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28, 2014

時事評論的世代之爭

2014年2月28日

前輩雷鼎鳴教授在友報兩度提及筆者早前的「左右之爭與不膠之論」一文,免費為本欄賣廣告,不勝感激。文中的讚美之辭不敢當,要提的是雷教授借題發揮得甚是精彩,讀者不要錯過。縱使我們對政經大事間或有不同的見解,但君子和而不同,雷教授一向關照我們三個後輩──沒有他的幫助,《經濟3.0》根本不能成事。不說不知,我們三人之中,只有我跟雷教授素未謀面,純屬「網友」;今次暑假定要找機會搞個飯局,見識一下雷教授的吹水功力。

我跟雷教授的文章分別談過「膠論」,試圖解釋香港政經評論的水平之後,本以為話題告一段落,誰知上周又有新組織「獨立評論人協會」成立;雖然不是什麼頭條新聞,但從中想出一些新觀點,不得不把題目「翻炒」一次,再分析時事評論這個獨特的市場。

協會成員與網民之別

經過《明報》換總編和李慧玲被炒等傳媒大事,一群本已有意組織起來的時事評論員和傳媒工作者,認為傳媒受壓非同小可,團結一致以維護新聞自由刻不容緩,協會於是成立;有關成員沒有政黨背景,協會亦不會作有關政治的評論,暫時只準備舉辦課程和講座,以教育大眾。

讀完報道,再看看協會記者招待會的照片,最深的印象是協會成員的年齡偏高:除了數位評論界的後起之秀,主要成員都是香港市民熟悉的評論員,平均年齡沒有50也有45歲,銀髮族的比例不低。讀者不要誤會我有年齡歧視,我只想指出,協會成員多為德高望重之輩:寫作經驗豐富,在傳統的媒介如報章、電台、電視等經常發表言論,曝光率和知名度都高,不少更以寫評論為重要的收入來源。

跟協會成員成強烈對比的是,網上的時事評論員:不少身份不明,以甚有創意的網名示人,文章(或視象)多出現在社交網絡、網上報章、大小討論區,一般只有活躍網上世界的網民認識。我相信,絕大部分的網上評論員都不靠寫評論為生,月旦時事純粹是業餘活動。雖然沒有數據在手,但網上評論員的平均年齡應該要比傳統評論員低得多,以所謂的八十、九十後為主。

傳統評論員與網上評論員的另一分別,是門檻的高低:想要成為協會的主要成員,當然要有一定的江湖地位,在報章的評論版上亮相,甚至穩佔一個評論專欄,如非本身有一定知名度或專業資格,便要靠多寫多投稿,以文筆出眾、觀點獨特得到編輯的垂青。

門檻不均下的評論競爭

講真,我們三人若非有「教授」銜頭,加上雷教授的推薦,《信報》哪裏會讓無名無姓的「三條友」天天寫專欄?傳媒不是勢利眼,而是面對極大的資訊問題:要找人寫評論,除了熟口熟面的老牌評論員有往績可考,聘請新寫手就惟有靠推薦、學歷、社會地位等不一定可靠的「訊號」。

相反,網上評論員的門檻低得多。雖然大型網上報章有一定的品質監控,亦聽聞過有小圈子的現象(如有相熟朋友,刊登機會較高),並非無稿不登,但文章成功在某網站刊登的機會率,平均一定比成功投稿予報章要高;網上電台亦非來者不拒,總不能咿咿哦哦或dead air半分鐘,但成為網台主持平均一定比加入傳統電台要容易。

即使你的文章沒有網站肯刊登,網台又不肯讓你發表偉論,你也大可自立門戶,利用社交網絡(如Facebook)或視象網站(如YouTube)把你的大作傳播開去,直至找到一群同道人為止。當然,受歡迎的網上評論員亦可能得到傳統媒介的垂青,「升格」後寫報章上電台,接觸到更多的市民。

傳統評論員和網上評論員競爭,會有什麼結果?北京或香港政府或能影響傳統媒體,收窄「獨立評論人」的言論空間;但卻難以打壓網上評論,這對評論市場又何影響?兩種評論員在教育(或誤導)大眾上的效果可有分別?問題多多,明天繼續!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February 27, 2014

旅遊業15%經濟貢獻之謎

2014年2月27日

在美國教書多年,每年最少教一次的一科叫「宏觀經濟理論」,主要對象為大學三、四年級生。「理論」也者,用上的是簡單的代數,教的是重要宏觀經濟學模型,而每學期的第一課,正是讀者耳熟能詳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乘數效應的故事很簡單:政府花100元請你去打字,你打完字收入增加了100元,於是儲起20元,拿80元去剪個髮;髮型師收入增加了80元,先儲起16元,拿餘下八成(64元)去睇場戲……;如此類推,由政府100元的支出開始起計,整個經濟的總生產增加了100+80+64+…… = 500元,是為5倍的乘數效應。

乘數效應牽涉廣泛

對年少無知的大學生來說,乘數效應這個可上溯至19世紀的概念真夠新奇!政府增加支出,整體經濟的GDP可以「無啦啦」增加幾倍,簡直是五餅二魚的神迹。不過,在黑板寫完幾條方程式後,我又會提醒學生,乘數效應的各種問題:政府花的100元從何而來?收稅又好、儲錢又好,都不能置之不理。經濟是否有投閒置散的資源和勞力?你去打字而不去修路,條數又唔係咁計!政府支出會否擠掉私人投資?政府高薪請你打字,私人市場可能就請不起你這個打字員。

不過,種種問題牽涉太廣,講太多學生只會頭昏腦脹,我通常只輕輕帶過。數年前美國經濟陷入谷底,學術界的一個大爭論正是政府支出乘數效應的大小,有人說大於1、有人說大於0、有人認為負數,言人人殊,乘數的數字隨時多過六合彩冧把。

間接貢獻要小心計算

上周同欄徐家健提出旅遊業佔GDP只有4.5%這個「驚天動地」的數字,周一他又引述維基百科:「世界旅行及旅遊理事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WTTC)估計,旅遊業於2011年對香港經濟的直接及間接貢獻,達國民生產總值約15.2%。」我一向對維基百科甚有戒心,但WTTC是有名有姓的大機構,15.2%的計算必有根有據(按:2012年的貢獻比例更上升至18.5%)。

旅遊業貢獻15.2%這個結論從何而來?除了加上港人在地旅遊的消費(如參觀迪士尼樂園)和政府的旅遊開支(如拍攝以禮待人的旅遊業廣告)等「創意會計」之外,4.5%與15.2%的巨大差距亦來自所謂的「間接貢獻」,與乘數效應的概念有點關係。

舉個例說,內地遊客來港買手袋,既養起了廣東道的sales阿May,亦留住了做物流的阿Mark份工,更幫剛讀完市場學的阿Judy找到採購主任一職;於是,內地遊客的一擲千金,何止益咗旅遊業,更惠及物流、採購等行業,影響深遠。

要比WTTC更徹底的運用乘數效應的觀念,可計埋阿May、阿Mark、阿Judy出糧後的消費,以及由消費而衍生的下一輪消費……;如此類推,旅遊業的貢獻將比15.2%更大。

無論是WTTC的計法又好,更徹底的乘數效應又好,數字都顯示了遊客對香港經濟直接消費以外的影響。這是否代表4.5%的經濟貢獻誤導人,15.2%才是旅遊業的真本領?非也。

勿誇大旅遊業利弊

為旅遊業計算「間接貢獻」或「乘數效應」,何不也為金融業、工商業計一計?沒有旅遊業,物流和採購等行業固然大受打擊,但香港沒有金融業又會如何?香港的「三大產業」牽連甚廣,要計「間接貢獻」,數字肯定相當驚人,比較之下,旅遊業依然是四大支柱的「梗頸四」。

考考讀者:如此為各大行業計一計,加起來百分比是多少?

旅遊業由4.5%增至15.2%,其他行業如此乘一乘,加起來相信不止100%!原因很簡單:為各產業計算「間接貢獻」或「乘數效應」,將互有重疊,若加起來,阿May、阿Mark、阿Judy的經濟貢獻將重複加數次,得出超越100%的奇妙效果。

同樣道理,旅發局主席說「香港有100萬人靠旅遊業搵食」(根據統計處資料,2011年旅遊業就業人口只有20萬左右),其根據相信也是乘數效應,直接間接的就業也一併算進去。由於人人都直接間接靠好幾個行業搵食,為所有行業也如此算一算,加起來何止超過勞動人口300多萬,更可能超過香港人口700萬!

再者,香港這數年接近全民就業,為旅遊業計出的15.2%,忽略了產業之間的替代效應。例如,遊客增加數百萬,多請了數百個酒樓侍應,但除非這幾百個侍應本是失業大軍,否則,必從其他行業吸納過來,一加一減,單單為旅遊業計數會高估了其貢獻。

說到尾,旅遊業4.5%相對小的貢獻是個不爭的事實,算進「間接貢獻」後的貢獻雖然大了三倍,但其於上述理由,我們不能因15.2%而推斷旅遊業只輸其餘三大行業一個馬鼻。

近數周以來,從入境稅談到自由行,不是為了否定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更不主張大幅削減自由行,叫20萬的旅遊從業員另謀高就。我只希望大家在分析自由行的利弊時,論其「弊」不要上升至種族仇恨的層次;談其「利」也不要誇大事實,把旅遊業形容為香港的命根。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February 26, 2014

自由行政策誰得誰失?

2014年2月26日
梁天卓 經濟3.0


欄友曾國平早前以「一場關於收入不均的學術爭論」為題,討論了經濟學界裏對於收入不均是否壞事的不同看法。雖然哈佛的曼昆(Gregory Mankiw)和麻省理工的梭羅(Robert Solow)在這場筆戰中刀光劍影、火花四濺,但在一些大方向上,雙方的意見還是頗為一致。

雙方都同意如果收入不均是因為近年的科技進步對技術型勞工較有利,亦即在學界中所謂的技能型科技進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那麼,收入不均非但不是問題,更是令經濟發展的一個原動力。

收入不均與社會流動性

超過九成的新公司最終都是失敗收場,故此在新興的行業中,例如IT業,其失敗率應該要比傳統工業高。如果成功的IT企業沒有數以十億甚至百億元的收入,到底還有多少年輕人投身這高風險行業?沒有這些甘願冒險以換取高收入的年輕人,我們還有Facebook和WhatsApp嗎?

另一方面,如果收入不均是源自政府的各種壟斷和尋租活動,那麼,收入不均則既不「公平」亦很浪費,情況就如在北韓一樣,收入不均如政治力量不均是同一回事,大家為了多撈一點政治本錢而不斷浪費原本可用作生產的資源去尋租,經濟於是變得一潭死水。

兩種收入不均對社會流動也有不同的含義。無家底和無背景的年輕人在前者還有出路,在後者卻差不多注定失敗。假如美國和北韓的收入不均甚至平均收入都一樣,如果你現在可以重新投胎,你會投到哪裏?

香港的收入不均情況一直十分「嚴重」,堅尼系數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沒有相關數據,不敢斷定香港的收入不均有多少源自技能型科技進步,有多少是源自尋租活動;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某些政策絕對有加深收入不均之嫌。

在眾多政策中,土地供應相信是大眾比較熟悉的。在「八萬五」不存在後,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有數年之久,直至近年量化寬鬆,政府才開始四處尋找土地。

在住宅用地供應和價格忽上忽落的情況下,有樓階層與無殼階級的財富不均在近年樓價不斷上升時有增無減。住宅用地供應尚且時高時低,商業用地供應更長時期處於極低水平,根據規劃署的資料顯示,香港的土地面積達1108平方公里,但只有不足1%(4平方公里)用作商業用途,這數字在近年很穩定,增長近乎零。

另一欄友徐家健在數周前曾引文指出旅遊業(或自由行)對本土經濟的其中一個影響是它提高了「不可貿易商品」(non-tradable goods)的價格。什麼是「不可貿易商品」?這可以包括香港品牌的商譽,也可以是香港的自由氣氛,甚至是香港較好的空氣質素。

旅客會在哪裏消費這些「不可貿易商品」?斷不會在郊野公園或不是鐵路沿線的公屋商場吧?換句話說,這些「不可貿易商品」的價格上升都是在某程度上反映在商舖的租金上。商舖租金上升的幅度除了受旅客數目的影響外,還視乎商舖的供應彈性。

商業用地本來的數目已經不多;加上近年供應增長微不足道,不難想像香港商舖的供應彈性十分低,結果是自由行令本地商舖的租金不斷上升。假設整條街只有你一家商舖,原本你是租給一家地道小店,每月租金只是1萬元,但自由行旅客來港後,奶粉需求大增,藥房變得有利可圖;假設藥房每月純利可達10萬元,你作為唯一的一間商舖的業主,又哪有理由不大幅加租至10萬元,先趕絕小商舖,再把商舖租予藥房?地道小店的員工或可轉到藥房打工,但由於低技術勞工的供應相對充裕,他們加薪幅度肯定追不上租金。

自由行僅帶旺租金

香港的實況又是否真的如此?可以看看從政府網頁下載的零售舖租金和幾個職業的收入自1999年以來的升幅【圖】,為了方便比較,我計算的是扣除通脹的實質租金和實質收入;另外把1999年的租金和收入作為基數(所以1999年的租金和收入為100),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03年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由1999年至2003年,租金與收入的增幅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從2004年開始,各種職業(包括因自由行受惠的售貨員)的實質收入沒有因自由行旅客大增而上升(在眾多低技術職業中,收入上升最快的是與自由行沒有太大關連的保安員,相信是因為實行最低工資之故);相反,零售舖的實質租金(要留意這是租金,不是較受國際資金流動的成交價)則如脫韁野馬。在2003年至2012年,香港零售舖的實質租金上升了差不多一半!

要重申的是,我絕不反對自由行,尤其是如果旅客來港可以令大部分港人受惠。問題是,現在商業土地供應的政策只令一少撮商舖業主受惠於自由行,但大量自由行來港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則由其餘大部分人承受。政府要在自由行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用包容論來答辯是有點欠說服力的。

作者為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uesday, February 25, 2014

經濟學解構四大支柱產業

2014年2月25日

明天便是公布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日子,大日子前夕,曾俊華司長在百忙中抽空與市民分享他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一些體會,都是老生常談。談到香港的競爭力,曾司長認為,必須了解香港當下的優勢和限制,以及環球經濟的最新動態;提到四大支柱產業,曾司長重申繼續做好支柱產業不是「食老本」,但我認為最耐人尋味之處,始終是四大支柱的由來:「回顧我們的四大支柱產業,它們都不是經由政府挑選,而是隨着我們本土和海外的經濟發展,經過市場競爭和淘汰,最後才能脫穎而出,有今天的成就。」

說過了,按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計,2011年佔4.5%的旅遊業理應是「四大產業」中最易被遺忘的「另外一個」(the other industry),其比重竟然比一直被政府左規右管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所佔的4.7%還要低。近來最惹火的入境旅遊,佔的比例更低(3.8%),根本談不上什麼「食老本」【圖】。政府弄出來的數據自己最清楚,何解今天「四大支柱」的傳說比「四大天王」的名氣更屹立不倒?為4.5%辯護,一方面是替統計局的一番功夫講聲公道話,一方面是為旅遊業的實質經濟貢獻說句真心話。

會計角度觀察旅遊業的啟示

「會計習作」(accounting exercise)是一些宏觀經濟學家愛用的伎倆。以會計方法比較不同產業佔GDP的百分比,一般不是在直接回答任何有意義的經濟問題,但有時以會計的角度適當地觀察,可能得到一些經濟啟示。
2012年,訪港旅客人次比之前一年上升了16%;同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的實質增長率只有0.3%。從會計的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三大可能:

一、假設訪港旅客人數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旅遊業收入,那麼結論只會是旅遊業佔GDP的百分比微不足道,否則整體經濟增長不會這樣差;

二、假設旅遊業佔GDP的百分比很高,但由於旅客人數大升未能帶動整體經濟高速增長,結論惟有是旅客人數大增對旅遊業收入起不了大作用;

三、假設訪港旅客人數大增對提高旅遊業收入有重大幫助,再假設旅遊業佔GDP的百分比亦不低,旅客人數大幅上升於是令原本相當可觀的旅遊業收入更上一層樓,但由於最終整體經濟得益十分有限,旅遊業以外其他行業的收入必定是同時大幅下降抵消了旅遊業收入的上升。

把產業分類比大小的會計習作有以下的啟示:深信旅遊業的份量在香港經濟舉足輕重的人,否定政府統計處數字的同時,不得不承認旅客人數大幅上升只能帶來極小的收入進賬。堅持每位遊客都為港帶來龐大經濟利益的人,只能選擇相信旅遊業作為四大支柱是言過其實,要不然便是旅遊業興旺的同時其他產業都在萎縮。至於其他產業萎縮的原因,可以是外圍因素拖累,亦可以是「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下不同產業顧此失彼的後果。
哪個闡釋才是真相?單靠會計方法把數字加加減減是不會找出答案的。

經濟角度分析旅遊業的問題

「因為旅遊業是香港經濟支柱,所以開徵入境稅會嚴重打擊香港經濟」的說法,是牛頭唔答馬嘴的經濟偽邏輯。旅遊業佔GDP的比例是4.5%、15.2%,或是更高的比例,100元入境稅是不會令整個旅遊業消失的。用經濟學的術語,This is not the relevant margin。

正如欄友曾國平引用我一位芝大老師魯卡斯的一句話:「我喜歡討論個別計劃的成本與效益,這似乎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態度。」要回答的真正經濟問題,是100元的入境稅能夠減少幾多香港擠塞、將影響多少旅遊業及其他產業的收入?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與旅遊業是否什麼四大支柱沒有什麼必然關係。官員政客口口聲聲說十年前曾考慮但難以執行,但十年多前的困難今天還有幾難?真正的經濟學者要問的是,徵收入境稅現在需要多少行政費用、這個行政費用是否遠超入境稅預計帶來的額外稅收?

政治上的難,敢問善於內交喜歡迎難而上的有為政府,把入境稅改為空路海路都在徵收的離境稅,甚至把徵收的費用撥入一個叫可持續旅遊業長遠發展基金來投資提升基建改善旅遊服務質素又如何?

香港要好好發展任何一種產業,要問的問題不是這種產業佔GDP的比例有多高。政府考慮將影響到任何一種產業發展的個別計劃,要問的是:What is the relevant margin?真正要面對的選擇究竟是什麼?若不是A餐,B餐有幾難食?這才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態度。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acebook.com/economics3.0

Monday, February 24, 2014

為4.5%辯護

2014年2月24日



2012年,訪港旅客人次比之前一年上升了16%;同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的實質增長率只有0.3%。16%對0.3%,請大家先好好記着這兩個近年的統計數字。

上周我引用了2011年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指所謂「四大經濟支柱產業」中的旅遊業,佔香港GDP只有4.5%,四大中包尾。根據統計處資料,這個包尾不是一般的「梗頸四」,是not in the same league那一種。4.5%是被老三工商及專業服務佔的12.4%拋離幾條街,與四大之首貿易及物流的25.5%相比,更是難望項背。最令人費解之處是,何解貴為四大之一旅遊業佔的比重一直比文化及創意產業低?

不要誤會,我並非想貶低香港旅遊業。有誰不希望旅遊業能夠好好發展,讓大部分港人得益?但有良好願望不等於可以罔顧事實。提出4.5%這個政府統計數字,原因是近期聽到實在太多輿論攻擊入境稅收如何如何不利香港經濟,政府官員一再重提旅遊業是四大支柱產業,大學學者亦不斷強調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官員從沒說明這樁「四大支柱」之一究竟有多大,學者亦未曾解釋這個「主要收入」究竟有幾主要。

文章發表後,有讀者第一時間試圖為旅遊業平反。雖然這位忠實讀者對我們一向不太客氣,但我在芝大多年就是習慣甚至喜歡這樣的討論。更何況今次他的反駁很有啟發性,值得認真回應一下。

逾15%旅遊業比重怎樣煉成

讀者的反駁是根據《維基百科》:「世界旅行及旅遊理事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WTTC)估計,旅遊業於2011年對香港經濟的直接及間接貢獻,達同國民生產總值約15.2%。」首先,認識的同行一般都認為《維基百科》不是做學問值得參考的資料;我的態度反而比較開放,既然15.2%和4.5%的差距這麼大,有必要看看WTTC是個什麼組織。根據網上資料,WTTC是個由旅遊業業界組成的組織,為本行自身利益講好話是人之常情。除了香港政府,不容易找到另一個機構或組織,一方面一直宣傳旅遊業是什麼「四大支柱」,一方面卻又不停以統計數據自打嘴巴。

對業界提供的數據須格外留神,但未致要因人廢言。超過15%的數字是從何而來的?我找到WTTC的最新報告,報告解釋WTTC的估算分兩部分:第一,直接貢獻的計算表面上跟統計處做法差不多,其中包括遊客在的零售業、住宿服務、餐飲服務、運輸及個人服務等消費對GDP的貢獻,不同之處是,WTTC的數字還包括港客的在地旅遊消費(如你我到海洋公園消費)和政府在旅遊業上的開支(如政府打造的各個景點)。這樣算,香港旅遊業在2012年的直接貢獻已經有GDP的8.1%。

有份量是必要但非足夠條件

不過,WTTC與統計處的估算方法最大不同之處是,前者還包括所謂的「間接貢獻」。間接貢獻包括在旅遊業的公營及私營投資,和因旅遊業而衍生在採購及物流等供應鏈的開支;加上這些間接貢獻,旅遊業在2012年竟佔了GDP的18.5%,比金融服務業的比例還要高!

把本地消費也一起算進旅遊業已值得商榷,再加上可以蝕個血本無歸的政府投資亦是問題多多,間接貢獻更是任你點加,我不否認香港做貿易物流的受惠於旅遊業的興旺,但做旅遊的何嘗不是同時要靠貿易物流才有貨品賣給遊客?以這樣的邏輯,我們計算貿易物流業對整體經濟的貢獻時,是否又需要加上其對旅遊業的間接貢獻?試問今時今日香港哪一個行業能夠不靠任何進口而能夠獨立生存?把產業分類是一個「會計習作」(accounting exercise),除非各行各業毫無關係,武斷地把所謂的「間接貢獻」加諸於任何一個行業的經濟貢獻,只會令各產業的成分加不起來。

如果不服氣,就當旅遊業佔GDP很高的比例吧。100%夠未?基於這個旅遊業便是香港經濟全部的假設,我們要怎樣看2012年16%的訪港旅客升幅和0.3%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呢?結論只可以是這樣:旅客高速增長沒有為香港帶來明顯經濟得益!

輿論一直都搞錯了,錯在一直把經濟問題當會計問題分析。一個佔GDP比例很小的行業消失了,一般不會對整體經濟有重大影響,但這不代表目前不重要的產業不值得發展,亦不表示任何針對個別重要產業的政策一定會有嚴重的經濟後果。

篇幅有限,明天繼續。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Saturday, February 22, 2014

歷久不衰的偵探小說

2014年2月22日

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愛讀偵探小說。上世紀40年代他身在美國的學生Norman Malcolm常把偵探小說雜誌一疊疊的寄到英國,叫老師維根斯坦高興不已;根據Malcolm在回憶錄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引述,維根斯坦在書信中讚歎偵探小說中充滿心靈所需的豐富養料(They are rich in mental vitamins & calories),更認為在偵探小說中可找到人生智慧,在哲學學術期刊《心靈》卻一點也找不到(If philosophy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wisdom there's certainly not a grain of that in Mind, & quite often a grain in the detective stories)。

錢鍾書在牛津讀書的時候,為了放鬆腦筋也讀偵探小說,速度驚人的一天啃一本,尤其愛讀Dorothy Sayers。美國總統威爾遜、愛爾蘭詩人葉慈,據說都是偵探小說迷。在學術界打滾多年,也認識不少愛讀偵探小說的學者朋友。

偵探小說為何受歡迎?

人有好奇心,遇到問題都想找到答案。不過,問題若果太簡單,謎底太快開估,就像做數學題翻到教科書末找答案一樣,會變得毫無趣味。問題撲朔迷離,一而再、再而三的估錯,不甘心,幾經曲折才找到最後答案,這個求真的過程才引人入勝。

學術研究的過程不是一樣嗎?在香港賣得滿堂紅的《怪誕經濟學》(Freakonomics),銷量好不是因為香港人都沉迷經濟學,全靠提出的問題古怪有趣,讀者都想知道經濟學者如何抽絲剝繭、搜集證據,排除無關的因素,找出正確的答案。另一本暢銷的科普書籍Double Helix,吸引之處在記述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過程(雖則跟事實頗有出入),其尋幽探秘的寫法跟偵探小說如出一轍。

偵探小說的另一特點是,有一個完整布局(plot),有頭有尾,懸疑終會得到解決,兇手終會現身,無辜的疑犯又會洗脫罪名,所謂tidying up the loose ends,不會含糊作結。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偏好確切的、完整的故事,希望事情都明明白白有個了結,通俗的電視劇,是大團圓又好、大悲劇又好,結局總要事事有交代,滿足的其實是人一個深層的心理渴求。

故事以懸而未決作結,仍是頗前衛的寫作手法,多出現在「高級」的電影、文學作品中,未為大眾所接受。美國作家Paul Auster《紐約三部曲》中的《玻璃城》,寫法像偵探小說,但沒有答案沒有「結局」,雖是上佳的文學作品,卻很難改編成賣座電影!

我是半個偵探小說迷,小說大多是坐飛機搭地鐵時翻完的:大部分的《福爾摩斯探案》、20多本的Agatha Christie、Hammett的《馬爾他之鷹》等等。福爾摩斯的故事一般篇幅不長,加上柯南道爾的文筆優美,可讀性高,是學習英文寫作的好教材。姬斯汀的文筆比較起來有點俗氣,但布局複雜,具娛樂性。

狄更斯寫「租值消散」?

若要推介一本偵探小說,我會選最近讀完的《蕭齋》。狄更斯這本1853年出版的著作是偵探小說的先驅,故事圍繞一宗爭產案,有謎團有謀殺,眾多人物的關係千絲萬縷,其中Inspector Bucket的角色,據說是英國文學第一個重要的偵探。少有人留意的是,這本小說有其經濟學的智慧:爭產案官司打了許多年,到最後謎底解開告一段落,卻發現
大筆遺產跟龐大的律師費用剛好互相抵銷,遺產繼承人一分錢也拿不到,是典型的租值消散!

提起經濟學,美國兩位經濟學家William Breit(已故)和Kenneth Elzinga,曾化名Marshall Jevons(名字取自兩位重要的「古老」經濟學者Alfred Marshall和William Stanley Jevons),寫了三本頗受歡迎的偵探小說。小說的主角Henry Spearman是哈佛經濟學者,擅長以經濟學思維破奇案。小說聞名已久,仍未有機會一讀,不知道讀者看過沒有?

愛讀偵探小說,也愛看偵探電視劇。除了近年好評如潮的Sherlock(英國BBC製作的福爾摩斯現代版本),這陣子愛看的是英國80年代開始播出的老牌劇集Inspector Morse、其「續集」Lewis和2012年新推出的前傳Endeavour。

劇集根據英國流行作家Colin Dexter的小說改編,以牛津大學為背景,實地拍攝,涉案的多是名教授和高材生。劇中主角Morse是個文人偵探,愛聽歌劇、玩填字遊戲,常常引經據典,從詩詞歌賦中看出破案關鍵。劇集妙趣之處為Morse的助手Lewis來自紐卡素的低下階層,不懂什麼高級文化,兩人合作常鬧出笑話。

學問不夠好,跟牛津大學這所高等學府扯不上關係,唯有靠看劇集羨慕一下!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February 21, 2014

續入境稅的七問七答

2014年2月21日


篇幅所限,要將問答一分為二。讀者請將兩天的文章一起讀。

四、增加景點、加速基建,能否更有效解決遊客問題?

答:有學者建議興建大型商場解決維港兩岸的擠迫情況,分散內地遊客的壓力,但這個反駁有兩個問題。第一,100元入境稅除了帶來所謂的「艾智仁─艾倫效應」(即消費轉向高端產品)以外,對減少遊客旺區的人流沒有大幫助。入境稅的目的主要在減少水貨客,不在打擊出手豪爽、過夜居多的自由行。入境稅的目的是X,轉過頭來批評入境稅不能達到Y,是離題。第二,由政府帶頭興建旅遊景點的往績一向不佳,以百億計的支出隨時成為大白象或視覺污染(金龍、金紫荊、柱狀紀念碑之類),最後還是由納稅人埋單。政府的眼光不夠商人準,旅遊的事還是適宜留給自由市場解決,政府只要多開方便之門不加阻撓便可。再講,政府基建是以年計的巨大投資,入境稅相比下靈活得多,可進可退、可加可減。

五、內地是否會「報復」收香港人稅?

答:首先,這幾年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港人變相交了北上入境稅,而內地遊客則變相享受南下入境津貼(兼且香港沒有銷售稅)。就算內地加收100元,相比貶了值的港元絕對是小數目,對港人北上旅遊的影響有限。若果內地收逾100元的巨額入境稅,旨在大量減少港人北上,香港遊客固然受害,但同時又會留港消費,一加一減後果難料。當然,內地收此巨額入境稅的機會近乎零。

六、遊客不一定要來香港,損失遊客豈不是得不償失?

答:從時事評論員到政府官員,發表言論時都常犯上非黑即白的思考陷阱,忘記了政策的效果有大小強弱的程度之分。不收入境稅遊客會到香港,收100元入境稅遊客就要另覓去處,背後的假設是全球遊客對香港的需求彈性極高,價格上升引來需求量大跌。香港甚有特色,街頭巷尾亂中有序世上罕見不在話下,不少外國人內地人仍認為香港是個美食天堂。遊客缺乏質素相近的替代品,對香港的需求彈性於是甚低,100元的入境稅難以趕客。此外,需求彈性相對較低,入境稅的大部分將由遊客付出,而非本港商戶割價求售。論者擔心遊客會大幅減少,要先解釋遊客甚高的需求彈性從何而來。

七、增加稅收令政府權力膨脹,違反自由民主的價值?

答:徐家健文章中提到張五常的論點值得一提再提:「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有些事項政府處理的成本較低,有些事項市場處理的成本較低,是不難理解的正確看法。」高斯又講過(見去年的文章《高斯的經濟政策觀》),政府管制有時會比自由市場優勝,要比較的是兩者處理同一問題的邊際成本。被視為高舉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大學,另一名家魯卡斯在80年代的一個訪問中也說過:「我不喜歡討論政府該有多大。我喜歡討論個別計劃的成本與效益。這似乎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態度。」 【註】

搬出大師的說話不是要訴諸權威,只是想指出經濟學者大多不是所謂的「右膠」,凡事不看證據一刀切,似宗教多過科學。

本欄一年多來的幾百篇文章,探討問題從來就事論事,自由市場不是唯一的答案。

認為凡稅皆惡的論者,要想想在入境稅一事上的成本和效益: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對普通旅客行為的影響有限,既可紓緩中港矛盾的頭痛問題,又能減少部分地區人擠人帶來的租值消散。利弊相較,此稅何惡之有?

註:Lucas, Robert E. 1984. Interview by Arjo Klamer. In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Speak Out on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in Macroeconomics by Klamer.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February 20, 2014

入境稅的七問七答

2014年2月20日



兩周前本欄一連五篇文章講遊客和入境稅,本以為該話題要講的已經講完,豈料上周人民力量向財政司提出陸路入境稅的建議以後,卻引來各界激烈的反對。有趣的是,反對者可說來自四方八面,政治立場一應俱全:高官、立法會議員、時事評論員,以至學者大部分不贊成入境稅,多份立場相反的報紙更是難得的同聲同氣,齊聲反對建議。與此同時,根據電視的民意調查,支持入境稅的市民佔大多數。

本以為入境稅的道理十分淺顯,贏家輸家清楚分明,有助消除北區的水貨問題,受損的主要為內地外國遊客而非港人。面對政客、學者強烈的反對聲音,我唯有整合各界的反駁理由,編成七條問題,再附上簡短的答案,希望能釋除部分市民的疑慮。

一、陸路入境稅歧視內地人?

答:凡稅必歧視。入息稅歧視高薪一族,煙稅歧視吸煙人士,機場稅歧視有錢搭飛機的,特別印花稅歧視內地買家,燃油稅歧視有車階級,道理都一樣。政府的其他管制亦帶歧視成份:限奶令歧視內地家長和嬰兒,公屋制度歧視有積蓄的香港居民,大學津貼歧視成績不夠好的學生。完全不帶歧視成份的稅制和福利政策是怎樣的一回事,還有待高人指教。

再講,市場經濟以價格定勝負和產權誰屬,亦帶歧視成份:價高者得,有能者多賺錢多享受,何嘗不是歧視?資源有限,不能人人有份,市場制度甚至共產制度(平均分配所得歧視生產力高的人)也存在歧視成份。值得探究的是,社會中哪些歧視可接受、哪些歧視不可,而非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

二、遊客不一定都是水貨客,入境稅會否拖累正常遊客?

答:遊客之中都有一心來旅遊而非走水貨的。同樣收入境稅,豈不是傷及無辜?先不論100元的入境稅對過夜、花錢較多的遊客影響有限(明天續談),若要避免傷及無辜遊客,可實行入境稅每月首次豁免,只要在同一個月內再到香港才開始徵收。不過,這做法雖然「公平」一點,但增加了手續,行政成本相對較高,未必值得。

講到拖累,入境稅或會禍及普通旅客,但水貨客何嘗沒有連累北區的居民?香港的經濟政策主要考慮的是港人整體的福利,還是港人和遊客的利益同樣重要?港人蒙受價值100元的損失(如擠地鐵、爭廁所之類),是否和遊客要付100元入境稅等量齊觀?香港居民是否有等級之分,住北區的時間、感受都較不值錢,抑或要犧牲一下為香港的大局着想?市民多等一班車的損失,跟遊客多玩數分鐘的快樂如何比較?這些問題我不懂回答,但政府卻有必要給市民答案。

三、既然大部分的水貨客為港人,入境稅豈不無補於事?

答:有學者認為,水貨客大部分是香港人,入境稅根本是打錯敵人。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在手,我認為困擾港人的水貨客多為內地人這觀點只基於兩個理由:一,根據傳媒報道,北區擠在火車站一車車貨如輪轉的多為內地人,雖說傳媒或會偏頗,但總不能完全否定;二,香港薪金平均比華南地區高一截,港人水貨客缺乏動機為了每月數千元運送零食即食麵等低檔產品,走水貨都以高價電子產品等為主,不用一箱二箱擠上地鐵,對北區居民的影響有限。學者如有證據指出水貨客以港人為主,以及困擾北區居民的多為港人而非內地人,我願聞其詳。

篇幅所限,今天只答三條問題,明天再續。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14

入境稅比限奶令優勝

2014年2月19日


農曆新年前後的新聞不多,鬧得最熱烘烘的首推某政黨因應自由行「迫爆」香港而建議徵收入境稅。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港矛盾的問題亦始非今日;在剛過去的周日,尖沙咀廣東道便由旅遊區變成支持和反對自由行兩個陣營的「對決平台」。

根據新聞報道,反自由行陣營一面高喊口號,斥責內地人為「蝗蟲」,另一陣營則一邊歡迎旅客,一邊與反自由行陣營對罵,同一時間部分內地旅客亦加入戰團;可想而知,當天廣東道的對決十分激烈,與喜歡「內交」的現任政府所提倡的中港融合可算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大喊口號不如理性分析
「千古罪人」彭定康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說:「我感到憂慮的──我要盡力強調這點──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否真確,但我感到憂慮的是,我們追求真相的能力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只懂喊口號,而不願「擺事實、講道理」作理性分析的某些人口裏。

我不知道喊口號可以解決什麼問題,但我肯定這只會令中港矛盾惡化;而無論你是站在哪一邊,你都不會反對這種中港矛盾長此下去對香港只會百害而無一利。

互相謾罵和大喊口號可以怎樣解決問題我不知道,但政府似乎在這樣的氣氛下有點手忙腳亂了。上年開始實施「限奶令」,最近卻認為入境稅不可行!如果政府在制訂這些政策時有一貫的理念,這些看似「一時一樣」的政策其實不是大問題,但政府一時說我們要「管理需求」(但似乎沒有預計供應的變化),一時說要保障本地父母買奶粉的權利,一時卻說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連我這個旁觀者也有點頭昏眼花了。

其實,在「限奶令」和入境稅兩者中,我也是支持一項反對另一項,不過,我的看法與政府剛好相反!為什麼呢?

從產權看限奶令和入境稅
香港一直以自由市場自居,這亦是香港過往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讀者們相信都知道,自由市場是建基於私有產權的保護。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怎樣理解「限奶令」和入境稅呢?

先說「限奶令」吧。其實,我這位新任爸爸可算是「限奶令」下的「既得利益者」;不過,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也知道在買到奶粉前,那些奶粉並不屬於我或其他本地父母,而是屬於同是本地人的藥房或其他本地奶粉商。在保護本地父母的同時,「限奶令」其實是在削弱了藥房東主和本地奶粉商售賣奶粉的權利。政府在成功解決中港矛盾之前,這可能已製造了「港港矛盾」!

「限奶令」與入境稅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實施在單一貨品(奶粉)的出口限制,後者某程度上是限制入境的人流管制。「限奶令」限制的是奶粉的交易,而奶粉在賣出前的產權是屬於一部分香港人(藥房或其他奶粉商);入境稅限制的則是旅客的人數,而旅遊業賣的是旅遊服務和旅遊景點,其中佔用不少屬於所有香港人的公共空間。

在旅客不多或公共空間充裕下,旅客來港旅遊消費雖會佔用香港的公共空間,但都不會增加本地人使用公共空間的成本。北韓的大型公路平日便沒有什麼車在行走,突然多100輛車也不會對原本的公路使用者帶來什麼不便;但香港的情況明顯不同,相信不少讀者都同意這幾年數以千萬計的旅客佔用了不少香港的公共空間,很多香港人要付的成本絕不只是多等一班車這麼簡單。

要解決這問題,最理想的辦法是增加土地供應,增加香港的公共空間。如果港鐵裏的空間有北韓的公路那麼寬敞,我相信周日的「廣東道決戰」不會發生;但現在政府連增加住宅用地的土地供應也有問題,我們實在很難要求政府在短期內大幅增加公共空間的土地供應。

不過,主題公園也會因入場人數太多而增加收費,以保障它的服務質素,那麼,香港政府何不考慮徵收入境稅,一方面維護香港人在公共空間上的產權,另一方面維持香港旅遊業的服務質素?

作者為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Tuesday, February 18, 2014

香港旅遊業的事實與偏見

2014年2月18日


前數天,我到香港電台就有關入境稅的問題接受訪問;訪問前,時事節目The Pulse的主持人Steve Vines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旅遊業究竟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有多大?

同欄的曾國平曾計算,2012年內地旅客在港每分鐘消費30萬元!1分鐘消費30萬元,全年加起來便是1790億元,佔全球來港旅客總消費2390億元的75%;但曾國平提醒大家,數據是從旅發局的問卷調查而來,真實數字可大可小。
更重要的是,2000多億元的消費不等於貢獻了2000多億元的GDP,因為當消費品是入口貨,扣除入口成本剩下的增值(value-added)才是真實貢獻。故此,旅遊業對港經濟的貢獻應該遠遠在2000億元以下。

幫香港旅遊業算算賬
要準確估算旅遊業為港帶來多少增加價值不易,我欣賞政府統計處迎難而上。根據統計處資料,旅遊包括入境及外訪旅遊。入境旅遊包括零售業、住宿服務、餐飲服務、運輸及個人服務等,但只限於向旅客提供服務的部分;外訪旅遊則包括過境客運服務及旅行代理、代訂服務及相關活動,但亦只限於向本港居民提供到境外旅遊服務的部分。

香港作為「旅遊之都」,不難想像入境旅遊比外訪旅遊重要得多;但一個估算旅遊業貢獻的大難題,卻是各行各業不易清楚知道提供服務的對象是旅客還是本地人。統計處克服了這個困難【註1】,估計旅遊業在2011年為香港帶來了850億元的增加價值,即只是同年旅發局估計旅客總消費2060億元的約40%。

800多億元對一般市民來說是天文數字,但天文數字就證明了旅遊業是本港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嗎?回答這個問題前,先中場休息講個笑話。

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謎
我這一輩的人都知道,香港有四大天王,外國有三大男高音。眾所周知,三大男高音分別是巴伐洛堤、杜明高,還有……「另外一個」(the other guy),這「另外一個」便是處境喜劇《宋飛正傳》(Seinfeld)的一個gag。我不是質疑「另外一個」的歌藝不如「其他兩個」,但假如你跟我一樣都是永遠記不起「另外一個」姓甚名誰,自然也會發出會心微笑。你我都會說得出誰是四大天王,但香港經濟所謂的「四大支柱」又是乜東東?

根據統計處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香港的四個傳統主要行業,包括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可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是經濟動力的所在。」【註2】讀過這段文字,假如你以為旅遊業是港第三大經濟支柱,你便「中伏鳥」。

這個報告所描述的四大支柱其實排名不分先後,如要以對經濟貢獻的輕重(佔GDP的比例)分先後,2011年的第一位是貿易及物流(25.5%),第二位是金融服務(16.1%),第三位是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12.4%),最後一位才是旅遊(4.5%)【圖】;單位數字的比重2011年不是例外,反而是比重最高的一年。以就業人口的多少分高低又如何?2011年的第一位是同樣是貿易及物流(21.6%),第二位是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13.1%),第三位是旅遊(6.5%),第四位的金融服務,僅輸個馬鼻(6.3%)。

不論以經濟貢獻或就業人口打分,旅遊業都只是單位數字。為什麼是四大而不是三大支柱?天曉得。四大支柱中誰是「另外一個」呼之欲出?未算,根據同一份報告,一向不被列入傳統四大支柱的文化及創意產業,2011年佔GDP的比例竟達4.7%,就業人數的比例亦有5.4%!實情是,過去數年,旅遊業對港經濟的貢獻一直都比不上文化及創意產業。相比「其他三個」,旅遊業突出之處是在過去數年的增長速度。

實質貢獻被高估
可是,單論增長速度,旅遊業又要排在環保產業之後。我不敢說所謂的經濟四大支柱有否為旅遊業度身訂造,佔GDP 4.5%的旅遊業是否本港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讓讀者自行判斷。

入境稅的建議多少有點政治不正確,但認為100元入境稅將嚴重影響香港經濟或就業市場的人是言重了。當年,沙士疫潮襲港令失業率高企,推出自由行對經濟有顯著幫助不容置疑;今天,在幾乎全民就業的環境下,其實質貢獻卻是往往被高估。

說任何一個行業帶來大量就業機會,並不代表這些就業機會消失了,工人便會失業,因為這些職位大部分都是靠減少其他行業的職位製造出來的。類似的「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亦適用於消費市場,據報道,新年期間要實施人流管制的海洋公園有過半數是內地旅客。

我想,放假時有多少本地人因為香港迫爆而選擇到外地「透透氣」呢?

註1 在量度入境旅遊的貢獻時,統計處會跟隨國際慣用的方法,按來自旅客的收益佔與旅遊有關的經濟活動的總業務收益的百分比計算旅遊比率,再利用這些比率把有關經濟活動內由入境旅遊所衍生的增加價值區分。
註2 《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及其他選定行業》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acebook.com/economics3.0

Monday, February 17, 2014

給內地生關於入境稅的信

2014年2月17日

同學們:

離開美國後大半年沒見過你們了,今年我終於有機會與家人一起過年。每逢佳節倍思親,你們一班中國留學生春節怎樣慶祝呢?從新聞看到今年下的雪特別多,來自北方的同學應該不當是一回事,但學校卻不止一次因此停課。我常取笑美國南部的學校對雪天反應過敏,近幾天香港的天氣也比較冷,雖然我這邊不用停課,但部分傳媒、官員、甚至商家對一個我認為能緩和中港矛盾的入境稅建議,反應卻比下不到兩吋雪便嚷着要停課還要誇張百倍。最令我感到沮喪的,是竟有本地官員和應一些親中傳媒認為這建議是歧視內地人。

前幾天有同學跟我說你們很想我,並問我幾時回來。要聽我講書相信最早要等到八月尾,但四月份我獲邀參加一個紀念艾智仁的會議,行程安排得到的話,將盡量抽空回來探你們。提起艾智仁,你們知道他是怎樣看歧視嗎?

租值消散加深中港矛盾

艾智仁說過,凡有產權,必有歧視。留意產權不單指私有產權,而是任何權利劃分都需要透過某些歧視準則來決定勝負。道德倫理上,我們反對族群歧視。經濟邏輯上,是你的便不是我的,社會資源有限歧視永遠存在。既然廣義的歧視要等資源無限那天才能徹底消除,我們今天只好適當選擇一種勝負準則來減少社會資源分配的成本。而在眾多準則中,只有市價沒有租值消散。

香港有限的資源產權誰屬?道路、運輸、一切一切的公共基建,都不是天掉下來的,都是市民出錢向政府購買的東西。據說古時「租」即是「稅」,今天港人工作的交入息稅、住屋的付差餉地租。從經濟角度看,政府收入通通都是稅,但遊客又繳付了什麼?不收費,當公共資源過度使用,便會導致租值消散。不是很高深的學問,連官員都明白「市民可能要等多一班車」,官員沒有說出口的是時間是寶貴資源。地鐵塞車還可以考慮加車費,街上塞人路上塞車可以加什麼?

「焗住迫」的港人交了稅付了租,投訴政府貨不對辦情有可原。入境稅是一個價,一個把權利劃分給願意出錢而非單單「唔怕迫」的遊客身上。擠塞引起港人不滿,亦造成遊客不便,這是個你阻我時我塞你的互相歧視困局。

海洋公園入場費啟示

曾來港旅遊的同學可能都去過海洋公園,未來過的有機會讓我做個東,但我不建議在春節期間去。過年的幾天假期,據報道輪候一個機動遊戲要超過兩小時,亦有從內地打算來港避年的遊客投訴公園擠擁情況與內地景點一樣,都是看人不是看景點。等,便是租值消散;看人不是看景點,更會趕客。

我們海洋公園的主席盛智文先生是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商人,他不贊同向旅客徵收入境稅,但同意政府有需要提升基建。問題來了,為什麼海洋公園要收入場費?又為什麼海洋公園在新年期間不馬上提升基建滿足遊客需要呢?

怎樣向顧客收費是我們在課堂上經常討論的問題,記得Two-Part Tariffs這種雙層收費的價格安排嗎?雙層者,第一層是入場費,第二層是使用費。當海洋公園主席前,盛智文先生打造的蘭桂坊便是不收入場費只收使用費的,但你到海洋公園玩卻只須付入場費(和之後排隊)便可使用公園內各種遊戲設施。什麼時候只收入場費?什麼時候只收使用費?是考試常問的試題。

遊客來港觀光購物,主人家有責任提供一個看景點不是看人的環境和一些貨真價實的消費品。沒有擠擁不收入場費還說得過去,但世界上真的有完全免費的旅遊熱點嗎?不收入場費的,可抽銷售稅,遊客能退銷售稅的,遊客區吃的住的要付旅遊稅皆使用費也。

今天在港營商政治正確愈來愈重要。海洋公園雖然收入場費,但新年迫爆期間選擇暫停售票而非臨時加價來控制人流。香港迫爆,我不反對提升基建。但提升基建一來需時,二來要錢。除非大部分市民能從佔GDP不到5%的旅遊業得益,不容易說服本地人拿稅收去資助一個小小的旅遊界和大量的外地客。另一方面,打正旗號反對中港融合的任何政策建議亦難得到親中人士支持。

考考同學,要緩和中港矛盾,除了學盛智文先生在入境人數過多時實施人流管制措施,何不平心靜氣考慮向入境旅客徵收一個費用,部分收支既可用作提升基建方便旅客,餘下的更可用來改善本地市民生活。這不是比限制入境人數更兩全其美嗎?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acebook.com/economics3.0

Saturday, February 15, 2014

香港學者的投資貼士

2014年2月15日

數周前在網上找資料,看到一則舊新聞,標題是學者預測樓價最快半年至一年內跌兩成,新聞見報日期是2010年暑假,而學者的預測最終沒有應驗(雖然嚴格來說,預測只說「最快半年至一年」,今天跌又好1000年後跌也好,都不算錯)。我好奇翻查資料,發現從新聞見報日期起計的半年,樓價剛好升了兩成多,跟預測正正相反。至於學者本人和讀者有沒有因此「出錯貨」,我就不清楚了。

除了在學術界教研的大多數,美國的經濟學者有好幾種:有熱衷政治作政策研究的,有為利益團體作說客的,有致力拯救世界解決貧窮問題的,亦有常常預測市場大爆破的末日博士。至於投資銀行的經濟師,主要為公司寫分析、作預測、上電視,有公關宣傳效果,但沒有多少個經濟師會以學者自居。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有不少學者以其科學嚴謹的形象,為市民提供投資貼士。

學者教搵錢吸引之處

本欄常講投資,曾介紹諾貝爾獎得主的學說,又曾解釋金融學的一些基本概念,為的是傳遞知識。至於一些香港學者講投資,往往不是知識咁簡單,更會提供「明刀明槍」的指引:某股票某價位可入貨、某股值博率高、股市見底或見頂、某股可以一買「追落後」,指示清楚絕不含糊。

股票分析員作預測是份內之事,觀眾亦清楚知道分析員是睇圖還是考慮基本因素,一般不會盡信分析員的建議。不過,換了個學者上場,講的說話卻會多一點分量:有外國博士學位、一流期刊的學術著作等身、曾在或仍在高等學府開班授徒,甚至在政府的多個委員會坐鎮出謀獻策,一連串銜頭如雷貫耳,其分析必有獨到之處!情況就如讀者看電視新聞,無論議題是世界大事還是街邊爆水喉,只要找來學者講幾說話,成件事即刻認真起來,縱使學者講的是廢話,觀眾也覺得獲益良多。

學者形象加上明確的投資貼士,市民當然會打醒十二分精神聆聽。金融世界多變難測,投資者心亂如麻,都想有高人教路指點迷津,加上市民難免有搵快錢的心態,既有高人建議買這賣那,當然樂於捧場。

相反,本欄常提及的投資「貼士」,不外乎為買入及長期持有手續費近乎零的指數基金,悶蛋的建議幾句講完,只有長期的回報而沒有短期的暴利,投資者的興趣接近零。

雖然香港市民十分醒目,但市民從來對學者有憧憬,想聽其獨到的貼士,兼且大都善忘,記不得上次學者的預測是否準確,於是學者的預測往績再差,都可以一直見報當其「公共知識分子」。話雖如此,部分眼睛雪亮的市民終會發現學者的預測不是特別靠得住,或會因此對學術界失去信心,覺得學者跟財經演員沒有兩樣。專心解釋世事的其他學者,其信譽無端給打折扣,無辜得很。

學者講投資賽後報告

我在本欄的社交網頁轉貼剛才提到的那篇新聞,忍不住揶揄幾句,豈料引來讀者批評,說我同行相輕,自己又不落場「預測埋一份」,有點低級趣味。我回應說,對方是同行,以學者之名作了錯誤預測,我當然要舊事重提。嚴肅的經濟學者或會為投資者預測一下長期的大方向,但會明白知識有所局限,不會頻頻叫大家買這賣那。學者與財經演員的分別亦在此。學者以財經演員的手法發表言論,同行當然要出來澄清一下。

某些學者敢常作預測,正因為市民善忘,估錯的不會記得,估中的卻會講足十年八年。我算是學界中人,有責任維護學者的名聲,遂有計劃跟欄友在網上辦一個「學者預測賽後報告」,讓網友在舊報紙、舊電視節目搜集學者或學術機構的各種預測,再找出事後真實的數據,互相比較。網友找到每年錯得最離譜的預測(以錯誤的百分比計算),可得獎品一份。有此賽後報告作監察,估中估錯一索即得,學者作預測也許會從此小心一點,或可糾正一下某些香港學者「噏得就噏」的風氣。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February 14, 2014

左右之爭與不膠之論

2014年2月14日

從兩位經濟學者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梭羅(Robert M. Solow)一場有關收入不均的論爭(見昨文),我聯想到香港近數年流行的「左膠」和「右膠」等稱號。

曼昆和梭羅辯論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牽涉的是經濟政策上的所謂左右之爭:收入不均從何而來?高收入是來自高生產力(即社會貢獻)還是尋租技巧(即塘水滾塘魚)?收入不均會否跨代遺傳,造成富二代和窮二代?政府能否以稅制和福利改變收入的分布?政府的行為會否影響工作動機並且造成浪費?兩位學者雖然詞鋒銳利,但始終以說理為主,輔以數據和研究成果,是第一流的學術交鋒,絕無半點「膠」味。

「膠」也者,其本義不便直言,籠統一點說,指的是低水平言論。至於「左膠」和「右膠」等稱呼,指的是持不同立場的低水平言論生產者。

綜觀近年香港報上網上的言論,「左膠」似乎佔大多數,其原因不難理解:科技進步帶動的收入不均愈來愈明顯,貧富懸殊加劇,增加了對左傾言論的需求,加上互聯網提供了方便發表言論的平台,降低了生產「膠論」的成本,「左膠」於是得以繁衍,進而成黨成派。相反,「右膠」受意識形態影響,傾向自己顧自己,關注的是私利而不是什麼社會公義,主動發言的動機較低,其「膠」不顯也。與此同時,中港關係愈來愈緊密兼緊張,造就了跟「左膠」和「右膠」有點重疊的「大中華膠」和「本土膠」。

三條「防膠」原則

本來,不論左右,不論本土普世,其言論都不一定要「膠」,但何以傳統或網上傳媒「膠」字滿天飛?這現象或許來自不同立場論者之間的攻訐和取笑,更有可能的是,這些言論的質素的確低劣。不知道「經濟3.0」算不算「膠欄」,但我從曼昆和梭羅的辯論中歸納出以下三條「防膠」原則,希望各門各派的評論員參考一下,合力降低香港輿論的含「膠」水平:

一、言論清晰不含糊

讀者找來兩位經濟學者的文章一讀,就算全無經濟學的訓練,也能大概明白雙方的觀點;文章於學術期刊刊登,術語難免,但作者以人人讀懂為目標,絕不打算嚇怕讀者。相反,香港傳媒有不少難以讀懂的文章,句子冗長通篇術語,水平差一點的讀者都會看得一頭霧水。清楚的文章對錯分明,但含糊其辭的文章連論點都搞不清,談不上對錯。

二、以數字說理

香港的統計數字從來不易找,政府各部門的網頁亦一向難用,但討論起香港的政經議題,不妨花點工夫查閱有關的統計數字。雖則數字可以騙人,統計亦有不少誤導的伎倆,但以數據示人,最少是客觀討論的一個開始。討論政策下的輸家和贏家,與其「估估吓」空泛討論,何不從數字入手,令讀者對影響的大小輕仲有點概念?

三、不隨便因人廢言

老實講,曼昆寫的經濟教科書一紙風行世界,頻頻再版,其每年的版稅收入加上哈佛教授的薪水,不難令他躋身美國的最富有的1%之列。低手的辯論,必從此一事實落手,質疑曼昆的文章有保護自己友之嫌。梭羅貴為諾獎得主名重士林,當然不會出此下策,堅持以事論事,不因人廢言。此原則有兩個例外:若果作者可從論點得到政治或金錢上的好處(如受薪支持某類政策),又或作者從來立場飄忽甚至自相矛盾,因人廢言便情有可原。

長「膠」長有之謎

以上三個觀點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為何「膠論」依然層出不窮?輿論市場若果運作有效率,何以有質素的評論不把「膠論」逐出市場?從供應方面看,「膠論」的成本較低,有一定的寫作套路可依循,可以大量生產,寫一篇的時間心力耗費有限,加上網絡平台漸多,發表評論的門檻愈來愈低,「膠論」的供應增長強勁不難理解。

需求方面,香港市民生活繁忙,政經評論不外乎在地鐵或廁所匆匆一看,或靠社交網絡轉載驚鴻一瞥,少有逐字逐句細心推敲的。細心臚列數字、層層推理,沒有幾多個讀者會欣賞。相反,明刀明槍罵人但求痛快或語焉不詳但求啱FEEL的「膠論」,既能印證讀者既有的政治立場,亦能帶來即時的快感,一「膠」兩得,對「膠論」的需求由是大增。

話雖如此,部分有要求的讀者何以未能發揮市場力量,減低香港輿論的「含膠量」?電視節目質素低劣跟市場壟斷有關,但評論文章「膠」味十足又跟輿論市場的結構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一點也不「膠」,讀者不妨想一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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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13, 2014

收入不均的學術爭論

2014年2月13日

最近經濟學界內有個小小的爭論,參與者是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梭羅(Robert M. Solow)。

在哈佛任教的曼昆今年56歲,是重要的宏觀經濟學家,當過小布殊的經濟顧問,寫過好幾篇被廣為引用的學術文章;他的兩本經濟學教科書(初級、中級各一本)更是賣得滿堂紅,影響着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在麻省理工榮休的梭羅,今年89歲,為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最重要的貢獻是其經濟增長理論:由於邊際生產終會下降,積累資本不是促進增長的長久之法;美國等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得以持續上升,靠的是科技發展和技術改進。

兩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者爭論什麼?

收入靠技能還是靠尋租?

話說去年暑假,曼昆發表了一篇題目惹火的文章《為1%辯護》【註】。顧名思義,曼昆的文章旨在為極高收入人士(即美國收入最高的1%住戶)辯解,說明錢賺得多不一定代表着邪惡,收入不均亦未必是壞事。文章刊登不久以後,梭羅先撰文反駁,曼昆再以文章回應,加起來是十數頁上乘的學術辯論。

曼昆認為,不均不等如無效率。在社會之中爭取較高的收入,若果完全來自向政府爭取壟斷權力、有利的法例和管制,搵食要靠出色的尋租能力、政治關係及籠絡勾結等,如此的社會便既不均亦沒有效率,貧富懸殊伴隨着浪費。

曼昆不否認美國社會有靠尋租發達者(如律師),但認為更重要的是本欄多次提及的技能型科技改變(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科技發達,對部分技術型勞工的需求快速上升,供應追不上,收入於是升得快,美國西岸的IT行業便是一例;相反,某些工種沒有經歴如此的科技改變,對勞工的需求增長不快、甚至下降,收入於是節節敗退,美國底特律的汽車行業是著名例子。收入不均由供求決定,不一定要跟尋租等浪費的行為扯上關係。

梭羅反駁指出,社會上或有收入極高的人對社會有所貢獻(如高科技),但更多的是金融界「炒來炒去」、收入以億元計的投行高層,對社會是否有貢獻很有疑問;而曼昆的文章對金融界不置可否,有淡化問題之嫌。曼昆回應說,美國高收入人士中包羅萬有,但按實證研究結果來看,技能型科技改變依然是最有力的解釋。至於金融界中的打工皇帝到底有多大的實質貢獻,曼昆認為實證研究不足,不敢妄下判斷,不置可否反而是誠實的表現。

以收入再分配減少不均的一個有力論證,借用的是哲學家勞斯(John Rawls)「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在一個假想性的初始狀態之中,大家都如一張白紙,不知道自己在人世間的身份,你可以是李嘉誠的親戚,可以是個電腦奇才,也可以生在貧窮家庭,更可以生來智商比普通人低。在這個「等投胎」的情況下,你會選擇哪種收入分配?生出來有家底有才能當然好,但不幸家貧兼能力平庸又怎麼辦?於是,為了買個保險,恐怕自己投胎後成了最不幸的一群中的成員,你會支持較公平的收入分配。這個思想實驗,成了財富再分配的理論基礎。

無知之幕的保險觀

曼昆感到奇怪的是,以無知之幕支持再分配的說法,往往止於一國一地的人民。既然考慮到自己有機會成為一個不幸的香港人,何不擔憂自己有機會當一個捱餓的非洲人?再分配為何不能引伸到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若果富人要抽三成稅交到窮人手上,富國為何不需要把三成的GDP送給窮國?曼昆把無知之幕的論點再推一步,質疑再分配的對象為何只限於收入和財富:既然一般人生而有兩個健康的腎,但少數人卻天生有腎病。根據以上的推理,政府何不推行「腎臟再分配」?梭羅反駁說,人不是兼愛的動物,對外國人的感情當然淡薄一點,而腎臟亦不能跟金錢等量齊觀。曼昆完全同意梭羅的說法,指出這正正是以無知之幕去支持再分配的弊端:結論「啱聽」就捧出無知之幕的概念,結論不合己意就顧左右而言他,不是正確的思辯方法。

篇幅所限,未能討論文章中的其他論點。讀者不妨到網上找文章一讀,保證獲益良多。從兩位高手的辯論,我聯想到香港的一些現象,明天再談。

註 N. Gregory Mankiw :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Summer 2013, 21-34. 梭羅的反駁和曼昆的回應則刊於同一期刊2014年的冬季號,243至245頁。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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