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30, 2014

中港第三類價格歧視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中港第三類價格歧視

2014年07月30日

今天香港這個美食天堂,從精神食糧到街邊小吃,都有免費早餐的好材料。話說,灣仔書展入場費,遊客的比港人的低15元。再話說,買一碗旺角牛雜說普通話的又比講廣東話的平20蚊。

課本上的「歧視定價」(Price Discrimination),商家可透過三類價格安排賺多啲:第一類,以買方的底牌定價賺到盡;第二類,用不同折扣套餐引買家自投羅網;第三類,按個別市場的需求彈性收費。貿發局與牛雜檔未能賺盡每位顧客,去書展吃牛雜亦只可以揀幫襯或唔幫襯,灣仔書展和旺角牛雜有歧視定價的話,是第三類。
商家怎樣按個別市場的需求彈性收費來賺多啲?需求彈性者,消費行為對價格改變之回應也。一般來說,消費品愈易被取代,消費者對價格改變便愈敏感,需求彈性就愈高。只要商家能杜絕二手市場低買高賣,以第三類價格歧視來定價,商家要先知道不同市場的需求彈性,然後在彈性較低的市場定較高的價錢。換句話,既有「焗住買」的低需求彈性顧客,又想吸引「唔憂冇得買」的高需求彈性顧客,便有機會出現這第三類歧視定價。問題是,從精神食糧到街邊小吃,都是港人「焗住買」、遊客「唔憂冇得買」嗎?傳統分析,遊客人生路不熟,選擇不及本地人多,被歧視的不應該是本地人。多年前時有聽聞「專劏遊客」的不良商店,反而合乎傳統智慧。但時移世易,儘管貿發局聲稱希望將書展「國際化」,內地客佔總遊客比例之高是路人皆知,一簽多行的自由行來特區掃貨還會人生路不熟嗎?

此時此刻,港人眼前的書展還是一年一度,富起來的內地客卻有選擇到不同地方觀光的自由。邊個才是真正有得揀,貿發局心知肚明。貿發局可能棋差一着的,是歧視定價的邏輯假設「焗住買」的市場不會因為被歧視而減少需求。今時今日,港地不但有「香港人優先」成員到會展門口抗議中港的「第三類接觸」,亦有像我一樣純粹怕迫的港人對書展敬而遠之。當然,跟「國際化」一樣,「利潤極大化」亦未必是貿發局的真正目的。但從客觀效果看,我只可以說貿發局的處理方式做到了「投訴極大化」。
至於那間旺角牛雜店,在商言商反駁「遊客來港可能想試一試,吃少些;香港人可能想吃多點。」原來,平20蚊那碗牛雜少賣八件。考考大家,為甚麼只為賺多啲的牛雜店不明碼實價大小通賣,以第二類歧視定價讓港人遊客各適其適呢?
作者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物業管理發牌管 不治標亦不治本

2014年7月30日

物業管理發牌管 不治標亦不治本


香港社會很奇怪,一方面各項民調都指市民大多不信任政府,認為政府多做多錯;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出來要政府管這管那,以為政府干預萬試萬靈。

我說的是最近立法會有關發牌規管物業管理服務的討論。事緣近年住宅樓宇大維修工程的圍標問題日益嚴重,當中除了有份投標的工程公司有串通圍標之嫌外,它們亦涉嫌與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以及物業管理公司串謀防止其他外來公司「搶飯食」。於是坊間有評論員便提出應對住宅物業管理公司進行發牌監管,「令不合水平的物業管理公司難於營運,也令不合格的從業員消失,至少那負責的人員不可為所欲為。」

發牌管制不治本

以發牌制度提升物業管理公司質素,從而根治圍標,看似言之成理,但當中其實忽略了一些經濟邏輯。本欄之前提到,圍標通常源於兩大成因:1,政府干預以致業內的需求彈性偏低;2,行業特性致使業內的供應彈性亦偏低。供應彈性不足令有關公司互相串通較為容易,需求彈性不高則令買家(即住宅業主)被「撳住嚟搶」亦無可奈何。

在物業管理業裏實行發牌制能否解決這兩個根本問題?不能!首先,這發牌制度與需求無關。大維修的需求彈性低,主要源於政府對住宅樓宇大維修的各項規定和資助,例如近年推行的「強制驗樓計劃」、「樓宇更新大行動」,以及「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等。強制驗樓令業主不得不做大維修,維修資助則令業主監測支出誘因下降,兩者都令樓宇大維修的「剛性」需求愈來愈「剛」,而管理公司是否受發牌監管則對此無甚影響。

另外,管理公司發牌與否,對工程公司的供應亦不會有直接影響。不過,此發牌制度卻有可能令圍標更為容易。除非發牌門檻極低,否則物業管理公司數目一定會在發牌制度實施後有所下降,因為各公司為了滿足牌照條款並與有關人士打好關係,其成本必定上升。假如坊間報道真確,目前較「成功」的管理公司都有協助圍標的嫌疑,那麼你認為最終拿到牌照的會是這些財雄勢大並與各方關係良好的「害群之馬」,還是那些堅守原則兼垂死掙扎的「良心企業」?
即使那些「良心企業」成功取得牌照,並踢走這些「害群之馬」,但是在行內競爭減少,加上大維修業內「油水」仍然泛濫的情況下,「良心企業」堅持良心的機會成本只會高不會低。

發牌監管不治標

以發牌制度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的質素不是治本之法,但它能否起碼達到治標之效?對此我也十分存疑。

根據報章報道,工程公司與物業管理公司合謀的方法層出不窮,有時工程公司會出錢賄賂物業管理高層,有時兩者背後的老闆其實是同一人,當中其實已牽涉貪污以及串謀詐騙等罪行。不過,直到目前為止,物業管理公司因此被檢控定罪的其實寥寥無幾。

雖然廉政公署和警方近來的聲譽都有點下降,相信大家對它們破案的效率還是有點信心的。既然廉署和警方都對物業管理涉嫌犯法的行為束手無策,我們憑什麼相信一個由政府領導的監管機構(極有可能是外行人領導,否則很難避脫串通的嫌疑),可以有效分辨不同物業管理公司的質素以及它們參與圍標的可能性?

很明顯,以發牌監管物業管理公司防止圍標,既不治標亦不治本。如果以發牌監管可以提升行業質素,我會建議政府應該先行發牌監管經濟評論員的質素,只有留美並在前三十位的研究院獲博士的經濟學者,才可分析有關經濟的政策。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Monday, July 28, 2014

供樓負擔下跌的兩個闡釋

2014年7月28日

供樓負擔下跌的兩個闡釋


回應周顯先生對買樓供款佔收入比率的經濟分析,上星期我已在友報前後發表了兩篇短文。周大師的文章有啟發性,不但先引來小弟回應,之後再引起蕭若元先生在其網台節目討論。如此過癮的跨媒體學術交流,在當今大部分只講立場不問是非的傳媒十分難得。

蕭前輩對我的分析有同與不同的意見,不同的部分我認為重要,我亦有說得不夠清楚的地方,值得一再討論。一切一切,要從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在官方網上一篇叫《金管局的逆周期監管措施與金融穩定》的文章說起。【註】

逆周期監管措施不是干預住屋消費    

兩星期前,陳總為文解釋金管局幾年來的「逆周期監管措施」(Countercyclical Regulatory Policy)所為何事。所謂逆周期監管措施,文中指的是「因應樓市周期的演變而採取適當的措施去調節按揭信貸的供應。亦即是說,在樓市上升周期時,收緊按揭供應,在樓市進入下行周期時便鬆綁。」成效方面,陳總搬出數據支持他的措施:「新造樓宇按揭的平均成數,從2009年9月推出第一輪措施前的64%,下跌9個百分點至近月的55%。2010年8月收緊的供款與收入比率(Debt Servicing Ratio),從41%下跌6個百分點至近月的35%。」

然而,周大師卻對逆周期監管措施不以為然,皆因天性使然,人類花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比例自有一定規律。言下之意,供樓負擔既不用管,亦管不來。

是的,住屋是消費。但不要忘記,買樓亦是投資。周大師講的經濟規律,是住屋市場的消費規律;但陳總的逆周期監管措施,管的卻是物業投資市場的按揭信貸供應。長期來說,消費投資兩個市場息息相關。但短期而言,住屋市場再有規律,亦不代表金管局無法左右物業市場。金管局一連串逆周期監管措施導致供樓負擔下跌,是蕭前輩與我意見一致的地方。

金管局要了解供樓負擔下跌的意義    

蕭前輩與我意見不一之處,是對供樓負擔下跌有不同闡釋。

仔細一點看金管局的數據,新造樓宇按揭的平均成數從2009年9月的64%,兩年光景便下跌至55%左右。自2011年尾起,平均按揭成數都是徘徊在這個水平。至於平均供款與入息比率,由2010年8月的41%,幾個月間已跌至37%。之後幾年數據橫行,到2013年間再下跌多兩個百分點。問題是這樣的,過去一年多樓價停止急升,平均按揭成數又是橫行,平均供款與入息比率何解還下跌了兩個百分點呢?

金管局的數據,是來自佔銀行體系整體住屋按揭貸款99%的認可機構,當中亦包括地產發展商或其他借貸機構提供第二按揭的貸款。比率下跌,可以是供款下跌,亦可以是供款家庭的入息上升。而我的推論,是符合近年豪宅成交比例減少這個趨勢的:經過金管局幾輪審慎措施,在按揭供應愈收愈緊的情況之下,資金最缺收入最低的準買家,因為不夠錢付首期或未能通過銀行壓力測試,只有暫緩買樓計劃,而資金較充裕收入較高的準買家,亦可能因為不能借到盡而退而求其次選購價格較低的單位,再加上本身不受政策影響置業的高薪一族,供款比率本身就低於要求,在2013年2月推出第六輪逆周期審慎監管措施後,新批按揭的供樓負擔於是繼續下跌。

至於我對蕭若元看法的理解,是他首先指出金管局執行監管愈來愈嚴,但這一點其實是與我的推論沒有衝突的。蕭前輩的分析獨特之處是,他認為在金管局監管愈嚴的環境下,借貸機構有替買樓人士造數之嫌,特別是買中細價樓的,作弊的比例估計佔了八九成之高。因此,供樓負擔下跌根本不能反映整體現實,而現實供樓負擔是真的有點管不來的。

讀者要留意,以上兩個對供樓負擔下跌的不同闡釋是可以並存的,我亦不是抹殺作弊的可能。簡單講,我的推論是逆周期監管措施令經濟條件較差的市民暫時無法上車置業,而蕭氏分析的結論是措施主要令買中細價樓的市民串謀借貸機構虛報入息。兩個闡釋,關鍵是供款家庭入息上升是真是假。假如金管局不是只為做靚盤數,要好好估算這兩個可能的比重。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食完福喜講經濟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食完福喜講經濟

2014年07月28日

在本月20日(上周日),東方衛視揭發了上海福喜食品特殊的生產方法,物盡其用又環保,以過期肉生產各肉類製成品,過程相當驚嚇。

受影響的商戶遍及中港澳,包括麥當勞(McDonald’s)、肯德基(KFC)、星巴克(Starbucks)等連鎖食店。
香港人從未聽過甚麼上海福喜公司,一覺醒來,發現從早到晚原來一直吃着「福喜全餐」,是有點不安,還是佩服自己的抵抗力?
在美國上市的麥當勞,事件揭發前股價為98.99美元(約772.1港元),經過幾日傳媒的報道,該集團的股價於本月23日(上星期三)在美國的收市價為95.35美元(約743.7港元),下滑3.6%,市值下跌了約36億美元(約280.8億港元)(總市值約900億美元)(約7,020億港元)。
肯德基的母公司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事前的股價為77.42美元(約603.8港元),跌至本月23日的74.71美元(約582.7港元),市值亦蒸發了12億美元(約93.6億港元)(總市值約300億美元)(約2,340億港元)。
須知道那幾天的美國股市造好,扣除大市的影響後,兩家公司的損失可能不止此數。
讀者會問,兩家公司的業務遍布全球,內地、香港生意的比例大極有限,福喜事件何以對股價有如此沉重的打擊?
事關上海福喜影響的不只當前的生意,更破壞了公司的商譽:消費者發現食物不單止冇營養,更隨時食壞人,對這幾家食店有了戒心,公司失掉的是未來的生意;投資者見麥當勞講大話,會質疑公司管理層的質素,擔心其馬虎行為不止於此。股價下跌,一部分反映了消費者和投資者失去信心。
消費者會否擔心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令沒有跟福喜買貨但類似的快餐店遭殃?不太可能,因為快餐店食品的需求彈性甚低,通常是消費者收入或時間限制下的無奈選擇,不去麥當勞不見得就會去高級餐廳或自己煮飯,相信福喜事件有利其他競爭對手。
商家賣假貨劣貨,就算沒有「商品說明條例」,市場都有其懲罰機制,令商家損失慘重,形成一定的威嚇作用。
快餐店在香港的分店眾多,其中的一些生意好,一些是剛剛打成平手的「邊際公司」(marginal firm)。
今次福喜事件令需求銳減,一些危危乎的分店會否就此關門大吉?
不一定,因為快餐店關心的不只是每一家分店的利潤,更有整體的考慮:分店遍布全港,除了有「梗有一間在附近」的方便,更讓市民到處見到其耀眼的標誌,知道有甚麼最新優惠及產品,有廣告宣傳作用,所以生意不太好的分店都有生存空間。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July 25, 2014

答周顯供款佔收入比率的意義(下)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答周顯供款佔收入比率的意義(下)

2014年07月25日

上回談到供樓負擔意義,是回應周顯先生的房地產市場理論。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認為,他的逆周期監管措施有助金融穩定,周大師卻反駁天性使然,人類花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比例自有一定規律。言下之意,供樓負擔既不用管,亦管不來。

是的,樓貴住細啲是經濟規律,但有規律並不代表消費者的租金負擔一成不變,更不代表投資者的供樓負擔是千篇一律。由於房屋需求不易被取代,樓貴租起的後果往往是租金負擔上升。0.5這個來自美國數據的住屋需求彈性系數,含意是呎租每貴一成,租金負擔雖然不會跟呎租升足一成,但由於租客只會住細半成,租金負擔會隨之上升半成。根據人口普查,從06年到2011年,香港私人住宅單位的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由5,100元,升至7,500元,但由於同期家庭收入亦上升了不少,因此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只由25.2%,微升至25.7%。然而,比較18區的數據,從最低的屯門(9.2%),到最高的油尖旺(26%),相差足足超過16個百分點,兩區的租金差距應該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交租與供樓不同,交租純為消費,供樓卻多少帶點投資成分。自09年起,金管局幾次收緊按揭成數。誇張一點看,取締按揭市場投資房地產可以完全不受影響嗎?實情是從06年到2011年,私人永久性房屋的按揭供款及借貸還款與收入比率中位數由28.6%,下跌至20%。租金負擔升,供樓負擔跌,意味着住屋消費市場雖然自有其規律,金管局卻不是無法左右房地產投資市場的。

有趣的是,只佔收入兩成左右的供樓負擔有甚麼值得財金官員擔憂?財爺掛在口邊過半收入用作供樓的驚人數字,其實是個按樓價及收入數據計算出來的虛擬數字。而陳總「從41%下跌6個百分點至近月的35%」的數據,才是從新批住宅按揭貸款的資料得出來的。而新批按揭的供樓負擔又比所有按揭的供樓負擔高,原因是只要利率變動不大而收入持續上升的話,供樓多年的人供樓負擔會按年減少。
更有趣的,是新批按揭的平均按揭成數自2012年起其實已穩定下來,供款與入息比例在2013年卻仍不斷下跌。周大師的分析認為這個下跌與樓價回復平穩有關。但既然樓價和按揭成數都在去年穩定下來,供樓負擔還在下跌的含意,可能是過去一年多以來,只有較高收入人士才能置業。換句話,政府以一連串逆周期監管和需求管理措施左右市場,後果只是令一班收入較低的市民無法上車置業。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千依百順的政改民意

2014年7月25日


千依百順的政改民意


若果由我舉辦一次民意調查,問題是「地球是圓還是橢圓的?」可供選擇的三個答案為圓、橢圓和沒有意見,我相信每個答案都有一定數量的市民選擇,顯示出市民就地球形狀的議題上意見分歧,未能達到共識。再問:「你贊成在20年內放棄聯繫滙率嗎?」零分為強烈反對,10分為全力支持,我相信民意會相當分化,但大部分市民由於不太了解聯滙制度的優劣,民意會向中間靠攏。

當然,沒有人會資助如此無聊的民意調查,但請讀者細心想想,這些問題其實跟有關政改的民意調查性質相似,什麼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分組點票、單議席單票制等用語,以至所謂「佔領中環」的實際內容為何,我相信不少香港人都不甚明白其真正內涵,也不知道正確的定義,更談不上有什麼意見。就一些市民不了解或興趣不大的問題,調查結果可以跟民意完全扯不上關係,對了解民意所趨並沒有幫助。

政改民意陷兩難

政改這類複雜、技術性的政治議題,最有了解的從來是站在兩端的「偏激」市民,亦即美式英語稱為的「政治道友」(Political Junkie)──勤讀新聞、評論,了解最新的政治動向,有自己明確的立場。當然,也有兩邊都不支持的市民對議題了解甚深,但人數一定比不甚了了的少。

就算我低估了全港市民的政治知識,解讀政改的民意亦有另一個不易解決的困難。

若果我問市民是否「反暴動」,結果當然和問是否支持「世界和平」一樣,市民多半會贊成。若果我將問題改一改,問同一個市民是否支持「和平靜坐爭取真普選」,意見就未必一樣。再問市民是否支持「警方以武力清場,維持社會治安」,市民想起一幕幕的抗爭場面,又會有另一番意見。和平靜坐是否會導致警方以武力對付,武力又會否引起暴力行為,一小撮來歷不明者帶頭衝擊警員又責任誰屬,其中的因果關係不容易搞清楚,幾條簡單的問題會得出似乎相反的民意。

同理,從政改諮詢報告收集的大小民意調查(請參考附錄四)可見,市民大都反對有一個「對抗中央」的特首或特首候選人,但又有過半數反對由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有大部分市民贊成候選人要有提名委員會半數支持,但亦有超過一半市民支持公民提名。

先假設市民大多政治知識豐富,看來相當矛盾的民意所反映的不單止意見分化,更重要的是當中牽涉少人談及的「藤㨢瓜、瓜㨢藤」的困難:從特首選舉、提名方法,到特首跟中央對抗和為港人爭取利益之間的模糊界線,牽涉的是好幾個有條件(Conditional)的問題,沒有說清楚問題背後的各個假設,不同的民意調查會容易問出看來南轅北轍的答案。

最後要問一句:就算能夠設計一個能準確反映民意的調查,政府和各大小政治組織又是否希望真相大白,還是繼續保持神秘,大家從不同的民調各取所需較為有利?

從「被代表」到鬥人多

提出這個有關政改意見的「懷疑論」是希望指出,政改民意往往成了胡適口中的「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民意的解讀任由政府和各界意見領袖「搓圓撳扁」,無強烈意見的市民無端「被代表」,有清楚意見的市民又被當成「非主流」。

我相信有所謂的沉默大多數,持有溫和的政治立場或對政治全無意見,只是除了「反對血腥暴力」這個連支持佔中人士都不反對的價值外,我不清楚這群不喜歡發聲的市民在想什麼。這群市民的「溫和」所指為何?他們到底有沒有強烈意見?對政改問題又有多關心?

這些問題,就算強迫全港選民出來投票表態均未必能夠解答,換來的可能是大堆白票或亂投一通。反過來問,有組織出來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到底是強化了香港中間的民意,還是令本來沉默的市民不想被某些人物代表,憤而支持另一方,令本來兩極的民意更為分化?

民意不清楚,亦助長了「曬馬」的現象,大家爭相成為「主流民意」的代表。電子投票宣稱有80萬人、七一遊行據報又有51萬人,這邊廂你去懷疑數字有多少的水分,那邊廂又要發起運動證明立場不同的人數比你們多。可是,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鬥人多就能解決:社會上實實在在有數以十萬計的人不滿香港的政治發展,其中更有數以百計的人不介意跟警方衝突以至被捕。這些「激進少數派」不是一句「我人多過你」就能當作透明,而是未來N屆特區政府都要面對的難題。假設七一遊行真的有51萬人,「即係有650萬人唔支持啦」不是有建設性的反應;更值得擔心的是,何以在經濟不算差的今天,仍有好一些香港人頂唔順,寧願捱日曬捱雨淋都要站出來。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July 23, 2014

出版商「不打自己人」

2014年7月23日

出版商「不打自己人」


數月前在旅途中遺失了一部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心痛不已。除了因為這電子書是老婆送贈的生日禮物外(這當然十分重要),還因為在火車巴士上用Kindle看書實在非常方便,現在沒有Kindle在手,頓時感到無事可幹,空虛異常。

說到看書,雖然書展今年已踏入第25屆,入場人次更超過100萬,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的讀書風氣一直不盛。在港鐵和巴士上,機不離手的是大多數,手不釋卷的卻往往只是少數,其中更有不少人拿着的只是「八卦」雜誌,真正在車上看書的港人少之有少,用Kindle看電子書的,更可算是奇人異士。
欄友曾國平今天在免費報討論電子書,也論及為何電子書在香港不能大行其道,他認為,香港讀書人年紀較大接受不了新事物、電子書盜版問題及本地書市場細都可能是原因。

我認同國平在提及的都可能是電子書未能在香港普及的原因,不過我認為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出版商的意願。

傳統行業不願「自己打自己」

電子書與傳統書是替代品,推廣電子書無疑會打擊傳統書的銷量。當然,如果電子書售價高於傳統書,出版商又何樂而不為?但事實是,出版電子書的邊際成本遠低於傳統書,把電子書定價高於傳統書確實有點於理不合,於是出版商在「不打自己人」的原則下不大力推廣電子書也算是情有可原。

書籍出版有這情況,唱片界和報業其實也有類似現象。在唱片業裏,自1990年代末網上翻版盛行以來,傳統唱片的銷量急速下跌,美國業界不但在初期抱住「不打自己人」的原則不推動合法的網上音樂平台,而且更狀告不少在網上非法下載的大學生,最終在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公關災難後,才慢慢配合蘋果發展網上音樂平台。

傳統報紙受互聯網的衝擊不比唱片業少,業界應對的方法卻大異其趣。雖然現在大部分報紙都有網上版,但《信報》與美國《華爾街日報》這類專業人士報紙的網上版要收費,《蘋果日報》和《紐約時報》這些比較平民化的報紙的網上版則免費,後者「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況當然較為嚴重,據聞,《蘋果日報》的銷量已由數年前約每日30萬份,下跌至現在的10多萬。

美國電子書的反壟斷案

回到書籍出版業。上周業界有一單大新聞:蘋果公司答應就協助美國5大出版商串謀定價一案賠償4.5億美元,條件是蘋果在紐約市上訴庭的上訴敗訴。

這單電子書的反壟斷案,其實早在上年7月時已初審完成,結果是蘋果敗訴。這單官司的源起是網上書店亞馬遜數年前為了催谷閱讀器Kindle的銷量,大力開發電子書業務,並以低於批發價的價錢出售電子書(最近亞馬遜更推出月費計劃,用戶可以每月10美元任看亞馬遜內的電子書)。法官當天在判決書指出,5大出版商對此深惡痛絕,其中一間更揚言要打敗亞馬遜的定價策略,防止這討厭的定價成為標準【註】。

在商言商,「不打自己人」是無可厚非維護本身利潤的商業策略。有趣的問題是,業界在何時何地、什麼情況下才會開始無奈地「痛打自己人」,開發電子書或其他網上產品?我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由於答案不完整,亦由於篇幅所限,暫且按下不表,留待下次有機會再談。

註 判決書內的原文為:they had to "defea[t] [Amazon's] $9.99 pricing policy," and prevent the "wretched $9.99 price point becoming a de facto standard."讀者如有興趣可下載判決書:http://fortunedotcom.files.wordpress.com/2013/07/us-v-apple.pdf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書本佔了黃金屋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書本佔了黃金屋

2014年07月23日

一年一度的書展剛完結。怕人多,已多年沒去書展,而且看書口味狹窄,無謂到書展空手而回,白交入場費。看電視,見市民買了一袋又一袋的特價書(即倉底貨),十元八塊的,大呼抵到爛。這種掃平貨的行為,令我想到買書背後的成本。

一本書可以賤如倉底貨,較貴的不過100元左右,購書不是比玩音響、模型、相機等嗜好便宜嗎?不過,讀者都曾因為買書受家人譴責,知道書的最大問題在佔地方。買一個書櫃,面積約3方呎,高達天花板,大約可以放200本普通厚度的書。假設住在樓價低的地區,實用面積每方呎價1萬元,放一個書櫃就佔了價值3萬元的空間,安置每本書的成本為150元。若果買的書厚如《21世紀資本論》,成本可能要500元以上!一向精明的雷鼎鳴教授亦提及過類似的計算,也許假設書平均厚一點,得出的數字是300元。

一百幾十元的書價,原來只是買書成本的一小部分。

不過,以上的計算可能高估了買書的成本。有人對書沒有感情,用完即棄,看完或不想看的書以一公斤不夠一元的市價當廢紙賣出,心地好的可捐到慈善機構。由於只是暫存書本,成本計算要參考單位的市值每月租金,較永久保存便宜得多。又有人公器私用,將辦公室當作貨倉,存放大量書本:我在美國的辦公室,就藏有近千本看過的中英文書,堆積如山,每次學生光臨都會驚嘆我「學富五車」。

電子書可解決佔地問題。奇怪的是,香港住樓貴,但電子書的質同量都比不上空間便宜得多的美國;香港不少暢銷書都沒有電子版,而每年書展仍有不少市民樂於搬磚頭回家。何解?香港讀書人年紀較大接受不了新事物?盜版問題令電子書生產商卻步?抑或本地書市場實在太細?

買書有成本,看書代價亦不菲。看一本300頁較認真的書,大概要花20小時,雖不至廢寢忘食,但成本仍高昂。據說有文化人能在百忙之中每天看完一本書兼寫成書評,效率之高令人羨慕。沒有這等天賦,看書其實是相當奢侈的玩意,務必左問右問細心選擇,確保書值得一讀後才「下注」。香港又忙又迫,睡眠不足加上不夠地方住,時間和空間都貴得驚人。

港人看書以實際或「增值」為主(旅遊、保健、理財、星座運程等),甚麼文史哲書籍一律少理,其實是符合需求定律的理性行為!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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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21, 2014

答周顯供款佔收入比率的意義(上)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答周顯供款佔收入比率的意義(上)

2014年07月21日

我不認識周顯先生,但大家總算有幾個共同朋友,加上他的《政經密碼》與我們的《免費早餐》是隔籬鄰舍,因此我對他在《am730》的專欄格外留神。上星期四,周大師不談炒股論樓市,還論出一點有啟發性的經濟內容來。事緣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在官方網上專欄表示:「2010年8月收緊的供款與收入比率(Debt Servicing Ratio) ,從41%下跌6個百分點至近月的35%」。周大師卻認為,陳總不懂得以房地產市場的理論去看「供款與收入比率」的意義,更相信香港懂得這一點的人也不多。炒股貼士準唔準我不懂評論,供款比例高不高,我倒可以跟大師過癮一下。

要回答「供款與收入比率究竟在甚麼時候上升,甚麼時候下跌」這個問題,周顯認為,應該從一個正常人的開支習慣開始說起。師傅教落,有用的經濟學都是常識,只是常識不是人人都懂。周顯的分析從正常人的開支習慣說起,已對了一半。值得商榷的另一半,是周顯認為天性使然,人類願意花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比例會有一定規律,花三成至五成收入供樓便是其中一個規律。但三到五成的分別可不小,要解釋這個分別,經濟學的老奉答案是先比各地價格不同,再較各人收入差異。
樓貴住細啲,周顯絕對明白經濟學中的「需求定律」。周顯的分析值得商榷的地方,是「需求定律」沒有規定消費金額與價格的關係。當易被取代的物品加價,消費金額會隨需求量大跌而下降;但不易被取代的物品加價,需求量微跌之下,消費金額反而會隨價格一同上升。要達到周顯所講「供樓佔收入比率卻是不變」的境界,住屋的需求彈性系數要剛好等於一:即樓貴一成,市民便住細一成。

問題來了,分析樓市的經濟學者普遍認為房屋需求不是那麼輕易被取代,市民對住屋的需求彈性系數一般低於一,常見的估算大概是0.5左右:即樓貴一成,市民平均只會住細約半成,這時他們花在住屋的消費惟有焗升半成。
那麼,怎樣解釋陳總的觀察呢?周顯稱,樓價急升,供款比率會突然增加,而樓價回復平穩,比率也會回復正常水平,因此過去幾年供款比率下跌,只是由於樓價停止急升。先不論樓價為何停止急升,為甚麼樓價急升會導致供款比率突然增加呢?周顯未有詳細解釋。但樓貴房屋開支增加,其實是符合住屋需求彈性系數低於一的房地產市場特性的。難題是,當樓價停止急升,何解供款比率不跟樓價一樣橫行呢?請聽下回分解。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長實樓有什麽問題?

2014年7月21日

長實樓有什麽問題?


今天我要為地產商講幾句話。是的,我不是小說作家,不要跟我來雞蛋高牆這一套。

數年前的《地產霸權》洛陽紙貴,之後每逢長實(00001)有新樓盤推出,個別傳媒及其專欄作家都會費盡心思,以其極盡挖苦之能事找出樓盤的種種不足之處。大埔新樓盤嵐山近日的「免費廣告」,便先後有「囚室劏房單位」與「附送巨大祖墳」,送廣告之餘更不忘提醒讀者,不久前同一發展商還有層數「五樓變一樓」的天宇海,以及窗台「夠瞓兩個姚明」的DIVA。但專欄作家的記性更好,先以8年前實用率不足三成的四季豪園做例,指控地產商竭力壓榨香港人對空間的欲求,最後還責罵政府政策令奸商合法剝削大眾。

港人愈住愈小的迷思

原來,所謂的「壓榨香港人對空間的欲求」,指的是香港人愈住愈狹小。香港人,我們真的愈住愈狹小嗎?師父教落,研究經濟現象最蠢的是試圖解釋從來未發生過的事。環顧身邊,我現在居住的地方比小時候的面積大近一倍,與我一起長大的朋友亦有類似經驗。至於父母的那一代,可能由於兄弟姊妹眾多,愈住愈寬敞的比例就更誇張。

當然,我的個人觀察可能只是幾個反例。整體數據究竟又怎樣說?欄友曾國平一年多前做過一些統計工夫,發現由1985至2011年的人均私人住宅實用面積上升了1.5倍,而主要的升幅來自80及90年代,雖然自2000年起升幅放緩,但實情是過去數十年間無論樓價怎樣飆升,住私樓的香港人跟我一樣都是愈住愈寬敞;加上今天公共房屋質素較我七八十年代見識過的實在改善了不少,整體而言,香港根本從來沒有「愈住愈狹小」這回事。愈來愈狹小的,可能是個別傳媒人的眼光和心胸罷了。

法例愈管愈嚴的後果

作家話長實新樓盤最小單位177方呎令人譁然。起大屋又話專起豪宅,起細樓又話令人譁然。賺到盡的地產商,會供應沒有需求的住屋單位嗎?現實世界裏的居住環境大或小,從來是供與求的問題。

地產商常被詬病的,除了是市場供求下決定的實用面積狹小,經典例子還有實用面積與建築面積不符。老老實實,買現樓,我從來不明白為何你管他建築面積是多少?實用率是十成還是一成,大家有眼睇。樓花又怎樣? 要知道,市場上有商譽這回事。正如電影《大丈夫》中情節,網吧經理巴治奧所說:「喺香港就貼㗎妹,喺日本就貼張柏芝㗎啦,唔通你去日本搵小姐,佢真係畀個張柏芝你咩?唔好玩啦老細。」

香港樓盤賣廣告沒有以「貼㗎妹」招徠,找幾個金髮模特兒行長樓梯的鏡頭倒也看過幾次。但作為老細的消費者買樓時當然唔會講玩,假如某發展商的物業實用率長期低於一成,後果只會換來消費者「信你一成,雙目失明」的市場回應。

不要誤會,我並非反對《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中指定賣方只准以實用面積表達住宅物業的面積和價格,更不是認為地產商完全沒有問題,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高估類似法例對市場的影響。至於買樓花,多少有些賭博成分,不想冒險的買家,可以選擇買現樓。現樓一般沒有樓花的折扣優惠?好了,你終於開始明白市場如何運作。樓花的折扣就是反映利息與風險的成本,而所謂「附送巨大祖墳」的墳景單位定價,便是低於其他同面積單位一成以上。

廣告愈唱愈衰的影響

哪個發展商的物業享有銷售溢價,市場人士心知肚明。我認為有趣的經濟問題,是樓宇質素較高的發展商享有二至三成溢價是否合理?這個合理與否,是在貴買貴賣或平買平賣之後,投資不同發展商物業的回報率是否相差無幾?問題有趣,原因是我想知道個別地產商被有影響力的傳媒「唱衰」多年後,一手及二手市場對這些「免費廣告」會否反應不一?

這個有趣的投資問題,我未有答案。那些「免費廣告」的經濟起源,我卻是有點頭緒:沒有「抽廣告」的顧慮,「免費廣告」的成本自然較低。而兩條數加起來,地產商花錢賣廣告的商業決定又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地產商應該心中有數。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riday, July 18, 2014

十二碼一係入 一係就唔入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十二碼一係入 一係就唔入
2014年07月18日

華文傳媒的常用語之中,「博弈」肯定名列前茅。究其原因,多年前的一套電影《美麗心靈》(編按:港譯《有你終身美麗》)有點貢獻,跟博弈論(game theory,亦稱「賽局理論」)在學院裡愈來愈流行亦有關係。
到書店隨便走一圈,會見到大量有關博弈論的普及讀物,指點你日常生活的迷津。今年我在香港教的經濟學入門,博弈論亦佔了好一部分,而同學到政治系、數學系、工程系、商學系選課,又會見到博弈論的蹤影。
不少名家對博弈論不以為然。張五常認為,博弈論跟經濟解釋扯不上關係。
至於另一位名家的觀點較奇特:博弈論的創始人之一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應用博弈論已遇到不少困難,凡夫俗子就更難以用得着了。
名家認為,博弈論常常只有含糊的推斷,不及傳統的價格理論清楚,可不用就不用。
最弔詭的是,一位夠資格拿諾貝爾獎的博弈論大師,坦言博弈論沒有應用價值,對解決政策問題亦毫無幫助,認為博弈論不過是用數學邏輯講講故事,像《伊索寓言》般有點啟發性而已。
舉個例,多年前有一項將博弈論應用到十二碼的研究,在行內頗有影響力。博弈論對十二碼這個「遊戲」有兩個推斷:一,同一個射手,無論射左、右、中間,入球的機會一樣;二,同一個守門員,無論撲左或撲右,入球的機會亦一樣。
兩個推斷不難理解:攻守雙方沒有空隙讓對手乘虛而入,都會以隨機的行為讓對手難以捉摸。研究收集幾百次十二碼的結果,追尋射手、守門員的往績,證實理論的推斷正確。
至於兩個推斷是否像「一係入,一係就唔入」的講完等如冇講,抑或有點深刻的意義,就要交由讀者判斷了。介乎有用無用之間,為何仍要學博弈論?
對於普通的讀者來說,我認為有兩個理由:第一,博弈論的術語已滲透到日常語言之中,甚麼「囚徒困境」、「納殊均衡」,學一點既可知道術語所指的是甚麼,亦可提防別人亂說亂用。
第二,博弈論著重理性的推敲,是一步一步去思考複雜糾纏的邏輯問題,像學任何一門數學一樣,是對腦袋的絕佳訓練。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政策研究的供與求

2014年7月18日

政策研究的供與求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上月提到,香港政府自回歸以來沒有做過深入的政策研究,現有的智庫對政策的影響甚微,而本來應為政府做研究的中央政策組則淪為民意調查機構。故曾主席建議要多建立優質的智庫組織,以提升公共政策討論的質素。

《經濟3.0》寫了差不多兩年,我們三個散兵游勇雖然不是什麼智庫,但一直以有限的時間和資源關注香港的公共政策。一般的印象,是政府、政黨、民間團體提出的政策頗為粗疏(如多項樓市措施、最近的電力來源方案等),深入的理論、數據分析均欠奉,隨便引用一些外國經驗,就以為可以和「國際標準」看齊。與此同時,香港又有大量的智庫組織,名稱五花八門,但大都不成氣候,似有還無地起不了什麼作用。

香港的政策研究市場需求甚低,供應亦面對難以解決的局限,曾主席的建議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供應:國際要求下研究離港

就我認識的經濟學來說,關於香港的研究題材只能作為一個「業餘興趣」,難以想像有年青的經濟學者會花大量時間心血去研究香港的經濟政策。主要原因,是新晉學者要在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界生存,唯一目標是在國際(基本上是美國)十數本的一流期刊上發表文章,多多益善,質量不夠的學者就要另謀高就。

香港的研究題材,除非與眾不同,否則以香港這個小小的經濟體系,難以引起期刊編輯的興趣,而一些美國早已做過的政策研究,應用到香港之上就更無出版價值。一個關心香港的經濟學者,面對出版的壓力,只有跟大隊研究歐美或中國經濟。

香港學者可透過研究資助局申請中央政策組可觀的資助,研究本地的政策問題,但這類資助一直受歧視,跟升職沒有關係。如此制度下,愈出色的院校、其學者愈不了解、不關心香港的問題。唯一的期望,是學者名成利就後「良心發現」,利用自己的學問和影響力作有利香港的政策研究。

這個升遷安排導致的動機(incentive)問題,相信不限於經濟學,其他社會科學相信亦有同樣的現象。

以我們三人為例,在傳媒探討香港的經濟議題從來是行有餘力的工作,寫出幾百篇文章只為香港出一分力,對學術界的升遷全無幫助。幸好我們三人的「正當」學術研究有點交代,年紀較大的兩個更已得到終身職,否則如此舞文弄墨,必定招來同行不務正業的非議。

講到尾,制度所限,學術界只敢為政策研究提供「工餘貢獻」,不少政策研究於是所托非人。

需求:畸形政制下研究無用

正如曾主席所說,反對派的工作只有反對,由於提出的政策難有被採納的機會,是以根本沒有動機投放資源到政策研究之上,反而專心阻撓政府通過議案更為實際。建制派多數時間只是舉手機器,政府推出的政策縱有各種不是,票數亦不成問題。政黨沒有政策研究,政府各部門亦在近年由上而下落「柯打」的行政文化下,缺少專責研究的職位,不夠資源做一些比較嚴謹的分析,為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政治權力以內尚且如此,民間要辦什麼智庫就更難成功了。需求欠奉,沒有多少人會認為「政策研究員」是一個有前途的職業,亦沒有人肯出大錢招攬質素高的人才。

於是乎,公共政策陷於以下的困局:上頭有什麼新意念,先交由有關部門制定成政策,再作民意調查試探一下民意。由於政策缺乏研究支持,離空想階段不遠,民意調查不可靠之餘,真正公諸於世之時又會招來傳媒和專家的批評。政策露底,缺陷愈揭愈多,但政府又要保持威信,唯有堅持己見,勸籲市民為大局着想。政策交到立法會,輕則由建制派帶領草草通過,重則由反對派拉布阻撓一番。如此的劇情,讀者都相當熟悉吧?

研究(research)的古義為「細心尋找」,找的是美好意願背後的不足,找的是宏大計劃裏面的漏洞,是填填補補、實實際際的工作。行政立法的怪異關係當然不是多做研究就能解決,但扎實的分析總可以減少一些無謂的爭端。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July 16, 2014

皇家判頭反競爭?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皇家判頭反競爭?

2014年07月16日

上星期寫《競委會今晚打老虎》,標題是語帶三關。第一關,是回應競委會主席揚言「大細老虎都要打」;第二關,是以港式法文Comment allez-vous向競委會幾位外籍專家打聲招呼;第三關,是希望競委會明白想打擊涉貪涉黑的圍標活動,人生路不熟的「法國賭神」要與本地「中國賭聖」好好合作才不至事倍功半。

聘請外援幫手反壟斷,除了要克服環球經驗與地方智慧並重的困難,更要教育本地商界如何避免誤墮法網。前兩天在傳媒讀到一篇叫《康業服務涉違競爭法》的報道,印證了在沒有競爭法經驗的香港宣傳甚麼是競爭法是刻不容緩 。
據報道,本地物業管理公司康業服務要求其管理屋苑把5,000元以下小型工程,以單一報價方式,交託聯號公司力佳承辦,報道亦揭露了員工的升職評核、花紅發放與支持聯號公司的表現掛鈎。原本是普通新聞一則,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是,該報道還引述了大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的法律意見,認為康業服務的做法,涉違反稍後便要執行的《競爭法》,更指其利用市場影響力作捆綁式銷售。

私人公司以單一報價方式與承辦商合作觸犯了哪一條《競爭法》?捆綁式銷售又是甚麼反競爭的銷售方式呢?法律上,《競爭法》中的兩條行為守則,不容許的分別是反競爭協議和濫用市場權勢。反競爭協議的商業行為有合謀定價、市場分割、圍標等等,而捆綁式銷售卻有機會觸犯濫用市場權勢。
所謂捆綁式銷售,港人最易明白的例子可能是「賣燒肉搭豬頭骨」的銷售方式。傳統反捆綁式銷售的論述「以槓桿效應伸展壟斷」(extension of monopoly power through leverage),指的是有壟斷力的「燒肉霸權」,透過搭豬頭骨把壟斷力伸展至沒有壟斷的豬頭骨市場上。經典案例中,遠的有IBM以電腦捆綁打孔卡,近的有微軟以視窗捆綁Internet Explorer。作為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康業服務有甚麼市場權勢呢?就當康業服務是「物業管理霸權」,霸權何不簡單加管理費來賺到盡,而要濫用權勢以單一報價方式把壟斷伸展到一些5,000元以下的小型工程上?

以經濟邏輯分析,甚麼「伸展壟斷」一般是胡說八道。香港地,除了康業服務的單一報價,工程界更有不少公司採用「皇家判頭」。把這類御用承建商的外判模式一概視作反競爭的捆綁式銷售,是漠視了商業上長期合作關係對減低交易費用的好處。亂告一通的話不但對消費者無益,最終亦只會鼓勵做工程的大判二判合併起來。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圍標的地方智慧

2014年7月16日

圍標的地方智慧


早前在報紙看到一則新聞:自兩年前政府推出「強制驗樓驗窗」計劃以來,有業內人士估算這計劃為相關行業帶來每年逾10億元的生意。不少驗窗公司因此向被抽中強制驗窗的大廈「埋手」,以各種手段從業主那裏謀取暴利。該報的記者曾以業主身份聯絡一家驗窗公司查詢,師傅報價2萬元,記者其後再向另一位良心師傅問價,只需4000元。

一年多前曾在本欄以「壟斷皆由政府起」為文,道出很多壟斷其實都源於政府干預。政府可能以公眾利益(如電視發牌)或誘發創新(如專利版權)為由直接限制市場競爭,亦可透過政府政策(如土地拍賣政策)來間接干預市場。

圍標源起的本土成因

近月不少報道皆關注建築界內出現的圍標情況,例如多個大型屋苑分別以「天價」外判大維修工程惹來圍標的嫌疑。此外,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胡紅玉亦揚言,要打建築界圍標這隻不知是大還是細的老虎。圍標的成因是什麼呢?圍標通常由兩種情況引起:1)政府干預以致業內的需求彈性偏低;2) 行業特性以致業內的供應彈性亦偏低。兩種情況加起來代表業內少數的公司有機會串謀向買家「撳住嚟搶」。由於干預方式不同,各地的圍標成因亦略有不同。

美國有不少行業都有圍標的情況,當中大多都與政府干預有關。以學術界有較多討論的各州道路工程投標和中、小學牛奶供應投標為例,兩者的需求彈性都偏低。前者源於州政府沒誘因控制起橋築路的成本,後者則源於學校的牛奶支出有大量政府資助。

回到香港,10年前我們比較少聽聞行內有圍標的情況出現,但自從5年前政府撥款1.5億元資助「樓宇更新大行動」之後,政府陸續推行各項資助(如2011年推出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和文章開首提到的「強制驗樓驗窗」計劃),這些資助和政策都令樓宇大維修的「剛性」需求愈來愈大,以致原本可能已存在的圍標情況日益猖獗。

圍標伎倆五花八門

基於政策和資助的細節,以及各屋苑的特殊情況,不同屋苑大維修的圍標情況各有不同。例如在一些大型屋苑裏,業權比較分散,每名業主監察違規情況的誘因較細,大維修的需求彈性亦因而較低;另外,有些屋苑由於其商場佔屋苑業權比重較高,圍標者可透過讓商場業主分擔較少維修費這類「價格分歧」來抬高價格。

香港的圍標除了有其本土成因之外,其手法亦有這裏獨特的地方智慧。在大型維修工程的投標過程中,如果只是圍標的工程公司互相串謀以「輪標」(bid rotation)和「判標」(subcontracting)的方式圍標,可觀的利潤自然會引起其他公司垂涎三尺,製造進入該市場的誘因。於是這些圍標的工程公司會以各種非法或合法的手段,提高進入該市場的「入場門檻」,以達「禁標」(bid suppression)的效果。它們可能與業主立案法團或屋苑的管理公司串謀,將外來工程公司的標書丟掉,或向它們明示暗示此標已被圍,或向僥倖中標的外來公司諸多刁難,令其蝕本收場。

另外,圍標公司相互通訊往往都有行內特定的暗號,非內行人士不能解讀。這在舉證時尤為關鍵。以美國的案件為例,司法部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以公司間的文件書信來往(如會議記錄)作為證據,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圍標公司在正式的會議記錄通常都會說明會議並不會觸及價格的釐定,以避「嫌疑」。可以想像,當香港的競爭法正式實施後,競爭委員會在舉證時將會困難重重。

在這裏提出圍標的本地成因和地方智慧,不是說我們不應參考外國打擊圍標的經驗,但正如欄友曾國平上星期在本欄指出,了解有關反競爭行為的地方智慧,絕對可以令執法更順利。另一欄友徐家徤在友報亦指出,本地的圍標通常涉及如貪污和恐嚇等非競爭法監管的行為,競爭委員會如何與其他執法部門合作,也是打擊圍標成敗的關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Monday, July 14, 2014

中國合夥人赴美上市無驚有險

2014年7月14日

中國合夥人赴美上市無驚有險


再有阿里巴巴紐約上市的新聞。據報道,阿里最快本月路演、下月上市。按估計,阿里首次公開募股籌集資金可能超過200億美元,有機會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IPO!

中港不少傳媒,對阿里赴美上市又愛又恨。愛的,把阿里上市形容為「全球關注中概股的熱潮再度攀上高峰」,更拋出「過去12個月,在美國IPO的十大中國公司,平均帶給投資人44%收益」的數據吸引投資者,最後還教美國境外人士「冇有怕」,上網開設美股賬戶跨海炒股去也;恨的,引用了美國官方最近發表的一個警示性報告,提醒股民投資阿里等中資互聯網企業時可能帶來的「重大風險」。投資阿里究竟有什麼重大風險呢?

之前阿里來港上市擾攘多時,主要爭論是應否堅守「同股同權」原則。我曾在本欄解釋,「同股同權」不是保障投資者的必要原則,股市上的「一股一票」,亦與民主社會「一人一票」沒有什麼必然關係。但今次美國官方的報告,強調的卻並非中國合夥人違反「同股同權」原則帶來的風險。

從兩權分離角度看新浪模式

美國國會下設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幾星期前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在美國股票市場的風險》報告(下稱報告),將阿里等赴美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合約安排,視為複雜而高風險的法律安排組合。這種大有來頭的合約安排叫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簡稱VIE),華文傳媒普遍直譯為「可變利益實體」。

由於新浪是第一間採用VIE架構在2000年赴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這種合約安排亦被稱之為「新浪模式」。能明白「可變利益實體」這個名堂的人是天才,要知道「新浪模式」是什麼,亦需要對內地金融發展有點認識,我還是仿效一些內地傳媒叫VIE做「協議控制」吧。

所謂「協議控制」,指的是一種解決內地法例限制海外投資者投資內地一些特定行業(如互聯網、電訊等)的合約安排。根據內地電訊法規,外商不能直接提供網絡訊息服務,但提供技術服務是容許的。「協議控制」最初的概念,是讓國際投資者通過離岸公司控制設在內地的技術服務公司,然後該技術服務公司再以獨家服務協議,把內地互聯網公司和離岸控股公司連接起來。換句話說,內地互聯網企業到美國上市,國際投資者所買的股份其實不是內地註冊經營互聯網業務的實體公司,而是另設在境外的一間或多間向那內地實體公司收取各種專營權費用的離岸公司的股份。

發展下去,內地公司與離岸公司的協議演變得五花百門。報告以不久前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微博(Weibo Corporation)為例,協議包括一系列獨家的貸款協議、股份轉移協議、還款協議、服務協議、授權股東投票的協議等等。

但種種協議表面上再複雜,說穿了其實與張五常教授在內地經濟改革初期提出「兩權分離」的合約安排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土地為例,「兩權分離」把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使用權卻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實際是租出去),國家便能延續其中國式社會主義。同樣道理,國際投資者在法律上沒有內地互聯網公司的直接所有權,但卻可透過對離岸公司的控制及種種協議,間接行使其對互聯網公司的權利。

協議控制的「重大風險」

「兩權分離」有沒有風險?當然有。風險在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國家會否依法履行其承諾的承包合約。「協議控制」當然亦有類似風險。報告提出的「重大風險」,是擔心萬一內地公司毀約違反協議,中國司法制度會否依法辦事。除了司法制度的風險,報告亦提到貪污及網絡審查的風險,都有可能牴觸美國法例。

貪污及網絡審查的風險我不是專家。至於「協議控制」的重大風險,其實阿里今次上市已設法減少「協議控制」的採用,而把容許外資經營的業務盡量轉移到外資直接擁有的離岸公司。準備跨海炒股的投資者,不妨仔細衡量馬雲以下一段上市申請書裏的文字:

Our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 differs from some of our peers in that we hold our material assets and operations, except for ICP and other licenses for regulated activities, in our wholly-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and most of our revenue is generated directly by the wholly-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人生如賭博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人生如賭博

2014年07月14日

近期在電視上看得最多不是世界盃宣傳和精華片段,而是一個又一個的反賭波廣告,勸導青少人不要沉迷賭博,更不要買外圍波以身試法。正如其他政府廣告一樣,廣告說教氣息濃厚,不知有多少成效。

經濟學者觀點奇特,一向認為人其實無時無刻都在賭博,連最反對賭博的衛道之士都不能幸免。你中午到茶餐廳買一盒燒味飯,賭的是吃了不會食物中毒;你選擇不搭的士在鬧市步行半小時,賭的是沒有高空擲物或跳樓人士;你在街上亂拋垃圾,賭的是沒有食環署職員在附近埋伏。
從生活小事到人生大事,讀甚麼學位、做甚麼工作、找誰人結婚,都是一場又一場的賭博。
快要放榜的中六學生,將來在大學修讀某個學位,畢業前都不清楚知道行業將來的情況,今年的搶手科目可能明年不再馨香,政府又可能突然推出些甚麼新政策優待某些行業。霧裡看花作決定,不是賭博是甚麼?
最著名的一場人生賭博,來自十七世紀法國天才柏思卡(Blaise Pascal):不信神的話,若果神真的存在就要落地獄,損失龐大,但神不存在的話就能為所欲為過一生,有點得益;信神的話,若果神不存在的話就白白循規蹈矩過一生,有點損失,但神存在的話就能上天堂,得益龐大。柏思卡比較兩者的利害,認為乖乖信神是抵到爛的一場賭博。
令經濟學者疑惑的是為何愛好賭博的人,同時又會購買保險等安全措施?香港人好賭如命:六合彩、跑馬、足球不在話下,加上炒股票炒樓的勇悍,從屋邨主婦到政府高官,社會各階層都不亦樂乎。
同時,香港人又會買各式各樣的保險,從旅遊幾天的風險到身患危疾的憂慮,都想有個保障。賭博以小損失購買機會極微的大得益,是用錢增風險;保險以小損失避免機會極微的大損失,是用錢減風險。

對風險又愛又恨,兩種行為有點矛盾,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不容易解釋。六十多年前,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和統計學傳奇人物沙華治為此現象提出過一套理論,引起過爭議,但到今天經濟學者仍找不到一個圓滿的答案,解釋不了人有時愛冒險、有時怕遇險的複雜行為。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July 11, 2014

競爭法的環球經驗與地方智慧

2014年7月11日

競爭法的環球經驗與地方智慧


響應「為《競爭條例》全面實施作好準備」的諮詢,我們一連幾天講競爭法,從掠奪性定價、圍標、零售價管制,介紹過大小老虎極有機會碰上的三種反競爭行為 。我們總結「外國經驗」,結論是反競爭行為不易辨認,看來蝦蝦霸霸的行為可能是市場競爭下的結果,對消費者有益。法庭判錯案,又會令本來奉公守法的老實商人卻步,不敢太進取地搶生意。換個學術的說法,競爭法既不想放走太多的違規企業(false negatives),又不想執法太嚴製造冤假錯案(false positives),真的難為正邪定分界。

如何解開這死結?關鍵在於吸收外國經驗之餘,更要對本港的企業運作有深入的了解。模仿某銀行的廣告用語,競爭委員會除了要參考「環球經驗」外,更要有「地方智慧」輔助,才有機會達到競爭法的根本目的:保護消費者利益。

打官司屬持久戰

競爭條例有否為消費者帶來好處?競爭條例是否減少了無效率的行為,從而增加生產力?這兩個簡單的問題始終沒有明確的答案。爭吵不休,源於量度的困難。一單有關競爭法的官司,牽涉的假如是大老虎,官司打個十年八載不足為奇,執法的影響該從哪一年算起,難以解答。再者,生產力的計算取決於一地競爭的激烈程度,跟競爭法相互的關係不容易搞清楚。

加上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科技又日新月異,漫長的官司打到中途可能已經失去意義:打官司前企業在行業稱霸,但幾年後打完官司,企業可能已是明日黃花。經典的例子是1952年萬國商業機器(IBM)被控壟斷,到了1956官司打完已經是今時不同往日,大型電腦(mainframe)漸成主流。IBM後來在大型電腦的市場稱霸,1969年又被控壟斷,開始一場持久的官司戰。司法部後來在1982年放棄官司,只因當時的電腦市場實在變得太多太快,跟1969年已經是兩個世界!

外國不少國家推出競爭法已久,整體來說對消費者有利與否仍沒有明確的答案。有成功的例子,亦有處理得差的個案,好壞參半的外國經驗,為香港的競爭委員會應如何執法指出了兩個方向:

一,委員會應先集中資源處理幾宗明顯的「打茅波」個案,一來打錯虎的機會較低,二來可以得到市民支持,三來成功的話對委員會的威信有幫助。分散有限的資源打游擊是下策;二,長遠來說,委員會累積一點本土經驗後,可從案例歸納出香港的獨特之處,知道哪些行為尤其對香港消費者不利,也知道哪些在外地臭名遠播的行為,反而在香港為害不大。

各處鄉村各處例

近日讀余叔韶大律師的舊作《法訟趣聞》,裏面記載了一件法庭誤譯的趣事:港人原告用廣東話對外籍檢察官說,「事後我哋耐不耐都有來往」,豈料傳譯員不知有意或無意,說成intermittent intercourse,亦即「不時發生性關係」,令案情峰迴路轉,引來庭上震驚。不想直斥錯譯,聰明的余大律師指出傳譯員只是不小心漏了一個字,正確翻譯應為intermittent social intercourse,疑竇盡消。

重提舊聞,不是說競爭委員會的外國專家會因誤譯而誤事,只是想指出太多的香港特色會lost in translation。香港這個商業城市,從貿易到金融搞了過百年,人口稠密、對外開放加上文化混雜,發展出來的是大大小小複雜無比的行規,不走遍街頭巷尾不容易了解,不懂廣東話更是極大的障礙。外國經驗固然重要,但沒有本土專家輔助,兩種錯誤(錯判和漏判)的機會增加,對消費者有益的商業來往隨時被當成罪大惡極的intercourse,害了消費者。香港的超市、建築維修、地產、電視等行業都極有本土特色,不容易在外國找到完全相同的個案,執法時要以地方智慧補充外國經驗的不足。

香港政府的諮詢總是喜歡引用外國經驗,找到一兩個外國例子就好像很有說服力。為香港消費者爭取利益,詳細研究外國案例之餘,競爭委員會亦要慢慢培養本土的眼光。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csl.不做價格破壞者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csl.不做價格破壞者

2014年07月11日

香港電訊(6823)去年底提出收購CSL時解釋,建議收購預料將在節省成本及增加收益方面獲得協同效益。甚麼協同效益呢?節省成本的協同效益,據稱主要由以下因素帶動:精簡基站、精簡主幹網傳輸、分享頻譜資源及網絡設施、增強採購時的議價能力、降低內容支出、優化零售及分銷渠道、高效分配行政資源。至於增加收益的協同效益,包括:鞏固多品牌策略、提供具吸引力的手機及補貼、交叉銷售專有服務及應用程式等等。

十隻手指都數唔完嘅種種協同效益,睇唔明唔緊要。讀書時,一位有多年打反壟斷案經驗的老師對我說過,別太着意企業在申請合併時所說的協同效益,反正那都不是甚麼嚴謹的經濟分析。老師還教落,要知道兩間原本是競爭對手的公司合併後會否損害競爭,可留意其他同行競爭者對合併的反應如何:要是行家大力反對收購建議,這宗合併可能有利消費者,原因是假如合併收購真的有協同效益,合併後的公司便有條件減價,減價戰一觸即發,其他行家自然反對。
翻查紀錄,行家數碼通(315)與和記電訊(215)在收購建議提出後,股價都有所上升。到合併完成,最近新品牌csl.推出市場時宣布加價,數碼通與和電的股價亦分別再升5.4%和2.2%。合併收購行家得益,是否意味着合併有損競爭?
有可能,但不一定。首先,加價後服務質素會否提高,我沒有數據。再者,加價亦可以是由近年經營成本上漲帶動。一方面,從2007年起進行的頻譜拍賣,頻譜使用費的付款方式由大部分按年支付改為預先一次過繳費,新政策使頻譜使用費由可扣稅的營運開支變為不可扣稅的資本開支。另一方面,通訊局將在2016年重新拍賣部分現有3G頻譜,頻譜重拍的新增成本將部分轉嫁到消費者是意料中事。即使香港電訊與CSL合併後承諾交回到期頻譜及不參與重拍,要維持現有服務水平亦可能要增加基建。
據傳媒報道,香港電訊集團董事總經理艾維朗指,新月費定價健康,公司從來不做「價格破壞者 」(Price Destroyer),只會以服務質素取勝。是的,在固定成本比重高的行業,割喉式價格戰有可能令經營者愈做愈爛,長遠反而不利消費者。當市場以收購合併回應愈來愈艱難的營商環境,同行支持的合併不一定對消費者有害無益。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Wednesday, July 9, 2014

經濟學者預測世界盃?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經濟學者預測世界盃?

2014年07月09日

認識新朋友,自我介紹為經濟學者,總會被問及對未來股市、樓市看法。我研究宏觀經濟,就這些問題還可勉強搭嘴,但一些搞理論的同行,連恒指幾多點都不太清楚,支吾以對就有點尷尬了。其他學科的學者,專業不涉錢銀瓜葛,會較少面對這類預知天下大勢的問題。

這個「經濟學者預知未來」的假設,是否一個美麗誤會?5月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經濟學者發表一份報告,內有對世界盃賽果預測。預測的做法,是根據1960年以來的國際賽賽果,找出排名、最近賽績等因素跟賽果關係,再套用到今屆賽程之上,牽涉的是博士級人馬才明白的計量模型。
寫稿之日,馬後炮回顧高盛戰績,不計比數準確與否,小組出線的十六強中高盛測中九隊,八強測中四隊,四強成績最好,中了三隊。總括來說,命中率比一半半好一點,不知道跟球迷讀者比較如何?
從高盛對世界盃的沙盤推演,讀者會明白張五常教授強調的預測(forecasting)和推測(prediction)之分。預測也者,就像高盛預測世界盃,根據的是歷史軌跡,簡單的只將過去走勢延伸,複雜的會用上統計方法,共通點是沒有太多經濟內容。讀者早上打開電視,見股票分析員利用圖表「以古鑑今」,以技術分析個別股票和大市走勢,作的就是預測;政府官員或金融機構開記者會,煞有介事的預料明年GDP增長是百分之幾、通脹又會上升至百分之幾,靠的通常是有一百幾十條方程式的計量模型,作的也是預測。
預測有用嗎?大學經濟本科總有一兩門謎課教預測,政府或金融界的分析員工作亦有相關的要求,證明市場上對預測技術有需求。需求何來?預測技術的確有實際效果,有時候比斷估優勝,但弊在好景不常,穩健的預測方法難尋。對預測的需求,亦源自人類看清將來的渴望:為求心靈安慰,明知預測不可靠也要聽取幾個數字。
推測跟預測不同,根據的是經濟理論,推論出在某些條件之下,某種行為必定出現,比預測準確得多。推測也者,其實就是以經濟學解釋現象。舉個例,若果每架車的軚盤都裝有不能拆卸的利刀,指向司機心臟,魯莽駕駛的成本大增,經濟學的推測是交通意外的數字大跌。例子簡單,但世事複雜,搞清楚各項條件不簡單。這是以經濟學解釋現象的樂趣所在了。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助理教授/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