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30, 2014

市場執法狂想曲

2014年5月30日
曾國平 經濟3.0

市場執法狂想曲


早前在友報介紹貝加(Gary S. Becker)的「罪與罰」理論,提到他跟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以市場執法的建議,引起讀者的興趣和疑問,可惜篇幅有限,未能詳述。

無獨有偶,上周從美國回港不夠24小時,就有機會跟法律經濟專家大衛佛利民(David Friedman,其父為讀者熟悉的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見面,而他的成名作正是一項有關市場執法的歷史個案研究。

今天一於把這套理論再詳細解釋一次,讓讀者見識一下經濟學者「天馬行空」的思考!

從一個謀殺例子說起

丈夫殺了妻子,警察有丈夫殺人的證據。殺人要坐牢50年,而坐牢50年的痛苦對丈夫的價值等於損失5000萬元。警察成功破案捉拿丈夫,可以因此升職加薪,收入折現價值為500萬元。公事公辦的警察當然是捉拿丈夫歸案,但經濟學者會指出,自私的警察將跟丈夫「講數」,以500萬至5000萬元之間的價格「成交」,繼而毀滅證據,雙方都有賺。於是,執法部門要花費資源,警察互相監督,建立反貪污制度,防止類似的枱底交易發生。

為防止如此的瀆職(malfeasance)行為,貝加和史德拉提出更大膽的建議【註1】:與其出糧給警察,不如直接把警察的收入與罪案的嚴重程度掛鈎;殺人「價值」5000萬元,丈夫就拖欠有證據在手的警察5000萬元。如此安排下,除非丈夫認為殺人的價值超過5000萬元(而罰款可訂得更高),瀆職的行為消失於無形,執法人員亦毋須互相監督,省下不少費用。

更進一步,貝加和史德拉建議執法市場化,先把賠償的權利授予受害者的親屬(如例子中妻子的父母),容許親屬在市場上出售權利,聘請執法人員代為捉拿犯人。市場競爭下,能夠以最低成本捉拿丈夫的就會成功投得權利,代親屬取回公道。例如,執法公司可以4000萬元跟親屬買下權利,賺取5000萬元的罰款,餘下的1000萬元扣除執法的支出後,執法人員再自己分賬。成本低者得以執法,市場上能存留下來的是最有效率、最勇悍的執法人員。他們又會分工合作,有些公司專責捉殺人犯,有些專捉強姦犯。

聰明的讀者會發現制度的一大漏洞:犯人沒有錢,交不出4000萬元怎樣辦?政府可以代為發放賞金,再把交不起錢的犯人收監,但由於只有交不起錢的犯人才要坐監,監獄的規模會比現實中的要小。政府除了把犯人的所有資產變賣,亦可以「勞改」形式強迫犯人工作,直至賺夠賠償金額為止。
心水清的讀者,又會留意到這個建議其實是將刑事案件民事化,以處理勞資糾紛和專業疏忽的方法處理殺人放火等嚴重行為。如此瘋狂的「象牙塔」建議,現實中可曾存在過?

千多年前的冰島個案

大衛佛利民曾進行一次歷史考證【註2】,發現一千多年前、中世紀的冰島曾經有類似的法律制度。話說當時的冰島沒有警察,更沒有刑事和民事案件之分,任何罪案都以同樣方式處理。例如,丈夫殺了妻子,妻子父母會先跟丈夫居住地的村長申訴,村長再決定把案件送到哪個法庭裁決。丈夫不必到法庭為自己抗辯,也沒有警察將丈夫押送到法庭去。

法庭若果判決丈夫有罪,就會訂下罪案的賠償金額,犯人可選擇付錢了事,亦可拒絕交罰款。不過,拒交罰款的結果是給降格為法外之徒(outlaw),人人都有權將犯人殺掉,而且不用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若果妻子的父母又窮又體弱,既不敢問年青力壯的殺人犯丈夫要錢,又未能將不肯交錢的丈夫殺掉,怎樣辦?中世紀冰島的法律制訂者有先見之明,考慮到市場執法的好處,容許受害人家屬將獲賠償或殺掉犯人的權力自由轉讓,孔武有力的冰島人亦會組織起來接手處理案件。權利可轉讓,對動刀動槍的惡勢力犯人會有阻嚇作用。如此奇特的法律制度維持了300多年,直至1236年冰島歸入挪威才完結。這段期間冰島的經濟水平一點不差,社會絕不野蠻落後,並留下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今天英文中的傳奇(saga)一字,正是源自這段期間的冰島文學。

註1  Gary S. Becker and George J. Stigler (1974):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 1-18.
註2  David D. Friedman (1979): "Private Cre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Law - A Historical Cas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8, 399-415.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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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解釋的小費現象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難以解釋的小費現象

2014年05月30日

對飲食從來不講究,但對經濟學者來說,食店往往是個緊張刺激的地方(同樣有趣的是超級市場),充滿不易解釋的經濟行為。

話說上星期剛從美國回港,時差未曾適應,我就到酒樓食晚飯,只見侍應態度冷淡,又不甚留神落錯單,兼且「多謝」、「唔該」未有一句。經濟學者習慣「對事不對人」,我沒有責怪侍應,只想到若果侍應的收入取決於顧客的打賞,其服務態度必定大有分別。

在美國的餐廳吃飯,安排一般是「一枱一侍應」,從點菜、上菜到其他要求,都由同一個侍應負責。飲飽食醉以後,顧客會視乎服務質素給10%至20%的小費(gratuity,或稱tip),以15%為平均數。在美國生活十多年的經驗,遇上的侍應絕大部分態度良好,打醒精神,以賺取最多的小費。

相比旅行到陌生餐廳吃東西,筆者每到住處附近熟絡的食店,給小費都會慷慨一點,以賺取侍應的好感,建立長遠的友善關係。

至於這是否一般的現象,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小費一手交一手難以觀察,侍應可以知情不報少交入息稅;「一枱一侍應」的流行可能跟美國的稅制有點關係。

低級食店以外(如大牌檔),香港餐廳小費一般是固定的10%(即加一),可能是經理跟員工分,東主也可能分到一點,安排包羅萬有。正如張五常教授在《經濟解釋》講過,這種定額小費跟把餐牌上食物的價錢提高一成實際上沒有分別,跟侍應的服務質素又似乎沒有關係,難以解釋。餐廳收加一是否為證明自己有中級或以上的水平?為何又有餐廳以「免收加一」作招徠,而不更簡單的打個九折?

香港商人出了名創意十足反應快,是否有飲食業老闆試過採用美國「一枱一侍應」的形式提升服務質素?執行起來有甚麼香港獨有的困難?

奇怪的是,「一枱一侍應」的小費形式並非不存在於香港:例如到理髮店、按摩店光顧,付完正價之後,可以將小費放進服務員的「小費箱」。而根據筆者多年來的觀察,不少顧客都樂於付小費,一般從10元到20元不等。何以同樣的安排,不曾在飲食業出現?

問題有趣又難解,讀者有甚麼好答案?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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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28, 2014

高登巴打的私隱

2014年5月28日

梁天卓 經濟3.0

高登巴打的私隱


高登文化是一個現象。我雖然不是一個「高登巴打」,但我知道高登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討論區內的一眾「巴打絲打」可以說是來自五湖四海,當中除了宅男宅女之外,據聞亦包括了不少醫生、律師甚至教授等專業人士。近年高登文學更漸漸登上大雅之堂,《東莞的森林》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等首先在高登連載的網上小說亦相繼登上大熒幕。

成功背後通常有不少爭議。由於網民一般不會用真名示人,討論有時會十分激烈,甚至涉及人身攻擊,小弟亦曾試過因一篇惹火文章而「有幸」被高登的一眾「巴打絲打」問候。能夠上高登我是深感榮幸的,但很多人並不這樣想。高登歷年亦曾被牽涉不少誹謗官司。

最近便有一位補習班的名師要求高登提交「巴打絲打們」個人資料。事緣數年前,他的facebook專頁因某種原因「like」了一個在著名風月網站裏的「姐姐仔」。事件很快便在網上瘋傳,高登的「巴打絲打」當然身先士卒,在討論區內瘋狂「洗版」。名師深受困擾,在其個人facebook裏稱被網絡欺凌和人格謀殺。事隔兩年後,最近向法庭成功申請要求高登向他提供數名會員資料,以供他作下一步行動前的考量。

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所有人都應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如果那「十個八個」網民的言論真的涉及誹謗,他們被名師告狀亦無可厚非。但整件事的透明度好像不太高。由於名師存入法庭的訴狀是不予公眾查閱,我們無法得知名師要高登提供哪幾位會員的資料以及其理據,我在網上亦找不到被提取個人資料的會員的身份。我的擔憂是這樣會否造成寒蟬效應,令高登甚至網上人人自危,不敢再暢所欲言。

任何有關法例的原意都應是保障資訊的流通。所以我上星期撰文提到歐盟法院最近一項裁決時,指出判決雖然保障了「被忘記的權利」這私隱權,但同時其實亦剝削了大眾的知情權。試想一下,公司在請人時也會想知道應徵的是怎樣的人,老闆可能會在google或facebook查一下應徵者的背景,歐盟的判決其實是削弱了互聯網為老闆有效分辨不同應徵者的功用。

但是,私隱權有時候是可以保護訊息流通的。芝大的法學院教授Richard Posner曾指出,私人之間的對話有免被監聽的私隱權其實是有利通訊,理由是在沒有被監聽的情況下人們會更暢所欲言【註】。張五常教授說,佛利民不會說言不由衷的說話,但大部分人都不是佛利民,包括我。很多學生申請研究院時會要我幫他們寫推薦信,在申請過程中他們都會主動放棄閱讀推薦信的權利,因為他們和學校都知道,如果學生會事先閱讀推薦信,信的內容可能會十分不同,間接令推薦信失去其意義。

當然,在高登上的討論並不是私人對話。不過,網民如果可以保存真實世界裏身份的私隱,這絕對令他們放心在網絡世界暢所欲言。試想一下,如果「向西村上春樹」需要以實名寫他的網絡小說,《東莞的森林》可能不會面世。我不知道方丈是否很小器,但從他煞有介事的在高登裏公告稱提供網民資料乃迫不得已,我肯定他知道高登的價值在於它能否保障各位「巴打」和「絲打」暢所欲言的權利。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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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Richard A. Posner (1978): "The Right of Privacy," Georgia Law Review. 12(3), pp. 393-422.

不着邊際的港鐵擠迫論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不着邊際的港鐵擠迫論

2014年05月28日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兼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最近就自由行發表了一些意見:「很多人最近幾個月爭吵,自由行搞到我們的交通很忙,基本上很多都有一個錯誤判斷,最主要就是現在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多了十幾萬。多了十幾萬,每個人都要上班,所以上班的人多,我們的交通上亦有很多人堵在地鐵上。」意見出街後,市民反應如何可想而之。之後,張志剛為他幾句「隨口講」說話向公眾致歉,並澄清港鐵擠迫論原意是指自由行非唯一理由。據他指,港鐵擠迫3大原因除就業人口和自由行旅客上升,還有巴士乘客續下跌。但當被問及哪個原因比重最大,張志剛表示手頭上沒有充足資料作出判斷。

以事論事,我認為3大原因都有其理據。然而,「哪個原因比重最大」卻只是「婆仔數」的會計問題。試想你搭港鐵,總站開車時剩下一排凳5個空位。第二個站多了兩個新上班的年輕人上車,第三個站又多了兩個棄巴士改乘港鐵的港人上車,然後一個內地自由行旅客在第四個站上車,一排凳5個位剛好坐滿。輪到第五個站你上車,冇位坐企足全程,你可以怪誰?5個位,平均八成是香港人坐的。但在有位坐與冇位坐之間的邊際(margin),那個只佔二成座位的自由行客一坐,你便從此企足全程。當然,你會問經濟學者,為甚麼總是如此蠱惑,假如那個自由行旅客最先上車,有位與冇位坐之間的邊際,不就是取決於後來上車的那幾位新上班一族,或轉乘港鐵的港人嗎?為甚麼硬要玩弄數字針對自由行旅客呢?

問得好!「婆仔數」問題,只會得出「婆仔數」答案。四成新增就業人口、四成巴士轉乘港鐵、二成自由行新旅客,都是一堆「不着邊際」的會計數字。要找到解決資源分配的經濟答案,首先要懂得問資源分配的經濟問題何在。經濟學上「平均」與「邊際」兩個概念之分,是後者強調問題究竟是個怎樣的選擇。關於自由行政策,我們要問的政策相關問題(policy-relevant question)是:收緊自由行政策(如開徵入境稅)能否減輕港鐵擠迫問題?我們當然亦不應忽視,收緊自由行又會對香港經濟造成甚麼衝擊?至於張志剛提出港鐵擠迫的其餘兩大原因,其政策相關問題是否唔俾港人返工,或迫港人搭巴士就能減輕港鐵擠迫問題?相信只有張議員才有答案。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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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26, 2014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C D E餐


2014年5月26日
徐家健 經濟3.0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C D E餐


上周應美國及英國兩個商會邀請,向商界解釋A餐買電與B餐買氣在平靚正三方面的利弊。會議中聽到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發問者還指定要我回答。問題是這樣的:「天然氣價格波動大,這是B餐買氣的不利條件嗎?」我答:「這是政府的官方答案,但懂一點經濟的都不會這樣認為。有得揀,價格波動是好事。當中的經濟邏輯十分簡單,波動者,有高亦有低也。氣價高時少用點氣、多用點其他燃料;氣價低時才多用點氣、少用點其他燃料。重點是讓電力公司隨市場變化自己揀,而非政府指定燃料組合。」是的,政府教商界做生意一般都是不智的行為。指定燃料組合不特止還要指定燃料供應商,更是愚不可及。

自環境局3月19日就發電燃料組合進行公眾諮詢,我在本欄已發表過三篇有關的文章。寫了近5000字還要繼續寫,因為問題既重要又複雜。奈何,今次公眾諮詢不足之處甚多。

A餐無權過問燃料

今次公眾諮詢提出的兩個「候選方案」,非常有本地普選特色。首先,回應表格第一部分填寫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提供,即「種票」易過借火。其次,經環境局「篩選」出來的AB餐,中電副主席阮蘇少湄表示,一定揀只可以選擇B餐,電能主席霍建寧更批評A餐是個大倒退。除了環境局的官員,惟有綠色和平的古偉牧對A餐一直不離不棄。我曾在本欄問電力市場改革港府環團知多少?古偉牧卻反問電力市場改革經濟學者知多少?我知幾多,好好聽着吧。

古偉牧首先認為,A餐B餐同樣依賴內地。但我質疑的,從來不是誰依賴誰。自由貿易,從來就是互相依賴。但互相依賴,要依賴個靠得住的。向南網買電和向中石油(857)買氣的分別是,前者是燃料來歷不明、可靠度比兩電差過百倍的產出(output),後者是燃料一清二楚、可靠度一直記錄良好的投入(input)。換句話,選A餐依賴的除了是潔淨程度,港人無權過問的燃料,更重要的是依賴整個可靠度極低的發電輸電過程。之後古偉牧問,那麼香港不就應該藉此機會推動有關的電力市場改革嗎?我的答案是,A餐就是A餐,A餐就是向南網買電,而非由特定電廠提供電力讓香港直接控制發電廠的供應及其質量。

古偉牧提出容許用戶直接與不同的發電企業洽談的直購電,不是資訊文件中的A餐。我對直購電本質上並不反對,但要推動這樣的市場改革,得先否決A餐,然後提出政府方案未有提及的C餐以直購電輸入電力。至於C餐能直購到什麼電,能否跨越廣西廣東兩省,從老遠的雲南貴州把當地的水電送到香港,我倒要衷心請教一下古偉牧先生。

港如何在天然氣上自主

古偉牧又認為我和其他香港人應該問:向內地買天然氣港人有多自主?說過了,從內地輸氣一直記錄良好,港人要自主的是發電輸電,因為這兩方面兩電一直比南網做得好。古偉牧擔心的港人自主問題,其實可透過D餐引入有世界市場的液化天然氣解決。我認為真正的自主問題,是要先有不同的天然氣供應來源,我們買氣時才有議價能力。

還有,既然內地已重新啟動東部沿海新核電廠計劃,香港當然要考慮E餐核電。港資直接參與管理,橫又起掂又起的核電廠,讓我們自主核電反而會安心一點。綠色和平要在港反核,請先說服國家總理放棄重新發展核電。

最後,我還是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反映了政府對電力市場運作一知半解,對競爭本質更是一竅不通。要環保,簡單地收緊各樣減排政策(包括碳排放)便可,電力公司自然會在政策容許下隨市場改變以最低成本運作。先欽點供應商後討價還價的做法更是要不得,這不是引入競爭,這叫做政治分贓。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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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貴的免費電視

免費早餐 - 梁天卓
愈來愈貴的免費電視

2014年05月26日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我講講和欄目「免費早餐」有點關係的免費電視吧。上年年尾宣布取得流動電視牌照時,當時以為開台在望的王維基曾提出,「free TV」所代表的含義不應只是免費,更應是代表自由自主。很可惜,現在free TV和自由自主愈來愈遠。細台當然不消說,即使是大台現在也好像身不由己,變得愈來愈「是是但但」。

至於free TV是否如王維基所說是免費呢?有睇開「免費早餐」的讀者都知道,這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如果大台是真正免費,它的市值不會過百億元,王維基這生意人亦不會千方百計要取得一個「真正」的電視牌。雖然觀眾不用每月付費,但是他們仍要忍受每15分鐘便會出現的廣告。可以這麼說,廣告的質素和長度是收看免費電視的一個價。產品(相對)優質價錢自然比較貴,所以我們可以理解黃金時段的廣告較長,在大台內較受歡迎的頻道的廣告亦較多(至於細台的廣告是否較大台少,我讓有興趣看細台的讀者自行探究)。

免費電視從不免費,近年更愈來愈貴。細台近年忙於搞重播,免費電視觀眾由原本「二揀一」變成現在的「無得揀」,在近乎壟斷下,大台的「收費」自然有恃無恐。雖然通訊事務管理局對免費電視的廣告內容和時間有作出限制,但「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大台當然會挑戰極限。在一套飛機師追女仔的劇集裡,有人拿着某牌子飲品飲得津津有味、又有人拿着同一牌子的飲品聞到再三回味、更有人用同一牌子的飲品來砌心心逗得女角歡天喜地。這類植入式廣告近年十分多,已幾乎到達無孔不入的地步。

最近大台高層投訴通訊局對植入式廣告的執法不公,他們還用了早前大熱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來比較:為甚麼人家可以有大量植入廣告而我們不能?很多坊間的說法是「星星」的植入廣告做得很自然。

經濟學者反而會問:為甚麼人家的植入廣告這麼自然而我們不能?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競爭程度不同。正如我所說,植入廣告也是一個價,在南韓價太高觀眾會按遙控器轉台,在香港價太高觀眾則只會打電話向通訊局投訴。

大台高層在同一記招投訴通訊局的執法不一「搬龍門」。我其實十分認同:如果通訊局和政府沒有「搬龍門」,港視可以開台增加競爭,我們便不用捱愈來愈貴的免費電視!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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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3, 2014

中國文化資本是如何煉成的

2014年5月23日

不論你是何黨何派,請暫時不要因人廢言,留意並推廣傳媒人蕭若元先生最近的一大功德【註】:在YouTube把《史記》從頭到尾用廣東話解釋一次,逐字逐句用心的解,兼講及有關的文史地理知識。《史記》共130卷,撇除資料性的書、表不計,要錄的短片也要超過2000段,總時間可能有1000小時。工程浩大,能把《史記》讀一次已難能可貴,講一次更是神乎其技。聽說短片的點擊率不算高,甚感可惜,特地在此宣傳一下,希望讀者不要走寶。

消費是一個生產過程

講解《史記》跟經濟學有什麼關係?剛去世的貝加(Gary S. Becker)於1977年跟另一位諾獎得主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曾寫一篇文章,題目是拉丁文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意即品味沒有什麼好爭拗。

品味一事,主觀兼難以觀察,經濟學者多避之則吉,一般的處理手法是假設品味不變;而「品味改變」更是公認的爛解釋,說了等如沒說。貝加和史德拉認為,經濟學的工具其實可應用到品味之上,得出可被推翻的假說,解釋上癮、潮流、賣廣告等有關品味的現象。

廣東話解釋《史記》,正正令我想起文中提出消費資本(consumption capital)的概念。

消費不是買東西咁簡單,細看之下,其實是個生產過程:你單身寡佬,要享用一頓像樣的晚餐,先要到超市買材料,再花工夫把材料煎炒煮炸,成功上碟後才可以吃個清光,獲得快感。除了要花錢買材料(加上一早買落的廚具),煮食、翻查食譜的時間和精神,同樣值錢,而兩者都取決於你的煮食經驗,亦即消費資本:經驗豐富的,有門路用低價錢買好材料,煮食時又不會手忙腳亂,連食譜都不用看,自然能夠多快好省。

煮食經驗愈多,積累愈多的消費資本,未來在家吃東西會因此「便宜」得多:生產過程有效率,每一頓晚餐的成本下降,可能會愈少出街食飯。貝加和史德拉認為,與其說你建立了對家常便飯的品味,不如說你積累了消費資本,出街食飯的相對價格愈來愈高,多在家吃飯其實是遵從需求定律。

吃東西是消費,欣賞中國古典文史哲都是消費,但對絕大部分的現代人來說,其價格是太高昂了:要成功欣賞一首古詩,先要查十個字其中不認得的兩個,再查其餘唔識讀的三個,幾經辛苦才讀完一首,似懂非懂,樂趣全無。翻開《莊子》,一段短文又注又疏的像外星語言,舉步維艱,辛苦過讀政府公文。究其原因,中國文化的消費資本不足也,令享用中國文化的價格奇高,需求量下降,於是大家都寧願打機睇電視。

積累中國文化的消費資本

廣東話講解《史記》的功勞,正是以輕鬆的手法,訓練大家閱讀古文的能力,多識幾個字、多記得幾個典故,除了閱讀《史記》本身的樂趣,亦是一項抵到爛的投資:他日翻開其他古書如《三國志》之類,本來要花一小時讀懂100字,但有了《史記》的消費資本作根基,可能花15分鐘就搞通了。除了省時間,消費資本亦有助判斷貨品的好壞,令你更懂得挑選好的作品,少走冤枉路。閱讀中國古書的價格下降,5000年的文化唾手可得,無窮盡的精神享受予取予攜,你說過癮不過癮?蕭若元先生講解《史記》,是中國文化的消費資本大平賣。

同樣道理,亦應用於古典音樂、電影、舞蹈等需要「學習」的消費之上。有些積累了大量電影消費資本的朋友,看一套兩小時的電影可以高興得很,看出許多東西來,又拍攝技巧又故事隱喻,雖然可能是過度詮釋,但對我這種欠缺消費資本的人來說,把電影看幾次都未必得到同樣的樂趣。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幾夫幾妻視乎兩個貧富差距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幾夫幾妻視乎兩個貧富差距

2014年05月23日

爭取「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的婚姻制度像真普選一樣,基本上從未在香港出現過。

說傳統,婚姻制度在歷史上大致經歷過兩次大轉變。不太善忘的香港人應該記得,一夫多妻(Polygyny)要到70年代初大清律例正式取消才變成不合法。即使在西方社會,真正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制度,也要到大約13年紀才正式開始。其中一個歷史的分水嶺,可追溯到1215年天主教舉行的第四次拉特朗公會議(Fourth Lateran Council)。在此之前,全球的婚姻制度大致上一直是容許一夫多妻的。
論文明,今天流行的婚姻制度是容許離婚再婚的。這樣的一夫一妻制度(Monogamy),其實是Serial Monogamy。Serial Monogamy者,婚姻不一定天長地久。容許只在乎曾經擁有的制度,一夫可以在不同時間娶多妻,一妻當然亦可以在不同時間嫁多夫。從中世紀到工業革命初期,「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的確在西方社會存在過。但自19世紀起,歐洲各國逐漸離婚合法化,1875年德國通過的離婚法,正式替一個六百多年歷史的婚姻制度劃上句號。

不斷演變的婚姻制度,不單受文化習俗宗教法例影響,亦有其政治經濟根源。今天熱門的貧富不均現象,自古皆有。階級與兩性之間的貧富懸殊問題,歷史上比今天更為嚴重。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男性貧富懸殊而女性生產力普遍偏低,以經濟角度看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順理成章:一夫多妻容許較多女性與極少數收入高的男性通婚,亦提高了子女在資源豐富家庭成長的機會。

但隨着歐洲不少地方城市化,部分男性經濟條件得到改善。男性之間貧富差距收窄的一個後果,是女性在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制度下,仍有機會與經濟條件較好的男性組織家庭。而當每位經濟條件不錯的男性,都只能有一個妻子,家庭的子女數目自然會受生理局限而下降。子女數目下降,卻有助家庭增加對子女的教育投資。
新一代的人力資本累積加上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令不少女性的生產力逐漸提高。現代社會男女之間的貧富差距收窄,容許離婚再婚的婚姻制度,卻令嫁錯郎的女性可自主地重新選擇。雖然父母離異,可能對子女的成長有壞影響,但能夠在父母「唔啱揀到啱」的家庭環境下長大,子女亦有益處。
反同團體支持一夫一妻,請不要把《聖經》當歷史。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Wednesday, May 21, 2014

私隱權與知情權之間

2014年5月21日

梁天卓 經濟3.0

私隱權與知情權之間


多年前看過一套由占基利和琦溫斯莉主演的電影。電影的中文譯名是《無痛失戀》,自問不是什麼才子,沒有資格評論這譯名的優劣,但我總認為,電影的英文名字其實更傳神: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這是取自18世紀初的一首詩,大意是如果失憶同時代表能夠忘記痛苦的過去,其實亦算是一種blessing in disguise。在電影中,男女主角因為失戀而各自服用一種可以失去指定記憶的藥,他們都希望得到忘記失戀痛楚的blessing。

假如這「失憶藥」不是電影中的虛構產物,而是真有其物,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有興趣用來抹去自己過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即使想這樣忘掉自己過去的人為數不少,但我認為更多人其實是想別人忘記自己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最近歐盟法庭的一項裁決肯定令這些人高興不已,因為根據這項裁決,假如有人的尷尬往事在互聯網上流傳,他有權禁止Google把有關網頁放在它的搜尋結果裏。

什麼是「被忘記的權利」?

歐盟法庭這個裁決建基於人應該有「被忘記的權利」(right to be forgotten)。什麼是「被忘記的權利」?在16年前,一名西班牙人遇上財困,被迫拍賣名下的物業,因某些原因,他這段歷史被人放上了互聯網,令他在以後的日子大受困擾。歐盟法庭認為,這位西班牙人有權要求Google移除有關他這段歷史的搜尋連結,令一般人不會太容易翻查到他這段不光采的歷史。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歐盟法庭宣布這項裁決後,很多人都想向Google提出移除他們不光采過去的網上連結,同時間亦有很多人擔心大眾的知情權會因此被削弱。我不是律師,不知道從法律的角度看我們應否擁有「被忘記的權利」,但如果單從經濟的角度看,這「被忘記的權利」卻與市場效率有點相違背。
為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在很多市場都有「訊息不對稱」的問題。所謂「訊息不對稱」,就是買賣雙方對產品的了解程度不一。一個例子是網上淘寶購物,買家對產品的了解肯定不及賣家,買家即使在網上按下完成交易的按鈕後,還不是百分百肯定所買的是正貨還是A貨。

假如沒有完善的機制,正貨會被當成A貨,賣正貨變得無利可圖,最後整個市場都只會充斥着A貨;所以我們會見到賣家(或網上購物平台)將盡量提供產品的資訊,給予買家信心。

私隱權與知情權的衝突

試想一下,如果一些沒有信用,過住曾騙人無數的賣家可以透過「被忘記的權利」來抹去自己以前的不光采往事,這只會加劇市場內「訊息不對稱」的問題,對市場運作百害而無一利。而歐盟法庭肯定「被忘記的權利」的這個裁決,正正是增加而不是減少了市場裏「訊息不對稱」的問題。

一個曾有財困需要賣掉資產的人可以利用這「被忘記的權利」來隱藏自己財困的歷史,令銀行不能有效分開有信用與沒有信用的借貸人;一個在年輕時上街抗爭的中年人在求職時可以用這「被忘記的權利」來隱藏他的火紅年代,令僱主不能有效分開不同類別的求職者;一個情史多籮籮的男生,可以利用這「被忘記的權利」來隱藏自己的「集郵紀錄」,令很多以結婚為目標的女生中伏。

我不反對人有忘記或失憶的權利,反正這是個人的事(雖然電影中的主角對此十分後悔),但「被忘記的權利」卻與其他人的知情權有無可避免的衝突。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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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壞孩子定理看中港愛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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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壞孩子定理看中港愛與恨

2014年05月21日

李嘉誠講過「香港是寵壞了的孩子」,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加(Gary S. Becker)亦提出過所謂的「壞孩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
話說你是家中的收入支柱,愛護子女,關注的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將收入分給子女享用。一家人相親相愛,固然是好,但若果子女個個自私自利,家庭和諧會否難以維持?根據貝加的分析,就算子女個個自己顧自己,家庭裡面都會有一隻「無形之手」,令子女和睦相處、恭敬孝順!

話說阿大經常欺負阿二,你見阿二狀甚淒涼,於是多給零用錢或多買玩具給阿二,補償其心理損失。不過,你的資源有限,多給阿二,自然就要少給阿大。阿大明白了這個道理,除非天生有虐待狂,否則會為自己的著數打算,對阿二好一些,盡顯手足之情。同樣道理,阿大同阿二對你沒有甚麼感情,毫不關心你的感受,但若果拎拖鞋、揼骨、甜言蜜語等行為可以令你心境舒暢,增加工作效率升職加薪,兩位子女為了零用錢會孝順起來。
當然,現實中的家庭未至於如此可悲,連「冷血」的經濟學者都承認,有點真感情在內,但是,貝加的理論畢竟帶出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道理:利益有份分,意假扮情真!
假設自由行的收益全港平分,人人可以分到一萬幾千。明白到旅遊業這個餅的大小跟自己的利益有關,相信大部分對內地遊客不滿的市民都會平心靜氣一點,就算多看不起內地人,都會奉行好客之道,合力將個餅做大。同樣道理,港島海怡西居民若果可以分到一部分商場的租金,相信會冇咁介意將商場轉成更有利可圖的特賣場,見到自由行旅客出入又會忍受一下,盡力令商場生意滔滔。
這邊廂,有人反對自由行,反對中港融合,那邊廂,又有人排住隊講「愛國愛港」。翻查歷史,會發現不少政商名人,民族情懷都在短時間內爆發。愛得突然,「壞孩子定理」同樣是有力的解釋:若果表示忠誠可以多賺利益和權力,就算心中想念的是某西方大國,「愛國」口號都會叫得起勁。這些政商名人,才是香港寵壞了的孩子!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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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9, 2014

無效監管 有效市場

2014年5月19日


市場不一定比政府有效率,但最近的高鐵事件為長期盲目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上了一課。

回顧高鐵延誤超支事件,港鐵(066)先在4月15日辯稱工程延誤錯在一場200年一遇的黑雨,然後在4月29日解釋地盤出現未能預期的花崗岩層,再之後在5月3日才承認由剛辭職的周大滄領導的工程團隊太有自信。至於政府的回應,由4月15日的「非常驚訝和意外」,到5月3日的「疑中留情」,再到5月13日的「非常不可能就項目提供任何額外資金」。

「非常不可能」的消息出街後,傳媒提醒市民,法律上政府是以委託方式將高鐵交由港鐵建造;但不要忘記,政府的角色其實是政治上市民先以委託方式將高鐵交由政府建造。我同意有議員提出「大判」政府要公開與「二判」港鐵簽訂的委託協議合約條文,好讓市民知道工程延誤究竟經濟責任誰屬。作為一家要向股東交代的上市公司,「二判」要員一個提早退休、一個約滿離職;作為一個主要官員要政治問責的政府,「大判」在政治上是否半點責任也沒有?市場對「非常不可能」的消息反應又是如何?

四年疑中留情是監管失誤

兩周前,港鐵及運房局向立法會提交一份長達178頁的討論文件。文件的附件G「事件時序表」總結了從2008年11月24日政府與港鐵簽訂委託協議的一天,到2014年4月22日,運房局去信港鐵要求兩天內備妥全面評估,6年間足足記錄了超過100宗事件,這超過100宗事件中,有44次是記錄由政府路政署領導的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每月檢討。

有運房局代表作為成員的監委會,每次會議會比較高鐵工程的實質進度與計劃進度。我不厭其煩地把每次會議記錄的比較數字製成圖表,清楚顯示監委會根本一直知道實質進度從來都是落後於計劃進度【圖1】,而兩個進度的差距亦從來沒有任何收窄的趨勢。整體工程滯後的時間,由工程初期2010年6月的約兩周,延長至2012年2月的2至3個月,再到2013年10月的滯後約9個月。

這便是政府對高鐵工程的監管。從2010年3月26日第一次會議到2014年4月2日第44次會議,超過4年滯後時間有加無減。行會議員羅范椒芬說,因「小小犯錯」就人頭落地會令有心有力的人都不想從政。我的看法是,港鐵說什麼都照單全收的監管,不需要有心有力的官員去做;羅范椒芬又說,張炳良並非不誠實,局長的「小小犯錯」只是相信港鐵斬釘截鐵表示可以追得上工程。我的看法是,市民可以效法局長對政府「疑中留情」,但誠實做錯事不等於責任不在我。

「非常不可能」致股價應聲下跌

上市公司港鐵在2014年5月13日接獲政府運房局的函件,函件中政府表示「非常不可能就項目提供任何額外資金」。一天後,港鐵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作出有關內慕消息的公告:「倘若本公司違反委託協議,政府有權向本公司提出申索,並就政府因本公司在履行委託協議下義務所犯的疏忽或本公司違反委託協議所產生的虧損而獲得彌償。本公司的法律責任(傷亡除外)須受相等於本公司根據委託協議收取的費用以及政府與本公司於2008年11月24日簽訂的初步委託協議項下的若干費用的上限所限。」

委託協議收取的費用是為數45.9億元的項目管理費,加上預計超支的34億元,港鐵最終損失多少可能要等仲裁解決。股票市場對高鐵超支事件反應又如何?自局長表示「非常驚訝和意外」後,整整一個月港鐵股價上落大致上一直跟隨大市【圖2】。到了「非常不可能」的消息一出,5月15日港鐵收市報28.85元,比前一天收市價29.10元,下跌了超過0.8%;之後5月16日,港鐵股價再跌至28.65元,前後兩天一共下跌了超過1%,即港鐵市值蒸發了超過20億元。同期,恒指卻是向上的,不用四年流流長的疑中留情,資本主義下的市場反應,反映了真正的香港速度。

政府是港鐵大股東,但全體市民才是政府的所有股東。作為港鐵小股東的香港市民,今次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買內地電是個怎樣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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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內地電是個怎樣的大倒退?

2014年05月19日

環境局3月中發表了一份《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諮詢期過了三分二,A餐買電,定B餐輸氣,市民和傳媒的反應一直十分冷淡。直到上星期港燈(2638)主席霍建寧先生一句「買內地電係一個大倒退」,A餐B餐的選擇才算引起較多公眾關注。香港的打工皇帝,彷彿從未如此本土過。

關於這次發電燃料組合的諮詢,兩個月內我在不同報章寫了超過5,000字。鍥而不捨,除了是響應環境局的諮詢,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實在無法理解政府這次諮詢究竟所為何事。講平,諮詢文件話到明A餐B餐價格差距不大;講靚,認為內地空氣質素比香港好的請舉手;講正,霍大班提醒大家內地每戶平均一年停電超過3個鐘,港燈停電卻只少過1分鐘。
霍大班有的是最新數據,霍大班未話俾大家知的是在雨水不足的2011年,雲南水電發不出來的後果是平均每戶停電超過5個鐘。但我最唔明白的是,為甚麼向內地電網買電是一種燃料?不久前,我出席一個有關發電燃料組合的研討會,台上其中一位講者是環境局的高官。我問了高官兩個問題:(一)買電是否發電燃料的一種?(二)以買電來發電講得通的話,為甚麼不索性買夠100%,一次過解決以後所有發電燃料的問題?高官的回應是:(一)買電是發電燃料的一種。(二)假設性問題唔答。
高官之後反問大家,根據國家規劃,向前看內地電業長遠發展只會愈來愈靚、愈來愈正,我們甚麼時候才考慮與內地聯網?公開回答高官的反問前,容我先自問自答今天內地空氣污染仍然嚴重是怎樣來的?煤電廠脫硫脫硝的減排設施,兩電有,內地電廠的確亦急起直追。但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文一波最近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這樣說過:「很多污染治理設施或閒置不用或間歇運行,形同虛設,完全實現不了污染物達標排放要求。」另一單幾日前的新聞,在內地負責煤礦開發、淘汰落後產能、煤炭清潔利用審批權等的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涉嫌舞弊被查時在他家中發現上億現金。

現在讓我回答高官的問題,答案很簡單,至少等到內地的空氣質素和供電可靠度追得上香港。這樣看吧,B餐輸入內地天然氣講靚講正都是我們港人自講,正如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在內地淘寶網購物;至於A餐向內地電網買電,今天還未係時候在淘寶網買內地奶粉給我們的孩子喝。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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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6, 2014

民主與市場的理想與現實

2014年5月16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加(Gary S. Becker)於5月3日謝世,享年83歲。貝加研究經濟學60多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時只有21歲),留下大量的著作和文章,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貝加工業」,引伸、驗證貝加理論的學術文章數以萬計,影響力至今未有絲毫減退。在研究院讀一兩篇貝加的文章更是指定動作,研究生都對貝加的學說有點認識。

還記得大學生的歲月,在港大圖書館找到貝加的文章結集《人類行為的經濟進路》(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300頁的英文夾雜大量微積分,我花了數周不自量力的翻了又翻,雖則看懂的不夠一成,但仍深深為書中千奇百怪的題材吸引:從非理性行為、生育、歧視,到犯罪、婚姻、利他主義,跨越多個學科,我發現原來經濟學可以如此「霸道」。

市場和政府均有缺陷

今天要介紹貝加的〈競爭與民主〉(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一文,文章發表於1958年,只有短短5頁,沒有數學,但內容一點也不簡單,又碰巧跟香港近期的不少政經問題關係密切,有參考價值。

理想中的市場,以競爭汰弱留強,生存下來的是最有效率的生產商,價格則降到最低,消費者也從中受益,社會資源得以有效分配。現實的市場卻充斥着多種缺陷、浪費和社會資源錯配,例如壟斷和界外效應等等。市場出了問題,於是要由政府出手解決,透過津貼或徵稅等方式把市場「糾正」過來。

這說法聽來有理,常見於報紙的評論文章,更是不少學者、官員的樣辦答案。貝加指出這種講法的一個漏洞:現實中的市場問題多多,一個理想的政府固然可以對症下藥,但理想的政府只存在於幻想世界!現實中的政府同樣充滿缺陷、浪費,也會錯配社會資源,隨時比現實的市場更不濟,將問題愈搞愈糟。
現實中的市場,要跟現實中的政府比較,不要以理想取代現實。混淆理想與現實,經濟學者譚錫(Harold Demsetz)稱之為涅槃謬論(nirvana fallacy)。

香港缺乏土地供應,面對家庭分拆的需要和收入上升(房屋的需求隨收入增加),樓價愈來愈高。理想的政府,當然可以從需求和供應着手,一方面抽稅減少外地買家,一方面爭取土地興建新樓宇,快狠準的將樓價「控制」下去。現實中的政府表現又如何?港人港地話冇就冇,買家印花稅搞到港人買家要宣誓,找土地起公屋困難重重,建屋計劃又距離目標甚遠。最慘的是,負責房屋的局長近期見報頻頻,信譽大受打擊,日後推出什麼房屋新政策肯定會受到質疑。

現實中民主兩大限制

理想的民主制度,人民可以自由參政,只要爭取到一定支持,就能透過政府實施選民支持的政策。只要人民有平等的投票權,選舉結果就能將人民的喜好反映出來。生產商千方百計搶生意,政黨同樣想盡辦法爭選票。不獲支持的政黨,會被政治競爭淘汰,市民若有某些訴求,又會有政黨出面代為爭取,汰弱留強的效果跟理想中的市場一樣。

理想的民主制度,必要有言論自由,讓售賣不同「產品」的政黨互相批評,能生存下來的,是最有效率的政黨,準確反映市民的喜好。從普選特首到廢除功能組別,有競爭有進步,是不少港人夢寐以求的民主制度。

不過,由於兩大原因,現實中的民主制度跟理想的情況有很大距離。第一,一人只有一票,對政策瞭若指掌的市民,跟對政治矇查查的市民有同等的力量,加上個人影響有限,結果是投票率偏低,選舉結果反映不了什麼,政黨之間競爭的效果有限,有效率者不一定居之,漠視選民意願的政黨又可以生存下來。

第二,搞政治要有一定的規模,冇錢冇權的「幾丁友」可能連區議會選舉都應付不了,要參加特首選舉更是天方夜譚。搞政治有固定成本,需要大量的財力、人力,不是普通人可以參與,減低了政治的競爭效果。

相反,加入市場做生意的門檻比搞政治低得多,「大衛打倒巨人哥利亞」的情況經常出現(如零售市場的阿信屋)。市場有大公司壟斷,消費者受害;政治更容易有大政黨壟斷,選民遭殃。

貝加提醒我們,市場又好,民主又好,都不要混淆理想和現實,要認清楚兩者在現實中的不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從經濟學看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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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看罪與罰

2014年05月16日
小說家杜斯托也夫斯基著有引人入勝的《罪與罰》,高登音樂台有未必人人啱聽的概念大碟《罪與佛》,剛去世的經濟學者貝加(Gary S. Becker)於1968年亦發表過影響力深遠的一篇文章《罪與罰》,開創了「犯罪經濟學」的先河。

話說在60年代,貝加駕車到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學生的論文答辯,快要遲到之際,要立刻決定將車泊到收費停車場,還是非法泊在路邊。貝加估計一下給抄牌的機會、罰款的金額、停車場的收費後,認為非法泊車比較化算,值得一博,於是以身試法。貝加靈機一觸:他作為司機會計算利害,政府亦會將司機的行為考慮在內,決定交通警的人數和罰款數額,雙方會達到「市場均衡」!《罪與罰》一文由此誕生。
貝加問的,是為了不同的法例(從吸煙、拋垃圾、打荷包,到打人、強姦、謀殺等),該要花多少資源執法?是「一宗都嫌多」還是「殺雞儆猴」?成功入罪後的懲罰方式和罰款又如何決定?
貝加假設罪犯理性,犯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經濟行為。犯罪可帶來快感,愈多愈好;犯罪同時要面對被抓的風險,被抓後又要遭受懲罰;犯罪愈多愈重,邊際成本愈高。有成本有效益,一番權衡輕重過後,罪犯才選擇合適的「犯罪量」。
最理想的執法和懲罰機制是甚麼?貝加認為,理想的制度取決於3個條件:
一,罰案對社會造成的破壞;
二,執法成本(警力和監獄都不便宜);
三,執法鬆緊和懲罰輕重對罪犯行為的影響。
舉個例,若果便溺不只有礙觀瞻,更容易傳播一種新的致命病毒,執法機構便有需要提高檢控機會和罰款金額。面對佔領中環人多勢眾,大包圍拘捕再檢控成本太高,警方會否只拘捕少數人而重罰?

根據《罪與罰》的理論,貝加和另一名家史德拉(George Stigler)後來提出一個大膽建議:將捉賊私有化。
若果被入罪對罪犯的成本是100萬元(可以是罰款,亦可以是坐監之苦等同的價值),而警員有證據將罪犯入罪,成功後可以升職,價值只有50萬元。在此情況下,罪犯會有動機給警員50至100萬元的賄款,警員亦有動機收錢兼收聲,此之謂貪污也。
與其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防止貪污發生,貝加和史德拉建議罰款訂為100萬元,並將罰款撥為警員的收入。從此貪污的「最低消費」是100萬元,減低罪案之餘,亦為納稅人省下檢控和打官司的費用。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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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14, 2014

齊人之福經濟學

2014年5月14日

齊人之褔相信是很多男人的夢想。大陸不時有人在網上舉報高官包二奶,甚至是三奶的貪污罪證,香港不少富豪都有紅顏知己。事實上,一夫多妻在人類歷史一直是常規,甚至今時今日,不少地方仍然在某程度上容許一夫多妻(如美國一些摩門教徒和非洲很多國家或部落,都或明或暗的有三妻四妾)。

一般性的現象背後通常有個一般性的解釋,一直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曾嘗試解釋一夫多妻這制度的成因。有人認為,是風俗使然,有人認為與宗教有關(回教容許一夫多妻,而天主教則不容許),有人則認為是男女本質上的差異造成(男人好色而女人較重感情),亦有人認為是男女權利分布不平均下的產品(所以一夫多妻在女權主義盛行的今日大幅減少)。

在上世紀中葉以前,經濟學者認為,一夫多妻的制度是一些「非市場」的行為,很難被經濟學解釋。但上周與世長辭的芝大經濟學者貝加(Gary Becker)卻並不認同。他認為,一夫多妻與很多其他的「非市場」現象,如歧視、家庭內的分工,甚至是毒品上癮等一樣,雖然都沒有明確的市場交易,卻並不表示這些行為沒有任何的規範和約束。

應有權利選擇當妾侍

換句話說,白人歧視黑人(或部分香港人歧視大陸人)、男主外女主內、吸毒或包二奶等行為的主事者,在得到一定的快感或利益的同時,要付出一定的機會成本,分析人們怎樣衡量這些利益和成本以決定行為的方向,正正是經濟學的拿手好戲。

貝加認為,風俗、宗教,甚至男女權力不平均等,都只是一夫多妻制度的表徵而不是其成因。在貝加眼中,丈夫是否娶妻或是否包二奶,甚至三奶,取決於這些妻子妾侍對於他家庭的邊際產出是否夠高。在傳統社會中,一個家庭的主要產出是小孩;在古時夭折率高企的年代,妻妾所生的小孩存活率在富有家庭和貧困戶有很大的差別。經濟學一點的說,雖然妾侍的邊際產出會隨妻妾的數目而遞減(可能大家身邊亦有朋友訴苦說女朋友太多「吃不消」),但是有錢人妾侍的邊際產出,往往仍高於窮人妻子的邊際產出,於是古時有錢人三妻四妾是等閒事,而窮人孤獨終老則不難見。

女權主義人士往往認為,一夫多妻是對女權的踐踏。但在貝加眼中,硬要一個有錢人的妾侍改嫁一個窮光蛋當正室,卻會令她的產出(孩子的質和量)和待遇變差,而這才是真正對女權的踐踏。在同性婚姻漸漸普及的今日,同性戀人士都有自由戀愛的權利,但不讓女性自願成為他人的二奶卻是有點反其道而行。正如倫敦經濟學院的創辦人之一梳爾(George Bernard Shaw)說:the maternal instinct leads a woman to prefer a tenth share in a first rate man to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a third rate one.【註】。

成本因素催生一夫一妻

有人可能會問:現代社會中一夫一妻制基本已成為主流,很多女士都不願意成為男士的二奶或三奶,這是否代表貝加的理論錯了?非也。貝加理論的其中一個推斷是,當女性在家庭產出角色較重時,富人和窮人妻妾的邊際產出會更不平均,亦即是說一夫多妻更容易出現。在傳統社會中,女人除了要十月懷胎之外,亦要在孩子出身後餵哺人奶和在往後花較多時間照顧小孩。相反,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較成熟,相對子女的「數目」,現代父母更着重子女的「質素」,父親在養兒育女的角色愈益重要。在貝加的理論中,這些變化都令女性在家庭產出中的重要性漸漸下降,這亦解釋了為何一夫一妻制慢慢變成主流,男人們享齊人之福夢想的成本愈來愈高。

註:Shaw, George Barnard (1930): Man and Superm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Shaw, vol. 10. New York. William H. Wise.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名利險中求的諾貝爾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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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險中求的諾貝爾獎得主

2014年05月14日

先來個政治不正確。俗語話:「有煙冇火,不如掉咗。」煙仔與火機的關係,經濟學叫「互補品」。不要聽錯,我不是說煙仔是補品,煙火互補的意思是有煙冇火,煙仔的價值是零。找兩個煙民做實驗,一個有煙冇火,一個有火冇煙。即使平時怕冒險煙民都會想,與其掉咗,倒不如擲個公字來煙火險中求,唔好彩估錯的大不了冇煙冇火,好彩估中的卻可以煙火雙收。

發財要立品,有名才有利。再來個政治不正確,當名與利是互補品,完全消滅相對貧窮是不可能的事。視社會地位如浮雲的人,不顧爭名只為逐利投資時未必敢大賭一手。然而,假如名與利是互補,名愈響逐利之心便愈雄。就如煙火險中求道理一樣,有錢冇面和有面冇錢的人都不甘安於現狀,寧願名利險中求,一人有一個名利雙收的夢。但夢醒後,南柯一夢的變貧,夢境成真的致富,社會貧富差距便由此而來。完全滅貧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不論政府怎樣把財富再分配,名利險中求的人最終都會再把再分配而來的財富再再分配。為着發同一個名利雙收的夢,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是滅之不去的。

向大家介紹過的奇書《21世紀資本論》,強調歷史上資本回報率大多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上,資本家靠黃子華教落的「利疊利」累積財富,貧富懸殊只會不斷惡化。但「利疊利」是哪一個「利」呢?買騰訊(700)發達的人當然十分和味,但買零風險的iBond來利疊利可以有幾和味?不同的資本投資就有不同風險,高回報率的投資,往往是因為投資亦有其高風險。騰訊今天如何成功,都改寫不了科網股爆破的歷史。樓價今日怎樣比天高,我們亦不應忘記一幕幕因負資產而燒炭的悲劇。買iBond利疊利的資本家不會是加劇貧富懸殊的元兇,投資回報率平均超過50%的「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卻可以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但細心想,人人淡薄名利個個買iBond,我們今天何來有得日日玩WeChat?
名利險中求的人,除不怕冒險的企業家,還有敢於創新的經濟學者,而後者往往要不怕挑戰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觀念。因為名利險中求而提出滅貧不可能的學者,是我一位剛過身的老師。22年前他憑着多年來以經濟角度分析歧視、犯罪、離婚、上癮等爭議性問題,贏了個諾貝爾獎。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Monday, May 12, 2014

老師貝加的人力資本時代

2014年5月12日


11年前,我與貝加(Gary Becker , 1930-2014)討論我的博士論文題目,七十有幾的他給了我一些意見。嘉里,我想這是一段美好師徒關係的開始。
我當過貝加的助教,當然也上過他的課。在芝大讀研究院的第一個學期,貝加在課堂上點名要我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城市工人的工資普遍比鄉村工人的高?」我即時反問自己:「為什麼鄉村工人不跑到城市賺錢?」然後一大堆答案衝口而出,包括城市生活指數較高、城市環境質素較差、鄉村工人資訊不足等等,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聽着邊笑邊搖頭,最後忍不住要打斷我的長篇大論:「何不這樣看,城市工人的生產力比鄉村工人的高?」一記當頭棒喝,提醒我邊際生產定律最基本的一個含意:「工資反映工人在邊際上的生產力。」

二年級時,我選修了貝加的ECON343「人力資本與經濟」(Human Capital and the Economy),學會了知識、資訊、思想、技能、健康等等,皆人力資本。而投資人力資產,工人生產力上升、工資自然提高,一連串未來高工資的折現,便是人力資本之價。但有市有價的人力資本,又跟我們的經濟什麼關係呢?

累積人力資本助收入

人力資本,其實與今天社會上極具爭議的貧富不均問題息息相關。1967年,貝加在密歇根大學的Woytinsky Lecture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人力資本與個人收入分配的分析方法」。

經濟學傳統一直重視收入分配,但多年來分析的主要都是所謂「功能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即不同生產要素的收入分配,亦即是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談論的大地主、資本家和基層勞工之間的鬥爭結果。以這個傳統社會階級的角度看收入分配,在現代着重知識的人力資本時代早已不合時宜。打工皇帝和街邊小販,誰是資本家?實情是,現代社會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勞工收入,大部分的投資都投資在人力資本。要了解現代社會的貧富不均現象,不能漠視勞工之間的「個人收入分配」(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貝加的看法是這樣的:大前提是人力資本的累積有助增加收入,但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其人力資本的需求和供應。供求條件不同之下人力資本的投資亦各有不同,先天的學習能力影響人力資本的需求,而後天的學習條件則改變人力資本的供應。需求大供應成本低的會多作投資。因此,社會上的個人收入不均,可以是因為先天學習能力各異,亦可能源於後天學習機會不等。這些各異與不等愈大,收入不均的情況便可能愈嚴重。政府資助教育,便是希望透過收窄人力資本供應條件的不同來減低社會收入不均。

《21世紀資本論》 漠視人力資本

收入不均來自人力資本投資不同,加上持續高企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更進一步加深了貧富懸殊問題,這幾乎是過去幾十年的學界共識。但人力資本的獨特之處,一方面是人力資本要透過個人時間累積,另一方面是資本不容易輕易轉售。雖然投資人力資本多少各有選擇,但你我每天都同樣只有24小時;你花時間讀〈經濟3.0〉買的是我的文章,我卻不能把幾年寒窗苦讀而來的經濟博士學位轉讓給你。於是,人力資本的產權分布一般不會像其他傳統資本的可以高度集中,人力資本亦較難以遺產方式在家族世代相傳。

在「靠食腦」的人力資本時代,只憑傳統資本投資要富甲一方並不容易;而即使傳統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再高,單靠傳統資本累積要避過「富不及三代」更是難上加難。近期賣過滿堂紅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卻只強調歷史上資本回報大部分時間高於經濟增長,資本家於是可透過「利疊利」累積財富加劇貧富懸殊。作為貝加的學生,我估老師認為這個漠視人力資本的看法在21世紀並不全面。

記得在芝大時,貝加經常提醒我們人力資本的平均回報率長期跑贏其他投資。是的,去芝大讀書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投資決定。但今天看,我認為貝加犯了一個小錯,低估了人力資本分布的不均:貝加有的人力資本,何止是那些漠視人力資本的人的千百萬倍。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經濟學的一代宗師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經濟學的一代宗師

2014年05月12日

經濟學者貝加(Gary S. Becker)於本月3日逝世,終年83歲,跟近年去世的幾位經濟學大師比較(佛利民94歲、艾智仁98歲、高斯102歲),不算長壽,但貝加是成名極早的「神童」,21歲第一次在學報刊登文章,六十多年來的研究重質又重量,影響力絕不比幾位大師低。

今天賣得滿堂紅的普及經濟學書籍,標榜的都是生活化的經濟學,從成本和效益看日常的大小決定,解釋看似跟錢銀毫無關係的現象。這種無所不談的研究方法,由貝加從50年代起開拓,大大擴闊了經濟學的應用範圍,「入侵」了其他學科的地盤。
終其一生,貝加研究過的題目計有歧視、生育、婚姻、罪與罰、教育、器官捐贈、利益團體、社會資本、上癮及時間運用等,包羅萬有,而其中不少的題材,在貝加之前從沒有人嘗試過以經濟學角度分析。
貝加的宗師地位,除了多樣的題材,亦來自他對學術界的影響:受貝加啟發的實證研究,數以萬計,遍及全世界的經濟學系!
今天跟讀者簡介一下貝加的歧視經濟學。
貝加指出,歧視有代價(discrimination is costly),而僱主、顧客兩者的歧視,效果各有不同。僱主戴有色眼鏡,不喜歡某種族(或性別、樣貌、出生地等)的僱員,除非僱員特別便宜或生產力高,否則只會考慮其他種族。
若果行業有競爭,不歧視的僱主就可以聘請又便宜又做得嘢的某種族員工,佔據有歧視眼光的僱主的市場。僱主要堅持歧視,唯有自己掏荷包,未必損人但必定損己。
若果顧客有歧視偏好,寧願多付點錢都不肯跟某種族的人接觸,競爭就難以消除不同種族待遇的差距。跟僱主之間的競爭不同,不歧視的顧客或可以跟某種族的店舖買東西慳一點錢,卻不能將有歧視偏好的顧客趕出市場。顧客的歧視,對不同種族的待遇有更廣更持續的影響。
中港矛盾引起的歧視問題愈來愈嚴重,香港人又為此付出了幾多代價?
貝加的學術著作精彩,但用上不少數學,未必合讀者口味。想見識一下貝加的經濟分析,讀者可以看貝加1998年跟妻子Guity Nashat合著的《生活經濟學》(Economics of Life),收集的是在報紙雜誌發表的普及文章。要向難度挑戰,可以看他2010年跟法官Richard A. Posner合著的《非一般常識》(Uncommon Sense),篇幅較長分析較深入,收集的是兩人的博客貼文。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Friday, May 9, 2014

解釋中港矛盾的「分界論」

2014年5月9日

年多以來,本欄花了不少篇幅遍談限奶令、入境稅、本土派、買家印花稅、旅遊業,以及最近的海怡商場轉型、便溺事件,反映大大小小的中港矛盾現象;題目雖然眾多,背後的依據卻源自同一套的思想框架,建基於幾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

這套理論,為方便讀者記得和傳播開去,我簡稱之為「分界論」,其中有三重的意思:「分」者,分配(distribution)之謂也;「界」者,界外效應(externality)之謂也;最後,合而為一,理論解釋的是兩地社會經濟的「分界」所在。本欄十數篇講中港矛盾的文章,其實都是這「分界論」的應用而已。

這套理論沒有仇恨、沒有政治立場,提供的只是一個理解中港矛盾的視角,注重的是經濟解釋。

問題一:「分配」是得與失的問題

自由行興旺,帶動了勞力和舖位的需求。勞力易找,舖位難尋,供應彈性不同,自由行帶來的利益因而不均:低技術工作職位有增加,但工資加幅不見得標青;地少人多價高者得,街上藥房金舖愈來愈多,升得驚人是舖租和舖價。這種分配問題,差別只在賺多賺少,暫且不成矛盾。

旅遊業得益,同時亦為其他人帶來損失:海怡西商場轉做特賣場,大業主當然有賺,但受害的是海怡居民,居住環境轉差兼樓價可能下跌。內地客搶購奶粉,店主或業主有賺,受損的是買貴奶粉的香港家長。內地客來港買樓,土地供應短缺下樓價上升,受損的是想置業的本地居民。

收入再分配不一定是壞事:科技發展令高技術、高教育勞工收入急速上升,同時又令低技術、低教育勞工愈來愈難生存,這是大勢所趨。相反,中港融合帶來的再分配,反映着的是欠缺規劃、只看「四大支柱之一」的惡果,本可避免。

回應:短期政治紛爭,長遠城市規劃

直接限制交易,如限奶令或買家印花稅等,是下策。這類政策既增加不確定性(會否擴展到其他貨品?可會有豁免?是否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亦為本地買家添麻煩(業主要宣誓為永久居民,並非代買),影響市場運作,是有錢唔賺無效率的方法。

若果問題規模小,就像早前的奶粉問題,政府還可以考慮在偏遠的邊境地區設置奶粉售賣場,規定零售商只賣內地客愛用的一兩隻牌子,將旅客和香港市民分開,減低搶奶粉的問題,亦讓本地商人賺到盡。

問題規模大的話,政治發聲似乎是現在迫不得已的解決辦法。海怡西居民抗議搞宣傳,想表達的是保留商場、避見內地遊客的價值觀。港人發起的「驅蝗行動」,合理與否,都是政治發聲的一種,據報道更跟最近黃金周旅客人數下跌有一點關係(雖然中國經濟減速是更重要的解釋)。無論如何,政治過程造成浪費,而且只會激化中港矛盾,不是長久之計。

長遠來說,除了講就容易的增加土地供應,亦可靠城市規劃減少類似的衝突,例如,若果海怡未出售前,買家已知道商場將成為特賣場,樓價自然會反映特賣場可能造成的不便,亦會吸引比較不介意這個安排的買家,或許可稍為消除業權引起的問題。

問題二:「界外效應」是公眾地方的衝突

公共交通工具擠迫要「等多班車」,到油尖旺一帶人喼爭路,北區居民生活受水貨客困擾,加上最近備受關注的隨處便溺,都是「公共空間」裏出現的問題。「分配」帶來的得與失,加加埋埋香港應該有賺(即旅遊業4.6%的GDP貢獻),但自由行「界外效應」造成的只有損失,受罪的是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反映於任何政府統計數字之上,亦不是什麼「承受能力」可以量度出來。上水站「回復正常」,附近的業主會得益多少?每天等少班車迫少一點,乘客又認為值多少錢?市民又肯付出多少錢令隨處便溺的景觀絕迹於旅遊旺區?

不知道這些損失加起來是否比旅遊業4.6%的GDP要多,只知道無辜受害的市民不是聖人,包容有限度,會將損失轉化成對內地人的厭惡甚至仇恨,進一步增加中港兩地融合的成本。

回應:入境稅為上策,限人數次之

香港地少人多,交通網絡密集,難以劃出「自由行區」分隔市民和旅客,最可行的做法,當然是以價格(入境稅)提升旅客的質素:除了打擊水貨客,100、200元的門檻亦能提升旅客的平均收入水平,減少「界外效應」帶來的問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入境稅成了「未富先驕」的禁忌,實施機會近乎零。次一等的政策,是一刀切的減少旅客人數(如縮減一簽多行或取締一日多行),旅客平均的質素不一定會改善,但最少減低了旅客的量,迫少一點,碰上遊客「特立獨行」的機會亦會下降。

以「分界論」看中港矛盾清楚易明,亦能判別政策的優劣,幫助中港兩地找出一條有效率分界,令香港少一點戾氣、多一點真正的包容。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黃子華的21世紀資本論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2014年05月09日
《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一本奇書,奇在由大學教授撰寫的學術書籍竟能賣個滿堂紅。這個紅,還有封面大大隻紅字CAPITAL加強視覺效果。翻看厚厚近700頁紙的第一頁,果然劈頭一句便問:「財富集中是否私人資本累積的必然後果,正如馬克思在19世紀所料?」這是一本關於貧富懸殊的書,矛頭直指「資本家」。作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對21世紀資本家的指控,其實十分19世紀。

簡單講,皮克提認為,貧富懸殊問題在資本主義之下只會不斷惡化,原因是歷史上資本回報率,大部分時間都是高於經濟增長率,資本家於是可透過「利疊利」累積財富,財富增長速度長期跑贏經濟增長便是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的元兇。可不是嗎?香港過去十年間,有樓有舖收租的港人身家無端端翻了幾番,不用做些甚麼便天天坐以待「幣」。相反,打工仔每天辛辛苦苦工作,人工每年加幅卻連通脹也追不上。

說《21世紀資本論》對資本家的指控十分19世紀,是因為自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起,主流經濟學界其實已放棄以甚麼「地主」、「資本家」、「勞工」等不同階級去分析貧富差距問題。學界並不是對社會收入分配失去興趣,只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取而代之。首先,現代經濟學老早已把資本的概念一般化:土地、機器廠房、勞力知識等統統都是資產,而這些不同資產帶來的收入折現後皆資本也。更重要的經濟事實,是以美國為例,傳統資本收入佔GDP的比例大概只有三成,而七成的收入其實是來自勞工。

勞工收入比例之高,工人與工人收入差距之大,在現代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投資息息相關。除了華爾街的打工皇帝,不少1%最高收入的人,都是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拿個經濟博士學位,亦不難成為5%最高收入人士。至於「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之說,雖然在19世紀或以前可能成立,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是經濟增長高於資本回報,而高於經濟增長的是人力資本(如大學學位)的投資回報。21世紀情況會否逆轉,我沒有水晶球,皮克提也沒有。馬克思19世紀時作的推斷,在20世紀卻是錯得離譜。

香港人都記得黃子華棟篤笑講過:「搵食係應該靠唔讀書,而將啲學費攞去利疊利。」但其實黃子華搵食究竟是靠炒樓還是靠造騷?大家心中各自有數吧!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Wednesday, May 7, 2014

自由行與收入不均

2014年5月7日

早前一張隨街便溺的照片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中港網民在網上互相謾罵不在話下,局長在記者前以「包容論」以為可助事件降溫,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大陸網民其後發起五一勞動節來港隨處便溺打「糞戰」,香港網民則鼓勵大眾把過程拍下然後在網上曬「黃金」。

幸好,剛過去的黃金周並沒有出現大量「黃金」。不過,網上的爭論某程度亦反映了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其中有很多因素導致今天的局面,其中一個是自由行政策的經濟成果分配不均的問題。早前某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做了一個自由行十周年的回顧特輯【註1】,我有幸「上鏡」覆述了早前在本欄提到的零售店舖租金增幅遠超一般打工仔薪水的數據,顯示自由行雖然可能為整體經濟帶來淨收益,但其分配相當不均,是中港矛盾的源頭之一。

我不反對的收入不均

我不反對收入不均,我認識很多經濟學者的朋友,都不反對收入不均,但為何我(和兩位欄友)重複提到自由行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讓我先說說為何我不反對一般的收入不均。無疑,收入不均在最近數十年愈益嚴重,很多學術研究都發現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工資差距自1970年代起便不斷擴大;收入的不均不只是源自有沒有大學證書的分別,有研究指出美國收入最高1%人士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百分比由1973年的不到10%,上升超過一倍至2010年的接近20%。

法國巴黎經濟學院的學者Thomas Piketty一直有研究歐美各國歷來的收入和財富不均,最近更把研究所得集結出了一本厚厚的(600多頁)的書《廿一世紀的資本論》,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註2】。

收不不均到底是好是壞?我們首先要理解有什麼引致收入不均及它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很多時,收入不均是熊彼得口中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一部分。計算機的發明取代了記賬這工種,汽車的普及令人力車這行業漸漸式微,電腦的出現則令很多低技術勞工的需求下降。換言之,一項發明的出現在為社會帶來經濟增長動力的同時,它往往亦會引致某程度的收入再分配。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我們很難反對這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收入不均,畢竟這些發明能為整體經濟帶來淨收益,只是部分人的得益比其他人為大。即使如此,很多富同情心的人仍然會大聲疾呼,要求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如推出更高的富人稅),務求令所有人都可以較為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但我相信,大部分《信報》的讀者都知道,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樣的財富再分配的成本是,創新和努力工作的誘因會大大降低。

政府能否解決收入不均?

除了財富再分配之外,政府可以做些什麼來「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近數十年的收入不均,很大程度由於技術的進步(如電腦化)對技術勞工較為有利。那麼,美國政府是否可以增加大學學位的供應,令更多人受惠電腦化和互聯網所帶來的經濟成果?答案是很難,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大學很多都已經屬私營;另外,我們都知道很多靠電腦或互聯網創富的的人,如蘋果的Steve Jobs、微軟的Bill Gates和Facebook的Zuckerberg,他們都沒有從大學畢業。

再回到自由行所帶來的收入不均問題。當自由行旅客不斷增加,零售舖供應維持不變時,舖租狂升而打工仔收入不變,只是簡單的供求問題。這個供應問題的癥結正是香港政府的(缺乏)規劃,而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以想像,假如10年前政府能預示現在自由行旅客的數目,然後作出適當的規劃,增加零售舖的供應,那麼,現在舖租的升幅可能不會這麼高,售貨員的薪金升幅可能不會那麼低,旅遊業的對香港經濟的貢獻可能比現在更多,中港矛盾亦因此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愈演愈烈。

【註1】http://mytv.tvb.com/news/newsmagazine/177283
【註2】T.Piketty (2013):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5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世界好像很亂,連一向有板有眼的經濟指標都亂起來了。量度美國以至全球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簡稱EPU指數),未有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