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ember 30, 2013

如廁搭車學英文

2013年11月30日

兩周前介紹了小書Economical Writing(《經濟寫作》),希望讀者花一百幾十元買來一看,保證獲益良多。作者Deidre McCloskey是過癮之人,見解獨特不怕得罪人。看看其網頁的自我介紹:

我是個文藝、量化、後現代、自由市場、進步聖公會、來自波士頓居於中西部曾經是男人的女人。不是什麼「保守派」!我是個基督自由放任主義者。(I'm a literary, quantitative, postmodern, free-market, progressive Episcopalian, Midwestern woman from Boston who was once a man. Not 'conservative'! I'm a Christian libertarian.)

我是半個McCloskey迷,除了她近期兩部加起來千多頁的大作未讀,其餘著作大都讀過。可惜,除了這本小書,她的著作一般比較艱深,對象是學界中人,不便跟讀者介紹。

寫作跟閱讀分不開

談到小書,還有另一本要推介給讀者,書名是Elements of Style(《文風旨要》)【圖1】,作者是康奈爾英文教授William Strunk Jr. ,以及散文家、兒童文學家E. B. White。話說小書是老教授上課的講義,一度是康奈爾學生的寫作「聖經」。老教授死了,出版社找來老教授成了名的舊學生,將書修訂一遍,再添上一節寫作要訣,成了暢銷書。這本書不夠100頁,適合繁忙的香港人,是上乘的「如廁讀物」。小書一條一條列出英文寫作的宜與忌,從造句到標點,從時式到風格,對錯分明,像軍令一般不容爭辯。兩位作者作古已久,小書卻不斷有新版本面世,又插圖又精裝,但未必比舊版的好。我常常翻閱的是1979年的第三版。話說McCloskey受了這本小書啟發,才寫成《經濟寫作》。

寫作跟閱讀分不開。換個經濟學的說法,寫作和閱讀的邊際產出(marginal product)是互為影響的。多讀好書,學習寫作更有效率;多練習寫作,閱讀時更能明白作者的苦心孤詣。事半功倍的做法是雙管齊下,邊讀邊寫,多讀多寫。讀一本好的英文經濟學書籍,更是一舉兩得,學到經濟知識之餘,亦沾上一點文采。讀者要留意,好的經濟學書籍,英文不一定值得學習:海耶克的著作哲理深刻,但其文筆有濃厚的「德式」風格,句子又長又複雜,一句動輒幾行,不是人人受得了。

本報讀者的時間寶貴,啃大部頭書的成本太高,我不會吃力不討好地叫大家讀《遠大前程》,更不會叫大家捧起《百年孤寂》。今天再介紹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的自傳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一個不受管制的經濟學家回首舊事》)【圖2】,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3年。200多頁的書;加上排版疏落,篇幅短小,幾程地鐵已讀完。

書名一語雙關:史德拉是諾獎得主,開創了多門的學問,不受傳統的拘束(regulated),屢次進入學術的無人之境。史德拉的重要貢獻之一,正是政府管制(regulations)的來源及影響。一語雙關(甚至三關四關),英文叫作pun,翻譯家喬志高譯作「噴」,取其噴飯之意。

史德拉公認寫文高手

史德拉是經濟學界公認的第一文章高手,文釆斐然。隨手一翻傳記的頭幾頁,讀者就馬上讀到史德拉拿自己開玩笑:
差不多所有學者過的都是書齋生活,我也不例外。我未曾帶領──也未曾小心跟隨──軍隊衝鋒陷陣,未曾打劫銀行,也未試過引導總統以至市長作新的蠢事。(Most academicians lead sedentary lives and I am no exception. Not only have I never led – nor cautiously followed – a cavalry charge, nor robbed a bank, but neither have I guided a president or even a mayor into new folly.)

史德拉談到二次大戰與經濟學者:

戰爭引發出不少經濟問題,但問題卻得不到經濟學者的重視。我找不到一項戰後寫成有關戰爭的重要經濟研究。經濟學者跟其他人沒有兩樣:我們的研究都是因徵召而作,而徵召從來都不是激起使命感的好方法。(Warfare throws up many economic problems, but the problems do not succeed in holding the interest of economists. I do not know of a single major economic study of war that was written afterward in peacetime. In this economists are no different from others︰ Our work was essentially conscripted, and conscription is a poor way to arouse a love for a calling.)

讀者不用管我的蹩腳中譯,重要的是把史德拉的原文讀之再三:句子長短有致、節奏明快、用字簡單。多朗讀這類好英文,英文寫作必有進步。正所謂「自傳就是別傳」,史德拉書中談自己的篇幅不多,主要談研究、談芝加哥學派、談經濟學者,夾敍夾議,常帶自嘲的口吻,引領讀者走進學術的世界。人生苦短,讀爛書不如不讀,要讀就讀好的,讀史德拉。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November 29, 2013

煙稅:不只控煙咁簡單

2013年11月29日

昨天分析煙稅對香煙質量的影響,考慮的焦點是合法市場的供應。今天先介紹一項有關逃避煙稅的研究,再討論煙稅跟需求的關係。

從2002至2007年間,美國不少州份大幅增加煙稅,製造了不少「稅率不均」的奇怪現象,例如在2007年的芝加哥市,州稅加上地方稅每包香煙盛惠3.66美元,但鄰近的印第安納州只收每包0.555美元的州稅,不收地方稅;羅得島州收稅每包2.46美元,但近在咫尺的麻省只收1.51美元。如此高低不均的稅收會有兩個效果,一為助長跨州的走私香煙生意,一為增加了市民駕車買煙的意圖。

話說美國每包經徵稅的香煙都有印花,州稅有州的蓋印,地方稅有地方的蓋印,一目了然。要知道芝加哥市的煙民是否奉公守法,只要看看煙包蓋上的是什麼印花即可。數年前刊登的一項研究【註】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芝加哥市的街上「執垃圾」,檢起2000多個的香煙「吉」包,根據不同蓋印的比例,分析芝加哥市民避稅的行為。

替代品或更有害

如此的實證研究方法,既直接又準確,前提是經濟學者要有一定的財力聘請調查員。研究發現,芝加哥市大部分煙民吸的都是從別處而來或未完稅的香煙,芝加哥市的高稅率帶來的不是高稅收,而是煙民避稅的理性行為。

既然街上檢來的「吉」包是煙民隨街掉垃圾的結果,研究是否只應用於不介意犯法的刁民?研究不單比較街上撿來和從垃圾桶檢來的煙包,也考慮到不同牌子的煙包,發現街上檢來的煙包極有代表性,沒有經濟學中的所謂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所謂的選擇性偏差,指的是數據沒有代表性,例如找來一群作姦犯科的煙民,就算有多嚴重的逃稅行為,也不能因此推論至一般煙民。

從其他州輸入的煙同樣有害,煙稅只為煙民帶來麻煩,未至於死快啲。香港沒有從其他州買煙的便利,高煙稅帶旺的是私煙假煙的生意。正如欄友徐家健所說,煙民不吸合法煙轉吸私煙假煙既有違政府減少煙民的目的,亦進一步危害煙民的健康;加強海關打擊講就易,但私煙假煙牽涉巨大利益,涉及的集團可能不止是數個內地的黑社會組織,林則徐再生也未必能禁絕。

禁煙的一大理由,為青少年無知不懂選擇,吸了幾口煙因而害了一生,提高煙稅有助減少青年人染上煙癮的機會。這說法沒錯,問題是,香煙不是世上唯一的有害貨品,煙稅把香煙售價提高至80多元一包,酒精和毒品卻相對便宜了。

青少年雖然無知,但行為一樣符合需求定律,吸煙以忘掉生活一些問題、排解一點壓力的成本高了,輕者可以買一支伏特加代替,重者可以買幾粒K仔自毀前程。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加重煙稅,要考慮其他有害替代品的相對價格有沒有因此而下降。多加掃毒、收緊罰則固然有幫助,但其中牽涉可觀的行政成本。煙民一年比一年低固然是好事,但取而代之若果是酒徒和迷幻青年,對社會的損害可能更大更深。

香港吸煙區愈來愈少,加上據說控煙辦盡心盡力,從老伯到紋身大漢,從學生哥到內地遊客,一視同仁嚴格執行禁煙條例,二手煙造成的界外效應早已大大減低。至於每位煙民帶來的公共醫療負擔,又未必比每位酗酒或有毒癮的市民低,更未必比每位飲食不節制或少做運動的市民低。

大家長與好孩子

大幅增加煙稅,剩下的理由是吸煙本身「邪惡」,政府有責任清除之,幫助市民改邪歸正。記得一個控煙辦的廣告,先介紹了擴大了的禁煙區,再指出吸煙既然如此麻煩,何不索性戒掉?我不是煙民,但每次看見這些廣告都有點不安,不安的是政府苦口婆心像個大家長,不安的是政府將市民當成聽話的好孩子。

註 David Merriman (2010): "The Micro-Geography of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Littered Cigarette Packs in Chicago,"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2), 61-84.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November 28, 2013

徵稅和香煙質素

2013年11月28日


話說1696年英國發明了窗稅(window tax),稅項以窗戶的數目決定。這項發明有其聰明的地方:房子有多少窗戶,一目了然,不用浪費政府花很多資源便能確定稅基;房子愈大窗子愈多,稅收有累進效果,符合維持社會公義的要求。

奧斯汀的小說《曼斯菲爾莊園》(Mansfield Park)中提到有錢人Mr. Rushworth帶朋友參觀大屋,展示多不勝數的房間,交得起高昂的窗稅彷彿是身份象徵。不過,聰明的屋主一般不會乖乖就範,寧願減少一點陽光、放棄一點清新的空氣,索性把部分窗戶封掉,減輕負擔。今天英國的不少舊建築有幾道窗戶以磚頭當玻璃,正是因窗稅而成的奇觀。

徵稅的「負作用」

英國大哲米爾(John S. Mill)認為,窗稅等如陽光稅(a tax on light),降低住屋質素,是個壞透了的主意。窗稅幾經修改,改不了的是國民的反對,於1851年正式廢除。這是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好例子,也指出徵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講完歷史講經濟。一般教科書的稅收分析,只指出貨物價格上升,交易量下降,稅收的分擔則視乎買賣雙方的彈性,背後的假設是貨品的質量不變。經濟學家巴賽爾(Yoram Barzel)於1976年指出這種分析的不足之處【註】,認為徵稅還有各種千奇百怪的「負作用」。向貨品徵稅的一大困難,是貨品由各樣有價的特質(valuable attributes)組合而成,而特質「能屈能伸」,只要法例容許,商人可透過改變貨品的特質來抵銷稅收的影響。

重要的是,徵稅不只帶來量變,更帶來質變。

巴賽爾數十年都在華盛頓大學教書,《信報》讀者都應知道他是張五常教授的舊同事兼好友。在華大5年,因當時興趣不合,故此我沒上過巴賽爾的課,但總算見識過他學者的風範。巴老雖80高齡,仍堅持每個學期為本科生或研究生講課,一周5天的工作坊、演講等研究活動,管他是金融還是勞工經濟,他一律參與兼踴躍發問(問的不少是好問題)。

記得他有段日子行動不便,靠拐杖出入,但他老是不讓別人替他開門,一步一步走到辦公室工作10小時。我聽過最傳奇的故事,是巴賽爾十多年前大病,上課時突然流鼻血,研究生們勸他早點下課休息,被他堅決拒絕,邊抹鼻血邊將課教完。

從量稅與從價稅

巴賽爾最有趣的推斷,是徵收從量稅(unit tax)和從價稅(ad valorem)可能帶來的不同效果。從量稅以貨品的單位計算,如香港的每1000支煙徵稅1706元;從價稅以貨品價格的一個百分比計算,如在香港買入200萬元的物業,要交1.5%的印花稅。巴老推論的起點是,市場將把徵稅帶來的影響減到最低。

假若現在每1000支煙要徵收3412元的稅將帶來什麼後果?既然每支煙要交逾3.4元的稅,煙商大可以增加煙的「耐吸度」、加長香煙、增加每支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等方法來調整有價特質的組合,以應對增加了一倍的從量稅。煙商亦可提供更多的售後服務,又或透過贈品或抽獎來調整每支香煙的有價特質的組合。

若果煙稅以煙價計算,例如稅收為每包價格的80%,徵稅帶來的影響正好相反:香煙的質素愈高價格愈高,從價稅等如向香煙質素收稅,香煙的質素因而下降,從而避開稅網。

本港財政預算案將於明年2月底公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正在聽取市民意見,而意見之一正是大幅增加煙稅。據過去數年的經驗,司長在這方面一向有求必應,煙稅往往是預算案中最進取的部分。

從供應的角度看,增加煙稅將把香煙的質素「兩極化」:根據巴賽爾的分析,高昂的從量稅將提升香煙的質素,煙商會致力把香煙變成高級產品銷售點,留待收入較高的市民享用;另外,高昂的煙稅又將帶起更多私煙假煙的生意,以滿足低收入又肯「博一博」的市民的需求。市面上的中下質素香煙將絕迹,剩下的只有身份象徵的高級香煙和不見得光兼質素可疑的非法廉價香煙。

註 Yoram Barzel(1976):"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ax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6), 1177-1197.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November 27, 2013

Bitcoin與網絡效應

2013年11月27日

網絡世界無奇不有,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線亦逐漸變得模糊。想當年我還是中學生時亦曾有一段時間沉迷網絡遊戲,分不清真實與虛擬的世界,現在的人更可在網上的交友平台上付款互相送贈一些虛擬的禮物。此外,虛擬貨幣亦在近年開始流行起來。

比特幣(bitcoin)是最先面世和目前最流通的虛擬貨幣。自它在2009年面世以來,價值不斷在上升;今年初,比特幣兌美元的「滙率」還只是在一比特幣兌十多美元,但在不到一年後的今天,每比特幣價值已升至接近800美元,肯定是今年升值最快的「貨幣」。

供應固定 需求大升

通常一種貨物或貨幣升值這樣快,坊間甚至政府也將認為這個市場有泡沫的風險。事實上,如果各位有留意比特幣的市況也會發現,比特幣的幣值波動其實是不小的:在4月時曾經在數天內由接近240美元,下跌至低於100美元,最近它的幣值亦曾在短短數天內由800美元的高位,下跌至不到600美元,然後又回升至800美元。

比特幣不僅在歐美等地較流行,最近內地一個比特幣網站突然關閉,據報道受害者合共損失了超過2000萬元人民幣。

比特幣有沒有泡沫我並不知道,但它不斷升值最少代表了有不少人對它的前景抱有信心。今天我想討論的是,比特幣有什麼利好的因素令它有不斷升值的潛力。一個較多人討論的是比特幣的供應。基於一個技術性原因,比特幣的總供應不會超過2.1萬億比特幣。對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件貨物的供應固定,而其需求不斷上升,它的價值會不斷上升。貨幣亦不例外。

問題是:為何人們對比特幣有所需求?比特幣與任何法定貨幣(fiat money)一樣,本身是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這是什麼意思?一張10元港幣如果沒有香港政府的法令支持,它只是廢紙一張,但因為這法令的支持,我們現在可以用這10元紙幣在便利店買到一份《信報》加一包紙巾,或其他在市場上有同等價值的貨物。

另一個有趣的角度看幣值是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不久前我在本欄曾向各讀者介紹網絡效應,當時用的例子是手機通訊工具WhatsApp。何為網絡效應?以WhatsApp為例,手機用戶對WhatsApp的需求很大程度取決於WhatsApp的用戶數目,如果該用戶的親朋戚友都沒有在用WhatsApp,那麼,他對WhatsApp的需求大極有限;但如果他的大部分女性朋友都在用WhatsApp與朋友聯繫,那麼他則非用WhatsApp不可。

成敗取決網絡規模

同樣道理,一種貨幣的成敗亦在很大程度取決於其網絡是否夠大。兩個設計一樣但顏色不一的貨幣,一個有99%的人在用,另一個只有1%的人在用,你會選用哪一個?在這個角度看,港幣、美金和歐羅等有政府法令支持因而有巨大網絡的法定貨幣,對比現在只有少數人使用的比特幣,實在擁有不少優勢。

當然,我並不是說比特幣因此便沒有希望成功大量流通,否則,WhatsApp亦沒有可能在短短數年由無名小App,搖身一變成為現在人人在用的熱門通訊工具。比特幣現在幣值屢創新高,也代表最少有部分人認為比特幣可以在可見的將來形成巨大的網絡。

它能怎樣建立網絡我不知道,一個可能的情況是,利用一些現成的網絡,例如現已發展十分成熟的智能手機網絡。通過這網絡成功「發達」的手機App例子多不勝數,我們不能排除在不久將來有人推出一個方便易用的比特幣手機App令比特幣的網絡在幾個月內迅速擴展。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November 26, 2013

反煙運動政治經濟啟示

2013年11月26日

昨文《經濟學如何看反煙》釐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反煙論據,苦口婆心是希望支持反對加煙稅的雙方討論起來有個譜。但人微言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我怎會不明白這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今天我回到地球,跟大家討論一下現實世界中反煙運動的政治經濟。原來,「反煙」和「環保」的政治經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周日不賣酒創雙贏

在本欄分析環保政策時,曾向讀者介紹過朋友揚德爾 (Bruce Yandle) 發明的 「私酒商人與浸信會教徒理論」 (Bootleggers and Baptists Theory):私酒商人純為個人利益支持禁絕合法賣酒,虔誠教徒基於宗教理由反對周日賣酒。揚德爾的邏輯是,由於政府規管對各有所長的生產商影響不一,當遇上一些熱衷於保障「公眾利益」的利益集團 (浸信會教徒) ,部分生產商 (私酒商人) 會在政治上有意無意地配合這些利益集團,支持政府增加規管來減少市場競爭。限制「周日不賣酒」的雙贏,既有「浸信會教徒」的成功爭取,亦有「私酒商人」的更多利潤。

回顧環保的經典例子,是美國《清潔空氣法例》規定所有新建煤電廠一律要安裝昂貴的廢氣處理器。政治上雙贏的得益者,其一是能夠成功爭取的環保團體,其二是可以保住飯碗的東岸高硫煤煤礦工人。但政策失敗之處,是因為安裝廢氣處理器成本不菲而市民要迫住捱貴電,而煤電廠被迫安裝廢氣處理器後棄用西岸出產低污染的低硫煤對環保亦無益處。

重溫反煙的例子,有大煙草商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聯同反吸煙人士,以保障市民健康為理由支持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管制煙草公司推銷香煙,管制的市場效果是限制新對手與既得利益者競爭。但煙草業最經典的例子,其實是「以訴訟來規管」(Regulation by Litigation)的一宗大案。

大煙商與州府達協議

上星期提及過兩個關於環保政策「政治歸法律」的訴訟個案,更轟動的訴訟是一宗耗時超過五年的反煙大案,訴訟結果是美國46個州與四大煙草商在1998年達成了牽涉超過2000億美元賠款的「煙草大和解協議」(Tobacco 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

要誤導煙民的煙草商向健康受損的煙民賠償聽起來合情合理,其實和解協議的實際金額是按煙草商往後收入定出來的,與過去被誤導的煙民受害多少無關,而且這些費用新進場的煙草商也要一同分擔。

從法律的觀點看,和解協議表明免去煙草商的侵權賠償責任。從經濟角度看,這估計是2000億美元的金額不是給受害煙民的賠款,而是上繳各州政府的稅。

說和解協議是「以訴訟來規管」,除了因為協議規定煙草商以後要年年按收入「進貢」州政府,協議還進一步限制所有煙草商的推銷手法。於是,和解協議的客觀效果是煙草商因為成本上升而要大加煙價【圖】,原來準備進場的新煙草商卻會因為協議定下的進場門檻而卻步。這樣「以訴訟來規管」,揚德爾認為是和解協議協助既得利益的大煙草商,延續他們的寡頭壟斷聯盟。相比一般侵權賠償案,大煙商與州政府這次雙雙成為贏家。

所謂「政治歸法律」,在司法相對是獨立的美國,得出的規管結果亦離不開利益集團政治角力,只是角力後一般煙民以後要捱貴煙,他們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因此被忽略了。

本港沒有本地煙草商,卻有本地私煙販。以揚德爾的理論分析複雜的環保政策,未必是路人皆知;但用浸信會教徒和私酒商人來比喻香港的煙委會和私煙販,相信卻是乎之欲出。至於私煙販賣背後的犯罪組織在港有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我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November 25, 2013

經濟學如何看反煙

2013年11月25日


在《信報》讀到一篇關於加煙稅的評論,引述了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本港目前的煙稅佔香煙零售價65%至68%,未達世衞建議的70%至一倍以上的標準,先進國家如英、美、澳洲、新加坡的煙稅均達70%或以上。」再看看友報亦指:「煙委會建議,政府於2014至2015財政年度,大幅增加煙草稅一倍,即由現在的34元增至68元,推算煙價每包將增至84元,與英美水平相若。」

我沒有吸煙的習慣,但我多位同事老師都是研究反煙運動的專家。跟他們討論多年得出來的共識是,我們不反對反煙,但我們反對一般似是而非的反煙論據。

反煙論據一:煙稅要超美趕英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提供的統計數字,2011年美國每包煙的平均價格是5.62美元(即不到44元港幣),煙稅平均是每包2.35美元(即佔煙價約42%)。不用經濟學家分析都知道,香港的煙稅和煙價早已超越美國,還未追過英國,卻是事實。

反煙論據二:通脹抵銷加稅效力

據報道,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社會醫學講座教授林大慶認為,煙稅已經凍結兩年,效果已被通脹沖淡;假如按林教授的要求加煙稅,煙價將由目前的50元加至84元,加幅超過六成,哪一位經濟學家可告訴我,香港過去兩年的通脹超過60%?

反煙論據三:不加煙稅不會減少走私煙

報道亦指出林教授不擔心加煙稅將令煙民轉買私煙,而煙委會主席劉文文更表示:「無論是否提高煙稅,私煙仍然存在,不加稅無助減少私煙,最有效是海關加強打擊。」是的,我不是煙商,亦不是財爺,煙民轉買私煙逃稅不是我需要擔心的,所以我也看不到林教授有什麼值得擔心。至於「無論是否提高煙稅,私煙仍然存在」的邏輯,好比「無論是否提高煙稅,煙民仍然存在」一樣。不要一方面跟我說加煙稅將增加煙民戒煙決心,一方面卻跟我說加煙稅不會增加煙民轉買私煙的意欲。假如香港明天取消煙稅,誰敢跟我賭一手「私煙仍然存在」?還有,「海關加強打擊」在劉主席口中只是六個字,要有效地執行,納稅人是要付出成本的。

美國煙稅佔煙價約40%只是一個平均數。聯邦政府抽的煙稅劃一每包1.01美元,但地方政府的煙稅各處不同,最高煙稅的地方紐約市要5.85美元,煙稅最低的密蘇里州卻只要0.17美元。我兩位同事Dan Benjamin和Bill Dougan進行的調查發現,美國不同地區煙稅高低不是沒有經濟邏輯的:北卡州是美國最遲一個開始徵收地方煙稅的州份,至90年代北卡還是全國煙稅最低的地方,今天北卡的地方煙稅亦只是0.45美元;雲斯頓沙龍市便是位於北卡,供應了全國超過60%香煙的北卡,煙草公司運用其地方政治影響力壓低煙稅不難理解。符合經濟邏輯的地區煙稅分布是,煙稅從北卡起在鄰近地區慢慢增加。我居住的南卡州地方煙稅只是0.57美元,原因是鄰近北卡煙稅低,過高的地方煙稅只會鼓勵私煙活動。

反煙論據四:煙民增加公共醫療負擔

我另一位同事Bob Tollison多年前曾到美國國會作證,解釋提高煙稅支付醫療改革既不合社會公義、亦不符經濟效益。美國煙民要繳交較高的保險費用,提早死亡對生產力造成的成本亦是私人成本,毋須政府操心。

至於公共醫療的「額外」開支,反煙人士不是大聲疾呼吸煙縮短壽命嗎?在香港,政府一直擔心的就是人口老化將不斷增加公共醫療開支。我們要問,假如加煙稅成功減少煙民數字,這批人是否會不老不病不死?

行內有一個頗刻薄的說法:香煙是一種減少公共開支的靈丹妙藥,原因是吸煙不會令你即時死亡,大概等你五六年吧,到時一驗便是肺癌末期、又或突然中風,這些早死的煙民不但有助減少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的開支,更可以減輕政府社會保障退福利(Social Security)的負擔。

反煙論據五:煙民低估吸煙禍害非理性

50年前可能是吧?但反煙教育多年,我十分懷疑今天煙民的認知還是這麼差。同事Dan Benjamin和Bill Dougan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市民對一些事不關己的風險評估的確有點「斷估」,但有切身影響的風險,他們掌握的資訊一般沒有偏差。

最後,芝大老師貝加(Gary Becker)和梅菲(Kevin Murphy)更認為,上癮大致上是理性的,證據是煙民會因為現在及未來的煙價改變吸煙習慣。梅菲更曾打趣說,我見過大多數戒煙的人都不是因為他們不再享受吸煙而戒的,因為健康、家人和慳錢等因素改變吸煙習慣,不是很理性嗎?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Saturday, November 23, 2013

向千股戇人致敬

2013年11月23日

欄友曾國平提議周六《經濟3.0》寫一些比較輕鬆的題材;然而,上周他還是一本正經地「讀經濟.學英文」!我衷心喜歡忽然鬆一鬆,所以,今天我決定要無厘正經地睇財經、抄笑話。

這個財經笑話,其實是笑話財經。要破例一字不漏抄過來,是因為我既沒有原作者的文采,更欠缺他的幽默感。我知道這位作者重視知識產權,所以會效法他在專欄一次「盜用」的經驗,把這篇稿的稿費全數捐到同一個慈善基金。

一個笑話 一些情

有時一些歌曲,會教你憶起一些事、一些情。那一個人,卻令我想到這一個笑話:

想有啖好笑嗎?收看那些觀眾打電話問股票的節目吧。我保證你不只得一啖好笑,還起碼有五啖好笑。

首先好笑的,就是你會發覺那些打通電話的觀眾,四個有三個都是說廣東話帶有鄉音的。凡是說話有鄉音的人,我都覺得好笑,正如自己說其他語言或方言時,當地人也覺得好笑。雖然取笑別人的鄉音,是低級趣味,有些低級趣味的確很好笑。

第二好笑的,就是那些觀眾所買了的股票,入貨價都是高過現時市價的,有些還高出很多,笑死你。這些人好像對市場一竅不通,對自己捧場的上市公司亦一無所知,教你不禁懷疑,這些人極有可能是靠撞彩的盲炳。凡是盲炳,我都覺得好笑。

第三好笑當然就是,這些持有蝕本股票的觀眾,總會帶着憂慮的聲線問嘉賓股票專家:「幾時會升番?」這問題就好像問:「我幾時會中六合彩?」、「幾時會有女人鍾意我?」及「點解李嘉誠有錢我冇?」那般無稽。凡是無稽的,難免滑稽。

第四好笑的,就是那些出鏡做嘉賓的股票佬,竟然可以一本正經地,回答這些怪音人士提出的怪問題,還耐心指出市盈率是幾多幾多倍、入貨價可以是幾多、目標價是幾多,以及止蝕價是幾多,而不叫那些亂買股票的盲炳,乾脆把積蓄放在枕頭底下算了。

不過,最好笑的,還是嘉賓股票佬提出的入貨價,你等到世界末日,那些價位,就像你夢中那些自動獻身的女人一樣,永遠不會出現。而那些目標價、止蝕價,好像是隨口噏的,信者自誤不自誤,由信者自己決定,噏者不用負責,畢竟,這些只是得啖笑的節目,不是什麼經濟研討會。
所以,我覺得這些節目搞得很好。 【註】

這是林振強先生十年零十個月前發表的「千股戇人」。那一年,友報專欄《傻強扶弱》的傻強,發表了兩篇我認為值得傳世的好文,一篇是歌頌他的偶像阿叻為娛樂圈「最有影響力的人」,十年後的今天仍被無數網民引用,這正是我渴望擁有的影響力。

但另一篇探討得啖笑的打電話問股票節目,發表後在財經界卻如石沉大海。

財經節目的市場價值

「千股戇人」石沉大海的原因,可能是取笑觀眾廣東話帶有鄉音太過本土論述,亦可能是指責盲炳對市場一竅不通有點歧視弱勢社群,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質疑節目嘉賓隨口噏無疑是一竹「有效市場假說」打一船「股票佬」。

說過了,芝大學派的經濟學,着重解釋為什麼在繁忙的街上不會找到百元大鈔一張,而洛杉磯加大的經濟學,是要解釋誰把那百元鈔票拿走。我未說過的是,據我所知還未有哪一個經濟學派能成功解釋為什麼市場上會有路不拾遺的人教你哪裏有錢執。

想破解這個金融經濟學上的大謎團,我認為有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路不拾遺的人沒有「點你」,只是教你執錢之餘要向你收一百元手續費,這個解釋曾國平在本欄正正經經地介紹過了。

另一個沒有經過驗證的假說有點玄,行內亦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在芝大時,「有效市場假說」之父法瑪教授的一位同事曾跟我說:「我們一些同行很奇怪,他們在遊戲機中心看到打機的人把硬幣一個一個的放入遊戲機,沒有任何金錢回報的,這些行家看後心安理得。但當他們在賭場看見同一人把硬幣一個一個的放入老虎機,而老虎機是偶然有錢派的話,行家便大叫大嚷着這非理性行為是什麼經濟學大謎團。」

笑話是靠作的,但使錢聽笑話不能用假銀紙,真金白銀買來的,當然也是真正的歡樂。我想,這個傻強除了好文采兼有幽默感,他更懂經濟學。

看官,香港一些打電話問風水的節目不是也很受歡迎麼?傻強口中那些靠估的財經節目雖然不是經濟研討會(經濟研討會才沒有人看),但保證起碼有「五啖好笑」的電視節目,在「最有影響力的人」的影響下,已是買少見少了。
所以,我不但同意傻強這些節目搞得很好,我更要向千股戇人致敬。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Friday, November 22, 2013

派錢問題思考方法

2013年11月22日

本欄3月份的幾篇文章力陳派錢的好處,回想起來,我認為是自說自話之作。政府絕不考慮不在話下,從政黨、學術界到一般市民,支持派錢的聲音也不是主流。一年容易又年尾,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兩份文件推出在即,加上澳門那一邊派完錢又派,派錢將再次成為坊間熱門的話題。我們三人的立場非常明顯,不用炒冷飯再說一次,有興趣的讀者可到網上找舊文章一看。

今天只想跟讀者作一點思想練習,以4個問題為派錢這政策提供一個分析架構,讓正反雙方往後的討論有個「譜」,不用牛頭不對馬嘴,知道大家同意什麼、反對什麼。

問題一:自己使自己錢有較佳的效果?

政府把1000元交給我花,跟政府代我花1000元有什麼分別?自己的喜好自己最清楚,1000元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儲起、捐出、炒股、買大細隨心所欲,1000元可以帶來最大的好處。別人幫我使錢,就算完全沒有交易成本,也未必買到我的心頭好。又有人認為市民「唔識諗」,有錢會亂花買iPad,只懂沉醉於物質生活,不懂得自我增值回饋社會之類。爭議的要點是,市民是否有等級之分,一些較識「諗」,一些「盲毛」亂作決定不成熟?理想的辦法是否由識「諗」之輩(或政府)出馬,幫只會亂來的「盲毛」理財,作更明智的消費或投資決定,以應付社會真正所需?

問題二:尋租的浪費和政府支出的交易費用驚人?

本港有派錢前科,第二次派錢的社會成本會比第一次的低。第一次派錢造成多大的浪費?我沒有可靠的數字,但政府置身其中,掌握更多的資料,應該可以大概計算出上一次派錢的成本,作為第二次派錢成本的上限。減稅退稅的成本相信不高,但公共開支又帶來多少的浪費?政府成立了的無數基金,行政費用佔了多少,受益者又拿到多少?利益團體爭取政府的資源,交報告填表格,「落嘴頭」靠人事,這類尋租的費用有多可觀?反對派錢,一則認為這些費用加起來不比派錢的成本高,二則認為這些費用是必要之惡,是為了改善社會要付出的代價。

問題三:派錢與公共收支兩者可有理想的分配?

還富於民可以100%是公共開支(如扶貧、獎學金、電費減免)加上減稅,可以100%是人人有份的直接派錢,亦可以是兩者並存。公共開支能為社會帶來好處,減稅也可能增加勞工的生產力,派錢也自有其優點。二擇其一是否明智?凡事也有邊際回報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的局限:公共開支再有益、減稅再有效果,邊際帶來的好處只會愈來愈低;派錢為市民帶來的快樂再大,其帶來的效果同樣地最終會受制於邊際回報下降定律,派出的最後1元,可帶來的效果要比多投1元到公共開支低。最理想的情況可能在兩者之間。

問題四:政府只應還富納稅人?

政府的錢從何來?納稅人當然有貢獻,但沒有納稅的是否對政府收入全無貢獻?樓市為政府帶來可觀但不穩定的收入(印花稅、地價收入、利得稅),每位市民是否都有份支付?當然,每位市民對政府庫房的貢獻有高有低,但因人而異的派錢辦法費用或許太高,公平的做法是減稅退稅還是一視同仁地派錢?減稅退稅和派錢可有理想的分配?

篇幅所限,容許我「掛四漏萬」,只列出我認為較重要的分歧。至於派錢會引發通脹等無稽的專家言論,大可一笑置之,無謂浪費大家時間。四條問題的答案有不同的組合:有人第一條答「是」,其餘三條答「否」,有人全部答「否」,又有人全部答「是」,應有盡有。有些問題可能永遠沒有正確答案,有些問題涉及的是價值觀,但搞清楚自己同意什麼、反對什麼,總比糾纏不清的討論優勝。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November 21, 2013

俊男美女搵多啲?

2013年11月21日

壟斷權力可以減低競爭的壓力,讓公司決策者有所「走盞」,不用事事以利潤為先。管理層滿足個人偏好或偏見的成本從而下降,為所欲為的需求量於是上升。輕者,裝修辦公室、購置高級文具;重者,聘請員工帶歧視、靠關係。
今天繼續談歧視這話題,但把範圍收窄:在勞工市場內樣貌有多重要?職場上有「樣貌歧視」這回事嗎?

這個問題聽來簡單,答案似乎也很明顯:樣靚自然多機會,面試也「着數」一點,而且在異性或同性相吸之下,不但找工作較容易,升職加薪的機會也較高。像王粲般「貌寢而體弱」(《三國志.魏書》)的不幸人士,難獲重用;像周瑜般「長壯有姿貌」(《三國志.吳書》)的走運一族,則前途光明。由於職場上以貌取人的行為普遍,美容以至整容生意滔滔,瘦身和健身服務亦其門如市,樣貌歧視的證據由是充足!

這個答案不夠好,只值50分。

批判思考可防身

本欄堅持不提「阿媽係女人」式的論點,只因這類「產品」坊間供應太多,價格甚低,犯不着我們加入競爭。每周數千字的辛苦工作,所為何事?傳授經濟學知識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跟讀者一起分析問題、練習思考方法。官員、政客、利益團體的語言藝術一日千里,沒有批判思考防身,隨時被弄得頭暈轉向,甚至損失慘重。

回到正題,上述試圖解釋樣貌歧視的論據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含糊不清:樣靚者有前途,到底是樣靚有其自身的高水平生產力,還是公司高層的歧視使然,又或兩者並存?

當接待員或者時裝店售貨員,在顧客面前「拋頭露面」,外表出眾者的確能爭取多一點生意。從事演藝事業者更不用說了,樣貌幾乎可以完全解釋知名度的高低。樣靚者多賺一點,就如聰明才智或刻苦耐勞多賺一點一樣,全因生產力有價,是先天及後天的人力資本,跟歧視無關。

相反,若果工作性質跟樣貌關係不大,樣靚者收入較高,就可能是歧視的後果了。歧視不一定是老闆的偏見:樣貌可能跟一些有助生產的特徵有密切關係,為了那些特徵,老闆於是以貌請人,形成所謂的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若果樣靚者平均比較有自信、溝通能力好、人際網絡廣闊,對樣貌本身沒有意見的老闆也會戴起有色眼鏡。

來自德州的經濟學家Daniel S. Hamermesh是研究樣貌和收入關係的專家,寫了好幾篇被廣為引用的文章,其中以1994年跟Jeff Biddle合作的一篇最為著名【註】。文章的數據分析反映了殘酷的現實:樣差者比平庸者的收入要低5%至10%,比樣靚者和平庸者的分別要大。一般人以為樣貌對女性重要,事實卻跟這種「郎才女貌」的想法相反,樣貌對男性收入的影響要比女性大一點。不同的工作性質,只能解釋小部分樣貌造成的收入差距,歧視才是最重要的解釋。

思想敏捷的讀者會問:樣貌這回事主觀得很,而且時代不同有不同的準則,怎可以樣貌解釋收入的分別呢?數十年前香港以胖為美,電視會賣增肥丸廣告,跟今天完全相反;80年代流行長髮喇叭褲,今天沒有多少人夠膽如此懷舊一番。你認為某明星漂亮,我也不一定會同意。

以貌取人難改變

只要數據來自同一年代,因時而異的審美觀不會構成太大問題。人與人之間的審美觀雖然有所不同,但始終有一定的相關性:拿10張女性的照片給100個男性評價,縱使100個男性的排名不會完全一樣,而對不同女性之間的分別也會有分歧,但這100個排名不會完全沒有關係,一些女性的排名平均較高,一些的排名平均較低。我們可以給10位女性打個大概的分數。

以貌取人是難以改變的人性,而樣貌多少是命中註定,後天的改善固然有幫助,但大家要明白邊際回報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的道理:花太多的時間資源改善外表,可能得不償失。須知道樣貌只是影響收入的其中一個因素,重要性可能比不上教育、人際關係、工作態度等人力資本。

王粲因貌寢而不獲劉表重用,但其過人的才智和學問始終得到曹操的賞識,得委以重任。

註:Daniel S. Hamermesh and Jeff E. Biddle(1994):"Beauty and the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5), 1174-1194.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3

無綫的慣性收視

2013年11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即使立法會在11月8日表決反對使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行政會議的發牌文件,免費電視發牌的風波似乎沒有平息的迹象。近日,不斷有很多具份量的人士就此發表意見,其中包括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及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當然,不可不提的還有一位「好叻」的藝人。

這位影響力十足的「叻人」在無綫46周年台慶前揚言,如果台慶當晚的收視只有2至3點,便會由電視城跪回家。執筆時無綫還未「生日」,但各位讀者在讀本文時相信已知無綫當晚的收視。我沒有水晶球,不敢預測無綫台慶的收視,但觀乎無綫歷年台慶的收視,「叻人」要跪回家的機會確實微乎其微。

需求彈性十分低

很多人認為,「叻人」可以信心十足地許下承諾,是因為無綫有所謂的「慣性收視」。

何謂「慣性收視」?每次我到外父外母家中吃飯,太太總是與他們有說不盡的話題,雖然如此,他們的電視機總是開着,播放着的當然是無綫的節目,「慣性收視」是也。套用經濟學的術語,「慣性收視」是指對無綫電視節目的需求彈性十分低。大學入門的經濟學告訴我們,需求彈性會受幾個因素影響,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是替代品的多寡。眾所周知,香港的免費電視選擇近乎零,雖然近年互聯網的興起令年輕人多了(免費)娛樂的選擇,但是家中的電視機始終是眾多家庭的娛樂首選。

從數據中是否看到無綫有「慣性收視」的佐證?我在網上找來無綫自2001年起黃金時段(即每晚8時至10時半)內劇集的平均收視,發現近十年該台的收視尚算穩定。即使如此,我們仍可看到無視收視有下跌的趨勢,在21世紀初,無綫的劇集平均有接近31點的收視,但在十年後已下跌至不到29點。如果以1點收視約7萬觀眾來計算,在這十年裏無綫在黃金時段內大約流失了14萬觀眾。相比起約200萬的觀眾來說,14萬不是一個太大的數目,但最少對這14萬的觀眾來說,看無綫劇集並不是什麼不可改變的慣性行為。

在2010至2012年這三年內,無綫黃金時段每月平均收視最少也有25點【圖】,亦即全港最少有四分一的觀眾會在每晚黃金時段收看無綫節目。要留意的是,一年內的收視上落亦不少,以2010年為例,當年1月的收視約25點,是全年最低,而在6月時的收視則有超過30點,上落超過5點(即大約35萬的觀眾)。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年內收視的上落似乎沒有季節性的因素存在,唯一可以說有季節性的是1月的收視通常比較低(可能因為農曆新年的緣故)。

遊離觀眾只40萬?

沒有季節性的收視波動代表什麼?一個可能的解讀是,觀眾亦會對劇集質素有所要求,遇到不合心水的劇集時亦會選擇轉台或尋找其他娛樂。

從附圖我們可看到,無綫有約25點的「慣性收視」,劇集質素高時會追看、劇集「穿崩」處處的,便會熄電視的遊離觀眾大約只有不到40萬。

上兩周在談到電視發牌時提到「循序漸進」可以有理論支持,其中一個關鍵是「搶生意效應」(Business Stealing Effect)和「做大個餅效應」(Market Expansion Effect)的比較。如果新電視台的「搶生意效應」大,理論上,政府可能有理據「循序漸進」引入競爭,但這亦視乎新電視台能否為觀眾帶來巨大的消費者盈餘。如果引入競爭的「做大個餅效應」大,我們更沒必要「循序漸進」引入競爭。

不到40萬的遊離觀眾是否代表「做大個餅效應」小?這當然不一定,因為還有其餘約70點的觀眾可能會因為新電視台的出現而重開電視。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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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9, 2013

政治歸法律 環保政策失誤?

2013年11月19日

兩年前美國最高法院處理一宗控告電力公司的大案,法官在結案陳詞這樣解釋他的判決:The expert agency is surely better equipped to do the job than federal judges, who lack the scientific,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 agency can utilize in coping with issues of this order.【註】。

這位美國法官似乎同意李國能大法官那句「法院不是解決社會好多複雜問題的地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在政治舞台」,而他的解釋亦十分簡單:法官欠缺在科學、經濟及技術上的專業知識,監管機構的專家因此比他們更適合處理案件中的爭議。究竟,結案陳詞中提到的是哪一個監管機構?案件中的爭議是什麼?政治歸法律究竟又有什麼問題?

政治問題原則規定 政治歸政治

十年前左右,美國5間電力公司與8個州政府聯同3個環保組織對簿公堂。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Inc. et al. v. Connecticut et al.一案中,辯方的幾間電力公司不但為全國提供了四分一電力,亦是美國碳排放的主要企業,控方於是指出,辯方加速全球暖化威脅公共衞生及福利,因而觸犯了侵權法中的公眾滋擾,並要求辯方要為碳排放設限。

這宗案件最初由美國地區法院處理,經過短短一年,地區法院以「政治問題原則」(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為理由裁決不予審理。「政治問題原則」者,「政治歸政治」也:美國憲法表明法院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因此限制司法機構審理政治問題。地區法院當時的判詞還指出,要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法院要平衡減少空氣污染和加快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利益,而平衡這種種利益的地方,必須有廣泛民意代表。

地區法院這個「政治歸政治」的裁決,卻被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上訴法院認為,空氣污染不是政治問題,並指出負責的監管機構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當時還未定出任何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規定,因此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機構制訂的《清潔空氣法例》(Clean Air Act)並不適用,官司惟有要打到上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又駁回上訴法院的裁決,理據是雖然環境保護局當時未為溫室氣體排放作出規管,但《清潔空氣法例》其實在立法的一刻,國會已經把規管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委託給環境保護局,這個對監管機構的授權於是取代了普通法的一般應用。擾攘了7年時間的法律訴訟,最高法院的裁決支持政治最終還是歸政治。

上訴、駁回、再上訴,這宗關乎環保的法律訴訟夠複雜嗎?還未算!最高法院這次的裁決,其實還留下一條尾巴:法院提出假如控方認為環境保護局規管碳排放不力,可透過司法覆核向環境保護局問罪。原來在2003至2010年間,美國政府花費了超過1400萬美元法律費用資助控告環境保護局。但如果你認為美國的司法制度只針對公營監管機構偏袒私人企業,你便大錯特錯。

政治歸法律增規管成本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開始流行「以訴訟來規管」(Regulation by Litigation)這個新規管模式。以訴訟來規管,就是政治歸法律,90年代末,環境保護局控告7間電力公司的燃煤發電廠過渡排放氧化氮,最後每宗訴訟的和解協議,都涉及數以千萬美元計的罰款和更大金額的環保投資。

曾為美國政府擔任不少公職的同事揚德爾(Bruce Yandle),十多年前起便對此「政治歸法律」的規管模式作出批判。揚德爾的看法是,以訴訟來規管不但繞過了傳統有廣泛民意代表的立法程序,龐大的罰款及訴訟費用最終亦只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更重要的是,訴訟的難測大大增加了往後的政策風險,使電力公司作重大投資時如履薄冰。

回顧美國兩宗控告電力公司的法律訴訟所牽涉的時間之久和金錢之多,得出的結論是「政治歸法律」的規管代價不菲,由欠缺民意授權的法律界通才,主導規管專業能否適當地平衡各界利益亦是一大問號,以難測的訴訟結果規管經濟活動,更會因政策風險大增而不利投資。

美國人做錯的,香港人不要跟。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November 18, 2013

不是忽然撐訴訟

2013年11月18日

以為風波暫告一段落,誰知前大法官李國能一句「法院不是解決社會好多複雜問題的地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在政治舞台」,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引發的題材實在是寫之不盡。

有留意《經濟3.0》的讀者,都知道我們的立場一向是「法院和政治舞台都不是解決社會好多複雜問題的地方,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在自由市場」。但我們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兩周前我們發表的文章《以股市表現向「三挑二」算賬》,數據分析的結論支持「凡是市場可以處理的,政府一律不干預」這個傳統智慧。但我不否定市場有處理不到的時候,問題是當市場不能辦到,政府干預還是不干預?答案當然是要比較市場還是政府辦得好。而想了解政府可以辦得幾好,卻要知道政府究竟怎樣干預。

因時因地而異的兩種干預

當社會決定政府要干預,處理方法大致上分為兩種:其一,規管,由政治決定;其二,訴訟,由法庭決定。

以《信報》讀者最關心的金融市場為例,多年來美國的傳統模式是主要透過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這些監管機構執行證券和期貨法規,到最近才有「摩通351億了結按證訴訟」一類的大新聞。香港之前雷曼迷債事件中金管局和證監會扮演的角色和之後一連串的法律訴訟,相信港人仍記憶猶新。

除了因時而異,我比較熟悉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個有趣例子:雖然在美國一些指引文件是由聯邦貿易委員會及司法部提供,但法例的執行主要是透過法律訴訟;相反在歐洲,監管機構的規管角色卻比美國的大得多。

究竟,政府干預的方法是規管還是訴訟好?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閒話一句,其實充滿法律經濟學的智慧。

規管和訴訟四大不同

要做全面的政策分析,只懂經濟不夠,還要懂政治和法律。政治經濟學,算是我研究的專科。法律我卻只懂皮毛,還是聽聽芝大法律經濟學學者兼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波斯納(Richard Posner)怎樣說吧【註】。

根據波斯納的說法,規管和訴訟有四大不同:首先,規管傾向事前預防,訴訟針對事後追究;其二,規管多用客觀的簡單規則,訴訟依賴主觀的開放標準;第三,規管的客觀規則靠專家制定,訴訟的主觀標準由通才(包括法官、陪審團、律師)話事;最後,規管以公營機構執行,訴訟卻有民事訴訟和私人律師參與。

當然,以上四大分別只是為了方便討論概括而言,現實世界中規管和訴訟並用的例子也有不少;但基於這四大分別,理論上規管和訴訟其實是各有千秋。簡單的規則令規管機構容易分辨違規與否,但一刀切的規則卻未必每次都合乎經濟效益。主觀的標準讓法官能在不同案件上因應個別情況作出判決,訴訟的成本當然因此變得較高;亦因為訴訟案件單單不同,訴訟勝負遠較規管結果難測。但另一方面,由於是公營運作,監管機構所作的決定有時較易受政治影響,獨立的司法制度要面對的政治壓力一般卻會較少。

香港的競爭法將會是仿效歐式的規管機構主導,還是較接近美式的以法律訴訟為主?以後有機會與大家詳細討論。上個世紀不少西方民主國家,隨着私人訴訟成本愈來愈高、政府抽稅愈來愈易,社會變得複雜後對專業意見的需求亦愈來愈大,法律歸政治的後果是政府左規右管的情況愈來愈多。至於眼前的香港,政客一時擁護法律歸政治、一時卻支持政治歸法律,轉軚速度之快卻不是一般西方政治經濟學或法律經濟學容易解釋得到。還有,當香港制定政策的話事人對專家的意見愛理不理,導致規管比訴訟更難測,我亦不知道應為不穩的政治舞台感到可悲,還是要為尚算是獨立的司法制度覺得可喜?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5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世界好像很亂,連一向有板有眼的經濟指標都亂起來了。量度美國以至全球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簡稱EPU指數),未有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