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在傳統傳媒地位漸降的同時,大家都認為資訊已是垂手可得,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一click之遙。從需求看,在這個無需外出,只需要手握一部智能手機便能知天下事的年代,搜尋資訊的邊際成本很低。
不過,大家離「真相」有多近還須看資訊的供應。互聯網出現之前,由於訪問拍片的成本不菲,加上發放消息的渠道不多,規模經濟等成本效益的因素令以往資訊的供應者,大多由報紙雜誌等大台所擔當。現在上網留言拍片易過借火,只要一(手)機在手,普通市民隨時可以由追花生的普通街坊,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追尋真相,並將其廣泛發布的記者。
瞎子摸象大家都耳熟能詳。有時候尋找真相就如拼圖一樣,要把各瞎子對大象的印象拼湊起來才構成真相,我們才可以避免各執一詞。在互聯網世界裡,無論是不同的瞎子將各自對大象的印象對外發放的成本,還是把各瞎子的印象併湊起來的難度也降低了不少,這解釋了為何現今報紙(即使是號稱公信力第一的那些大報)愈來愈多報道依靠「民間記者」報料,以及「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愈來愈普遍。
以「民間記者」報料作為調查方式有時十分有用。近年的一個例子是傳真社的屋苑大維修圍標調查報道。它在網上呼籲住宅物業業主提供大廈維修承建商投標資料,結果前後共收集了二百多個屋苑的標書資料,為我們了解大維修市場裡有否圍標行為提供大量資料。
不過,這種「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方式可不是沒有成本的。由於「民間記者」大多沒有受過專業記者訓練,加上其中有部分「民間記者」可能有固定立場,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影響了他們提供的資訊的可信性和代表性,這些資訊甚至可能是特朗普口中的「Fake News」。
於是乎,在資訊的供應不缺下,品質監控就變得更為重要。要控制資訊的質素,我想到兩個方法。一是各大傳媒擔負這個質控的角色,這不單是判別「民間記者」所提供的資訊的真偽,更包括在這個KOL泛濫的年代尋找有真知灼見的真.學者來把關。
二是政府負責訂立各種法例,來「禁止」市民散播沒經證實的消息。正如高斯80年前說,市場與公司的選擇是交易成本的問題,由傳媒或政府監控資訊的質素,其實亦關係到其各自的成本。到底哪一個質控的選擇的成本較大?哪一個選擇會令我們更容易看到大象的全身,而不只是大象的屁股?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9月12日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師父教落, 粗口說得流利的人多少有點文采。爬格子寫專欄,你卻只有緣見識我的文采(一笑),但這與言論自由無關。不是深奧的大學問,我的女朋友亦較少機會領教我的豪情髒語,皆因10萬個激嬲女友的理由當中,據說9萬幾個是開口夾着脷,不想激嬲女友於是小心說話,亦與言論自由無關。言論自由最近再引起港人關注,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言論自由要符合道德標準凖」云云,又是哪門子的言論自由呢?
今天與大家分享兩篇關於言論自由界限的經濟文章,作者都是不少行家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
艾智仁的《私產與自由》
六十年代中的美國,「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在大學鬧得熱哄哄。名校柏克萊見證了首次校園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導火線是大學禁止學生使用學校設施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離柏克萊加大不遠的洛杉磯加大,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lchian)寫了一篇叫《私產與自由》On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的短文批評運動參與者對言論自由的誤解。言論自由的界限是要符合道德標準嗎?艾智仁說得清清楚楚:
Had the foul speech been conducted in private among only those desirous of engaging in such discussion, with no others involved even as inadvertent listeners,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ny violation of free speech. Unpleasant, immoral or improper words are irrelevant to the concept of free speech.
然而,這並不等於學生可以隨意佔用大學設施作他們的政治表態。產權經濟學之父這樣解釋什麼不是言論自由: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speech and free resource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right to use one's resources to communicate whatever he wishes with whoever is willing to hear him. It does not include a right to appropriate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proper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Nor does it include a right to communicate or express ideas to people against their desires.
把言論與資源兩者的「自由」混為一談,害了言論自由。資源有限,在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界限往往是私有產權。問題是,公立大學的設施產權並非私有,更說不上屬於學生。另一方面,大學高層說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亦只會愈說愈亂,反而自稱大學沒有畢業的好友周顯問得好:民主牆的作用是用來宣傳政治立場,還是用來分析時事,討論政見?
民主牆既非學生私產,民主牆上發表的意見亦非幾個大學生私下吹水可比。周顯的問題,校方與學生不可不答。
高斯的《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
西方社會討論言論自由時,背景不是幾個學生私下吹水道德底線何在,更不是男女朋友間不應說什麼激嬲對方。香港各界KOL討論言論自由時,卻往往停留在牛頭角順叔探索順嫂底線何在的水平。
以美國為例,他們討論的主要是憲法第一修正案限制國會不得制定法律禁止宗教及言論自由,並禁止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另一產權經濟學大師高斯(Ronald Coase),在《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一文中卻質疑: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the government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mpetent to regulate and properly motivated. Consumers lack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choices. Producers often exercise monopolistic power and, in any case, without some for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ould not act in a way which promote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position is very different. The government, if it attempted to regulate, would be inefficient and its motives would, in general, be bad, so that, even if it were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what it wanted to accomplish, the results would be undesirable.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if left free, exercise a fine discrimination in choosing between the alternative views placed before them, while producers, whether economically powerful or weak, who are found to be so unscrupulous in their behavior in other markets, can be trusted to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whether they publish or wo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hicago Tribune or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Why should this be so?
現代西方社會對自由市場與言論自由的看法如此南轅北轍,高斯認為邊際上政府對貨品市場干預太多,並質疑憲法第一修正案之下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太少。
政府應否為言論自由設限?原則上,我認為並非不可以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普通法之下美國法院其實已不時就憲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解讀。法律上,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條);實際上,《基本法》對港府權力的限制大家卻有目共睹。有見及此,煩請各界KOL在討論香港的言論自由時,先把主場從牛頭角轉到金鐘,然後問一問: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是否已經太多?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2017-09-11
曾幾何時,央行行長以木訥慎言見稱。從語言藝術高手格林斯潘,到拘謹到悶死隔籬的伯南克,皆能緊守美國聯儲局只管通脹和失業的原則。
聯儲局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球金融經濟,權力大說話自然要小心,以免引起誤會過度揣測。今時今日,央行權力界限模糊,愈來愈積極介入各種監管,央行行長的言論忽然自由起來,就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到我們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紛紛就貧富不均等傳統央行工作範圍外的話題公開演講。
手握大權發表太多意見,不是健康發展。
言論自由有價值,同時言論又會對別人有影響,於是理想情況下的言論自由會受到一定限制。權力大,講說話對社會有廣泛影響,因而要格外小心,比一般人少一點言論自由。
無權勢又無影響力,發表言論效果甚微,說話的自由就多一點。權力可以客觀比較,至於甚麼道德不道德,則人人標準不同(如有些人論斷別人時尤其要求高),實不應跟言論自由扯上關係。
在香港,情況正好相反。
學生的言論就算如何不當不堪,只要沒有犯法就有自由去表達。學校內部警告懲罰學生是合理回應,出奇的是,手握大權的大學高層,充分利用言論自由,帶頭公開錄影片段鼓勵全民公審學生。
如此「照顧」學生,結果是權力管轄下包括其他大學的學生主動自我審查言論,以防大學高層主動出賣自己。當然了,大學生少說話坐定定,對某些人來說是最佳結果,但若然如此,便不要再講甚麼創新工業創意思維了。
至於比大學高層更有權的幾位前教育高官(以及喜歡以「個人身份」說話的前特首),皆以言論自由著名,亦發表過同樣「刻薄冷血」的言論,印象中似乎沒有大學高層為之聲淚俱下。
經濟學中有一個「壞孩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縱使壞孩子沒有真感情,也會做做戲配合一下跟家人和睦相處,為的就是分享家庭資源。
利益有份分,意假也要扮情真。依靠政府撥款,依靠政治意向明顯的商界捐助,我明白大學高層面對的財政壓力,也明白一眾愛講正義愛講自由的學者教授為何不太敢挺身而出。講到底,資源要緊,權力更是難捨難離。 原來,學生不是壞孩子,一臉哀傷的大學高層才是壞孩子。

彈Prokofiev的女人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彈Prokofiev的女人
2017-09-08
聽古典音樂會,一般在購票那刻已知道演奏的是甚麼。令人期待的驚喜,往往要等encore時段主角獨奏沒有事先張揚的曲目。更理想,當然是熟悉的音樂能夠造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最近王羽佳來港表演,彈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以及貝多芬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論偉大,柴氏當然比不上貝氏;論流行,柴一卻始終比貝二受歡迎。再加上,王羽佳當初是憑浪漫樂派彈出名堂來的,二選一放棄貝二不是個困難的決定。欣賞過王羽佳的柴一,彈得好是意料之中的好。令我驚喜的,是encore時她選了普羅哥菲夫(Prokofiev)第七奏鳴曲裏的Precipitato。
品味呢家嘢,傳統經濟分析視之為exogenous,即外在而不需解釋的。不盡是與生俱來冇得解,而是至今我們還未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去解釋「呢家嘢」。關於音樂品味,我有一個可能是以偏概全的觀察。智商高又愛分析的朋友當中,沒有幾個對柴可夫斯基(或其他浪漫樂派全盛時期的作曲家)情有獨鍾,但他們卻可以非常重視貝多芬打破古典樂派的框框。更有趣的是,他們之中有的對莫札特「只應天上有」的旋律百聽不厭,同時亦對華格納打開現代音樂之門驚為天人。顯然,此品味現象不只是古典與現代之爭,亦非重視重要性而輕視可聽性那麼簡單。打個比喻,與這些古典音樂迷說喜歡柴可夫斯基,情況比跟爵士音樂迷說喜歡Kenny G好不了多少,都是非常「唔型」的一件事。
同樣是俄國音樂的代表人物,說喜歡Prokofiev會自我感覺良好一點。很多對古典音樂歷史有認識的朋友都同意,古典樂迷對Prokofiev的音樂重視不夠。其一,音樂上從古典轉型至現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現實的做法是最終把古典音樂「急凍」,有市場的表演者從此只追求演繹過往經典,而Prokofiev部分作品頗為現代的。其二,可能是政治原因,Prokofiev在史太林年代決定返回蘇聯發展,或多或少令一些歐美的樂迷感到失望。
從藝術回到科學,經濟思想史上其實亦有類似的不幸現象。近月忙着籌辦《佃農理論50年會議》,請了芝大元老夏保嘉(Al Harberger)來深圳走一趟。今天是同事的夏保嘉,當年張五常在芝大時已是芝大經濟系的系主任。世人對夏保嘉在經濟學的貢獻重視不夠,或多或少是由於他年輕時參與過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的經濟改革。論重要性、趣味性,夏保嘉和張五常的文章才稱得上對人類文明作過一點貢獻。品味呢家嘢,只在甚麼上流社會交遊廣闊的人,不論人有多好,有甚麼值得歷史記住呢?

老seafood的前途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老seafood的前途
2017/9/5
根據網上的潮語字典,老seafood者,經常以公司高層身份指點江山,憑阿叔身份塞錢入你袋者是也。
先旨聲明,這潮語並不泛指各行業的老行尊,因為老seafood除了把自己食鹽的經驗侃侃而談之外,據稱他們亦會身體力行阻住上位之路,令後輩們多捱幾年苦。就平常在網上觀察所見,老seafood在各行各業都存在。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愈是跟互聯網關係密切的行業,老seafood們的前途受影響愈大。
主要原因是互聯網令「入場成本」大降。以前你想做歌星/影星?你只能在街上「閒逛」以待各大經理人公司的星探碰上,又或透過參加大台的藝員訓練班和參選港姐,和歌唱比賽等讓自己的演藝才能獲發掘。今天又如何?你只要隨手拿起智能電話錄歌兼拍片,然後放上YouTube,觀眾少則三數十,好彩的話數以千萬計。
以前你想做作家?先跟編輯老總搭關係在各大報紙開專欄風花雪月一番,然後可能有一家大型出版商看上你的才華。今天又如何呢?在高登(應該係連登)連載你的作品,或直接聯絡Amazon幫你出書都是選擇之一。
以前你想做學者專家?拿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學謀一個教席似是不二法門。現在你想做偽學者KOL?你只要在Facebook開一個專頁,抽水廢噏悉隨尊便。
互聯網世界令「上位」變得更容易,而原本那些自視為有能力去挑選歌星/影星/作家/專家的老seafood角色卻突然變得可有可無。
另外,在歌影視文壇裡,我們不時會聽到某某超新星將來一定大紅大紫的大膽預測,但最終跑出上位的又有幾多人?在這些Nobody Knows Anything的行業裡,以「把關」人自居的老seafood的作用其實很有限。(有誰會想到每晚九點半打機的達哥可以成為高登男神?)這個行業特質的其中一個含意是,即使老seafood的「品質監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變得不再重要,這些行業的整體質素卻可能不跌反升。事實上,近年不少研究發現,歌影視文壇的作品近年愈來愈多,雖然作品質素變得更參差不齊,但是整體平均質素卻是有升無跌。
不要誤會,我絕不認為老seafood全部都是阻住後生仔上位的老而不。雖然我們仍然見到不少明星KOL靠著其背景上位,但在互聯網的放大鏡下,我相信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另外,不少老行尊人生裡的確食過不少鹽,他們對新人潛質的判斷力始終有一定的分量。要不是他們「慧眼識英雄」,我們不會見到梁朝偉拍的戲,不會聽到陳奕迅唱的歌,更不會有機會讀到我和兩位欄友的那本《本土不敗》(不好意思,又在這裡賣廣告了)。只不過相對於其他傳統行業,那些受互聯網影響較多的行業的老seafood們的前途,就相對暗淡吧。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9月5日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去年九龍灣一場導致兩名消防員殉職的迷你倉大火,促使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收緊有關的消防條例(例如要求有窗戶等等)。據最近港台《鏗鏘集》報道,新條例實施一年過後,現有800幾個迷你倉絕大部分仍未達標,面臨罰款,另有100多個迷你倉早已結業。據報道,新條例相當嚴格,商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迷你倉倒閉相信仍陸續有來,身外物太多的香港人要付更高租金儲藏心頭好了。
出了事,從事件中汲取教訓,加強監管以防事件再發生,這是政府監管的規律。除了迷你倉的悲劇,10年前出現的一場金融危機,亦掀起了歐美以至全球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決心堵塞有潛在危機的制度漏洞,為金融體系增強抵抗力。
今個學期要客串教兩個星期共6個小時的書,課程題目是「非常規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對象是成績最好的少數一年級新生。
非常規貨幣政策指的是在零短息的情況下,央行買入長債影響孳息曲線,甚至持有企債房債股票等資產以干預個別市場。金融監管指的是10年前危機爆發後美國及全球推行的大量新條例,從收緊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比例、更改風險的標準計算方法,到要求大公司訂立倒閉如何善後的「遺囑」、成立新政府部門將懷疑「大得不能倒」的企業列入觀察名單,監管種類繁複細緻,加起來的法律條文以千頁計(幾個月前在美國買樓填寫了一大疊表格,其中不少是近年才出現的)。
非常時期權力擴張
非常時期下央行的兩個新政策,共通點是權力擴張。聯儲局正為10年來買入的資產「縮表」,但類似的「入市」政策必定會再出現,「非常規」與「常規」的界線漸漸變得模糊。只有漲沒有縮的,是易請難送的金融監管。獲得了的權力(以及相關的財政資源)怎會輕易放棄?
就如耶倫最近在Jackson Hole會議的一篇演詞,力陳金融監管空前成功,直言「有證據支持危機以來的改革令金融體系安全得多」(The evidence shows that reforms since the crisis have made the financial system substantially safer),對衝擊有更大承受能力,未來危機會更少而且會復元得更快(experience fewer crises and recover from any future crisis more quickly),更指監管未有減慢甚至有可能促進增長(雖然沒有引用什麼明顯證據)。如此成功,何須收掣?
面對兩個困難
經過多年的經濟復甦,資產價格上升兼借貸活躍,金融體系數據亮麗,運作良好,是正常不過,監管有效與否仍有待恐慌時期的真正考驗。諷刺的是,耶倫演詞中提到八十年代起美國經濟平穩增長,令人安樂太久,志得意滿,忘記了各種潛藏危機,是以在10年前給殺個措手不及。
同樣的自滿其實也展現在耶倫這篇演詞上:19頁中有超過九成的篇幅在講述監管背景和成功證據,只有短短一頁左右的「未來挑戰」,反映的似乎是監管已相當完備,沒有太多檢討空間。
由迷你倉到金融體系,可見的是政府監管回望(backward-looking)和針對性的性質:災難過後,找出出事原因(雖然答案不一定正確),再以政府權力堵塞漏洞,防止原因再現。除了監管複雜帶來的成本和其他的意外反效果,這類因危機而出現的監管有兩個困難:第一,人不是鐵板一塊,自私驅使下會找各種方法獲利,在新監管下找出生存空間。
就如美國的銀行面對新監管要求,樓按生意失去優勢,取而代之是銀行體系以外的樓按公司(又如香港收緊樓按要求,生意就跑到金管局權力範圍以外的財務公司去)。富貴險中求的人性不變,將一處的風險壓低了結果是風險轉移到另一處。第二,監管會隨着科技發展過時,未受監管的新投資產品或會成為下一次危機的計時炸彈,但更有可能的是過時的監管阻礙了新科技的應用(如香港以幾十年前的出租車條例打擊Uber)。
我不是反對所有金融監管,關鍵是個別情況下政府是否做得比市場更差。有些監管較經得起時間考驗、較能抵禦不同種類的衝擊(就如由十九世紀中後期出現的駕車時速限制,直至今天仍有其效用)。問題是金融監管一大堆,其中有幾多是頭痛醫頭的針對性措施,有幾多真正有長遠效益能減低未來金融危機的破壞力?根據歷史經驗,我的答案是以前者居多。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就不懂了:從現有的金融監管中,可否找出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蛛絲馬跡?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任總的姿態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任總的姿態
2017/9/4
一篇嚴肅的博客文章能引起各界熱烈討論,是影響力吧。是影響力,也是因人廢言。商榷對《基本法》107條的詮釋,質疑政府守財奴未能善用資源,都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新觀點,只是出自曾經掌握財金大權的任總志剛之口,就惹來大量批評文章。
有趣的是,批評中我們「經濟3.0」也算溫和婉約,至少認同任總帶出的討論方向。更有趣的是,某些過去對《基本法》107條有宗教熱情的個人或團體今次竟然連小罵不罵大幫忙,可見權力的誘惑實在難以抵擋。
香港專家政客討論財政問題有兩大毛病:一為見林不見樹,提議教育加幾億元福利又減幾億元,執著支出收入佔這個那個的百分之幾,只從大處著手,忽略了政府應使則使要從細微的政策計劃中去觀察分析;二為只看平均總數不看邊際,將過去政府積累下來的好事,當成今天政府的功勞,忘記了今天邊際上政府以基建開支最為疏爽,不少是手頭充裕亂使的冤枉錢。
任總談財政姿態,談乘數效應,立論四平八穩,雖說觀點有點空泛有點過時,但姿態尚算可以。肯討論個別政府項目的優劣,肯嘗試為以數據實證支持政策,已是進步。
姿態難看的,反而是來勢洶洶的批評聲音。
搬出一個羅爾斯(John Rawls),指責任總的乘數效應是甚麼「會計理財」,只關注有利可圖的項目,而忽略了貧苦大眾。
羅爾斯呀羅爾斯,多少蠢話借汝之名而講?正義論的背景源流,是成熟的民主政制,搬到香港的情況去總是有點格格不入。更無知的是,將乘數效應當成跟扶貧對立。明天香港每人派一萬(元),營養不良的吃好一點,身體差的看醫生打針食藥,貧苦家長買部電腦讓子女跟時代接軌,這些不是乘數效應是甚麼?
這邊有羅爾斯,那邊又搬出仍然健在的魯卡斯(Robert Lucas),說任總提出的乘數效應違反了七十年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魯卡斯批評。需知道魯卡斯提出的是個理論觀點,實證上是否重要值得商榷(對一般變化不大的貨幣政策來說,這批評並不重要)。再者,沒有具體政策,又沒有相應的理論框架,這個批評(以及大量英文術語)除了嚇嚇外行扮高深之外還有甚麼意思?言辭刻薄,嘲笑任總對近年宏觀經濟研究不太熟悉,也有失「學家」氣度,講多錯多的其實是專家自己。
故事教訓:拋磚未曾引玉,卻引來滿天神佛的一堆爛泥。

Monday, September 4, 2017

運吉者推翻了張五常的價管理論?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免費早餐: 徐家健
運吉者推翻了張五常的價管理論?
2017-09-01
古有賣桔者言:公路免費導致擁擠堵塞;今有運吉者以行踐言:公路收費導致擁擠堵塞!
踐,冇錯係踐踏個踐。諾貝爾得主高斯曾說過,經濟的實證研究沒有誰超越張五常。運吉署(網名嚟啫)最近卻以當今學界流行的field experiment手起刀落,一個上午便把大教授的價格管制理論殺下馬來。一場震驚七百萬人的經濟實驗,據稱當日交通流量全屬估計範圍之內。事後才發覺見證了這場實驗的司機們不禁驚嘆:「運吉運到一個點,有資格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吧。」究竟,運吉者是如何超越無人能超越的賣桔者的呢?
先跟大家重溫一下價格管制理論。大教授講過又講,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約束競爭準則是市價。把價格管制到低於市場水平,以「先到先得」取代「價高者得」分配公路使用權,爭先恐後大排長龍都是浪費時間的租值消散。問題來了,既然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何解市場上不時還有排隊輪候的情況出現呢?答案當然是使用市場亦有其交易費用。沒有交易費用便沒有市場,是張五常說的。把交易費用與租值消散劃上等號,使用市場亦難免會導致租值消散。大教授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便是解釋電影院自願減價讓優座先滿,顧客保護自己的座位,於是減少了監管跳座行為的費用。回說租值消散的問題,價格管制理論只是推斷把價格管制到低於市場水平時,其他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競爭行為會取而代之。換言之,理論其實沒有說過,公路收費加價,塞車必定減少。
青嶼收費大塞車其實沒有推翻價格管理論。大塞車推翻了的,是「塞車都是因為車多」這個運輸署解釋所有香港交通問題的藉口。正如事後署理運輸署長強調,大塞車當日交通流量與平日相若。是的,塞車多少不一定由車輛多少決定,塞車多少亦可以受智商高低影響。我不敢公開批評運輸署的智商,只是記得前幾年大教授評論內地國慶公路免費導致大塞車時說過:「一位同學問:茅于軾老師在網上說公路應該收費,給憤青們罵個半死,怎會有那麼多的蠢憤青呀?我回應:憤青不是蠢,而是聰明,因為他們沒有駕車駛上免費的公路去。我也聰明,沒有在這次繁忙節日光顧免費公路,在智商上跟憤青小友們打個平手。」我的智商從來不及大教授,大塞車之後一日,出機場不敢光顧收費公路,結果原來青嶼不及機鐵繁忙。
公路應否收費不是淺學問。從社會整體利益看,假如公路沒有成本,沒有擠塞便不應該收費。以往,去機場的公路一般是沒有擠塞的。不淺的地方是,歷史成本是否成本?土地的其他用途又算不算成本?不擠塞不收費,誰來建公路?至於青嶼應否雙向收費問題其實沒有這麼深。政府的說法是,港珠澳大橋啟用後,青嶼幹線將不再是進出大嶼山的唯一道路。應否雙向收費的答案,在於港珠澳大橋啟用後,有多少司機會用青嶼入大嶼山,然後以港珠澳大橋離開避過收費?

颱風災情與派錢的跳躍邏輯 免費早餐: 曾國平

颱風災情與派錢的跳躍邏輯
2017-08-30
政治評論不宜跟車太貼,邏輯推論切忌跳得太遠。 問題:同一個颱風,澳門的人命傷亡財物損失比香港嚴重,為甚麼?
不是天氣專家,不知道兩地承受的颱風影響是否一樣;也不是地理專家,不知道兩地地勢差別和水浸的關係。若果同一颱風兩地衝擊有別,不同原因帶來不同結果,我從中可以比較出甚麼?
也許,不少時事評論員都大膽假設兩地遭受的衝擊完全一樣。於是有評論指,兩地災情的對比反映了經常派錢的澳門,基建質素應變能力比不願派錢的香港差。澳門政府不懂管治,唯有將錢還給市民。派錢完全是本末倒置,只是政府無能不懂得善用資源的徵兆而己。
錢是政府還是市民用得有效率,視乎政府拿錢去幹甚麼,視乎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也視乎政府花錢造成甚麼擠出效應。未有跟進澳門情況,何以知道派錢是好是壞?這類「派錢不好」的論斷到底有甚麼根據?更有甚者,是建議澳門增加市民民主參與,以提高管治水平,避免災難發生。我明白這類言論有市場有叫座力,但老老實實,這類斬釘截鐵的結論,到底是根據甚麼推演出來的?
回說香港,我們的基建質素的確較高,我們的公務員系統也較有效率,但須知道制度是日積月累的結果,跟今天香港政府是否花得其所沒有關係,也跟今天政府儲備水平是否合適是兩回事。
實情是政府收入長年超出預算,儲備愈多的同時,政府出手闊綽,開展一個又一個的基建工程。從三跑、高鐵到西九,這類基建不見得物有所值,未必好過將錢交到市民手上自由選擇。
經濟學者從邊際上(at the margin)思考,不會黑白二分的支持一點不派或派個清光,只是看見「錢多身痕」的政府太浪費,認為是時候還一點富於民,讓資源運用得更好而已。
評論質素參差,其來有自。幾星期前到電台清談節目講「公共知識分子」,提到現今媒介數量多,總要找辦法填塞時間空間,對專家學者的言論需求大增。
就算只對某學科某領域有研究心得,總不能只回答相關問題,面對眾多的出鏡見報機會應接不暇,結果是題材愈講愈闊,成為天文地理政治歷史無所不評的全能知識分子。加上博士教授銜頭在香港有莫大的威力,講錯了講過頭了也沒有甚麼後果,反而講中幾句大眾心聲就夠吸引萬人讚好。鼓動風潮的誘惑,造就了民粹色彩濃厚的事事評論員。

香港幾時大停電 ?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8月29日

香港幾時大停電 ?

「中電(00002)發表聲明,指出深圳泥頭傾瀉事故中,中石油(00857)旗下西氣東輸二線向香港供應天然氣的一條管道損毀,導致供港天然氣中斷 …… 中電表示,周日接獲通知,長達9000公里的西氣東輸二線運送天然氣到港的其中一條喉管,在深圳塌泥事故中受損,導致西氣東輸二線天然氣供港暫時中斷。」
新聞報道指出,「中電的天然氣分別來自西氣東輸二線及南海崖城氣田,隨着崖城氣田接近枯竭,西氣東輸二線於2013年開始向中電供氣,為中電目前的天然氣主要供應來源 …… 根據西氣東輸單位資料,目前事故現場已被全面封鎖。新華社報道,中石油在深圳現場的工作組表示,受塌泥影響,中石油的西氣東輸廣深支幹線管道發生洩漏,此條管道負責向香港供氣。」
深圳塌泥,香港斷氣!
斷氣未攞命 多得有煤可燒
以上是2015年12月22日《信報》一則新聞報道。結果差不多三星期後,2016年1月8日才再有相關報道表示搶修已完成,可恢復向香港正常供氣。斷氣近20日,是天災還是人禍?大半年後,國務院調查組認定塌泥非自然地質災害,而是生產安全事故。
是福不是禍,躲不過的人禍,面對時我們惟有設法減少造成的破壞。有斷氣,冇停電,善忘的香港人一般不會記得這宗「深圳滑坡事故」。2015年,天然氣只佔整體燃料組合約25%,斷氣對香港電力市場的影響彷彿是斷了一腿。當年為應付斷氣事故,中電即時採取的應變措施,包括使用青山發電廠燃煤機組和調動廣州蓄能水電廠發電容量。
忽視燃料來源多元
由於煤仍是本地發電的主要燃料,煤存量和機組容量都足夠應付較低的冬季電力需求。更值得留意的是增加燒煤的應變措施,源於大亞灣核電廠和廣州蓄能水電廠可以再增加的發電容量十分有限,而作為發電燃料,煤的優勢是隨時可以在國際煤市場大手採購。於是斷了一腿,增加燒煤就像一支備用的拐杖。
燒煤當然不及天然氣環保,有見及此,政府規定增加天然氣佔發電燃料組合比例至約50%,2020年起生效。核電比例不變,減少比重的自然是燃煤。可惜,政府只知道為環保強制兩電增加天然氣比例而引入西氣東輸,卻忽視了燃料來源多元化對香港供電穩定的重要。2020年後,全港近半發電燃料依靠西氣東輸(港島區目前則依賴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管道)。管道一旦出現事故,斷氣足以導致超過一半港人大叫救命,因為以後斷氣不但即時令電力市場斷了兩條腿,原本的拐杖到時亦會因為現有燃煤機組退役而威力大減。此消彼長,巧婦難為無「氣用」之下,大規模停電是難以避免的。
趕建天然氣接收站
繼815全台大停電,最近澳門亦因珠海斷輸出而引發更嚴重的停電事故。據稱,前者是人禍,後者是天災。假如2020年後香港不幸出現大停電,不管是另一次「深圳滑坡事故」或任何天災導致天然氣管道損毀,大停電的發生歸根究柢都是人禍所致。
原因是這樣的:為避免發電燃料過於單一影響供電穩定,電力公司早於去年便提出在香港設立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確保我們有條件從環球市場採購液化天然氣。然而,落實建議所須的環境影響評估展開了超過一年,環評報告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以目前進度環境許可證在下年發出的機會不大,首個本地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趕得及在大幅度改用天然氣發電前開始運作,並不樂觀。
政府經常強調香港要投資基建,我們亦不時慶幸基建比鄰近地區完備。2020年後,由有形之手一手炮製的能源政策,把香港近半電力供應大手押注在西氣東輸的輸氣管道:是危,因為天災人禍會損毀管道,大廈林立的香港一旦停電,情況只會比台灣或澳門更狼狽;是機,只要我們在大幅採用天然氣發電前,趕快興建本地天然氣接收站,降低大停電風險之餘,亦提高我們以後向內地買氣的議價能力。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訊息自由的伊甸園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訊息自由的伊甸園
2017-08-28
強國崛起,中國的國民收入超英趕美,香港的國民收入亦由回歸前佔全國近四分之一,下跌至近年不到3%,很多人都為人民不用再作奴隸而站起來歡呼。的確,大陸近40年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不過,以國民收入比較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時,我們需要十分小心。
張五常教授最近開始在友報連載他的最新版本學術生涯自傳,文內他提到年初在廣州一次演講中提出了一個伊甸園的經濟觀。話說在《聖經》的伊甸園裡,亞當與夏娃「甚麼都有,享之不盡,但他和她享受着的沒有市價——全部是消費者盈餘——所以從今天我們世俗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國民收入的角度看,亞當與夏娃是窮光蛋!享之不盡的生活,他和她的國民收入加起來是零!」
大教授可不是第一個提出伊甸園經濟觀的人。熟悉國民收入計算方法的人都知道,它主要建基於交易中貨品/服務的市價,從而很多沒有市價的「交易」(例如以往婦女主內時的家務生產或很多根本沒有市場的政府項目)都不能被算進國民收入中。
此外,科技的進步亦令傳統國民收入的算法,與真實世界愈來愈脫節。互聯網的出現令很多「交易」變成「分享」,貨品不變,但物價大跌,令傳統國民收入低估了現今互聯網的經濟貢獻。
同樣一首《Imagine》,逾40年前可算是膾炙人口,兼且賣個滿堂紅;逾40年後,依然有那麼多人對此曲琅琅上口,而欣賞此曲的人亦不會比以往少,但真正俾錢聽的人卻可能是少之又少。事實上,行內大量(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發現,盜版音樂令唱片收入大跌,但同時亦有研究發現,互聯網出現後,唱片較以往不論在質與量方面皆沒有大分別。換句話說,樂迷的消費者盈餘隨時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價值沒變,但價錢大跌的又何止《Imagine》這首歌?在今日訊息流通的伊甸園世界裡,無論是石破天驚的學術論文還是今日睇真啲的即時新聞,有用的資訊愈來愈難賣錢,有關市場的消費者盈餘理應愈來愈多。
當然,資訊的自由不是免費的,有形的干預在這些資訊的產品上加上無形的成本,令國與國之間的收入比較難上加難。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John Lennon的伊甸園當然是世外桃源,大教授文中的伊甸園,亦與現在的國情格格不入。中國真正的國民收入,要真正的超英趕美還有一段長長的路。

危急!高鐵效益 隨時因青嶼一筆勾銷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危急!高鐵效益 隨時因青嶼一筆勾銷
2017-08-25
「香港人時間寶貴。不是嗎?高鐵節省幾十分鐘的時間,計計埋埋值一千幾億元,更有任你量化的無限商機就業機會,超支超極都值得起。
由此可見,青嶼幹線雙向收費混亂是罪大惡極。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近年每日西行的各種車輛超過4萬架次。包括公共交通,當中載客量肯定是以十萬計了。假如每人多塞3小時,根據高鐵假設時間成本每人50元,保守估計20萬乘客受阻,一日大塞車成本就是3,000萬元了。青嶼幹線上更有不少旅客和去旅行公幹的港人,趕不及上機的時間成本就更高。就算將來雙向收費順利推行,過收費亭一交一收始終會增加行車時間,每架車十數分鐘一年就是以十億元計的成本,50年加起來是數百億元的重大損失,論規模及得上效益巨大的高鐵!」 經濟學者算算帳角色扮演完畢,讓我認真作一點補充吧。
成本效益計算最大的困難,是忽略了人走位學精、適應環境的本能。就算高鐵比較快,考慮乘客對票價的反應之餘,也要考慮全港九新界的居民會否為省時間走到西九龍搭車(住新西的市民寧願走冤枉路,不願去較近的落馬洲?),更要考慮其他交通工具較花時間的話,乘客可以做甚麼。傳統北上方法的車程較長,正常的乘客當然不會呆等呆坐,玩手機覆電郵又好(相反搭高鐵可能冇Facebook玩),用手提電腦處理文書又好,合法串流睇電影又好,總有辦法善用光陰。反而司機塞車太分神怕有意外,沒有甚麼好方法打發時間,唯有焦躁黑面承受精神創傷。
運輸變「混吉」的青嶼幹線大塞車,第二日全民嚇怕,統統走去搭機鐵,一反其乘客稀少的常態。乘客被迫放棄的士放棄揸車是成本,成條幹線異常暢通未能盡用也是成本。同樣道理,若果高鐵空前成功,日日載滿穿梭兩地的乘客,因此搭飛機坐巴士的乘客減少,三跑值得起效益計算條數又點會計得通?
成本效益當然要計,但要注意其中的細節,至少不可以假設乘客消費者都是傻的。但政府和專家眼中的市民就肯定是傻的,有著數就同你百億千億計計計,有損失叫市民早啲出門口等多幾班車。公有賺字冇蝕,官字兩把口從來有贏冇輸。

Saturday, August 26, 2017

鍾永賢挑機佛利民 免費早餐: 徐家健

鍾永賢挑機佛利民
2017-08-23
活在美麗新世界,借毛主席一段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究柢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今天說一個青年人的故事,為全港青年人打打氣。
誰是鍾永賢?九十後香港人,2008年公開大學畢業,2013年浸會大學應用經濟碩士,今天是美國克林信大學的「經濟學神」(即博士生)。【註】三大不入,長春藤冇份,暑假回港自然不會群星拱照。然而,我這位學生不久前上了《華爾街日報》。本月11日,《華爾街日報》經濟版報道了一項研究,標題為《How Much-Criticized Occupational Licenses May Reduce Pay Inequality?New research shows occupational licensing conveys information to employers about skills and criminal records》,之下是一張有14名黑人兒童坐在地上聆聽一位黑人女教師講課的圖片。沒有《學者:阿媽係女人》的弱智標題,標題下亦沒有九唔搭八的名人合照。這篇報道,老老實實介紹了鍾永賢的經濟研究。
三十年代尾,佛利民也是經濟學神的時候,協助國民收入之父顧志耐(Simon Kuznets)分析醫生、牙醫、律師、會計及工程5大專業的收入,然後寫成他的博士論文。佛利民發現,美國醫生的收入平均比牙醫高超過三成,訓練醫生的成本則比訓練牙醫多不到兩成。對於這個「收入與成本不相稱」現象,佛利民的解釋是牌照管制下約束醫生供應壟斷發大財。醫學界對「醫霸」的指控極度不滿,經濟學界對這個經濟解釋卻非常接受。自此,透過牌照管制維持業界壟斷之說,成了經濟學界的傳統智慧。
今天的經濟學神鍾永賢卻提出,牌照管制亦可以為僱主帶來多一點關於求職者的資訊,包括求職者過往有否犯罪紀錄等。鍾永賢發現,牌照管制大大縮窄了男性白人與男性黑人間的工資差距,亦有助提高教育水平低的女性的就業比例。沒有推翻「透過牌照管制維持業界壟斷」的假說,他只是指出,受益於牌照管制的還有職場上被受歧視的少數弱勢社羣;沒有倡議更多管制或鼓吹任何主義,他只是用數據分析找出管制在就業市場的一些客觀效果。挑機佛利民,當然是我譁眾取寵。
想當年,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在《紐約時報》介紹我的論文。在八、九點鐘的太陽之下,我到過中大、浸大讓那裏的朋友認識鍾永賢的研究。今日錦上添花,做老師,但拒做老屎忽。

「利率=貨幣政策」背後歷史神話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8月22日

「利率=貨幣政策」背後歷史神話

投資界有所謂的「聯儲局觀察者」(Fed watchers),監視聯儲局官員的一舉一動,什麼又鷹又鴿的分析利率走勢,為投資者提供明燈。今天從本科以至研究院課堂上教的,一般不再是貨幣,而是聯儲局操控聯邦儲備基金率,跟隨泰勒定律(Taylor Rule),利率隨通脹和失業率(或其他經濟周期指標)改變。通脹高或失業率低加息,通脹低失業率高減息,就能妥善穩定宏觀經濟。
利率調控經濟,實情是否如此簡單?
退休多年的聯儲局高級官員Daniel Thornton是個多產經濟學者,熟知貨幣政策運作和發展歷史,一直活躍於學術界(還記得多年前參加學術會議作短講,有與會者問了我一條簡單而重要的問題,那人正是Thornton,但我如何回答就不記得了),退休後繼續踴躍發言,內容當然比身在聯儲局時「大膽」。就如他最近的一篇文章,討論的是利率政策的局限。
利率影響生產缺乏證據
理論上,私人投資、企業庫存、房地產和其他耐用品消費(如買車)等,都是受利率主宰的經濟行為。一般的理解是,央行透過改變利率影響這些支出,因而影響整體生產。尷尬的是,實證上一直找不到利率跟這些支出關係密切的明顯證據(亦即支出的利率彈性甚低)!是以凱恩斯學派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存疑。與此同時,貨幣學派着重的是貨幣供應,同樣不相信將利率調高調低是有效的貨幣政策。
若然如此,何以今天貨幣政策利率掛帥?Thornton在文章中指出,歷史轉捩點是1979年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大力消滅通脹。話說七十年代後期美國通脹達雙位數字,前任主席束手無策。沃爾克使出「沃一招」,幾年內一度將聯邦儲備基金率扯高到20厘(與此同時,貨幣供應未有明顯大變),通脹急速回落。經此一役,利率影響經濟的講法揮之不去,到八十年代末主席格林斯平更正式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指標。從此,聯儲局聲明以利率目標為主要內容,傳媒訪問專家財演也以加息減息為討論焦點。利率主宰經濟,更是量化寬鬆的思想源頭:當短期利率是零不能再低,但坊間的各種利率仍有下調空間,央行於是購入相關債券,期望進一步減息刺激經濟。
歷史神話如此,但利率影響支出的證據幾十年來仍然乏善可陳。
央行既專業也「不務正業」
大家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央行毫無影響力。大量實證研究的結論是這樣的:在聯儲局有所行動後(不一定是利率),生產總值會有反應,只是反應或長或短則意見不一,反應是否因果關係也可商榷。央行有能力影響經濟,只是貨幣政策如何影響生產的過程仍有爭議,我們對貨幣政策的傳達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不太清楚,以利率為主的政策方針並沒有堅實根據。
講影響力,投資者都知道聯儲局的一言一行足以反轉股市債市滙市。早前在本欄講過的另一趨勢,正是央行利用其對資產市場的影響力而衍生出來的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透過監管金融活動(如壓力測試)調控各種的風險。就如香港沒有貨幣政策,金管局一樣可以忙於監管銀行干預樓市借貸。利率總算有規可循,這類政策相比下難看清楚也難量度,更難估政策何時放鬆收緊。不知道宏觀審慎政策能否減低系統風險(暫時是理論多於實證),但肯定增加了市場運作成本和帶來不確定性,留下更多猜度的空間。
一方面,利率主導的思潮下,央行擴大資產負債表買入各式各樣的資產,以更全面地控制利率;另一方面,利率影響不明顯,央行擴大工作範圍實施金融監管,以防範下一次的金融危機。權力愈來愈大,貨幣政策愈來愈複雜,「不務正業」是大勢所趨。政策範圍擴闊的同時,央行也趨專業化,學院出身的高級官員比例上升,公開言論常常引經據典術語連篇。不只加息減息咁簡單,「聯儲局觀察者」比以前難做得多!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東方海外被收購的經濟因由 免費早餐: 梁天卓

東方海外被收購的經濟因由
2017-08-21
董伯伯(董建華)的東方海外(316)早前獲中遠海控(1919)與內地上港集團提出聯合收購要約,作價高達492億元。換句話說,現持股68.7%的董伯伯家族,可從中獲得接近340億元。
340億元對我這無用書生是天文數字,但對一個經營了大半世紀,在世界航運業舉足輕重的家族生意來說,340億元是高還是低,我真的不敢說。有外國傳媒得到「內幕消息」指,董伯伯是受到中央的政治壓力才忍痛將父親一生心血賣出,而東方海外的高層就例牌出來否認有關傳言。
我從不作陰謀論。不是因為陰謀不存在,而是陰謀論通常不易被證實。可能董伯伯真的受到中央的壓力,但無論是否如此,船運業近年的確如東方海外的高層所言,經歷合併重組潮。
根據OECD在2015年的報告,船運業內的大型船企一直有各自組成聯盟,而聯盟數目由九十年代中的接近10個,漸漸下降至2015年的4個。另外,根據東方海外高層在回應傳媒時指出,與東方海外相同規模的船企在行業整合後亦已由10家,縮減為3家,而且皆經歷重組。
一直以來,較高的固定成本是導致船運業由少數船企壟斷的原因之一。加上這幾十年來造船技術一日千里,行內運貨船由1970年代最多可承載2,000至3,000個TEU(Twenty Equivalent Units,即20呎長貨櫃的體積),大幅增至近年接近2萬個TEU(馬士基旗下的3E級貨櫃船),行內船企為求降低平均成本,要不與其他船企合組聯盟,要不就與對手合併。
除了造船技術帶來的成本因素之外,另一個與船企合併潮有關的是各地競爭法部門對船運營運模式的取態日漸嚴謹。長久以來,行內船企一直有舉行船運「會議」,在「會議」內,船企業會為各航線定下航班密度、價錢甚至各船企可在航線裡獲得的利潤。
為爭取歐美各地的競爭法的豁免,船運業便為此辯護說,由於行內固定成本太高,這些船運「會議」有助穩定航班及價格,令船企可發揮規模經濟以及不會「過度競爭」,最終影響船運服務。所以歐美各地競委會一直豁免船運業有關的安排。
不過,各地的競委會近年發現,即使沒有合謀定價,而只是協調航班的聯盟協議,亦足以令船企發揮規模經濟,於是便開始取消豁免有關「會議」內的合謀定價的協議(但仍豁免其他協調航線載貨的安排,以保持行內的規模經濟)。
最近香港競委會亦跟隨大隊,只有限度豁免船企之間協調航線的安排,並指明豁免不包括協議定價的安排。這些新的豁免安排一方面雖可令行內有關反競爭訴訟不確定性降低,但另一方面卻令各大船企更傾向成立聯盟甚至合併。當然,董伯伯是否順水推舟就不得而知了。

共醉葡萄酒 的價格異象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共醉葡萄酒 的價格異象
2017-08-18
去年認識了港大經濟金融學系的師弟、網台Ragazine的台長Calvin Choy。也許是掛念廣東話吧,人在美國常聽網台,而師弟網台我必聽的節目是「共醉會」。顧名思義是個講酒節目,嘉賓主持多是人脈廣喝遍四方的業界人士,賣酒評酒教酒的都有,節目內容極有營養。我喜歡飲酒,但經驗尚淺所知不多,竟然給師弟邀請到節目做了幾次嘉賓,結果當然是聽多過講。
喝了幾次霸王酒,就以一個有關葡萄酒的經濟學問題回敬一眾主持吧。話說普林斯頓大學有位經濟學家兼葡萄酒愛好者Orley Ashenfelter,多年來發表了一系列簡單而有趣的研究,結論是決定葡萄酒價格的因素最終只有兩個:氣候(climate)和天氣(weather)。氣候者,酒莊種植葡萄所在地也,決定了泥土冷熱雨量,一年與一年之間變化甚微(但並非一成不變。隨全球暖化,有些地方會漸漸變得適合產酒)。
天氣者,每年雨量氣溫高低分布之別也,決定了所謂的好年分和壞年分。Ashenfelter利用大量數據(主要是市場夠大、交易頻繁的波爾多紅酒),發現氣候和天氣兩個因素幾乎完全決定了葡萄酒可飲(drinkable)時的價格,其他因素相比下並不重要。
香港評論界的KOL最近集體撞車,葡萄酒的KOL又如何了?氣候和天氣都是遠早至酒花時期就可以輕易找到的資料,為甚麼我們仍需要酒評人專家們指點江山?更抵死的,是Ashenfelter分析酒評人預測評分跟成熟後酒價的關係,發現一眾KOL不是最準,加入考慮氣候和天氣可以大大增加預測的準繩度!換句話說,從投資以及享用的角度,市場上抵買就是評價差價格偏低但氣候和天氣佳的年輕葡萄酒。
葡萄酒KOL到底有甚麼存在價值?Ashenfelter發現,KOL的評論只對小量質素極高極昂貴的葡萄酒有明顯影響,唱好後,賣的價錢可以比根據其氣候和天氣的「合理」價格高一截。 Ashenfelter的解釋,是酒評人合力造就「自我實現的預言」,將本來已是頂級的酒再捧到天上去,令擁有某牌子某年分的酒成了身份名牌象徵(例如波爾多天氣並非最好的1982年),不只飲用咁簡單!這個解釋有趣,可惜不容易用數據證實。
「共醉會」的主持們又怎麼看?

Friday, August 18, 2017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2017-08-16
競爭法實施了近兩年,競委會最近頻頻出擊。繼今年3月就一宗IT界的圍標案援引該條例入稟後,日前競委會再就大廈單位裝修涉嫌合謀定價向10間建築工程公司入稟,指涉案公司在為觀塘某公共屋邨提供裝修服務時涉嫌違反了《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
沒有證據在手,更不知道競委會手上掌握了甚麼證據,我不能斷定那10間公司有否違法。
不過,我跟進與裝修行業相關的屋苑大維修的圍標行為經已好幾年,亦曾利用傳真社早前搜集的數據進行分析,知道政府在2012年中推行「強制驗樓計劃」後,屋苑大維修的費用(即使在扣除建築成本的影響後)突然大幅上升近40%。
此外,亦知道某幾間在傳真社數據中較為活躍的工程公司之間的「溝通」在該計劃實施後亦更為緊密,若有人說香港屋苑大維修市場沒有合謀圍標的情況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不論最終那10間公司會否被判有罪,競委會開始認真調查合謀定價和圍標行為是一件好事。
以屋苑大維修市場為例,要有效杜絕圍標行為,把有嫌疑的公司告上法庭當然可以起一定的阻嚇作用,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提高市場的透明度。我所指的透明度有兩方面。
第一是公開維修項目價格清單,例如早前傳真社公開房屋署內部進行物業維修工程時評估價格是否合理的「天書」。說過了,工程公司在圍標時,與在互相競爭時的出價模式會略有不同,在互相競爭時,公司的出價一般會與成本掛鈎,在有圍標的情況下,兩者卻可能沒有任何關係。知道每項工程的成本價,對判斷工程公司的標價是否有可疑有很大幫助。
另一方面,一個公開的屋苑大維修資料庫對監察圍標的行為也很重要。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公開資料庫可能令圍標公司互相監察對手有否出術的成本降低,公開該些資料的結果可能事與願違。例如我早前在本欄提及過丹麥競委會在1990年代收集並公布各大石屎公司的報價和優惠,令當地石屎價格上升了20%。
不過,香港樓宇大維修市場和這些例子不同。一來工程公司要從屋苑立案法團裡知道對手出價可謂易如反掌,二來香港的普羅大眾並不如美國政府般擁有全部合資格投標的工程公司的資訊,不能自行分辨有圍標嫌疑的公司。
就以這次涉案的10間公司為例,它們沒有一間在傳真社數據中出現過。這是否因為傳真社數據中的私人屋苑大維修,與公屋大裝修是兩個市場我沒有答案,不過,與房協和房委會素有合作的競委會不妨考慮與在私人屋苑市場搜集數據有優勢的傳真社合作,搞一個屋苑大維修資料庫。

後大衰退乘數爭議給香港啟示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8月15日

後大衰退乘數爭議給香港啟示

大學學者、金融高官、財經演員、風水大師、牛頭角順嫂等等,個個近期都講經濟。天真一問:唔通個個都想講經濟咩?
不要誤會,我絕非批評沒有經濟學博士銜頭的人談經濟必語無倫次。相反,我認識幾位從未受過正統經濟學訓練的朋友,他們講起經濟來總是似模似樣。問題來了,他們的似模似樣,有時比一些名校研究生甚至經濟學教授更像樣。
蕭若元評預算案成絕響
應該是四年多前吧,我其中一位這類朋友蕭若元最早提出,政府財政預算如何低估收入、高估支出導致結構性財政盈餘。受到老蕭啟發,我亦在本欄寫過數千字解釋政府地價及印花稅收入不穩之下,穩定開支和收支平衡是不能並存的。當其他經濟學家警告未來有結構性財赤,2014年我寫道:「六年多前曾俊華司長準備他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時,香港的財政儲備約有5000億港元,先經歷了百年難得一遇的環球金融海嘯,去年再為做靚盤數,把部分盈餘注資到幾個基金戶口,一輪左袋搬右袋的『會計工程』後,今天的財政儲備還是超過了7500億元。連續6年財政預算公布的實際盈赤都是年年有餘,分明是『先使未來錢』倒轉寫 — 錢來未使先。」
最近,蕭若元退休了,一年一度的老蕭評財政預算已成絕響,以後我們只能在網上重溫那些年他的〈敢講至好聽〉。
老蕭不想再講本地經濟的時候,任總竟然出山接力批評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可能是《經濟3.0》影響力有限,任總任志剛先生認為香港一直錄得龐大財政盈餘,並未惹起市民大眾關注。
政府配置資源常致浪費
更值得市民大眾關注的,我認為是任志剛提出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項目上。這個提議,馬上引來雷鼎鳴教授回應:「這願望當然是良好的,但恐怕是過於樂觀了。這當中假設了政府若用了一元,人民可受惠超過一元(即乘數大於1),否則將來政府為了填補這開支而從人民手上多抽一元的稅,人民豈不反而蒙受損失?但正如上面所說,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通常很低,經常會出現浪費,那麼乘數又怎會大於1?巴羅(Robert Barro)在他的宏觀經濟課本中列舉美國政府用錢的證據,花了一元而可取回4角已算不錯了。」雷鼎鳴之後建議政府用錢應考慮折現值:「若是真的要投資在香港,基建、科技和教育等會較適合,因為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比較安全。」
誰是誰非呢?兩位前輩過招,其實比美國過去幾年的爭議溫和得多。自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乘數效應成為美國輿論及學界討論一大焦點。哈佛的巴羅教授認為和平時期的「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大致是0,奧巴馬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羅瑪(Christina Romer)卻估計財政乘數是1.6。《紐約時報》上,我的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引用數據支持巴羅觀點,高舉凱恩斯理論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卻站在羅瑪那邊。幾位大師爭論不休的一個重點,並非政府配置資源效率高或低,而是更根本的供應在大衰退時是否不再重要,這亦是凱恩斯學派與供應學派之爭。吵了大半個世紀,我的觀察是在失業率高企時爭論供應是否重要,是極難取得共識的。
不要漠視派錢乘數效應
多得香港全民就業,只有語無倫次的人才會質疑供應並不重要。以基建為例,除非建築工人供應彈性無限,要幾多有幾多,大手投資基建必會推高建築成本。新樓貴舊樓維修更貴,當然與供應有關。既然同意供應重要彈性有限,我不明白基建、科技和教育等為什麼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所謂「受益者較廣泛」,眼中看到的就只有凱恩斯強調的需求。只有天真過阿嬌的人,才會以為政府用錢在供應彈性低的項目不是補貼供應商吧。基建不是獨有例子,最近的50億教育撥款,中小學每班師生比例增加0.1的另一面是增加2350名常額教師,請問師生比例增加0.1對廣泛中小學生重要?還是增加常額教師對2350名現有合約教師重要?
我不是反對政府花錢在折現值高的投資項目,只是從供應角度我看不到這些項目為什麼較少涉及私人利益。以「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為準則,我想不出有什麼項目比得上全民派錢更安全。退而求其次,搞全民退保吧。退保不是投資?買長壽保險算不算投資呢?另方面,在大量財政盈餘前提下,政府花錢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上也非毫無道理。原來,大衰退早已令學界重新考慮財政乘數。以往討論乘數,主要集中於「開支乘數」(spending multiplier)。大衰退引發各地政府干預,卻是以轉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而非傳統的政府購買(government purchases)為主。政府及學界的凱恩斯信徒,已紛紛提出論據支持「轉移乘數」(transfer multiplier)不低,尤其在信貸市場不完善的地方。
今天關於乘數效應的新共識,是世上沒唯一的乘數效應。除了受閒置的生產要素左右,不同乘數亦會受每個地方的信貸市場、滙率制度、貿易開放、外債比例、貧富差距等影響。現屆政府有高層承認以往政策是「守財奴」,換個角度看其實是承認以往政策是「斂財奴」。有做生意經驗的朋友都知道,純粹因為閒錢多而投資新項目多數是「投井」而非投資。假如比乘數效應高低是現屆政府財政新哲學的實踐,我衷心希望各位高官不要只顧傳統開支乘數,而漠視減稅和派錢在香港獨有環境下得出的其他乘數。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電競的錢途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電競的錢途
2017/8/15
喜歡打機,可是技術麻麻又欠耐性,每遇困難必到網上尋找解決方法。網上高手眾多,將攻略錄成短片,點擊率可能帶來一定收入。比攻略短片更受歡迎更有搵錢潛力的,是直播或錄播打機。除了以青春美女作為招徠,睇人打機大概有兩種:一種是輕鬆搞笑的,可以是打機者技術差頻頻出錯,可以是眾人合作手忙腳亂,又可以是玩緊張驚嚇遊戲大喊大叫;一種是技術高超的表演,如毫無出錯過關、破紀錄分數之類。
打機片包羅萬有,成為YouTube點擊的一個主要來源,說明一個非機迷難以理解的事實︰除了花時間打機,亦有不少人年輕人(主要是男性)肯花大量時間睇人打機。
我認為打機和睇打機兩種行為是互補(complementary)的︰自己打機打得多,自然想睇睇別人打得如何;睇人打得多,自己又要模仿實踐一下。
在互聯網未興起的年代,睇人打機除了同學朋友,就唯有到遊戲機中心觀摩,機會不多。如今一片傳千里,享用和製作打機影片的成本非常低,衛道之士自然大嘆年輕人浪費時間了。
電競(esports)將睇人打機規範化加入比賽元素,緊張刺激增加點擊廣告收入之餘(甚至有得賭),對相關遊戲的銷量亦有幫助,更能透過不斷舉辦比賽延長一隻遊戲的壽命。
(研究題目︰電競興起,對生產商推出的遊戲種類和宣傳策略可有明顯影響?)
潮流興講AI比人類優勝將會取代某些工作,但電競之所以好看,正正因為人類不夠完美有機會出錯!兩部電腦電競,有乜好睇?就如看街頭賣藝,就如看運動員的超人技術,電競之吸引力在於參與者的反應快、有謀略、合作無間,觀賞的是很傳統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職業運動員能上位發達的是少數中的少數,電競作為職業又如何?沒有數據不敢下判斷,只想指出傳統運動沒有的兩個困難。
第一,相比轉身射個三分波、反身翻騰兩周半,透過鍵盤、遙控掣比賽明顯「間接」得多,難表現個人風格,觀眾不容易將螢光幕上的動作跟螢光幕後那位參賽者連在一起,個別明星冒起有難度。
第二,今天的足球跟幾十年前的足球相差不大,一技可以傍身,但電競以個別遊戲為媒介,一種或一隻遊戲玩得好,其中的技術未必能應用到將來的遊戲之上。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