底線,討論不能超出法律所規範的社會裡,科學發展的前景會如何?就經濟學而言,不少研究的成果都有改變現有政策的含義,當中不少更直指要推翻現有的法例或政策。換言之,就是「鼓吹犯法行為」。
數年前有一隻本土的手機遊戲「神魔之塔」被指抄襲一隻日本的同類遊戲,事件在網上吵得滿城風雨。對不少人來說,抄橋形同不問自取,抄襲等同偷竊,都是不言自明的道德判斷。當時少不更事的我在友報發表文章,指出由於新意念有共用品(public goods)的特質,即使放寬知識產權的保護(即是容許抄襲),創新都不一定會減少。文章發表後,我理所當然的被眾人(包括一眾高登仔)在網上聲討,話我冷血有之,罵我涼薄亦有之。
這類「涼薄」的分析在經濟學界裡比比皆是。以前就讀的研究院有一位教授是知識產權研究的權威,他近年一直認為現行的知識產權法例應被取締,作為他研究結晶的專著就名為「反對知識壟斷」(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此外,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的題目是犯法的盜版行為對音樂界的影響,而其中一個發現的含意是在某些情況下,把盜版行為合法化對社會整體有利。
社會的輿論壓力或高登的網上聲討是一回事,但政府的公權力卻是另一回事。學術界裡有不少人對前者並不太著意,但如果政府利用公權力禁止一些「超越道德底線」或「測試法律底線」的研究,這將會為經濟學的發展帶來甚麼影響?我不敢想像。
香港的學術界裡還未出現「七不講」,而「殺無赦」似乎仍然停留在「講吓啫」的階段。不過,我在想,假如我現在才博士畢業,手上拿著這份「測試法律底線」的博士論文找工作,中文大學還會否給幼稚的我送出人生第一份合約?
當然,不同科學受言論自由界限的影響有別。純科學、工程學或醫學等學科並沒有社會科學般那麼多價值的判斷,受意識形態影響亦較少,有關研究「踩界」的機會不大。換句話說,把言論自由收緊,在邊際上對不同科學的影響不同。怪不得極權國家裡的純科學家、工程專家和醫生相對上的科研成就較高。

乘數效應以外的凱恩斯 免費早餐: 曾國平

乘數效應以外的凱恩斯
2017-09-20
早前任總(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提出政府要善用財政儲備,尋找乘數效應高的項目投資。任總的討論,令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這個名字再度出現於傳媒評論中。
對,以政府支出推動經濟是凱恩斯的主張(準確點說,乘數效應這個概念其實來自凱恩斯的朋友,他借來一用而已),但大眾對凱恩斯的印象也大概止於此。其實,凱恩斯是一位異常有趣的經濟學家,在學術以外的生活多姿多采,跟本地經濟學者普遍沉悶老土或部分殺氣騰騰的形象大相逕庭。
出身學者之家(其父是有名經濟學者,其母則活躍政治),入讀劍橋,加入非常精英的學生組織門徒會(其他會員包括羅素、維根斯坦),娶了著名美女芭蕾舞家做老婆,活躍於著名圍爐文藝組織Bloomsbury Group,與名作家(如Virginia Woolf)、名藝術家(如Duncan Grant)過從甚密。
身處一戰前後的亂世,在各大傳媒廣發文章評時局,意見多多,各國政府趨之若鶩,穿梭於政要高官之間,一言一語足以左右政策。尤其厲害的,是凱恩斯的一支筆,深懂先聲奪人呃like之道,分析極具說服力。他一篇文章的開首這樣寫:「我們有甚麼可以做?讓我告訴你吧。」自信無比,身世不凡,若果凱恩斯活在今天,定必成為傳媒網絡大紅人!
文采斐然以外,凱恩斯也是個成功的投資者(金融學之父費沙(Irving Fisher)反而紀錄甚差)。幾年前的一項研究,追溯凱恩斯為其母校劍橋國皇學院管理基金的表現,發現由1922年開始到他1946年去世的四分一個世紀,其投資成績比大市每年平均跑贏5%,醒目指數(Sharpe ratio)達0.73,絕對是頂級的投資經理。
更厲害的,是凱恩斯的投資智慧比金融學走前了好多年。其一,大學基金屬長期投資,實力雄厚,不怕短期的波動,限制大比例保守投資債券並不划算,凱恩斯向大學提出改革,容許增加股票比例,大大提高了平均回報;其二,凱恩斯早已發現某些因素跟股票回報有明顯關係,例如在投資組合中買重平均回報較高的中小型公司。
文采不易學,投資智慧還可以模仿一下,但凱恩斯有一樣優勢是不屬於我們的:凱恩斯縱橫政經學界,人脈極廣,認識很多富商老闆,收風比普通投資者要快要準。研究分析凱恩斯的社交網絡,發現在那個內幕交易仍屬合法的年代,凱恩斯在識人愈多的行業投資得愈多,賺取了可觀的額外回報。
識人又識字,凱恩斯是個風流人物。

言論自由的三個經濟觀點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9月19日

言論自由的三個經濟觀點

一場大學言論風波,令人失望。失望的,是一些向來滿口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的大學學者,在今次事件上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沉默不語,盡顯平日的矯情。失望的,是香港這個高舉自由的國際城市,就言論自由的討論竟可以如此混亂,給各種政治立場衝昏頭腦。沒有失望的,反而是主動收緊言論的一眾大學校長。作為高級管理人員,睇住盤數之餘也要顧及仕途,發聲明實在不是什麼意外之舉,只是大眾一廂情願幻想出太多光環而已。
盡一點學者責任,作一點專業貢獻,再從經濟學看言論自由,整理成以下三個觀點。
一,限制言論自由的經濟根源
限制自由,皆因行動影響的不只參與其中的人,有時候會對第三者造成傷害。同樣道理也應用於市場交易之上,你享用音樂騷擾隔籬屋睡覺,你開廠生產污染附近水源,也是對行為對第三者有心或無意的影響。以保護第三者為理由,政府可以利用其權力限制相關行為,如抽稅、立法禁止之類。這裏涉及兩個成本效益的考慮。第一,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本身有價值(歷史上為爭取自由付出了沉重代價),要考慮的是否值得為了保護第三者而削弱自由。第二,就算沒有政府干預,文化風俗的社會壓力道德規範也會阻礙某些言論出現(所謂「人言可畏」),要考慮的是政府干預會否做得比自由市場有效率。
有一點要留意的,是要將言論自由和道德判斷分開。你大可以道德倫理批評某些言論以阻嚇之,但這跟道德作為言論自由的準則是兩回事。每個人的道德要求可以相差甚遠,難有客觀準則,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可怕的,是政府利用權力以道德判斷言論是否合法(成立道德委員會?)。相比下,滋擾、侵犯私隱等準則較為清楚客觀,以之來限制言論自由較為合理。
二,商業言論和政治言論的自由
商業言論,也就是賣廣告,為的是利潤。政治言論,如選舉宣傳爭取權益支持某種主張,為的也是有形無形的利益。有趣的,是政府以至一般人對待兩種言論的態度截然不同。佛利民舉過一個例子:一般市民不介意候選人在街上用喇叭大聲宣傳(以及派傳單、打電話之類),但換了是一家商店用同樣方法宣傳產品,市民會較反感視之為滋擾。就如在社交網絡上,我們不太介意看到各種的政治宣傳(尤其是跟自己立場相近的),但見到KOL作產品代言人賣廣告就群起留言攻之,態度分別明顯。
佛利民舉了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子:吸煙危害健康,於是政府立例限制煙草商的商業言論自由,從警告字句到驚嚇圖片不一而足;馬克思的《資本論》啟發了共產主義的實踐,直接間接導致的死亡難以計算,破壞力肯定比煙草強大。何以未見《資本論》封面印上警告字句歷史血腥圖片?這個例子極端得有點搞笑,但搞笑背後是個深刻的疑問:為什麼我們對待兩種言論的態度完全不同? 以香港的情況來說,是對商業言論邊際上的管制太多,還是對政治言論邊際上的打壓太少?這不是空泛的問題,而是有數得計的成本效益分析題目。
三,先天不平等的言論自由
徐家健上星期引述艾智仁要將產權和發言權分開的觀點。
一個大膽的推論,就是你擁有較多的私產,你就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言論自由。最有錢的可以擁有傳媒公器私用,頗有錢的可以賣頭版廣告,沒有錢但有些名銜名氣的可以投稿寫專欄,沒有錢沒有名銜的一般人就惟有跟身邊人和在網上發發牢騷了。可是一命二運三風水,有人生於普通家庭,有人的父母交遊廣闊跟傳媒老闆相熟,有人的父母甚至擁有一份報紙一個電視台,三種人一生享有的言論自由以及影響力就大有不同了。
回說香港的學術界。從掌握財政大權的政府官員到坐擁億萬生意的富商大賈,壞孩子定律(rotten kid theorem)下的政治取向明顯偏向一邊。大學校長為了政府資助企業捐款,教授學者為了成功申請政府的研究撥款,屈服於壓力是意料中事。難怪佛利民說:「In fact, I've often said that about the only academic who in this day and age has freedom of speech is a tenured professor at a private university who's on the verge of, or has already retired. That's me.」這篇吃力不討好的文章,還是要由我這個局外人來寫。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成功爭取放棄設立 上市監管委員會 免費早餐: 徐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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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爭取放棄設立 上市監管委員會
2017-09-18
半世紀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表一份名為《Report of the Special Stud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報告,言之鑿鑿「證券市場係要管多啲」。又是半世紀前,監管經濟學之父史德拉(George Stigler)以《Public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一文作回應,質疑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成效。史德拉的分析指出,強制訊息披露的效果只是提高了企業在市場融資的入場門檻,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更對投資者平均回報毫無影響。然而,史德拉堅持他改變不了世界。
半世紀後,香港證監會及聯交所發表了一份名為《建議改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諮詢文件,言之鑿鑿「透過上市監管委員會,將會帶來合適性問題或更廣泛的政策影響的重要或艱巨的上市決策的程序簡化」。又是半世紀前後,史德拉的一位徒孫(即小弟),以《上市監管諮詢零分重作》(2016年8月2日)、《金融服務界別為誰服務?》(2016年8月9日)、《證監有權者的權力限制》(2016年8月17日)、《上市架構改革十問九回應》(2016年8月23日)、《成功爭取上市改革諮詢放暑假》(2016年9月19日)、《上市改革的利益衝突》(2016年11月04日)等文章作回應,我要說的其實很簡單,逾40頁紙的諮詢文件連基本想解決的問題也含糊其辭,更遑論任何有系統的實證分析。是的,史德拉至少改變了我。
諮詢結束的10個月後,證監會及聯交所宣布放棄設立上市監管委員會,我履歷上於是又多了一次「成功爭取」。其實,比我更值得認屎認屁的財經專欄作者可能是周顯與渾水。根據史德拉提出的監管經濟學,不管你是大師、廢青、還是教授,不論你的分析如何有理,監管政策的制定終歸是由不同利益界別的政治角力決定。渾水代表不了所有廢青,而我自知是個另類教授,唯獨夠膽自稱大師的從來就只有周顯一人,大師界別反對設立上市監管委員會是清楚不過的。
還記得,當日大聲反對的還有羅嘉瑞、李君豪和梁伯韜等,表態支持的則有陳家強、馬時亨、梁定邦及David Webb。他們又各自代表着哪些利益團體?我不敢說。諮詢總結卻反映,明顯反對建議的界別包括上市公司、商會、業界組織、私人公司、經紀行、企業融資顧問、保薦人、律師事務所、立法會議員、政黨和智庫,而普遍支持的界別只有投資經理、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學術界(說過了,我是個另類教授)。怎樣解讀這些不同利益界別的政治角力呢?幾可肯定的,是建議改革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並非如「失敗爭取」的股壇長毛所想那麼簡單,只是幾個富豪與所有投資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註】
註:原文為By abandoning the proposals, the SFC, and by implication, the Government which appoints all the directors of the SFC and the majority of directors of HKEX (investors can elect 6 out of 13), have put the interests of the tycoons who elect the Government (via the HKSAR Election Committee) ahead of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large and small.

石野嵐生不逢時之謎 免費早餐: 徐家健

石野嵐生不逢時之謎
2017-09-15
舊世界裡,電競是甚麼?舊世界裡,電競是一股歪風。不是法官說的unhealthy wind,是梅艷芳唱的:「這一股歪風,懶惰蟲的好法寶,將光陰耗盡,忘掉進取,它使你盡快退步。」這是八十年代初卡通片《電子神童》的插曲,主角石野嵐的打機絕招有火燄陀螺、真空低氣壓、電光飛沙走石等,每一招都難以想像究竟想點,比較有印象的畫面,是一次石野嵐兩隻哨門牙飛出體外控制操縱桿。然而,任劇情再天馬行空,石野嵐始終只是動漫世界裡的遊戲機殺星,電競這一股歪風未見直捲現實世界。
新世界裡,電競又是甚麼?新世界裡,電競是鄭志剛宣布K11與內地電競賽事營運商合作,在香港及內地幾個大城市興建VR體驗館,以及電競主題酒吧餐飲娛樂互動區。新世界裡,電競是ESPN等美國體育傳媒轉播的Esports。新世界裡,電競是數以億計美元廣告及贊助的生意。問題來了,從食鬼、烏蠅機、1943、鹹濕麻雀到Street Fighter,電競一直是有錢跟機冇錢睇人打,電競就是衝不出機舖。有挑機讓round的機舖文化,卻沒有街霸主題酒吧。有跟隊猜垃圾的街場文化,傳統運動競技卻是個龐大的工業。雖然相比足球籃球,電競的市場規模今天還是小兒科。然而,為甚麼石野嵐的年代電競一直搞不起,今天不少市場研究報告卻預測電競將以高速增長?
實不相瞞,我想不出滿意的答案。從轉播技術到其他電競賽事有關的商業配套設施,統統不是甚麼新發明。可能太耐沒有打機了,到底今天流行的線上遊戲跟石野嵐年代的有甚麼重大分別,導致電競的觀賞性忽然大增呢?還是觀眾的口味不同了?請教過貌似專家Dickson的欄友梁天卓,專家的意見是今天宅男多了。可能是吧,但不要忘記,電競的高速發展不限於盛產宅男的亞洲,目前歐美的電競賽事其實比亞洲的更具規模。還有,不要低估我們與石野嵐一起長大的一代花在打機上的時間。專家的另一意見,是今天青少年參與傳統運動競技的相對成本大增。今天的青少年,較少機會像我們以往經常在波地跟隊鬥波,加上只有家境較好的家庭才負擔得起聘請專業教練,反而免費的電競遊戲卻愈來愈普及。專家的意見有其道理,但始終不易解釋到電競忽然全球流行起來這個普遍現象。
我有一個不易驗證的世代論假說:今天還認為電競是一股歪風,多數是爺爺嫲嫲級數的舊世界人,與石野嵐一起長大的新世界一代,年輕時在機舖的時間長過上課室,因此理解電競並非甚麼unhealthy wind。是的,世上有些事,可能要等到舊世界的老海鮮變成慢走蟹,我們才可以見到新世界的曙光。

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在傳統傳媒地位漸降的同時,大家都認為資訊已是垂手可得,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一click之遙。從需求看,在這個無需外出,只需要手握一部智能手機便能知天下事的年代,搜尋資訊的邊際成本很低。
不過,大家離「真相」有多近還須看資訊的供應。互聯網出現之前,由於訪問拍片的成本不菲,加上發放消息的渠道不多,規模經濟等成本效益的因素令以往資訊的供應者,大多由報紙雜誌等大台所擔當。現在上網留言拍片易過借火,只要一(手)機在手,普通市民隨時可以由追花生的普通街坊,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追尋真相,並將其廣泛發布的記者。
瞎子摸象大家都耳熟能詳。有時候尋找真相就如拼圖一樣,要把各瞎子對大象的印象拼湊起來才構成真相,我們才可以避免各執一詞。在互聯網世界裡,無論是不同的瞎子將各自對大象的印象對外發放的成本,還是把各瞎子的印象併湊起來的難度也降低了不少,這解釋了為何現今報紙(即使是號稱公信力第一的那些大報)愈來愈多報道依靠「民間記者」報料,以及「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愈來愈普遍。
以「民間記者」報料作為調查方式有時十分有用。近年的一個例子是傳真社的屋苑大維修圍標調查報道。它在網上呼籲住宅物業業主提供大廈維修承建商投標資料,結果前後共收集了二百多個屋苑的標書資料,為我們了解大維修市場裡有否圍標行為提供大量資料。
不過,這種「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方式可不是沒有成本的。由於「民間記者」大多沒有受過專業記者訓練,加上其中有部分「民間記者」可能有固定立場,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影響了他們提供的資訊的可信性和代表性,這些資訊甚至可能是特朗普口中的「Fake News」。
於是乎,在資訊的供應不缺下,品質監控就變得更為重要。要控制資訊的質素,我想到兩個方法。一是各大傳媒擔負這個質控的角色,這不單是判別「民間記者」所提供的資訊的真偽,更包括在這個KOL泛濫的年代尋找有真知灼見的真.學者來把關。
二是政府負責訂立各種法例,來「禁止」市民散播沒經證實的消息。正如高斯80年前說,市場與公司的選擇是交易成本的問題,由傳媒或政府監控資訊的質素,其實亦關係到其各自的成本。到底哪一個質控的選擇的成本較大?哪一個選擇會令我們更容易看到大象的全身,而不只是大象的屁股?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9月12日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師父教落, 粗口說得流利的人多少有點文采。爬格子寫專欄,你卻只有緣見識我的文采(一笑),但這與言論自由無關。不是深奧的大學問,我的女朋友亦較少機會領教我的豪情髒語,皆因10萬個激嬲女友的理由當中,據說9萬幾個是開口夾着脷,不想激嬲女友於是小心說話,亦與言論自由無關。言論自由最近再引起港人關注,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言論自由要符合道德標準凖」云云,又是哪門子的言論自由呢?
今天與大家分享兩篇關於言論自由界限的經濟文章,作者都是不少行家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
艾智仁的《私產與自由》
六十年代中的美國,「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在大學鬧得熱哄哄。名校柏克萊見證了首次校園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導火線是大學禁止學生使用學校設施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離柏克萊加大不遠的洛杉磯加大,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lchian)寫了一篇叫《私產與自由》On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的短文批評運動參與者對言論自由的誤解。言論自由的界限是要符合道德標準嗎?艾智仁說得清清楚楚:
Had the foul speech been conducted in private among only those desirous of engaging in such discussion, with no others involved even as inadvertent listeners,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ny violation of free speech. Unpleasant, immoral or improper words are irrelevant to the concept of free speech.
然而,這並不等於學生可以隨意佔用大學設施作他們的政治表態。產權經濟學之父這樣解釋什麼不是言論自由: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speech and free resource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right to use one's resources to communicate whatever he wishes with whoever is willing to hear him. It does not include a right to appropriate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proper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Nor does it include a right to communicate or express ideas to people against their desires.
把言論與資源兩者的「自由」混為一談,害了言論自由。資源有限,在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界限往往是私有產權。問題是,公立大學的設施產權並非私有,更說不上屬於學生。另一方面,大學高層說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亦只會愈說愈亂,反而自稱大學沒有畢業的好友周顯問得好:民主牆的作用是用來宣傳政治立場,還是用來分析時事,討論政見?
民主牆既非學生私產,民主牆上發表的意見亦非幾個大學生私下吹水可比。周顯的問題,校方與學生不可不答。
高斯的《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
西方社會討論言論自由時,背景不是幾個學生私下吹水道德底線何在,更不是男女朋友間不應說什麼激嬲對方。香港各界KOL討論言論自由時,卻往往停留在牛頭角順叔探索順嫂底線何在的水平。
以美國為例,他們討論的主要是憲法第一修正案限制國會不得制定法律禁止宗教及言論自由,並禁止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另一產權經濟學大師高斯(Ronald Coase),在《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一文中卻質疑: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the government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mpetent to regulate and properly motivated. Consumers lack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choices. Producers often exercise monopolistic power and, in any case, without some for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ould not act in a way which promote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position is very different. The government, if it attempted to regulate, would be inefficient and its motives would, in general, be bad, so that, even if it were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what it wanted to accomplish, the results would be undesirable.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if left free, exercise a fine discrimination in choosing between the alternative views placed before them, while producers, whether economically powerful or weak, who are found to be so unscrupulous in their behavior in other markets, can be trusted to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whether they publish or wo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hicago Tribune or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Why should this be so?
現代西方社會對自由市場與言論自由的看法如此南轅北轍,高斯認為邊際上政府對貨品市場干預太多,並質疑憲法第一修正案之下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太少。
政府應否為言論自由設限?原則上,我認為並非不可以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普通法之下美國法院其實已不時就憲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解讀。法律上,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條);實際上,《基本法》對港府權力的限制大家卻有目共睹。有見及此,煩請各界KOL在討論香港的言論自由時,先把主場從牛頭角轉到金鐘,然後問一問: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是否已經太多?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2017-09-11
曾幾何時,央行行長以木訥慎言見稱。從語言藝術高手格林斯潘,到拘謹到悶死隔籬的伯南克,皆能緊守美國聯儲局只管通脹和失業的原則。
聯儲局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球金融經濟,權力大說話自然要小心,以免引起誤會過度揣測。今時今日,央行權力界限模糊,愈來愈積極介入各種監管,央行行長的言論忽然自由起來,就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到我們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紛紛就貧富不均等傳統央行工作範圍外的話題公開演講。
手握大權發表太多意見,不是健康發展。
言論自由有價值,同時言論又會對別人有影響,於是理想情況下的言論自由會受到一定限制。權力大,講說話對社會有廣泛影響,因而要格外小心,比一般人少一點言論自由。
無權勢又無影響力,發表言論效果甚微,說話的自由就多一點。權力可以客觀比較,至於甚麼道德不道德,則人人標準不同(如有些人論斷別人時尤其要求高),實不應跟言論自由扯上關係。
在香港,情況正好相反。
學生的言論就算如何不當不堪,只要沒有犯法就有自由去表達。學校內部警告懲罰學生是合理回應,出奇的是,手握大權的大學高層,充分利用言論自由,帶頭公開錄影片段鼓勵全民公審學生。
如此「照顧」學生,結果是權力管轄下包括其他大學的學生主動自我審查言論,以防大學高層主動出賣自己。當然了,大學生少說話坐定定,對某些人來說是最佳結果,但若然如此,便不要再講甚麼創新工業創意思維了。
至於比大學高層更有權的幾位前教育高官(以及喜歡以「個人身份」說話的前特首),皆以言論自由著名,亦發表過同樣「刻薄冷血」的言論,印象中似乎沒有大學高層為之聲淚俱下。
經濟學中有一個「壞孩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縱使壞孩子沒有真感情,也會做做戲配合一下跟家人和睦相處,為的就是分享家庭資源。
利益有份分,意假也要扮情真。依靠政府撥款,依靠政治意向明顯的商界捐助,我明白大學高層面對的財政壓力,也明白一眾愛講正義愛講自由的學者教授為何不太敢挺身而出。講到底,資源要緊,權力更是難捨難離。 原來,學生不是壞孩子,一臉哀傷的大學高層才是壞孩子。

彈Prokofiev的女人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彈Prokofiev的女人
2017-09-08
聽古典音樂會,一般在購票那刻已知道演奏的是甚麼。令人期待的驚喜,往往要等encore時段主角獨奏沒有事先張揚的曲目。更理想,當然是熟悉的音樂能夠造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最近王羽佳來港表演,彈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以及貝多芬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論偉大,柴氏當然比不上貝氏;論流行,柴一卻始終比貝二受歡迎。再加上,王羽佳當初是憑浪漫樂派彈出名堂來的,二選一放棄貝二不是個困難的決定。欣賞過王羽佳的柴一,彈得好是意料之中的好。令我驚喜的,是encore時她選了普羅哥菲夫(Prokofiev)第七奏鳴曲裏的Precipitato。
品味呢家嘢,傳統經濟分析視之為exogenous,即外在而不需解釋的。不盡是與生俱來冇得解,而是至今我們還未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去解釋「呢家嘢」。關於音樂品味,我有一個可能是以偏概全的觀察。智商高又愛分析的朋友當中,沒有幾個對柴可夫斯基(或其他浪漫樂派全盛時期的作曲家)情有獨鍾,但他們卻可以非常重視貝多芬打破古典樂派的框框。更有趣的是,他們之中有的對莫札特「只應天上有」的旋律百聽不厭,同時亦對華格納打開現代音樂之門驚為天人。顯然,此品味現象不只是古典與現代之爭,亦非重視重要性而輕視可聽性那麼簡單。打個比喻,與這些古典音樂迷說喜歡柴可夫斯基,情況比跟爵士音樂迷說喜歡Kenny G好不了多少,都是非常「唔型」的一件事。
同樣是俄國音樂的代表人物,說喜歡Prokofiev會自我感覺良好一點。很多對古典音樂歷史有認識的朋友都同意,古典樂迷對Prokofiev的音樂重視不夠。其一,音樂上從古典轉型至現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現實的做法是最終把古典音樂「急凍」,有市場的表演者從此只追求演繹過往經典,而Prokofiev部分作品頗為現代的。其二,可能是政治原因,Prokofiev在史太林年代決定返回蘇聯發展,或多或少令一些歐美的樂迷感到失望。
從藝術回到科學,經濟思想史上其實亦有類似的不幸現象。近月忙着籌辦《佃農理論50年會議》,請了芝大元老夏保嘉(Al Harberger)來深圳走一趟。今天是同事的夏保嘉,當年張五常在芝大時已是芝大經濟系的系主任。世人對夏保嘉在經濟學的貢獻重視不夠,或多或少是由於他年輕時參與過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的經濟改革。論重要性、趣味性,夏保嘉和張五常的文章才稱得上對人類文明作過一點貢獻。品味呢家嘢,只在甚麼上流社會交遊廣闊的人,不論人有多好,有甚麼值得歷史記住呢?

老seafood的前途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老seafood的前途
2017/9/5
根據網上的潮語字典,老seafood者,經常以公司高層身份指點江山,憑阿叔身份塞錢入你袋者是也。
先旨聲明,這潮語並不泛指各行業的老行尊,因為老seafood除了把自己食鹽的經驗侃侃而談之外,據稱他們亦會身體力行阻住上位之路,令後輩們多捱幾年苦。就平常在網上觀察所見,老seafood在各行各業都存在。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愈是跟互聯網關係密切的行業,老seafood們的前途受影響愈大。
主要原因是互聯網令「入場成本」大降。以前你想做歌星/影星?你只能在街上「閒逛」以待各大經理人公司的星探碰上,又或透過參加大台的藝員訓練班和參選港姐,和歌唱比賽等讓自己的演藝才能獲發掘。今天又如何?你只要隨手拿起智能電話錄歌兼拍片,然後放上YouTube,觀眾少則三數十,好彩的話數以千萬計。
以前你想做作家?先跟編輯老總搭關係在各大報紙開專欄風花雪月一番,然後可能有一家大型出版商看上你的才華。今天又如何呢?在高登(應該係連登)連載你的作品,或直接聯絡Amazon幫你出書都是選擇之一。
以前你想做學者專家?拿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學謀一個教席似是不二法門。現在你想做偽學者KOL?你只要在Facebook開一個專頁,抽水廢噏悉隨尊便。
互聯網世界令「上位」變得更容易,而原本那些自視為有能力去挑選歌星/影星/作家/專家的老seafood角色卻突然變得可有可無。
另外,在歌影視文壇裡,我們不時會聽到某某超新星將來一定大紅大紫的大膽預測,但最終跑出上位的又有幾多人?在這些Nobody Knows Anything的行業裡,以「把關」人自居的老seafood的作用其實很有限。(有誰會想到每晚九點半打機的達哥可以成為高登男神?)這個行業特質的其中一個含意是,即使老seafood的「品質監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變得不再重要,這些行業的整體質素卻可能不跌反升。事實上,近年不少研究發現,歌影視文壇的作品近年愈來愈多,雖然作品質素變得更參差不齊,但是整體平均質素卻是有升無跌。
不要誤會,我絕不認為老seafood全部都是阻住後生仔上位的老而不。雖然我們仍然見到不少明星KOL靠著其背景上位,但在互聯網的放大鏡下,我相信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另外,不少老行尊人生裡的確食過不少鹽,他們對新人潛質的判斷力始終有一定的分量。要不是他們「慧眼識英雄」,我們不會見到梁朝偉拍的戲,不會聽到陳奕迅唱的歌,更不會有機會讀到我和兩位欄友的那本《本土不敗》(不好意思,又在這裡賣廣告了)。只不過相對於其他傳統行業,那些受互聯網影響較多的行業的老seafood們的前途,就相對暗淡吧。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9月5日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去年九龍灣一場導致兩名消防員殉職的迷你倉大火,促使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收緊有關的消防條例(例如要求有窗戶等等)。據最近港台《鏗鏘集》報道,新條例實施一年過後,現有800幾個迷你倉絕大部分仍未達標,面臨罰款,另有100多個迷你倉早已結業。據報道,新條例相當嚴格,商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迷你倉倒閉相信仍陸續有來,身外物太多的香港人要付更高租金儲藏心頭好了。
出了事,從事件中汲取教訓,加強監管以防事件再發生,這是政府監管的規律。除了迷你倉的悲劇,10年前出現的一場金融危機,亦掀起了歐美以至全球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決心堵塞有潛在危機的制度漏洞,為金融體系增強抵抗力。
今個學期要客串教兩個星期共6個小時的書,課程題目是「非常規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對象是成績最好的少數一年級新生。
非常規貨幣政策指的是在零短息的情況下,央行買入長債影響孳息曲線,甚至持有企債房債股票等資產以干預個別市場。金融監管指的是10年前危機爆發後美國及全球推行的大量新條例,從收緊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比例、更改風險的標準計算方法,到要求大公司訂立倒閉如何善後的「遺囑」、成立新政府部門將懷疑「大得不能倒」的企業列入觀察名單,監管種類繁複細緻,加起來的法律條文以千頁計(幾個月前在美國買樓填寫了一大疊表格,其中不少是近年才出現的)。
非常時期權力擴張
非常時期下央行的兩個新政策,共通點是權力擴張。聯儲局正為10年來買入的資產「縮表」,但類似的「入市」政策必定會再出現,「非常規」與「常規」的界線漸漸變得模糊。只有漲沒有縮的,是易請難送的金融監管。獲得了的權力(以及相關的財政資源)怎會輕易放棄?
就如耶倫最近在Jackson Hole會議的一篇演詞,力陳金融監管空前成功,直言「有證據支持危機以來的改革令金融體系安全得多」(The evidence shows that reforms since the crisis have made the financial system substantially safer),對衝擊有更大承受能力,未來危機會更少而且會復元得更快(experience fewer crises and recover from any future crisis more quickly),更指監管未有減慢甚至有可能促進增長(雖然沒有引用什麼明顯證據)。如此成功,何須收掣?
面對兩個困難
經過多年的經濟復甦,資產價格上升兼借貸活躍,金融體系數據亮麗,運作良好,是正常不過,監管有效與否仍有待恐慌時期的真正考驗。諷刺的是,耶倫演詞中提到八十年代起美國經濟平穩增長,令人安樂太久,志得意滿,忘記了各種潛藏危機,是以在10年前給殺個措手不及。
同樣的自滿其實也展現在耶倫這篇演詞上:19頁中有超過九成的篇幅在講述監管背景和成功證據,只有短短一頁左右的「未來挑戰」,反映的似乎是監管已相當完備,沒有太多檢討空間。
由迷你倉到金融體系,可見的是政府監管回望(backward-looking)和針對性的性質:災難過後,找出出事原因(雖然答案不一定正確),再以政府權力堵塞漏洞,防止原因再現。除了監管複雜帶來的成本和其他的意外反效果,這類因危機而出現的監管有兩個困難:第一,人不是鐵板一塊,自私驅使下會找各種方法獲利,在新監管下找出生存空間。
就如美國的銀行面對新監管要求,樓按生意失去優勢,取而代之是銀行體系以外的樓按公司(又如香港收緊樓按要求,生意就跑到金管局權力範圍以外的財務公司去)。富貴險中求的人性不變,將一處的風險壓低了結果是風險轉移到另一處。第二,監管會隨着科技發展過時,未受監管的新投資產品或會成為下一次危機的計時炸彈,但更有可能的是過時的監管阻礙了新科技的應用(如香港以幾十年前的出租車條例打擊Uber)。
我不是反對所有金融監管,關鍵是個別情況下政府是否做得比市場更差。有些監管較經得起時間考驗、較能抵禦不同種類的衝擊(就如由十九世紀中後期出現的駕車時速限制,直至今天仍有其效用)。問題是金融監管一大堆,其中有幾多是頭痛醫頭的針對性措施,有幾多真正有長遠效益能減低未來金融危機的破壞力?根據歷史經驗,我的答案是以前者居多。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就不懂了:從現有的金融監管中,可否找出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蛛絲馬跡?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任總的姿態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任總的姿態
2017/9/4
一篇嚴肅的博客文章能引起各界熱烈討論,是影響力吧。是影響力,也是因人廢言。商榷對《基本法》107條的詮釋,質疑政府守財奴未能善用資源,都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新觀點,只是出自曾經掌握財金大權的任總志剛之口,就惹來大量批評文章。
有趣的是,批評中我們「經濟3.0」也算溫和婉約,至少認同任總帶出的討論方向。更有趣的是,某些過去對《基本法》107條有宗教熱情的個人或團體今次竟然連小罵不罵大幫忙,可見權力的誘惑實在難以抵擋。
香港專家政客討論財政問題有兩大毛病:一為見林不見樹,提議教育加幾億元福利又減幾億元,執著支出收入佔這個那個的百分之幾,只從大處著手,忽略了政府應使則使要從細微的政策計劃中去觀察分析;二為只看平均總數不看邊際,將過去政府積累下來的好事,當成今天政府的功勞,忘記了今天邊際上政府以基建開支最為疏爽,不少是手頭充裕亂使的冤枉錢。
任總談財政姿態,談乘數效應,立論四平八穩,雖說觀點有點空泛有點過時,但姿態尚算可以。肯討論個別政府項目的優劣,肯嘗試為以數據實證支持政策,已是進步。
姿態難看的,反而是來勢洶洶的批評聲音。
搬出一個羅爾斯(John Rawls),指責任總的乘數效應是甚麼「會計理財」,只關注有利可圖的項目,而忽略了貧苦大眾。
羅爾斯呀羅爾斯,多少蠢話借汝之名而講?正義論的背景源流,是成熟的民主政制,搬到香港的情況去總是有點格格不入。更無知的是,將乘數效應當成跟扶貧對立。明天香港每人派一萬(元),營養不良的吃好一點,身體差的看醫生打針食藥,貧苦家長買部電腦讓子女跟時代接軌,這些不是乘數效應是甚麼?
這邊有羅爾斯,那邊又搬出仍然健在的魯卡斯(Robert Lucas),說任總提出的乘數效應違反了七十年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魯卡斯批評。需知道魯卡斯提出的是個理論觀點,實證上是否重要值得商榷(對一般變化不大的貨幣政策來說,這批評並不重要)。再者,沒有具體政策,又沒有相應的理論框架,這個批評(以及大量英文術語)除了嚇嚇外行扮高深之外還有甚麼意思?言辭刻薄,嘲笑任總對近年宏觀經濟研究不太熟悉,也有失「學家」氣度,講多錯多的其實是專家自己。
故事教訓:拋磚未曾引玉,卻引來滿天神佛的一堆爛泥。

Monday, September 4, 2017

運吉者推翻了張五常的價管理論? 免費早餐: 徐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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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吉者推翻了張五常的價管理論?
2017-09-01
古有賣桔者言:公路免費導致擁擠堵塞;今有運吉者以行踐言:公路收費導致擁擠堵塞!
踐,冇錯係踐踏個踐。諾貝爾得主高斯曾說過,經濟的實證研究沒有誰超越張五常。運吉署(網名嚟啫)最近卻以當今學界流行的field experiment手起刀落,一個上午便把大教授的價格管制理論殺下馬來。一場震驚七百萬人的經濟實驗,據稱當日交通流量全屬估計範圍之內。事後才發覺見證了這場實驗的司機們不禁驚嘆:「運吉運到一個點,有資格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吧。」究竟,運吉者是如何超越無人能超越的賣桔者的呢?
先跟大家重溫一下價格管制理論。大教授講過又講,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約束競爭準則是市價。把價格管制到低於市場水平,以「先到先得」取代「價高者得」分配公路使用權,爭先恐後大排長龍都是浪費時間的租值消散。問題來了,既然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何解市場上不時還有排隊輪候的情況出現呢?答案當然是使用市場亦有其交易費用。沒有交易費用便沒有市場,是張五常說的。把交易費用與租值消散劃上等號,使用市場亦難免會導致租值消散。大教授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便是解釋電影院自願減價讓優座先滿,顧客保護自己的座位,於是減少了監管跳座行為的費用。回說租值消散的問題,價格管制理論只是推斷把價格管制到低於市場水平時,其他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競爭行為會取而代之。換言之,理論其實沒有說過,公路收費加價,塞車必定減少。
青嶼收費大塞車其實沒有推翻價格管理論。大塞車推翻了的,是「塞車都是因為車多」這個運輸署解釋所有香港交通問題的藉口。正如事後署理運輸署長強調,大塞車當日交通流量與平日相若。是的,塞車多少不一定由車輛多少決定,塞車多少亦可以受智商高低影響。我不敢公開批評運輸署的智商,只是記得前幾年大教授評論內地國慶公路免費導致大塞車時說過:「一位同學問:茅于軾老師在網上說公路應該收費,給憤青們罵個半死,怎會有那麼多的蠢憤青呀?我回應:憤青不是蠢,而是聰明,因為他們沒有駕車駛上免費的公路去。我也聰明,沒有在這次繁忙節日光顧免費公路,在智商上跟憤青小友們打個平手。」我的智商從來不及大教授,大塞車之後一日,出機場不敢光顧收費公路,結果原來青嶼不及機鐵繁忙。
公路應否收費不是淺學問。從社會整體利益看,假如公路沒有成本,沒有擠塞便不應該收費。以往,去機場的公路一般是沒有擠塞的。不淺的地方是,歷史成本是否成本?土地的其他用途又算不算成本?不擠塞不收費,誰來建公路?至於青嶼應否雙向收費問題其實沒有這麼深。政府的說法是,港珠澳大橋啟用後,青嶼幹線將不再是進出大嶼山的唯一道路。應否雙向收費的答案,在於港珠澳大橋啟用後,有多少司機會用青嶼入大嶼山,然後以港珠澳大橋離開避過收費?

颱風災情與派錢的跳躍邏輯 免費早餐: 曾國平

颱風災情與派錢的跳躍邏輯
2017-08-30
政治評論不宜跟車太貼,邏輯推論切忌跳得太遠。 問題:同一個颱風,澳門的人命傷亡財物損失比香港嚴重,為甚麼?
不是天氣專家,不知道兩地承受的颱風影響是否一樣;也不是地理專家,不知道兩地地勢差別和水浸的關係。若果同一颱風兩地衝擊有別,不同原因帶來不同結果,我從中可以比較出甚麼?
也許,不少時事評論員都大膽假設兩地遭受的衝擊完全一樣。於是有評論指,兩地災情的對比反映了經常派錢的澳門,基建質素應變能力比不願派錢的香港差。澳門政府不懂管治,唯有將錢還給市民。派錢完全是本末倒置,只是政府無能不懂得善用資源的徵兆而己。
錢是政府還是市民用得有效率,視乎政府拿錢去幹甚麼,視乎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也視乎政府花錢造成甚麼擠出效應。未有跟進澳門情況,何以知道派錢是好是壞?這類「派錢不好」的論斷到底有甚麼根據?更有甚者,是建議澳門增加市民民主參與,以提高管治水平,避免災難發生。我明白這類言論有市場有叫座力,但老老實實,這類斬釘截鐵的結論,到底是根據甚麼推演出來的?
回說香港,我們的基建質素的確較高,我們的公務員系統也較有效率,但須知道制度是日積月累的結果,跟今天香港政府是否花得其所沒有關係,也跟今天政府儲備水平是否合適是兩回事。
實情是政府收入長年超出預算,儲備愈多的同時,政府出手闊綽,開展一個又一個的基建工程。從三跑、高鐵到西九,這類基建不見得物有所值,未必好過將錢交到市民手上自由選擇。
經濟學者從邊際上(at the margin)思考,不會黑白二分的支持一點不派或派個清光,只是看見「錢多身痕」的政府太浪費,認為是時候還一點富於民,讓資源運用得更好而已。
評論質素參差,其來有自。幾星期前到電台清談節目講「公共知識分子」,提到現今媒介數量多,總要找辦法填塞時間空間,對專家學者的言論需求大增。
就算只對某學科某領域有研究心得,總不能只回答相關問題,面對眾多的出鏡見報機會應接不暇,結果是題材愈講愈闊,成為天文地理政治歷史無所不評的全能知識分子。加上博士教授銜頭在香港有莫大的威力,講錯了講過頭了也沒有甚麼後果,反而講中幾句大眾心聲就夠吸引萬人讚好。鼓動風潮的誘惑,造就了民粹色彩濃厚的事事評論員。

香港幾時大停電 ?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8月29日

香港幾時大停電 ?

「中電(00002)發表聲明,指出深圳泥頭傾瀉事故中,中石油(00857)旗下西氣東輸二線向香港供應天然氣的一條管道損毀,導致供港天然氣中斷 …… 中電表示,周日接獲通知,長達9000公里的西氣東輸二線運送天然氣到港的其中一條喉管,在深圳塌泥事故中受損,導致西氣東輸二線天然氣供港暫時中斷。」
新聞報道指出,「中電的天然氣分別來自西氣東輸二線及南海崖城氣田,隨着崖城氣田接近枯竭,西氣東輸二線於2013年開始向中電供氣,為中電目前的天然氣主要供應來源 …… 根據西氣東輸單位資料,目前事故現場已被全面封鎖。新華社報道,中石油在深圳現場的工作組表示,受塌泥影響,中石油的西氣東輸廣深支幹線管道發生洩漏,此條管道負責向香港供氣。」
深圳塌泥,香港斷氣!
斷氣未攞命 多得有煤可燒
以上是2015年12月22日《信報》一則新聞報道。結果差不多三星期後,2016年1月8日才再有相關報道表示搶修已完成,可恢復向香港正常供氣。斷氣近20日,是天災還是人禍?大半年後,國務院調查組認定塌泥非自然地質災害,而是生產安全事故。
是福不是禍,躲不過的人禍,面對時我們惟有設法減少造成的破壞。有斷氣,冇停電,善忘的香港人一般不會記得這宗「深圳滑坡事故」。2015年,天然氣只佔整體燃料組合約25%,斷氣對香港電力市場的影響彷彿是斷了一腿。當年為應付斷氣事故,中電即時採取的應變措施,包括使用青山發電廠燃煤機組和調動廣州蓄能水電廠發電容量。
忽視燃料來源多元
由於煤仍是本地發電的主要燃料,煤存量和機組容量都足夠應付較低的冬季電力需求。更值得留意的是增加燒煤的應變措施,源於大亞灣核電廠和廣州蓄能水電廠可以再增加的發電容量十分有限,而作為發電燃料,煤的優勢是隨時可以在國際煤市場大手採購。於是斷了一腿,增加燒煤就像一支備用的拐杖。
燒煤當然不及天然氣環保,有見及此,政府規定增加天然氣佔發電燃料組合比例至約50%,2020年起生效。核電比例不變,減少比重的自然是燃煤。可惜,政府只知道為環保強制兩電增加天然氣比例而引入西氣東輸,卻忽視了燃料來源多元化對香港供電穩定的重要。2020年後,全港近半發電燃料依靠西氣東輸(港島區目前則依賴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管道)。管道一旦出現事故,斷氣足以導致超過一半港人大叫救命,因為以後斷氣不但即時令電力市場斷了兩條腿,原本的拐杖到時亦會因為現有燃煤機組退役而威力大減。此消彼長,巧婦難為無「氣用」之下,大規模停電是難以避免的。
趕建天然氣接收站
繼815全台大停電,最近澳門亦因珠海斷輸出而引發更嚴重的停電事故。據稱,前者是人禍,後者是天災。假如2020年後香港不幸出現大停電,不管是另一次「深圳滑坡事故」或任何天災導致天然氣管道損毀,大停電的發生歸根究柢都是人禍所致。
原因是這樣的:為避免發電燃料過於單一影響供電穩定,電力公司早於去年便提出在香港設立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確保我們有條件從環球市場採購液化天然氣。然而,落實建議所須的環境影響評估展開了超過一年,環評報告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以目前進度環境許可證在下年發出的機會不大,首個本地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趕得及在大幅度改用天然氣發電前開始運作,並不樂觀。
政府經常強調香港要投資基建,我們亦不時慶幸基建比鄰近地區完備。2020年後,由有形之手一手炮製的能源政策,把香港近半電力供應大手押注在西氣東輸的輸氣管道:是危,因為天災人禍會損毀管道,大廈林立的香港一旦停電,情況只會比台灣或澳門更狼狽;是機,只要我們在大幅採用天然氣發電前,趕快興建本地天然氣接收站,降低大停電風險之餘,亦提高我們以後向內地買氣的議價能力。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訊息自由的伊甸園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訊息自由的伊甸園
2017-08-28
強國崛起,中國的國民收入超英趕美,香港的國民收入亦由回歸前佔全國近四分之一,下跌至近年不到3%,很多人都為人民不用再作奴隸而站起來歡呼。的確,大陸近40年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不過,以國民收入比較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時,我們需要十分小心。
張五常教授最近開始在友報連載他的最新版本學術生涯自傳,文內他提到年初在廣州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一個伊甸園的經濟觀。話說在《聖經》的伊甸園裡,亞當與夏娃「甚麼都有,享之不盡,但他和她享受着的沒有市價——全部是消費者盈餘——所以從今天我們世俗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國民收入的角度看,亞當與夏娃是窮光蛋!享之不盡的生活,他和她的國民收入加起來是零!」
大教授可不是第一個提出伊甸園經濟觀的人。熟悉國民收入計算方法的人都知道,它主要建基於交易中貨品/服務的市價,從而很多沒有市價的「交易」(例如以往婦女主內時的家務生產或很多根本沒有市場的政府項目)都不能被算進國民收入中。
此外,科技的進步亦令傳統國民收入的算法,與真實世界愈來愈脫節。互聯網的出現令很多「交易」變成「分享」,貨品不變,但物價大跌,令傳統國民收入低估了現今互聯網的經濟貢獻。
同樣一首《Imagine》,逾40年前可算是膾炙人口,兼且賣個滿堂紅;逾40年後,依然有那麼多人對此曲琅琅上口,而欣賞此曲的人亦不會比以往少,但真正俾錢聽的人卻可能是少之又少。事實上,行內大量(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發現,盜版音樂令唱片收入大跌,但同時亦有研究發現,互聯網出現後,唱片較以往不論在質與量方面皆沒有大分別。換句話說,樂迷的消費者盈餘隨時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價值沒變,但價錢大跌的又何止《Imagine》這首歌?在今日訊息流通的伊甸園世界裡,無論是石破天驚的學術論文還是今日睇真啲的即時新聞,有用的資訊愈來愈難賣錢,有關市場的消費者盈餘理應愈來愈多。
當然,資訊的自由不是免費的,有形的干預在這些資訊的產品上加上無形的成本,令國與國之間的收入比較難上加難。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John Lennon的伊甸園當然是世外桃源,大教授文中的伊甸園,亦與現在的國情格格不入。中國真正的國民收入,要真正的超英趕美還有一段長長的路。

危急!高鐵效益 隨時因青嶼一筆勾銷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危急!高鐵效益 隨時因青嶼一筆勾銷
2017-08-25
「香港人時間寶貴。不是嗎?高鐵節省幾十分鐘的時間,計計埋埋值一千幾億元,更有任你量化的無限商機就業機會,超支超極都值得起。
由此可見,青嶼幹線雙向收費混亂是罪大惡極。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近年每日西行的各種車輛超過4萬架次。包括公共交通,當中載客量肯定是以十萬計了。假如每人多塞3小時,根據高鐵假設時間成本每人50元,保守估計20萬乘客受阻,一日大塞車成本就是3,000萬元了。青嶼幹線上更有不少旅客和去旅行公幹的港人,趕不及上機的時間成本就更高。就算將來雙向收費順利推行,過收費亭一交一收始終會增加行車時間,每架車十數分鐘一年就是以十億元計的成本,50年加起來是數百億元的重大損失,論規模及得上效益巨大的高鐵!」 經濟學者算算帳角色扮演完畢,讓我認真作一點補充吧。
成本效益計算最大的困難,是忽略了人走位學精、適應環境的本能。就算高鐵比較快,考慮乘客對票價的反應之餘,也要考慮全港九新界的居民會否為省時間走到西九龍搭車(住新西的市民寧願走冤枉路,不願去較近的落馬洲?),更要考慮其他交通工具較花時間的話,乘客可以做甚麼。傳統北上方法的車程較長,正常的乘客當然不會呆等呆坐,玩手機覆電郵又好(相反搭高鐵可能冇Facebook玩),用手提電腦處理文書又好,合法串流睇電影又好,總有辦法善用光陰。反而司機塞車太分神怕有意外,沒有甚麼好方法打發時間,唯有焦躁黑面承受精神創傷。
運輸變「混吉」的青嶼幹線大塞車,第二日全民嚇怕,統統走去搭機鐵,一反其乘客稀少的常態。乘客被迫放棄的士放棄揸車是成本,成條幹線異常暢通未能盡用也是成本。同樣道理,若果高鐵空前成功,日日載滿穿梭兩地的乘客,因此搭飛機坐巴士的乘客減少,三跑值得起效益計算條數又點會計得通?
成本效益當然要計,但要注意其中的細節,至少不可以假設乘客消費者都是傻的。但政府和專家眼中的市民就肯定是傻的,有著數就同你百億千億計計計,有損失叫市民早啲出門口等多幾班車。公有賺字冇蝕,官字兩把口從來有贏冇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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