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30, 2014

從時事評論員到鍵盤戰士

2014年1月30日

今日年三十,先跟讀者拜個早年,祝馬年身體健康、財運亨通!

喜慶時刻,探討一個輕鬆的話題。讀者看財經文章,求的是理財知識或貼士(雖則未必準確);看健康醫療專欄,或能解決身體的小毛病或減輕幾磅;跟隨飲食旅遊專欄介紹,又可省卻尋根究底的成本。

多如天上星星的時事評論,需求又從何而來?

本港收費的、免費的中文報紙加起來約有20份,以平均每份每天有5篇時事評論計算(社論和時事性的副刊專欄不計),每日便有100篇時評,不計周日,一個月全港共生產出2000多篇時評。加上大小網絡傳媒,時評的總數會更驚人。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傳媒為何能容納大量的時評?港人愛炒股、關注健康又識玩識食,相關的評論量多不足為奇,但據說港人大都政治冷感,何以時評會長寫長有?

讀時評為印證信念

時評都有立場:親政府、反政府,挺這個、反那個,就連模棱兩可的騎牆言論也是一種立場。時評有需求,因讀者喜歡同聲同氣的觀點,追隨立場相近的評論員,尋找所謂的confirmation bias,讀完也許會感到血脈沸騰。讀者亦喜歡閱讀立場相反的時評,邊讀邊罵,視為「奇文」,進一步證明自己的立場正確。讀者的喜好影響評論員的種類,評論員的觀點又在改變讀者的口味,相輔相成。這類時評,內容是其次,修辭才是主角。

立場鮮明的時評亦有「表態」的作用:在社交網絡上分享一下,既能引起同道人的和應,亦可清楚表達個人的政治取向。

另一種立場鮮明的時評跟政治未必有關,反映的是界別的利益,對象是同行及政府。例如,教師寫文章維護小班教學、會計師主張改革稅制、社工支持某些福利政策、大學教授倡議政府增加專上教育經費等等。這類時評為界別利益着想,希望在影響政府決策之餘,亦能改變一般市民的想法。由於評論者多為專業人士,寫作手法一般較含蓄,有別於政治時評常見的戰鬥風格。

讀時評為省時間

時評並不一定立場鮮明,不少立場含糊(或曰「持平」)之作。這類時評資料較豐富,會完整的將事件交代清楚,輔以一些統計數字。至於文章的觀點,不外乎為「X有需要檢討」、「Y有改善的空間」、「Z極需大眾注意」之類,態度溫和,讀後知識增長兼心平氣和。這類時評的需求,來自沒有時間留意時事的讀者。

講真,不提國際新聞,單單一個香港以內的時事已夠層出不窮,加上政府的政策多籮籮,誰有時間細細研究?一篇「各大五十大板」式的文章在手,資料詳盡,一千幾百字已夠讀者了解事情大概,省卻讀十篇八篇報道的工夫。隨文章附送的幾個觀點,又可據為己用,在朋友面前論政論得頭頭是道。「阿媽係女人」之作,亦有其存在價值。

讀時評為史識見解

時評的第三種需求,既非為立場,亦非為時事摘要,求的是評論員的史識或獨特見解。借古諷今,借的可以是歷史典故,也可以是讀者忘記了的十年八年前的舊事。雖然所謂的歷史教訓未必真有其事,但古今相比總會加深讀者對事情的認識。至於獨特見解,可以是未有人提出過的新奇觀點,亦可以是評論員打聽得來的內幕情報,只此一家為讀者撥開雲霧。

由於這類時評的成本較高,對評論員亦有一定的要求,市場上供應不多。時評的賣點是見解及分析,一般較耐讀(結集成書亦較有市場),不似其餘兩類時評,在議題平息了之後即成明日黃花。

從報章到網絡時評

一篇文章可以一次過滿足兩個以至三個願望,但更常見的是分工合作,評論員專注於一類的時評。分工合作有兩個主因。多寫一類文章,工多藝熟,既了解文章的寫法,又掌握到讀者的口味,邊際成本下降,愈寫愈多、愈寫愈快,質不一定高,但產量必有可觀。評論員專注一類文章,亦有助建立相關的聲譽,讓讀者容易按「名」索驥,一見評論員的名字便大概知道文章的風格、內容、立場,節省時間。

網絡傳媒愈見興盛,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網絡時事評論員。在網絡上寫時評的一大優點,為夠新鮮熱辣,可為時事作近乎即時的評論,不像傳統報章要等一兩日才見報。網絡時評的另一好處,為評論員跟讀者有直接交流(或交戰),甚至能因應讀者的意見和批評而修改、增訂文章,不像傳統報章般寫完就算、欠缺「互動」。

臨尾要考考讀者:網絡的時評供應大增,對傳統報章上的時評有什麼影響?兩者會否分工合作,刊登不同類型的時評,抑或「鍵盤戰士」會漸漸取代報章上的時事評論員?

作者為維珍利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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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29, 2014

經濟學者如何生仔教仔﹖

2014年1月29日


港童問題近年深入民心,很多家長都為之頭痛不已。在網上以「港童」為關鍵詞搜索,大家可以找到數以百計有關的新聞和影片。有港童不懂綁鞋帶,有的則對家中外傭呼呼喝喝,有的更在街上以粗口回應父母。

近年身邊朋友不斷成為父母,如何教仔成為朋友間的共同話題。小孩出世前的問題是一大堆:懷孕時要怎樣戒口﹖食蕉是否會「滑胎」﹖到私家醫院還是公立醫院生產﹖順產還是剖腹﹖誰知出世後的問題才排山倒海的擁來:父母上班,小孩誰帶﹖請外傭還是勞煩家人﹖孩子教育的問題才煩人。讓小孩讀國際學校還是傳統學校﹖不過無論是傳統還是國際,父母都離不開要孟母三遷,無論如何想辦法在小孩上學前搬到校網較好的區別。另外還有什麼興趣班呀,英文班呀等等。只是想想也頭大。

數月前初為人父,少不免對此話題多留了心。我不是兒童教育的專家,對以上的問題還未有很好的答案,更沒有如何教出十全十美小孩的方程式。我不敢望他將來能夠造福人群,只希望他起碼不至於為禍人間便是了。但作為經濟學者,我總會留心其他經濟學者生仔教仔的經驗之談。

經濟學者生仔看數據

先說懷孕吧。無論是東方或西方的準媽媽在懷孕時都有很多忌諱。太太懷孕時被多次「溫馨提示」不能喝茶亦不能食蕉,有研究曾指出前者的咖啡因會增加流產的機會,而後者則據說會有「滑胎」的效果。經濟學者會怎樣看待這些忌諱呢﹖(部分)經濟學者喜歡看數據,在研究院時有起碼一半的時間是學習怎樣利用計量經濟學,處理數據來測試或量化不同的經濟模型。芝大商學院一位經濟學者便在她懷孕時看過大量有關數據和研究,發現很多所謂的忌諱都只是杞人憂天。【註】

舉個例,這位教授很喜歡飲咖啡,在懷孕前每天平均飲3至4杯,但在懷孕後便開始有一些三姑六婆在她身邊嘮叨說咖啡裡的咖啡因會增加流產的機會。她雖然願意為小孩犧牲一切,但絕不願意白白犧牲,於是她「的」起心肝找來大量的醫學研究,發現很多相關研究只是指出飲咖啡和流產的相關性(correlation)而沒有指出兩者的因果關係 (causality) 。只指出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的問題在於有很多潛在因素,會同時影響流產的機會率和飲咖啡的喜好:這位教授指出,懷孕初期孕婦作嘔是小孩健康的徵兆,而作嘔的人通常不會想飲咖啡。如果事實如此,那麼在數據裏我們便看到少飲咖啡的孕婦會比較少流產,但少飲咖啡卻不是導致少流產的原因!

最後這教授在懷孕期裏繼續每天飲大約兩至三杯咖啡。她兩歲多的女兒現在十分健康。

經濟學者教仔撩交嗌

再說教仔吧。很多朋友希望仔女將來聽聽話話,正如男人的夢想情人都是要有天使的面孔和魔鬼的身裁。不過,現實和理想總是天與地,小孩總是駁嘴駁舌,而很多人都沒有我這般幸運可以有一位既賢良淑德又美麗動人的太太。我不知道經濟學者怎樣解決情人沒夢想中完美的這個問題,但我相信很多經濟學者都不介意小孩駁嘴駁舌。

經濟學者喜歡撩交嗌相信是眾所周知的現象,尤其是有留意「經濟3.0」這專欄的各讀者更不會對此陌生。我在明尼蘇達讀研究院時,每周都有很多其他學校的學者到來發表研究報告。那裏的研討氣氛是出名的「熱鬧」。為了追尋真理,教授都可以去到好盡。唇槍舌劍經常有,學生有樣學樣駁嘴駁舌更是被大大鼓勵的。聽說曾有學生在講者講到中途時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講者無言以對,最後慘淡收場。這位學生後來四年便博士畢業(正常需要五年),現在是一所長春藤大學的正教授。

聞說經濟學重鎮芝大的學術研討氣氛比明大有過之而無不及。那裏的代表人物佛利民便是出了名的善於辯論。他的兒子大衛亦不是泛泛之輩。根據大衛所說,他父親十分鼓勵大衛跟他駁嘴駁舌。盡得真傳的他亦有樣學樣,極力誘導他的一對仔女跟他駁嘴駁舌,他甚至故意對當時還年幼的仔女說出一些明眼人一聽便知是錯的歪理,令他們更容易駁斥他!

梁天卓 (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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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ster, Emily (2013)︰ Expecting Better︰ Why the Conventional Pregnancy Wisdom Is Wrong-and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The Penguin Press HC.

Tuesday, January 28, 2014

大麻合法化不用再拗

2014年1月28日

年廿八洗邋遢。今天我要卻一反傳統,年廿八寫邋遢。寫的是哪一種邋遢?是大麻,準確一點是反對大麻合法化的謬論。

不少港人有道德潔癖,抽煙講粗口固然是污糟要禁,吸食大麻一類軟性毒品的邋遢惡習最好連提也不提。荷里活明星兼哈佛大學高材生妮坦莉寶雯在一首饒舌音樂,可以這樣譁眾取寵:When I was in Harvard I smoked weed everyday. I cheated every test and snorted all the yay。香港藝人被揭發「隊草」卻不只要洗心革面,還要鞠躬道歉。

可能是這個原固,雖然逾70位經濟學家聯署支持調高最低工資引來不少本港報章關注,但逾500個經濟學家聯署支持大麻合法化,多年來卻一直受到本地傳媒冷待。即使最近美國科羅拉多州終於可以合法銷售大麻,還未到年廿八,大部分港傳媒紛紛當這則國際新聞如「邋遢嘢」般洗之而後快。

毒戰又貴又廢

經濟學家為什麼特別關心大麻合法化的問題?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喜歡抽大麻,是因為這是一場每年花費400億美元的「毒戰」(War on Drugs),一場打了40年但成效依然是似有還無的戰爭。關心政府政策和財務的經濟學家,分析大麻合法化是責無旁貸。毒戰所以又貴又廢,原因是消費者對毒品需求彈性十分低。政府花大量資源試圖禁絕需求彈性低的消費物品,後果只會是引導社會投放更大量資源在這種被禁的消費物品上。

今天經濟學者怎樣看這場又貴又廢的毒戰呢?芝大商學院不久前做了個有關的問卷調查,收集了41位來自名牌大學經濟學家對毒品監管的看法。首先,他們一致同意把毒品列為非法品,這會提高毒品的市場價格;其次,只有2%受訪者反對較有效的干預是解禁,並抽稅取而代之,而支持荷蘭模式監管的經濟學者竟超過六成。61%支持對2%反對,說大麻合法化不用再拗並不誇張。【註】

從擁護自由市場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到認為市場問題多多的阿克里夫(George Akerlof),公開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經濟學者都是有理有節。根據那封8年多前的聯署信,大麻合法化估計可為政府每年省下77億美元支出,向大麻如煙酒般抽稅,更可為政府帶來每年62億美元收入。

政策漠視行政費用最邋遢

衛道之士會質疑經濟學家只顧計數,毒品問題引致的健康及家庭問題又豈是金錢可能衡量?經濟學家的答案很簡單,不能用金錢衡量那應該用什麼衡量?不能衡量的話你又怎知道那些健康及家庭問題的價值比每年139億美元高?請問每年把139億美元放在醫療或其他公共服務,能拯救多少條性命、幫助幾多個家庭?大麻是否邋遢見仁見智,但經濟學者大多認為反對大麻合法化的謬論十分邋遢,而每年花費139億美元換來只是抽大麻者「捱貴草」,就肯定是拜邋遢的公共政策所賜。

大麻合法化能為政府帶來稅收,而最低工資比低收入津貼甚至負入息稅吸引的地方是不用政府找數。這些政策今天得到支持,多少與美國政府債台高築有關。香港政府幾時會用盡儲備走進欠下巨債的日子?我沒有水晶球,不得而知,但幾年來的累積盈餘很難不令尋租者(搵着數者)企圖分一杯羹。政策架床疊屋增加公共開支,不是什麽深奧的學問。

港人要關心大麻合法化的問題,不是因為特別喜歡抽大麻,是因為又貴又廢的毒戰給研究公共府政策的人上了寶貴一課:不論政府的意圖有多公義有幾道德,相信或懷疑市場的人都要緊記分析公共政策時不能漠視政策執行的行政費用。不用再拗的洗邋遢,是洗走那些漠視高昂行政費用而成效有限的公共政策。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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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27, 2014

爭拗不斷的最低工資

2014年1月27日

年關難過,有最低工資便會好過一點嗎?

友報財經地產版一篇標題為〈不用再拗的最低工資〉的文章指出:「經濟學界會慢慢出現久違的共識、少有的和氣,說的是最低工資」,這是第一錯;之後該文在解釋不存在的「罕有勝負已分的局面」時,先說「學界現時普遍支持溫和的最低工資,對提升低收入人士的薪酬有幫助,同時亦不用擔心就業及通脹受拖累,宏觀經濟甚至會因為低收入打工仔增加消費而有小量刺激」,是一錯再錯;該文其後再講「即使生產力不斷上升,但薪酬根本不反映,工資佔GDP的比例持續收縮,相反企業盈利的份額則持續上升」,更是再三犯錯。

這三個錯誤,源於一封超過70位經濟學家簽署的聯署信。

史無前例的經濟學界爭拗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部資料,美國2012年有1.69萬個經濟學家職位。雖然支持上調最低工資發起人規定,擁有經濟博士學位的人才有資格聯署,但美國每年便有約1000個經濟學博士生畢業;超過70位經濟學家佔的比例是多少呢?從所有芝大老師到每位克林信大學同事之中,我找不到一個有份聯署支持調高最低工資。這當然不代表真理在我們手上,但說支持最低工資是經濟學界的「共識」,至少未問過合資格聯署的我吧?

我當然亦知道,有份聯署的有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生勾勾」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超過40個,沒有聯署的逾30位得主,其中有幾個是我老師,我了解他們對最低工資的看法。

口講無憑,去年芝大商學院做了個問卷調查,收集了38位來自各名牌大學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的看法,認為把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9美元將明顯增加低技術工人搵工難度的有34%,不同意的有32%,說不清楚的有24%【註】。這是什麼學界共識?怎樣勝負已分的局面?

實情是,80年代前經濟學界就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不良影響,一向沒有多大爭拗;導火線是90年代初,普林斯頓大學2位學者一連發表了幾篇關於最低工資的學術文章,他們的結論否定了學界數十年的傳統智慧,爭拗從此沒完沒了。

似有還無的宏觀經濟影響

美國今天的就業人口約有1.4億,其中賺取聯邦政府最低工資的工人有大概170萬,佔就業人口只有1.2%。即使如聯署信估計,把最低工資由每小時7.25美元上調至10.1美元,將有近1700萬工人受惠,佔就業人口亦不到12%,你想像這樣可對通脹和整體消費造成什麼重大影響?

通脹是貨幣現象,只有不懂經濟學的人,才會以為加價便是通脹。報章上看到擔心什麼什麼會「刺激通脹」之說,十之八九都是「你再曳警察叔叔拉你㗎啦」一類的東西。

但不要誤會「刺激消費」的說法比「刺激通脹」高明,消費的錢從何來?最低工資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在快餐店內把櫃台一邊在等吃廉價漢堡包低收入人士的財富,再分配到櫃台的另一邊在煎漢堡扒的快餐店職員那裏去。有研究發現,隨通脹上升實質最低工資下降,「肥胖問題」亦變得愈來愈嚴重。快餐店成本的升跌與最低工資的起伏息息相關,廉價快餐食肥人不難想像。但即使你同意「煎漢堡扒的好過一點,想吃漢堡包的難過一些」式的財富再分配合乎社會公義,這樣一來一回的財富再分配,又能怎樣發揮宏觀效應刺激整體消費呢?最低工資討論能刺激到的,可能只有不懂經濟又愛「亂噏廿四」的人的想像力罷了。

愈幫愈忙的工資比例收縮

美國工資比例收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製造業外判和入口增長,但賺取最低工資的,從來都不是這些有關行業的工廠工人,而是快餐店服務員一類的工種。就當這些工廠工人賺最低工資,調高工資會逆轉工業外判從而幫助工資比例回升嗎?

憑「亂噏廿四」賺取高於最低工資的稿費,可能真的有「薪酬不反映生產力」這回事。但想深一層,一些香港傳媒的生產力,主要是靠吸引讀者而非尋求真理來反映。所以,我覺得那個專欄其實搞得很成功。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Saturday, January 25, 2014

餓着肚子讀奧威爾

2014年1月25日

讀過一連五天有關《施政報告》的分析,讀者唔悶我都悶,周末要唞一唞。《施政報告》以扶貧為主題,今天也順應潮流介紹一本描寫貧窮的小說,好讓讀者對貧窮問題多一點了解。

說起貧窮,讀者可能想到英國作家狄更斯,記起《遠大前程》的阿Pip或《蕭齋》(Bleak House)中千奇百怪的低下階層;不過,狄更斯小說本本字典咁厚,讀得耐會手軟,雖則引人入勝,但始終不適合繁忙的香港人。我這次要介紹的是比狄更斯遲出世90年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說起奧威爾這位短命窮作家,讀者會記得政治小說《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本小說固然重要,但政治意味未免太着迹,我認為文學成就比不上他的散文和幾本較少人認識的小說。想學寫簡潔英文的朋友,奧威爾的散文集要讀之再三,尤其是他的《政治與英國語文》。

小說道盡貧窮苦惡

說到描寫貧窮之苦之惡,奧威爾1933年出版的《在巴黎和倫敦的落泊生活》(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可謂無出其右。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正是夏天,在華盛頓DC一位朋友的家中暫住。那時剛在華大畢業,在維珍尼亞的工作又未開始,兩個月完全沒有收入;當研究生時是個「文青」,微薄的薪金都拿去買書聽音樂會,無甚積蓄,加上找工作時的一些使費(西裝、酒店、機票等),幾張信用額不多的信用卡早已幾乎「碌爆」,身上只有一百幾十美元的現鈔,又不願問香港的家人要錢,加上當地物價不菲,在華盛頓DC的數周生活實在貧窮,有不少餓着肚子的時刻。

窮得要命的我,身在一個富裕城市,饑腸轆轆的讀奧威爾這本書,印象特別深刻。

奧威爾文筆好,冷靜的筆觸下是強烈的人文關懷,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是左是右,總會受他的作品感動。《在巴黎和倫敦的落泊生活》的主人翁是潦倒作家,先後在巴黎和倫敦捱餓、做散工、拿福利,天天與乞丐流氓等邊緣人為伍,過的是社會最低層的生活。小說差不多是自傳,內容細節都取自奧威爾20年代在巴黎和倫敦貧窮得要行乞的日子,寫起來讀起來都有血有淚。

且看奧威爾談吃麵包的妙法:「我們只剩下60仙,我們花了一半買磅麵包,再以蒜頭在上面磨一磨。在麵包上磨擦蒜頭,味道持久一點,讓人有剛吃飽的錯覺。」(We had only sixty centimes left, and we spent it on half a pound of bread, with a piece of garlic to rub it with. The point of rubbing garlic on bread is that the taste lingers and gives one the illusion of having fed recently.)

客觀描述冷酷事實

奧威爾在酒店打工,寫到工時長睡眠不足:「在酒店工作教曉我睡眠的價值,就像肚餓教曉我食物的價值一樣。睡眠不再是生理必需;是奢侈的感官享受,是放縱多於解決需要。我不再受蚤子之擾。馬里奧告訴我一個萬無一失的解決方法,就是把胡椒撒滿在床單上。我因此打噴嚏,但蚤子討厭之,都跑到其他房間去了。」(Work in the hotel taught me the true value of sleep, just as being hungry had taught me the true value of food. Sleep had ceased to be a mere physical necessity; it was something voluptuous, a debauch more than a relief. I had no more trouble with the bugs. Mario had told me of a sure remedy for them, namely pepper, strewed thick over the bedclothes. It made me sneeze, but the bugs all hated it, and emigrated to other rooms.)

難得的是,奧威爾親歷其境,下筆仍如此冷靜,客觀描述冷酷的事實,不誇張不控訴不濫情。小說只有200頁,簡明易讀,學英文的朋友不要錯過。據悉,小說將拍成電影,不知道由誰來飾演潦倒作家?

人有同情心,不忍看到別人捱窮受苦,於是有慈善團體、福利制度,以確保人有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經濟學教我們如何善用資源、幫得其所,但同樣重要的是不要對窮人抱歧視的眼光,不要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去「打救」他們。奧威爾說得好:It is curious how people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preach at you and pray over you as soon as your income falls below a certain level.

這句英文寫得太有意思,不敢翻譯,留給讀者細細咀嚼吧。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January 24, 2014

低收入補貼的四點補充

2014年1月24日

昨天以一個4人家庭為例子,解釋《施政報告》推出的低收入家庭補貼政策(下稱計劃)的影響有限;篇幅所限,有些細節未及探討,今天要補充一下。

一、做多啲和做唔做的分別

談勞力供應,經濟學上有所謂intensive margin和extensive margin之分,前者是指多做一點或少做一點的變化,後者指的是加入或離開勞動市場的決定,兩者大有分別。

昨天的例子假設一家之主有一定的時薪,可以任意選擇工時;現實中不少工作時數固定,計劃的影響主要看的因此是「做定唔做」的分別。若果非綜援家庭一家之主收入不足1.44萬元,津貼等於加人工,對另一位一家之主的勞力供應沒有影響。若果家庭沒有人工作,津貼等於令人工不夠1.44萬元的工作吸引一點,但由於跟1.1萬元不用工作的綜援資助相差不大,因計劃的出現而投入勞動市場的綜援家庭相信不多。

二、防貧帶來的扮貧效果

《施政報告》中指出收入稍高於上限的都能領取津貼,且假設稍高的定義為1000元。若果我一家4口月入1.55萬元,剛好「爆煲」,算不上貧窮人口又不能拿取津貼,如何是好?

我會請求老闆減薪1100元,我的月入加上津貼就有17000元,勞資雙方合共「賺」了3700元(即我一家收入增加2600﹝17000-14400﹞元,老闆則節省了1100 元工資,合計即「賺」了3700元)。若遇着一個衰老闆,我可能要接受分賬的安排,減薪至1.35萬元,老闆多分一點,我的人工只有1.6萬元,但仍比沒有津貼優勝。

老老實實,減薪無犯法,這樣的減薪安排絕對處於灰色地帶,難以入罪,調查起來又要用上大量的人手。就算人工上不做手腳,正如梁天卓兩天前指出,勞資雙方亦可以在工時上大做文章,每個月多「做」數小時工以達工時要求。

三、津貼歸宿益老闆

就算勞資雙方一樣誠實,津貼亦有另一個未必人人喜歡的宏觀效果。稅收有所歸宿(tax incidence),指的是徵稅的影響視乎供求彈性,一般不會只影響買賣的其中一方;同樣道理,低收入津貼亦有津貼歸宿(subsidy incidence)的效果。

我開餐廳請了數個月薪1.4萬元的廿四孝老豆,發現計劃令員工多了2600元的收入,我這個奸商會作何打算?若果人人扣2000元人工(只要不違反最低工資條例),幾位員工的收入連津貼只有1.46萬元,其實都比以往好,員工未必會走;若果員工面對的競爭不大,議價能力較高,我會讓步只減500元。

根據《施政報告》,計劃每年要花30億元,其中有多少會落在大中小企的老闆手上?勞資雙方受益沒有什麼問題,但說政府將30億元交到貧窮戶手上,則有點誤導了。

政策對勞工供應的影響愈大(即供應愈有彈性),市場工資下降愈多,受惠於津貼的員工總收入增加愈少,而津貼落入老闆袋的比例愈高。計劃面對的是個「兩難」問題:要30億元大部分落到貧窮家庭的袋,政策對工時和加入勞動市場的影響要近乎零;要政策明顯增加工時和鼓勵貧窮戶加入勞動市場,30億元的津貼大部分又會益咗老闆!

四、計劃的兩個必然效果

計劃的最大作用是,把部分家庭從貧窮線下拉上來(不過,一些原本不貧的家庭,會因扮貧致使其收入低於貧窮線),實在將一些家庭由貧轉為不貧,有數得計,可轉化為「政策令X個家庭脫離貧窮線」的政績。至於這種脫貧效果是否有意義,就視乎你是否認同這條相對的貧窮線了。

計劃複雜,又要收入審查加上工時審查,手續絕不簡單。計劃的防貧效果不知有多明顯,公務員和社工卻肯定因計劃而得益不少!

假設一如政府所料,未來有20萬個低收入家庭申請津貼,再假設一位社工全職照顧這類家庭,每年能處理及跟進400宗個案(相信有高估),社會因計劃而要多請500名社工(或100名社工做5年,如此類推),保守估計社工平均月薪1.5萬元,因計劃而來的「社工成本」就有9000萬元。

計劃複雜,又要收表格又要審核工時,相信政府要為此增加人手,又保守估計有關部門得以擴充多100人以一年時間處理個案,以每位月薪2萬元計,因計劃而來的「公務員成本」就有2400萬元。

計劃派發30億元,每年社會的成本隨時數以億計,值唔值?

福利政策愈有「針對性」、愈在已有的制度上架屋疊床,扶貧的效果愈小,各種尋租的機會就愈多。成立了的制度不易取消,加上香港的大小利益集團愈見壯大,香港未來的福利政策能否「化繁為簡」?抑或會進一步「添煩添亂」?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January 23, 2014

低收入津貼的經濟分析

2014年1月23日

專欄寫了一年有多,一百幾十篇文章下來,題材至今仍不絕,全靠層出不窮的政府政策。

在學院裏閉門造車,跟每周在專欄「應用」經濟學大有分別:面對複雜的世事、凌亂不全的數據,要搞清楚各方不同的觀點,用上的往往是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跟學院的訓練是兩碼子事。一年多以來自覺功力大進,分析經濟現象有點眉目,除了多得同欄兩位朋友每天的切磋砥礪外,更要感謝為政府出謀獻策的一眾有識之士。

今年《施政報告》的焦點在扶貧,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新政策(下稱「計劃」)。計劃的對象為收入在中位數一半或以下的非綜援家庭;報告中提到一個「兩大兩細」4人家庭的例子,月入只要在14400元或以下兼工時夠長,就能領取600元或1000元的津貼,每位小孩再有800元的額外津貼。據政務司司長說,計劃「有防貧作用以防跌入綜援網」。

中位數14400元從何而來?根據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4人家庭2012年第一季的收入中位數是28700元,一半大約等如14400元。當然,中位數季季不同,因經濟周期和通脹有上有落,入息上限相信要年年更新。

4人家庭的例子

至於工時要求,報告沒有明言,但據報章引述的「消息」指出,工時的兩級將分別為每月144小時和208小時。《施政報告》又提及,就算收入稍高於中位數的一半,亦能領取半額津貼,但何謂「稍高」則未有交代。

提起4人家庭,想到社處綜援指引中提到的例子:「一個4人家庭,申請人是一位健全的失業人士,他的妻子需照顧兩名分別為16歲及7歲的兒子,長子是全日制高中學生,需在外午膳,幼子則就讀半日制小學。這個家庭每月開支包括租金3500元、另外需繳交水費及排污費及兩名兒子往返學校交通費400元。」根據指引的計算,這個家庭每月可得到10781元的綜援資助。

這種4人家庭似乎是低收入津貼計劃的主要對象之一,且以之作例子為計劃的效果算算賬。

先不評論計劃的好壞,今天的分析,關心的是計劃的客觀效果。

同欄徐家健數周前曾計算4人綜援家庭面對的隱性稅,在此我不厭其煩再解釋一次。按綜援的規定,雙親工作一點賺來的收入可以全數落袋,但超過800元的綜援額就要降低,收入達4200元以後更是完全抵銷,這個綜援家庭面對的選擇是【圖1,藍線】:不工作有10781元的資助,多工作可增加收入;在最低工資下,每月工作140小時可令總收入增加至13981元,但如再努力工作,收入卻不會增加,每多賺1元資助就少1元,是為100%的隱性稅。

如以高於最低工資的時薪40元計算,工作至100小時左右就要面對100%的隱性稅【圖2,藍線】;到了340小時左右,該家庭應該已脫離綜援網了。

兩幅圖表中的紅線代表的是非綜援戶在低收入津貼下的收入。面對最低工資,一家之主工作至144小時,就有2200元的資助,收入於是向上跳一跳;如達208小時,再多收400元;到了250小時以上,一人之力難以應付,相信雙親都要出外工作。在最低工資下工作440小時收入不超過14400元,仍然有津貼。

如時薪達40元,工作到了360小時以上將超過中位數的一半,只有半額津貼,收入將突降;【圖2】的另一假設是,收入超過上限1000元的話,便不能領取任何津貼。

計劃幫助了誰?

若果你是這個不幸家庭的一家之主,面對兩幅圖表,你會有何打算?面對最低工資,計劃可有增加你工作的意欲?有補貼計劃,工作至360小時,收入大約等如綜援的資助。

如沒有計劃,要工作400多小時才能在收入上打個平手,差別不大。不領綜援的好處是能夠自力更生,免卻綜援的標籤,但代價是工時長兼子女沒人照顧。兩者的收入一樣,你會如何選擇?計劃對於這個家庭的影響近乎零。

時薪若有40元,工作至270小時左右收入便超越綜援的資助,雙親大概不需要各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打份辛苦工收入比綜援好少少,有多少人願意?就算雙親努力工作,工作到了360小時,又只能領取半額津貼。計劃對這個家庭的影響有限。

時薪大概要有50至60元,工作才明顯比綜援吸引。不過,計劃對時薪超過60元的影響極小,到了100元則根本不符合資格。

舉個例,父親時薪50元工作240小時左右,不夠中位數的一半,可領取全數的津貼,母親又可以繼續照顧子女,相信不少家庭都會選擇工作不領綜援,計劃可幫助這個家庭的收入超越貧窮線。問題是,類似的家庭有幾多?

若然如此,計劃是否要加碼兼放寬資格才更有效果?非也。擴大計劃不只增加政府的恒常開支,更會引來更多勞資雙方「割價求津」的行為。篇幅所限,明天再續!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January 22, 2014

引人犯罪的低收入補助

2014年1月22日

欄友曾國平不時向大家介紹各類讀物,我也從中獲益不少。從來不是什麼大文豪,寫不出「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這樣「簡潔」的中文,實不相瞞,高考中文科僅僅合格的我,差點因此不能上大學!

一年多前,《信報》若知道我高考的中文成績,不知會否反對我在這欄筆耕。對於一個多年沒有以中文下筆的人來說,每周要寫一至兩篇1200字的文章,這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這一年多的時間,我學懂了一些「湊字數」的竅門,其中一樣是在文章裏寫一些與文章主題有關的「風花雪月」,一來可以「湊字數」,二來可以令文章看來輕鬆一點,不會趕客。

太太從不喜歡那些善於運用語言偽術的人。如果她問我:「生日快到,為什麼還沒什麼表示﹖」我決不敢回答:「唔提唔代表唔做。」是以太太不時向我提點,「湊字數」的風花雪月不能太多,否則便是「呃字數」。

風花說月完畢,說回正題。梁特首上周發表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正如其題目「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所指出,今年《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是各項扶貧措施。由於梁特首大有為的作風,這次施政報告內推出的扶貧措施涉及的範圍很廣,故我和「經濟3.0」的二位欄友決定分工合作,各自點評報告內提出的不同扶貧項目。

津貼應否與工資或工時掛鈎

在施政報告內的眾多扶貧項目中,當以「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最具革命性。梁特首認為,他建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其中一個特質是與就業及工時掛鈎,因而鼓勵自力更生,隱隱然有佛利民生前極力提倡的負入息稅的味道。恰巧上年年初「經濟3.0」便不只一次指出,簡單的負入息稅是眾多扶貧措施中效率較高的一個,我(們)當然不會認為政府因為同意我們的分析而推出該政策。

《施政報告》指出:「住戶每月收入低於貧窮線以下,申請人每月工時達208小時或以上,該家庭每月可獲基本津貼1000元。工時介乎144小時至208小時可獲600元。」表面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有負入息稅的影子,但實際上卻有點西顰東效。

首先,我明白政府希望在扶貧的同時,貧窮戶仍有誘因自力更生,於是津貼與工時掛鈎,實行「多勞多得」。事實上,在美國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裏,最貧困住戶所獲的津貼是與工作收入成正比,以鼓勵他們就業。我不明白的是,為何梁特首提議的津貼是與工時而非收入掛鈎。把津貼與收入掛鈎的其中一個好處,是可把津貼名正言順看作成負入息稅,把處理津貼的責任,交到本身收集大量收入數據的稅務局,從而減低行政成本;津貼與收入掛鈎的另一好處是收入比工時難「出術」,「呃津貼」的行為因而較少。

我不反對扶貧,但扶貧不得其法,只會白花納稅人用血汗掙來的錢。如果扶貧政策引致大量「出術」的行為,政府扶貧的錢花在其實不是那麼貧困的家庭上,這有違扶貧的原意。美國的EITC把受津貼的「低收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進入區」,收入與津貼成正比;第二部分是「高原區」,津貼金額是固定的;第三部分是「離開區」,收入與津貼成反比。EITC發放津貼的模式則大致上是漸進式的,收入每增加1元都會對津貼有所影響,但在收入從「進入區」升至「高原區」和從「高原區」升至「離開區」時,邊際津貼將有大改變,有「呃津貼」嫌疑的行為便浮現。

「湊字數」與「呃工時」

有研究發現,大量受津貼人士的「收入」剛好踏在「進入區」和「高原區」的界線上。有趣的是,這些受津貼人士大部分都是自填入息報稅的自僱人士,顯示不少人有「呃津貼」的嫌疑【註】。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與EITC的另一重要分別,是貧窮戶在前者所能獲得的津貼以一條界線(工時是否達208小時)來劃分,後者發放津貼的模式則大致上是漸進式的。以一條界線來劃分津貼多少的問題,在於它誘人「出術」的誘因更大。試想一下,你這月的工時是200小時,差8小時便可獲額外400元的津貼(即每年4800元,對低收入人士不是小數目),你會否向僱主提出額外增加8小時的「工時」,同時降低「時薪」,令月薪不變?仁慈的僱主可能會沒所謂,刻薄的僱主可能會要求那400元的額外津貼與你「二一添作五」,結果是有不少接受津貼的打工仔幫僱主「做義工」,「充工時」到208或209小時。

其實,《信報》並沒有規定每篇文章最少要有1200字,不達到這字數稿酬便減半,但這「心理界線」足以令我不時透過風花說月「湊字數」。那麼,一條每年4800元的工時界線又會否令一些人「呃工時」,或自願為老闆「做義工」?

註 Saez, Emmanuel(2012)︰ 「Do Taxpayers Bunch at Kink Poi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3), 180-212.

作者為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acebook.com/economics3.0

Tuesday, January 21, 2014

是扶貧還是扶社福界?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二)

2014年1月21日
徐家健 經濟3.0

《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除了一年30億元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還有從關愛基金推行的24個援助項目中,選出7個納入政府恒常資助 ,加上林林總總綜援津貼,當然還少不了之前曾介紹那名堂有29個字、引綜援戶「打假工」的獎勵計劃。大堆頭扶貧不但惹來中產聽眾向特首訴苦,連律師議員亦批評:「我哋唔需要一個特首只係喺扶貧政策加加減減,如果係咁嘅話,馮檢基議員做特首更加啱。」

作為中產的你,應該反對的究竟是扶貧?還是「社工治港」下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

再論戴維德之中產傾斜定律

昨文介紹芝大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提出過的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Distribution),指出政府財富再分配是向中產傾斜。根據統計處2011年公布的一份住戶收入分布報告,政府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並非最低收入的基層,而是月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家庭【表,第一二欄】;雖然30億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對象不少就是這批「既得利益者」,但月入3萬元的中產納稅者不可不知,他們一直享受着的社會福利,何嘗不是靠像財爺那些最高收入中產人士補貼?大喊「我都好貧」的中產當然會問:我哪有享受過什麼社會福利?

想引用福利數據了解實際收入分布,除了要應付各項稅收的稅負歸宿問題,還要認識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認識到估算福利分配的難處,卻可幫助解答中產的疑惑。我從同一份統計報告找來教育、醫療和房屋福利的估算,附表第三欄顯示3項福利中金額最大的教育福利,符合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月入1.4萬元的家庭是教育福利的最大得益者,平均每月享受2500元教育福利;至於金額較少的醫療福利和房屋福利,第四和第五欄的數字卻似乎否定了中產傾斜定律。

教育福利的例子重要,也不難理解。當年芝大史德拉(George Stigler)解釋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時,首個例子便是教育福利。美國的中產往往亦是教育福利的大贏家,原因是基層上大學的比例少,而最富有的家庭則會送他們的子女到名牌私立大中小學。香港的教育環境如何,要養育一對兒子的那個月入3萬元中產家庭應該心知肚明。而醫療福利雖然表面是收入愈低的家庭受惠愈多,但中產一般比基層市民長壽,因此,中產比基層有較長時間享受醫療福利。最後是房屋福利,一來金額相對較少,二來月入2萬元以下的家庭受助金額根本差不多。

其實只要參透經濟學家費沙(Irving Fisher)的名句「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中產是毋須以「魚蛋論」邏輯(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眼紅基層的社會福利。收入不是靜態的,基層和中產一般都不是富二代,今天中產的你「着數」可能少一點,但要知道人有三衰六旺,更不要忘記來自基層家庭的你,可能曾經「着數」過。我認為,中產不應該反對適度扶貧。

架床疊屋扶貧措施傾斜社福界

中產扶貧應先由自己做起,如果扶貧要假手於政府,其必要條件是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扶貧交易成本較低,但架床疊屋的扶貧措施除了有高隱性稅鼓勵失業,其中亦牽涉不菲的行政費用。

以稅制作例,簡單稅制一向是香港競爭力高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美國21世紀的首10年,更改稅收法規超過4000條,稅收法規的字數亦由140萬字,增加至380萬字。據供應學派之父拉發(Arthur Laffer)估計,複雜無比的稅制後果是有三成稅收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複雜的稅制不但需要稅務局花大量人力處理,亦肥了稅務會計行業。同樣道理,架床疊屋的針對性扶貧措施,除了需要大量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或效率促進組?)人手負責,亦肥了社工行業。

有效率的扶貧是有心有力的人捐出1元,然後把這1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過程中毋須其他熱衷扶貧人士「過水濕腳」。我懇請各路中產朋友支持改革現有綜援制度,和取消那些架床疊屋的扶貧項目,簡單劃一地減低100%隱性稅,才不會弄致扶貧變成扶社福界的浪費局面。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January 20, 2014

漠視中產之謎 從一幅截圖說起 (論施政報告的扶貧措施.之一)

2014年1月20日

原來大家都搞錯了,繼「商人治港」和「公務員治港」後, 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證實了今年其實是「社工治港」。

社工治港的效果是,這邊廂,多年為基層市民爭取社會福利的社工何喜華先生,給報告打分80;那邊廂,卻有月入3萬元的中產家庭向特首投訴:「你係咁派錢畀基層……我哋完全受惠唔到,我哋要交稅……你哋完全着墨扶貧,其實我都好貧㗎!」

「經濟3.0」響應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以「扶貧」為本周的重中之重。針對性扶貧的100%隱性稅,連我自己也嫌說得太多了,打頭陣換個宏觀角度說起。「報告令中產非常失望」之說,多少有點令人聯想到黃子華的「魚蛋論」:大家少兩粒,咁就公平呀!但原來比棟篤笑更有意思的是,左派知識分子用來支持「魚蛋論」觀點的一幅政策圖解【註】。

魚蛋論有圖有真相?

對於政府重點扶貧漠視中產的批評,近日一些左派知識分子以截圖(俗稱cap圖)作還擊。今次左派知識分子的還擊有水平,截圖來自2011年人口普查中一份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雖然這幅截圖嚴格來說是錯的,但非常有啟發性。經濟思想左傾的朋友今次引用數據以事論事,抵讚!

報告的第四章提到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影響,我這裏複製了表4.4「按10等分組劃分的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兩組2011年的統計數字【表】,數字首先按收入高低把香港家庭平均分為10組,從收入最低的第一組順序到最高的第十組,第一欄是每組平均除稅及福利(包括教育、房屋、醫療等)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即實際收入),第二欄顯示的是第一欄的實際收入佔平均原本住戶收入的百分比。如這個百分比高於100%,代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收入高於原本收入。換句話說,根據政府數字財富再分配的明顯輸家,只有一成收入最高的家庭。

月入3萬元的中產家庭屬於哪個收入組別呢?我們把第一欄數字除以第二欄的百分比,便可把市場收入還原;第三欄顯示,大喊「我都好貧」的家庭應該屬於第七個組別。再從第一欄的實際收入減去第三欄的原本收入,我們便會發現這第七個組別的家庭每月透過政府財富再分配收入增加了超過2500元,「着數」程度其實與最低收入的第一組相差不大。至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要幫助的月入14400元以下低收入4人家庭,不少卻其實一直是第四組裏財富再分配的大贏家,每月平均享受過4000元稅及福利的淨轉移。

若果相信這些數據,中產其實一直有魚蛋食,但向特首投訴的中產,「眼紅」基層有魚蛋又有甜醬亦有其道理。

戴維德的中產傾斜定律

芝大的戴維德半個世紀前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Distribution):政府的財富再分配並非只着墨扶貧,反而是向中產傾斜。半個世紀的實證研究,這個向中產傾斜的定律仍頗具爭議,但最少沒有證據證明政府必然漠視中產,更沒有證據指出財富再分配只顧基層。香港的數據顯示,家庭收入介乎1萬至2萬元的人受惠最多。

不過,這幅截圖的差池,其一是不明「稅負歸宿」(tax incidence)為何物,其二是不理政府主要收入從何而來,其三是不認估算福利分配有何難,但最大的失誤還是不管「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作何解。

首先,數據把入息稅的貢獻全歸打工仔,但除非打工仔的勞動力供應彈性是零(即無論工資多少打工仔都同樣努力),或僱主對員工的需求彈性是無限大(即工資一升老闆便馬上炒人魷魚),部分入息稅其實是由僱主負擔的。試想入息稅狂升,老闆可能要加人工才能留住員工;但假如工人技術愈低愈易被機械取代,聘用低技術工人的僱主的入息稅負擔便愈少;加上高技術工人容易出國另謀高就,高收入人士的入息稅負擔比例可能比低收入人士的低。

笫二,數據沒有包括印花稅、賣地收入或利得稅,因此數據合計顯示總稅收及福利的淨轉移是正數,好像政府懂得變錢一樣;實情是,這些加起來超過政府財政來源一半的收入,不一定是貧富平均分擔的。如果這些稅收多由高收入人士負擔,效果便會與入息稅的稅負歸宿相反。

至於估算福利分配之難和收入定義之重,明天待續。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Saturday, January 18, 2014

重視失業的有為聯儲局 (聯儲局政策何處去.之三)

2014年1月18日


周六本來打算講文化,但見題目有連貫性;加上下周要讓路給《施政報告》,舞文弄墨惟有暫停!

話說經濟學者魯卡斯(Robert E. Lucas)提出穩定經濟效益甚微的觀點,即將上任聯儲局主席的耶倫(Janet L. Yellen)撰文反駁,指出「維穩」的價值。耶倫該文(請參考昨文註腳),頗能反映她的經濟觀,值得投資者參考。

魯卡斯計算出的是經濟波動對一個「平均」消費者的影響,忽略了不同的人在經濟周期中的不同際遇。耶倫認為,失業之害視乎經濟環境:經濟好時,失業一般較短暫,對生活影響不大;衰退之時,失業一般較長久,造成的痛苦大得多。舉個例,假設合理的失業率是6%,如失業率降至4%,有工做有錢搵,固然是好事,但若果升至8%,長期失業的比例較高,其破壞力相比下就大得多。

穩定有助降失業

講得淺白些,耶倫認為,聯儲局在危難時救經濟減失業,比在過熱時為經濟降溫重要。若然如此,穩定政策帶來的好處將比魯卡斯估算的要大。

耶倫第二個觀點比較技術性,牽涉到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

這條曲線跟電子產品沒有關係,名字的來源是紐西蘭經濟學者菲利浦(A.W. Phillips)。菲利浦於上世紀50年代發現工資變化和失業頗有關係:工資升得愈快,失業率愈低。菲利浦的發現傳到了美國,經麻省理工的兩位諾獎得主森穆遜(Paul A. Samuelson)和梭羅(Robert M. Solow)發揮一下,以通脹取代工資增長,一傳十、十傳百,成了著名的菲利浦曲線:通脹愈高,失業率愈低。讀者以Y軸為通脹,X軸為失業率,畫一條向右下斜的線就一目瞭然。

曲線當時的一個解讀,為失業率和通脹可以任君選擇:嫌失業率太高,可利用政策刺激一下降低失業率,代價是多一點通脹;嫌通脹太高,亦可利用政策收縮一下增加失業率。

耶倫指出,魯卡斯假設的是菲利浦直線,低估了穩定的好處。若果失業率和通脹的關係是一條曲線,簡單的數學可以證明穩定經濟不只「穩住個餅」,更能「做大個餅」。

到了60年代末期,通脹和失業率同步上升,稱為滯脹(stagflation)。經濟學者發現菲利浦曲線兵敗如山倒,跟數據完全不符。有見及此,兩位諾獎得主佛利民和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雙錘定音」,指出菲利浦曲線是短期現象,非天長地久的關係。舉個例,聯儲局大印銀紙,把通脹從3%推高至6%。消費者多了錢、商家多做生意,大家短期內會誤以為經濟好,失業率於是下降。

不過,好景不常,大家終會發覺經濟好原是幻象,聯儲局放水才是元兇。通脹預期向上調整至6%,失業率回復舊貌。長期來說,菲利浦曲線是垂直的。

到了70年代,魯卡斯和另一位諾獎得主沙琴特(Thomas J. Sargent)等人提出「理性預期」的概念。應用到菲利浦曲線上,結論是高瞻遠矚的市民比佛利民和費爾普斯所形容的更為「難呃」,通脹和預期改變得更快更準。

讀者不要犯一個流行的錯誤,以為「理性預期」假設市民聰明絕頂、絕不犯錯。「理性預期」只假設決策者盡己所能,對未來作出合理的期望,把錯誤盡量減少而已。

耶倫認為,佛利民以至魯卡斯的觀點只能應用到高通脹的時期。通脹低、失業率高之時,廠商擔心生意差,考慮的是如何縮減人手,不太理會微不足道的什麼通脹預期。耶倫引用了大量的研究,力證在低通脹衰退的非常時期,刺激經濟在改善失業之餘,對通脹預期的影響不大。

耶倫觀點具爭議

耶倫的觀點有點爭議性,絕非經濟學者的共識。不少經濟學者如巴羅(Robert J. Barro)甚至認為,聯儲局主席的理想人選不一定是學者,重要的是有堅守低通脹的決心,兼且要「木口木面」守口如瓶,以免驚動金融市場。

無論如何,耶倫主張的是一個大有為的聯儲局,不但只盯緊通脹,亦會注重失業。今天美國通脹低失業率高,息口相信有排近乎零,不把失業率壓下去不罷休也。

不過,美國勞動市場有不少結構性的問題(即各種的「隱性稅」),牽涉的是供應而非需求問題,不是貨幣政策所能解決的。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January 17, 2014

貨幣政策的「維穩」觀 (聯儲局政策何處去.之二)

2014年1月17日

即將上任的耶倫(Janet L. Yellen)著作甚豐,上世紀90年代中以前發表的都是學術文章,後來走出學術界,先後加入經濟顧問委員會、聯儲局三藩市分行,愈做愈高級,由聯儲局副主席再做到今天的候任主席。仕途順暢,期間的著作亦以政策分析為主。

耶倫早年的學術文章甚具影響力,尤其是1990年與其丈夫阿克里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諾貝爾獎得主)合著發表的一篇論文,到了今天仍廣被引用。

不過,學術文章比較專門、技術性,讀者未必能從中了解到耶倫的經濟觀。我認為,最能全面反映耶倫對宏觀政策想法的是她2004年於西部經濟協會(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會議中發表的一篇主席演說,演說修改後加上有份參與的丈夫名字,2006年於協會的期刊刊登【註1】。

順帶一提,西部經濟協會是一個經濟學者組職,搞會議出期刊,每年選一次的主席有點名譽性質,上周提到的Walter Y. Oi、《信報》讀者耳熟能詳的張五常、佛利民、艾智仁(Armen A. Alchian),都曾當過協會的主席。

穩定政策是什麼

演說距今近十年,加上數年前的一場金融危機,演說能否準確反映耶倫今天的思想?文章內容無關金融市場,論及的是勞動市場和通脹率,跟今天美國的經濟情況甚有關係。文中包括她對宏觀經濟的一些基本立場,相信不會輕易改變。再者,聯儲局主席一職非同小可,奧巴馬政府一定抽絲剝繭的檢視過耶倫過往的言論(包括這篇演說),確保同聲同氣才委以重任。

該文章題為「穩定政策的反思」,什麼是穩定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聽來抽象,講的其實是以貨幣政策(即利率)和財政政策(即政府收支)去穩定經濟,令就業和失業不大上大落。

假設聯儲局認為6%的失業率是合理水平。如以政策穩定經濟,每見失業率比6%低太多,「經濟過熱」便要加息;若失業率比6%高太多,經濟不景便要減息。事實當然要比這個例子的複雜,但以之形容穩定政策的本質,雖不中亦不遠矣。大海航行靠舵手,理想的情況是,經濟在聯儲局和政府的「微調」下穩步前行。

魯卡斯唱反調

話說諾貝爾獎得主魯卡斯(Robert E. Lucas)於2003年寫了一篇文章「唱反調」(其實文章的例子他已於1987年提出),以簡單的數學證明穩定政策效果甚微【註2】。

魯卡斯這位高手的作品一向極有創意,得諾獎後更毫無「收爐」的迹象,至今仍有精彩的文章發表,兼且甚少走出學術界,是歷年得獎者中少有的低調人物。文中魯卡斯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有兩個世界,其中一個風平浪靜,消費水平是不變的100元,另外一個的消費水平波幅跟現實相若,而平均水平是X元。X是多少,才令你認為兩個世界一樣的美好?

大部分人都是愛穩定的動物,要忍受有時飽有時餓的波幅,X當然要高於100元,否則,第一個穩定的世界會比較吸引。魯卡斯這條問題聰明的地方,是原來X和100元的差別,正正是穩定對你的價值;兩者相差愈大,穩定對你愈重要。

魯卡斯作了一些不算大膽的假設,算出X只比100元高出一丁點。就算穩定政策能完全消弭現實中經濟的波幅,其帶來的效益微乎其微。經濟學者研究經濟增長等「做大個餅」的問題,似乎比研究貨幣、財政政策等「穩定個餅」的問題重要。

耶倫的一篇演說,正衝着魯卡斯的觀點而來,批評其例子中的假設,力陳穩定政策的重要性,說明聯儲局的「維穩」責任重大。耶倫的批評涉及宏觀經濟學的一些重要課題,明天再為讀者拆解!

註1 Janet L. Yellen and George A. Akerlof (2006): “Stabilization Policy: A Reconsideration,” Economic Inquiry, 44(1), 1-22.

註2 Robert E. Lucas (2003):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14. 文中提到的計算可追溯至魯卡斯早年的一本專門著作:Robert E. Lucas (1987):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January 16, 2014

從美國就業情況說起 (聯儲局政策何處去.之一)

2014年1月16日

美國12月非農業職位增長只有7.4萬個,遠不及過去的20萬左右的增幅。有說數字下跌是由於天氣不佳,但這解釋有兩大問題:第一,7.4萬個是經過季節調整的數字,已考慮到以往年底天氣壞的影響;翻閱一下勞工統計局數十頁的報告,會發現季節調整前的職位不但沒有增加,而是下跌!經季節調整,職位才有增長。第二,報告根據的是去年12月12日及以前的數字,不可能受最近的嚴寒天氣影響。此外,同期失業率由7%跌至6.7%,大半是由於勞動人口下跌,並非就業人口升得快,也不是什麼好消息。

失業率以外的指標

勞動市場的兩個比率受短期及長期的不同因素影響。長期者,包括美國嬰兒潮人口正值退休之年,就業人口和勞動人口同時下跌,降低兩個比率;短期者,經濟不景炒魷魚,不少人心灰意冷放棄再找工作,兩個比率亦會下跌。

介乎兩者之間的因素,包括美國政府自衰退以來的新增或加碼各樣福利措施,再加上剛實施的醫療改革,低收入人士面對甚高的隱性稅(implicit tax),工作意欲下降,中小企請人的動機亦受打擊。

最近政府和參眾議院因終止99周的失業救濟金爭吵不休,現在有這份不太好看就業報告,相信延長政策的機會甚高。經濟差時推出的福利措施有其救急之用,但措施實行以後不易取消,反而拖慢了復蘇的速度。

美國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2008年衰退前約為66%,之後一直下跌,最近只有62.8%;就業人口/人口比率在衰退前約為63%,跌至2010年後穩定下來,最近為58.6%。兩個比率止跌甚至回升,才是美國經濟的真正好消息。

相比之下,香港順風順水,參與率一向穩定:90年代初為63%,最近2012年的數字是60.5%,20年來下跌的不夠3個百分點,相信絕大部分是由於人口老化。

順帶一提,讀者想瀏覽或分析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宏觀數據,美國聯儲局聖路易斯分行的聯儲局經濟數據庫(行內稱為FRED,網址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是個好選擇,數據完全免費,以美國為主,亦有世界各地的主要經濟指標(經濟增長、物價、貨幣供應、失業率等),一索即得,簡單易用。

相比其他官方經濟數據網站,FRED有三大優點,一為製作的圖表精美,二為可方便的把數據轉化成增長率,三為提供未經修改的歷史數據。相比聯儲局的良好服務,香港的經濟數據一般非常難找,製圖和運算都要花上不少工夫,每次我都邊用邊罵,埋怨其未能「與國際接軌」。

講完美國經濟情況,終於入到正題。貝南奇卸任在即,接任的是現任副主席耶倫(Janet L. Yellen),而接替副主席的據說是前以色列央行行長費沙(Stanley Fischer),費沙是我師父的師父,其學說我頗為熟悉,留待他委任成事後再為讀者介紹。

耶倫經濟觀舉足輕重

投資者要了解未來聯儲局的去向,重要的線索是耶倫這位學者的學術文章。學術跟現實雖有距離,加上貨幣政策由委員會協商,不是主席一人說了算,但主席的經濟觀多少會影響到政策的方向,否則,誰會關心聯儲局主席的遴選過程?

貝南奇是研究1929年大衰退的頭號專家,對「大鑊」之事了解極深,2008年山雨欲來之時,以非一般的貨幣政策抵禦(行內普遍認為美國金融市場「死唔去」,他應記一功),其經濟觀是重要因素也。今天美國的金融市場已回復正常,剩下的是問題多多的勞動市場和不算快的經濟增長。耶倫領導下的聯儲局會做什麼?

隨後的兩篇文章,我會跟讀者闡釋耶倫的觀點,既幫助投資者看清前路,亦順便講解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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