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30, 2013

減廢─收費.咁計

2013年9月30日
徐家健 經濟3.0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陳智思上周公布,委員會正式展開一連串名為「減廢─收費.點計?」的公眾討論會活動,並開始就廢物收費徵詢市民意見;同日,委員會發布了一份40多頁紙的《誠邀回應文件》。坦白講,這份文件做得算是不錯。該文件一方面提供了一些香港廢物問題的背景資料,另一方面亦解釋了關於家居廢物四個需要徵詢公眾意見的主要議題:(1)收費機制;(2)收費計劃的涵蓋範圍;(3)收費水平;以及(4)廢物回收。

其中最重要的是,收費機制的問題。問題是這樣的:您會選擇哪種收費機制?

(一)個別廢物產生者使用預繳式專用垃圾袋盛載廢物,每次於容許時段內送到指定的收集點,如大廈垃圾房或政府的垃圾收集站,棄置過程會被監察;或

(二)物業管理公司收集廢物,並按整幢樓宇所棄置廢物的總重量向政府繳費,物業管理公司需與居民商議額外的安排,以按量收費原則共同承擔費用;或

(三)物業管理公司收集廢物,並按整幢樓宇所棄置廢物的總體積向政府繳費,物業管理公司需與居民商議額外的安排,以按量收費原則共同承擔費用;或

(四)其他,請列明:______

有留意我寫關於環保經濟學文章的讀者都知道,我一直都是支持廢物收費的。至於以上三個方案,其實各有長短,但我的答案是(四)。是的,如陳智思表示,廢物收費是希望以經濟誘因改變市民生活習慣,盡量減少製造廢物,但我對「廢物收費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收回成本」的說法有保留。在列明和解釋我的選擇前,先向大家介紹經濟學者在這個問題過去近20年的研究成果。

其他地區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成效

《誠邀回應文件》中的附件三提供了其他地區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情況,但文件不足之處是,只說明情況而沒有系統地分析成效,僅有的是,第10頁圖5中南韓和台北的例子【圖】,文件對這圖表的解讀是,「南韓於1995年實施廢物收費制度數年後,人均廢物棄置率下降了40%,2011年的台北市人均家居廢物棄置率比2000年(即當地實施廢物收費制度當年)下降了65%。」問題是,圖表沒有顯示南韓在1995年前的數據,因此,我們很難確定廢物棄置率的下降趨勢是否在實施廢物收費制度前已形成。台北的例子,正好說明在實施廢物收費前的1995至97年間,家居廢物棄置率根本已一直下跌。由於廢物收費制度的推行是市民愈來愈注重環保的後果,單靠觀察實施收費制度後廢物棄置率的改變,我們容易高估廢物收費制度的成效。

經濟學界過去近20年分析廢物收費制度的成效,結論是市民對收集廢物這種服務的需求彈性(demand elasticity)十分有限。分析類似方案(一)收費機制的結果,是需求彈性一般在0.3以下:即收費每提高10%,只能減廢少於3%,其中一項分析南韓數據的研究,推算結果是需求彈性只有0.15【註1】。

另一個較全面的分析是維珍尼亞大學區在1992年推出每個32加侖垃圾袋收0.8美元的收費制度後,雖然廢物的體積大幅減少了37%,但實際廢物重量的下降其實只得14%,原因是當地居民為減少付費把廢物緊緊的擠滿垃圾袋。更有趣的發現是,這14%的「減廢」中,大概有三分一是真的源頭減廢,另外三分一去了循環回收,最後的三分一估計是非法棄置。結論是,維珍尼亞大學區人口對收集廢物的需求彈性只有約0.08,由於減廢效果有限,而廢物收費行政成本不低,廢物收費的總成本高於把所有環保好處加起來的總和【註2】!

建議採取混合收費模式

縱使廢物收費的最終目的不是收回成本,減廢始終不能不計成本,否則,強制人類過回原始生活,甚至消滅所有人類便最能大幅減廢。在地少人多的香港,堆填區的成本比外國高,因此,即使收集廢物的需求彈性低,適當的廢物收費還是可能做到合乎經濟效益的。

我的建議是以方案(一)為基本方案,但由於各人對方案(一)帶來的不便感覺不一,住戶有權集體決定透過物業管理以整幢樓宇為單位向政府繳費,至於以總重量或總體積付費要看哪一個行政成本較低,外國的經驗是不同的收費機制效果分別不大。成效方面,政府是不用過分擔心在住戶層面上減廢的誘因較間接,因為我們相信物業管理公司與居民之間能透過商議達致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安排。

最後是收費方面,政府可考慮每月向所有住戶免費派發一個基本數量的專用垃圾袋,這樣既可減輕基層市民的負擔,同時亦可減少非法棄置帶來問題。

圖 http://www.susdev.org.hk/share/pdf/MSW_IR_CHN.pdf

註1 Hong, Seonghoon. "The Effects of Unit Pricing System upon Househol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The Kore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7(1), September 1999:1-10.

註2 Fullerton, Don and Thomas C. Kinnaman. "Household Responses to Pricing Garbage by the Ba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4), September 1996: 971-984.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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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28, 2013

市價的奇幻旅程

2013年9月28日

在香港談起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大概會得到以下三個反應:

A、身材好勁果個墨西哥女明星?

B、大右派,自由市場大旗手,唱好資本主義,邪惡!

C、唔識。海底椰就食過。

〈經濟3.0〉的讀者水平高,答案相信會不一樣。讀者都知道海耶克最著名的作品為《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1944年出版的小書,一反當時的社會氣氛,力陳社會主義的禍害,指出其抑制民主自由的傾向。有興趣多知道一點的讀者,可先參考一位前輩朋友何洋的文章【註1】,再去找原著一讀。

海耶克的全集數十本,早已購買並安放家中,仍未有時間從頭到尾讀一次。讀過的作品中有兩本值得推薦,一本是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海耶克在該書先指出自由的重要性,再分析法律、社會風俗等制度如何保障自由,繼而探討現實中的社會政策跟自由的關係;另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今天要介紹的,正是文集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名叫〈知識在社會中如何被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註2】。

被忽略的重要知識

何謂知識?一般的理解是學術知識,如電腦科學;也可理解成技術知識,如懂得修理汽車。這些知識固然重要,或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或能令科技進步、提升生活水平。

海耶克認為,除了這些技術知識,也有另一種常被忽略的重要知識,稱之為「因時因地的不同情況而為人所掌握的知識」(the knowledge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space)。

聽來抽象,含義其實簡單。你知道某處有一家「隱世」餐廳,好吃兼價錢便宜,上周剛去了一次,本周「食過番尋味」。你知道這家餐廳存在,住在九條街外的居民不知,就算作「因時因地的不同情況而為人所掌握的知識」。又例如你知道某屋苑沒有水果店,市民要走半里路或搭一程車才買到水果,開一家水果店可能有利可圖;你知道這個商機,也是重要的知識。

知識就是力量,既可令你有好東西吃,也能讓你有賺錢的機會。這類知識,我們每人因為身處的時空和地點都總有點不一樣而為我們所掌握,而且內容非常不同。我是半個電子遊戲迷,比較清楚最新遊戲質素的高低,但我對葡萄酒的要求不高,葡萄酒市場有什麼新動向,就不太清楚了。

海耶克提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若果每人都有這麼一點點的知識,而絕大部分人都互不相識,知識如何在有百萬人、千萬人的社會內傳遞和被運用?社會如何「收集」這四散的知識去分配資源?餐廳是否就從此「隱世」下去?屋苑是否就一直沒有水果店?

市價具傳遞知識功能

海耶克的答案是,市價有傳遞知識的功能。每人利用擁有的「獨家」知識,在市場買買賣賣,價格就會暗地把你擁有的「獨家知識」傳遞出去,令這些「獨家知識」普及化。餐廳質素高,你多多幫襯,又叫親朋戚友光顧,一傳十、十傳百,可能有個飲食雜誌記者報道一下,餐廳的需求大增,價格上升。

餐廳的招牌菜是燒豬,顧客多了要多買入乳豬,餐廳的需求上升導致批發價上升。批發商見餐廳踴躍入貨,便叫農場多加生產,農場主人見有利可圖,於是多養豬少生產其他產品了。這家餐廳的燒豬做得好,是因為其廚師是燒豬專家。餐廳生意好,其他餐廳有所聽聞,紛紛出高薪聘請這位廚師,廚師可能就跟老闆要求加人工了。

你和其他陌生人對這家餐廳的一點兒知識,透過不同的市價(零售價、批發價、原材料價、人工等等)傳遞開去,過程中出場的廚師、批發商、農場主人等人物,全都跟你素未謀面。這家餐廳的顧客,見市價上升,自然減少幫襯,但顧客完全不需要知道市價上升背後的複雜過程!

昨天提到打風時的士車費的上升,也有其傳遞知識的作用。的士司機有專業知識,知道在打風之時駕駛危險,加上沒有保險的保障,於是減少供應。的士車費隨之上升,令乘客「慳啲坐」,要有較重要的理由才搭的士。的士在風雨中行駛,市場把其配對給有強烈搭的士需求的市民。司機有關在打風時駕駛危險的「獨家」知識,就此透過市價傳遞給多半不懂「駕駛ABC」的市民了。


註2 文章本於1945年在經濟學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出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September 27, 2013

㩒住嚟搶經濟學

2013年9月27日


早前香港打大風,令我想起一些因打風而起的經濟現象:打風前後買肉買菜貴幾成、打風時搭的士又要貴幾成,報章上也曾報道餐廳因打風而收附加費,這類現象英文叫price gouging,帶有貶義,大概等如廣東話「㩒住嚟搶」的意思,再難聽一點譯做「趁火打劫」也可以。

現象帶有貶義,源自道德的考慮:天災出現,正是市民需要搭的士趕回家之時,留在家中又要開飯,商戶趁天災抬高價錢,不是貪婪是什麼?香港打風一天半天,美國刮龍捲風卻可以令一處地方癱瘓數周,房屋倒塌加停電,比香港打風所造成的破壞大得多。

在美國抬價最明顯的是汽油。有人要駕車回家,有人要駕車找食物,油站趁亂大幅加價,是否離譜?龍捲風在炎夏出現,若停電冷氣機雪櫃立即收工,影響可大可小(如病人的藥物需要冷藏),可恨的是,賣冰的店舖大幅加價,這是否名正言順趁火打劫?

有法可禁「趁火打劫」?

有見及此,美國不少城市有所謂的anti-gouging law,禁止商戶在天災時大幅加價。法例當然沒有指明何謂「大幅加價」,但根據一般的理解,加價一成已經有犯法的嫌疑。犯法不用坐監,但要交一筆不低的罰款。立法的原意是確保市民在天災時不用捱貴貨,免被貪婪的商戶剝削。

天災時個別物品的價格上升,原因不外需求上升或供應下降。打風破壞農作物收成,供應下降,價格上升;打風駕駛危險,加上保險不保在天災時遇上的意外,減少了的士服務的供應,收費於是增加;打風難以出外,全區居民都幫襯樓下的幾家餐廳,需求上升,可能因此而需加一小費。

讀者要留意,供求的分析沒有假設商戶是正是邪。菜販可以貪婪無比,但太平盛世時,菜販面對競爭,要加價也加不了;天災之時雖然能盡顯貪婪本性,大幅加價,但價格上升交易量下跌,菜販的收入未必上升,只要市民對蔬菜的需求彈性大,蔬菜加價時不吃菜去吃罐頭,天災之時菜販收入反而下跌。

蔬菜貴了,只有認為蔬菜價值夠高的人才會買,而一般人也因而少吃一點。供應下降價格上升,迫使市民「慳啲食」。其實,香港也有法例禁止的士在打風時加價,只是執行較困難,少人理會,於是打風時的士加價幾成,依然司空見慣。

偶有不加價的的士司機,就是有「良心」了。打風時駕車危險,保險不保,的士司機的成本上升,有司機認為不划算「博唔過」,於是休息一天,供應下降,夠膽開工的司機的收入或會上升,但把發生意外的機會考慮進去,在競爭下收入只夠賠償風險。的士貴了,只有認為搭的士價值夠高的人才會坐,而一般市民也會少坐一點。供應下降價格上升,迫使市民「慳啲坐」。

若香港政府嚴格執行類似anti-gouging law的法例,防止菜販、的士司機等商戶在市民水深火熱之際加價,市民會否因此得益?

打風時禁止菜販加價,但菜販從批發商買回來的菜又升了價,選擇之一是關門幾天,不用犯法又不用蝕本;菜販也可以避過法例,買入一些較次等的爛菜,收取平日的價錢。菜販又可以設立「打風膠袋費」,每個10元。菜販實際會有什麼行動,要研究菜販面對的種種局限才知道,但肯定會發生的是,本來價高者得以價格為標準的競爭(price competition),將被另一些競爭方法取代。從冇菜食到食爛菜,都會造成浪費,對社會沒有益處。

立法可能適得其反

若政府用盡方法,例如「放蛇」之類,防止的士司機在打風時加價,又會有什麼效果?面對風險而不能加價,將有更多司機在家休息;想多賺一點的司機,只會接熟客的生意,打風時在街上行走之的士,會因法例而變得更少,肯付錢坐的士的市民不但要多等一會,車費也會較沒有放蛇時更高。肯付錢的坐不到的士,也造成浪費。

跟價格管制的分別,是「反㩒住嚟搶法例」只應用於天災之時。租務管制將價格訂於市價之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業主應對的方法要從長遠打算。

不過,天災時間有限,香港的打風只造成一兩天的影響,面對管制,商戶大可一了百了,以暫停供應對付之。至於重要物資如食水、藥物,面對天災時價格上升,窮人買不起,更有效的措施也許是政府或慈善團體直接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3

無綫與競爭法:獨家銷售的誤解

2013年9月26日

無綫上周被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違反《廣播條例》內的競爭條文,傳媒罕有地一面倒支持政府的決定;除無綫外,我在網上只看到有一位天后歌手支持無綫,認為無綫的合約條款令她的普通話大有進步。

要透過無綫那些「用心良苦」的合約條款才能練好普通話的藝人始終不多,大部分的藝人(最少在心裏)都支持這次裁決,其中有前港姐更因此研究向無綫提出集體民事索償,追討以往在被剝削下所帶來的損失,據估計,索償金額可能高達數千萬元。

這位前港姐能否成功向無綫索償,當然要看她和其他藝人的合約是否包括了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報告中認為是非法的條款,這已是法律上而不是經濟學的考慮了。

今天我想在此探討無綫的這種獨家銷售的合約條款在理論上是否必然妨礙競爭。

在回應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報告時,無綫總經理李寶安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唔係一個獨家的安排,好難去培養一個藝員,因為其他公司一樣,如果你培養出來的人才,隨時隨地為其他機構服務,當然影響到你去培養佢投入資源的意欲。」在經濟學的層面上,這理據是否足夠支持獨家銷售的存在和使用?

我們先看看通訊事務管理局如何在它的報告中對這理據作出回應:「管理局亦認同無綫電視有合法權益以……持久合約形式,保障這些真的投資。然而,只提供在無綫電視出鏡的機會並不算是對藝人的投資……此舉無疑對藝人有利,但對無綫亦有利。」

對一個零知名度和零演戲經驗的新入行藝員或剛出爐的港姐來說,在無綫演出的經驗,其實是無綫給予機會讓他們磨煉。

「保障投資」削弱競爭?

情況就有如學徒制一般,據我所知,以前要在車房學修理汽車,正是由於師徒間沒有簽訂任何合約,學徒一般在學師期間沒有半點收入,更要付出伙食費呢!又或某大公司願意為你付出數十萬元、甚至過百萬元讀一個EMBA學位,你不會天真地以為公司不會要你簽下合約,要求你必須在完成學位後留在公司工作若干年吧?當然,以「保障投資」作獨家銷售的抗辯理據,比較適用於新入行的藝員和剛出爐的港姐。你會認為那位普通話有待改善的天后或一些著名的甘草演員(如羅蘭姐)還需在職培訓嗎?

對於已有若干知名度的藝員來說,無綫的獨家銷售合約又能否妨礙競爭?答案是不一定。通訊事務管理局在報告中提出大量證據指出,「大多數演出合約、部頭合約和歌手合約的藝人,在整個合約期內並非長時間都替無綫電視工作。他們完全有能力為與無綫電視競爭的本地電視台提供服務。」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因此認為「無綫電視的獨家條文妨礙競爭對手取得藝人和歌手……因此有關條文防止、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競爭。」

不過,我們不妨想像以下情況:假設我們有兩間電視台甲和乙,硬件配套較差的甲卻擁有大部分藝員,於是收視亦較對手乙高。電視台甲能否利用其收視優勢再加上獨家銷售的合約條款妨礙競爭手取得藝人,從而削弱競爭?答案是很難。正如昨天我在本欄提到,獨家銷售是一套「七傷拳」,增加對手成本之餘,自己成本亦將增加。沒錯,部頭合約的藝人可能會因甲收視較高而與之簽下有獨家銷售成分的合約,雖然乙欲取得這藝人亮相該電視台的成本會增加,但甲自身也要以較高待遇才可簽下該藝員。

理論上,如果乙硬件配套較佳,它可以先以高薪向數位、甚至十幾位明星挖角,以幾套電視節目打響名堂,爭取收視,牙力足夠後便不用再以比無綫高出數倍的人工挖角。正在爭取免費牌照的某電視台,相信便是在推行這策略。

假如另一間電視台實力足夠,無綫的獨家銷售是不能阻礙競爭的。話雖如此,我們不能否定無綫利用它的市場力量以一些合約條款向藝員壓價;但需要弄清楚的是,無綫的獨家銷售合約並不是它獲得市場力量的原因,電視行業本身缺乏競爭才是元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September 25, 2013

無綫與競爭法:什麼是獨家銷售?

2013年9月25日

通訊事務管理局(前稱廣播事務管理局)經過四年的調查,終於對無綫涉嫌違反《廣播條例》內的競爭條文作出裁決,無綫的四項指控成立。觀乎傳媒的反應,這裁決似乎是「大快人心」:競爭對手對此表示歡迎,無綫前藝人更聲言要追討賠償,觀眾則期待這裁決代表政府發新免費電視牌照有望;無綫則認為裁決理據不足,認為有關的合約安排有助培訓藝人,不排除提出上訴。一時之間,誰是誰非似乎還未有定論。

在競爭對手、藝人和大眾心目中,無綫也許是十惡不赦的壟斷者。這無疑,無綫是有透過政府授予的壟斷(政府的免費電視牌照政策是現在免費電視市場缺乏競爭的原因)向藝員壓價,但我們要弄清楚哪些是因、哪些是果:究竟是政府現有的發牌制度為無綫帶來向藝員壓價的市場力量?還是現在無綫擁有的市場力量,因那些不公平合約的存在而產生?答案如果是前者,這次裁決不會改善電視行業缺乏競爭的局面。

如果是後者,這次裁決或有可能令電視行業出現百家爭鳴的境況。先看看裁決指出,無綫所犯的四項指控:

1.間中使用藝人和歌手的獨家合約載有苛刻和不合理的條款;

2.與無綫電視簽訂部頭合約和演出合約的藝人,被禁止在其他電視台的節目演出時使用原聲;

3.與無綫電視簽訂部頭合約和演出合約的藝人,被禁止為其他電視台宣傳其有份參演的製作;以及

4.與無綫電視合約的藝人,被限制在本港及其他電視台的節目說廣東話。

涉獨家銷售違競爭法之嫌

指控中的第2項至第4項為經濟學家所說的獨家銷售(exclusive dealing)協議。何為獨家銷售?試舉例之,蘋果是旗下智能電話的批發商,作為批發商,蘋果當然想零售商只賣它的產品,其中的一個辦法是使用獨家銷售的營商手法,例如它會跟本港的電子器材零售商(假設是百老匯)說:「你想賣蘋果手機?可以。但你不可以賣三星手機!」

獨家銷售有違反競爭法之嫌的地方,在於批發商(即蘋果)透過獨家銷售協議增加同行對手(即三星)的銷售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s)。同樣,通訊事務管理局對無綫的四項指控,其實都是指無綫禁止與它有合約的藝人在其他平台亮相,企圖以獨家銷售來增加對手的營運成本。

運用獨家銷售這一營商手法是否就一定妨礙競爭?答案是不一定的。這裏有幾個考慮。

首先,推行獨家銷售的企業必須在相關市場(the relevant market(s))裏擁有一定水平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眾所周知,亞視的收視一直遠低於無綫,亞視那位「靚仔」前高層曾聲稱無綫與亞視的收視是六四之開,其中有多少「水份」,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假如市場力量似有若無的亞視,禁止旗下藝人在其他宣傳平台說廣東話,你說它可以增加無綫的營運成本嗎?這樣的獨家銷售會妨礙競爭嗎?

擁強大市場不違競爭法

此外,即使無綫在電視行業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這亦不代表它與旗下藝人之間的獨家銷售協議必定妨礙競爭。換言之,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本身並不違反競爭法,就如無綫在頗長的一段時期內在相關市場裏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政府多年來卻沒有對其作出違反競爭法的指控。獨家銷售這種營商手段在一般的競爭法裏,例如美國的反壟斷法,並不被視作為Per se illegal。

Per se illegal指的是只要某企業的行為被判定為獨家銷售,毋須過問其經濟含意及對競爭帶來的損害,便屬違法。為什麼獨家銷售不是per se illegal?再用剛才蘋果電話的例子吧。假如蘋果限制百老匯不能在店內賣三星電話,只能獨家銷售蘋果電話。這可能對蘋果有利,但百老匯的老闆亦不會任人宰割,他肯定會向蘋果收取更高的佣金。亦即是說,蘋果的獨家銷售協議是一套「七傷拳」,可傷人(即增加三星的營運成本)亦可傷己(即增加自己的營運成本),故結果不一定會令手機市場的競爭程度被削弱。

當然,這不是說無綫與旗下藝人的獨家銷售合約一定沒有阻礙競爭,正如我所說,我們要弄清楚無綫壟斷與獨家銷售的因果關係。篇幅所限,明天再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September 24, 2013

違反廣播條例競爭條文的代價

2013年9月24日

執筆時,是風雨飄搖的周末,安坐家中與同欄兩位好友透過互聯網討論電視廣播(511,無綫電視)開市後的股價升跌。問題是曾國平提出的,我們唸經濟學,想知道的其實是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無綫違反《廣播條例》的競爭條文後,市場反應會是如何?

書生論股,難免先要拋拋書包。曾國平數月前在本欄寫過一篇〈反壟斷訴訟與公司股價〉的文章,文章引用了一個分析歐洲反壟斷法訴訟對股價影響的實證研究,該研究參考了從1974至2004年的253宗案件指出,訴訟可為股價帶來近5%跌幅;而判決後沒有上訴或上訴被否決的案件,判決時股價跌幅較大。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傳媒對案件的報道愈多,判決帶來的股價跌幅就愈大,文章還做過一點估算,結論是市值的損失,主要因為未來利潤下降及聲譽變差。

市值蒸發在所難免

5%跌幅不是一個小數目,雖然無綫表示不排除就有關裁決作出法律訴訟,但本地傳媒對案件的報道亦不算少。我認為,5%跌幅是個可以參考的數字;不過,歐洲競爭法的威力始終與香港《廣播條例》的未必一樣,我們不妨再多看看其他國家的實證研究。

今次無綫這件案件,是由競爭對手亞洲電視向廣管局投訴而引發的。翻查資料,我認為,比較值得參考的有以下一項美國研究。多年來,美國的反壟斷法一直多由政府執法機構主動調查及提出訴訟,直至近數十年,訴訟轉為多由私人公司提出。我要向大家介紹的美國實證研究,便是分析了美國70、80年代數百宗由私人公司提出的反壟斷訴訟。

首先是讀者最關心的對股價影響,研究指出,這些被指控違法的公司,股價平均下調了大概0.6%,雖然跌幅比歐洲的小得多,但以當時市值計算,每宗金額仍有約400萬美元跌幅。至於成功提出訴訟的公司,以股價計算則平均有1.2%的得益,涉約300萬美元的上升。一得一失加起來,每宗訴訟還是蒸發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股票市值。

怎樣理解反壟斷法訴訟導致股價蒸發?跟歐洲研究得出的結論相若,訴訟費不是股價蒸發的主因。研究指出,雖然被判違法的一方有時要真金白銀作出賠償,股價下跌主要的原因似乎並非直接的訴訟費和賠款,而是敗訴後可能要被迫改變經營方法【註】。

回說無綫的案件,通訊局的90萬元罰款,在每年收入以億元計的公司眼中,連九牛一毛亦不如。雖然有前無綫藝員稱會考慮提出以千萬元計的集體民事索償,即使亞視加入提出索償,我認為,對市值超過200億元的無綫影響仍是「大極有限」,原因與通訊局的裁決有關。

根據通訊局百多頁紙的評估報告,無綫在2007至2010年間的行為違反了《廣播條例》第13(1)條和第14(1)條,違法行為包括:(一)禁止現有部頭合約、一演出合約或歌手合約的藝人或歌手,在香港其他電視台亮相或提供服務,或規定這些藝人或歌手必須就此徵求無綫電視的同意或給予無綫電視通知;(二)禁止部頭合約或一演出合約的藝人在其他電視台亮相時使用原聲,或為參演的電視節目和劇集製作出席其他電視台的宣傳活動,或規定這些藝人必須就此徵求無綫電視的同意;以及(三)正式或非正式規定其歌手和藝人不可在香港其他電視台使用廣東話。

此外,被裁定為不成立的指控有:①不成文的封殺政策;②獨家購買廣告時段政策;和③要求聘用無綫電視藝人的電影公司承諾不會向香港其他電視廣播機構出售影片。

基於通訊局的裁決,受影響的人士可能只可以就無綫於2007至2010年四年間作出被定罪的三種違法行為向無綫索償。關於被裁定為不成立的指控,以及2007年前的任何損失,要求索償有點難度。而希望與無綫保持良好關係的藝人和歌手,亦不會輕易與無綫就此反目。加上歐美兩地的數據分折,單單罰款索償,一般不會大幅拖垮公司股價。

風雨飄搖 源自制度

投資者最需要留意的是,市場認為通訊局的裁決會怎樣改變無綫往後的經營手法而最終影響其賺錢能力,還有政府今次的取態是否反映了未來對廣播業發牌及監管的新方向。

市場的反應是大是小,大家讀到本文時已有分曉,我傾向認為短期跌幅不會太大,除了基於以上的分析及目前亞視的實力,還有是過去數年市場似乎對通訊局調查無綫反競爭一案一直是無動於衷;但無綫股價將可能似天氣般風雨飄搖,是因為無綫最終的壟斷能力,始終是源自目前仍不太確定的政府發牌制度。

註 Bizjak, John M. and Jeffrey L. Coles. "The Effect of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on the Stock-Market Valuation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3), June 1995:pp. 436-461.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September 23, 2013

致命的監管

2013年9月23日

9月12日,友報頭條標題〈海天堂龜苓膏無龜,發霉照賣〉,發揮了私人傳媒的巨大影響力,全港熱烈聲討大俠龜「零」膏;同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食物安全中心已經派員到海天堂門市巡查和抽取樣本進行測試,亦實現了差點被遺忘了的香港速度。9月13日,同一報章頭條標題〈海天堂爆退龜券潮〉,卻又盡顯了比香港速度還要快的自由市場反應。

性命攸關不代表規管有理

9月17日,報道指出,龜苓膏連鎖店負責人一方面引用一份理大研究報告,反駁之前城大檢驗結果,一方面入稟高等法院控告「爆料人」誹謗並要求索償,這都說明了自由市場上事實真相的難求,以及商業世界裏言論自由的局限。最後,到了9月18日,高永文局長終於宣布化驗結果,指出海天堂龜苓膏沒有霉菌。奈何龜苓膏新聞頭條不再,只淪為標題為〈抽海天堂兩樣本化驗 食安中心捱轟〉的普通港聞一宗,再一次證明市場上真相不易求。

從前香港政府的傳統智慧是,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都不干預;難題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干還是不要干?有人希望不老不死,奈何市場上沒有長生不老藥,一般人不會認為這是市場的失敗(market failure)而要求政府干預;但同樣是性命攸關的,為什麼不少市民卻堅持在食品及藥物安全問題上,政府要介入規管?

簡單來說,原因是支持政府干預的只知市場失靈,而漠視政府也會失效(government failure)。過去十多天的龜苓膏風波事態發展,是分析食品及藥物安全的極佳例子。市場的確不是完美的,一些產品的質素不是消費者一看便清楚,而生產商卻有誇大吸引顧客的誘因,傳媒、專家,甚至內幕消息人士的意見,在自由市場上不一定可靠,但這並不代表政府監管必定更有效。高永文局長就龜苓膏事件反應的迅速值得一讚,高局長一直民望高企不無道理;但局長再迅速,亦快不過大批手持龜苓膏禮券要求「回水」的消費者,更快不過一直走在政府前面的傳媒。

香港衞福局一直有高民望的局長,亦有不久前才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但是真是假,喜歡與否,主導這次龜苓膏風波事態發展的一直都不是政府。

從鮑士民效應看監管失敗

要分析政府應否干預、如何干預,要知道政府干預的實際效果。就保護消費者生命安全的各種政府監管,芝大經濟學家鮑士民(Sam Peltzman)做過不少研究工作,最為人熟悉的一項研究是指出美國政府強制駕車司機佩戴安全帶後,整體交通意外的死亡率沒有明顯減少,原因正是大名鼎鼎的「鮑士民效應」:當安全措施減少了死亡的危險,駕駛者在冒險的成本下降後,會採用較冒險的行為。結果是,佩戴安全帶後交通意外中司機的死亡率下降,但意外中行人及電單車司機的死亡數字卻上升。【註1】

無辜行人在交通意外中身亡,強制性佩戴安全帶可算是致命的監管。在美國致命的監管又豈只一項?較少行外人知道的是,鮑士民關於藥物安全的研究。1962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為了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大大增加了新藥物在推出市場前的各種測試要求。鮑士民發現,這項管制不但數以年計地延誤了不少能救人一命的藥物推出市場,在藥物生產成本及風險上升下,藥廠更放棄了一些藥物的研究。過度嚴謹的藥物安全法例,對市民的整體健康影響得不償失,是一項更致命的政府監管。【註2】

從高斯到張五常這些經濟大師,主張的都一直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考慮幹不幹。要仔細考慮,是因為如鮑士民一次又一次發現,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有時會辦得更差。

註1 Peltzman, Sam. "The Effects of Automobile Safety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4), August 1975: 677-725.

Saturday, September 21, 2013

爭取民主的經濟考慮

曾國平 經濟3.0


佛利民認為,國家的概念有兩層含意。國家可代表文化、歷史、傳統,而人民可為此而感到驕傲,也可付出代價保衞、發揚之。

國家也代表了人民的總和,而政府是國家(即人民)的工具,用以達到目的(如保障自由安全)。既然政府只是人民的工具,人民和政府沒有地位高低之分,人民不用對政府恭恭敬敬,只要監督政府有沒有把工作做好就夠了。推而廣之,愛國的對象包括文化、歷史、傳統,也包括國家的人民;但既然政府是人民的工具,愛之恨之就要看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人民整體是否得益了。香港不是國家,但道理也一樣。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而香港政府只是香港市民用以達到目的之工具,並沒有什麼尊貴的地位。

政府非民選 勢孤兼力弱

上周談過了,高斯認為,市場有其成本,事事用市場來解決不是最理想的安排,市場和政府的分界要看成本與效益。「不要問香港為你做了什麼,應該要問你可以為香港做什麼」,應用到文化傳統上合情合理,但應用到政府之上卻有問題。事事叫政府幫手又好,事事為政府奉獻又好,都不是理想的情況。

以歐美的標準來說,香港的政府規模一點不大。根據高斯的分析,香港政府干預應該頗有效率才對。可是,香港政府形象低落兼勢孤力弱,跟效率扯不上邊。施政愈來愈困難,可有經濟解釋?民主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收入愈高需求愈大,香港市民對政府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奈何政府非民選,不能以投票表達不滿,於是罵政府的傳媒就大有市場了。至於政府官員的質素每下愈況,也許是政府效率低的原因,但更可能是施政無效的結果。

當然,不少港人不喜歡民主,又或對民主的效能有疑問;但現實是,隨着收入上升,市民中有民主訴求的比例及其強烈程度只會隨之上升。厭惡民主者,積極的可身體力行,組織同道中人宣傳民主制度的不是,以阻止或減慢香港的民主發展;消極的除了選擇移民,就只有無奈的接受現實了。

民主近乎零 施政成本升

香港政府民主成分近乎零,立法會又無權無勢,政府施政的成本正在不斷上升。新界東北發展一役,正反雙方動員爭執的成本;加上政府付出的人力物力,加加埋埋可能是可觀的數字,搞了一通,東北發展至今依然沒有眉目。興建堆填區,官員勞師動眾會見市民浪費口水,反對者絕食示威,支持者鬥人多叫口號,加起來都是不輕的代價。梁特首落區,支持者反對者花上半天排隊,再花上半天對峙;加上保安措施,代價亦相當沉重。這類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除了增加政治組織的號召力,都是白白的浪費資源,無助生產。如果香港政府增加民主成分,這類浪費不會消失,但相信將下降。

民主並非萬能,正如牙刷不能用來上網一樣,是近乎「阿媽係女人」的真理。香港有了民主,除了發揮其消費品(consumption good)的作用,令對民主有喜好的市民感覺愉快外,也會令政府施政暢順一些,減低成本,對香港有利。不過,有不少實證研究指出,隨着壓力團體的興盛,民主將增加政府的規模,倒頭來增加施政的成本。從一個什麼也做不了的政府,變成一個積極干預的政府,是得是失難以預計,但實情是,前者的問題擺在眼前,後者有多嚴重卻說不準。

政改的問題,以至「佔領中環」的爭議,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要考慮的是以下的四個數字:爭取民主不同方式(如「佔中」)的成本、未來政府施政因民主制度改善的得益、未來政府規模因民主制度而擴大的代價、民主制度本身對市民的價值(或對厭惡民主的市民來說的負價值)。這筆賬不容易算,甚至不可能算清,但重要的是不可顧此失彼。只看爭取民主的成本,或只強調民主本身的價值,都是以偏概全。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September 20, 2013

當流行歌手遇上佛利民

2013年9月20日

早前流行歌手GEM在網上寫了幾句支持梁特首的話,惹來網民和傳媒的強烈反應。

香港娛樂界人士雖然行動上一向和諧,積極參與親建制活動,但很少把政治取向宣之於口。這位歌手如此「敢言」,對其收入有什麼影響?梁特首支持度甚低,這位歌手相信將流失部分支持者,但見報有助知名度,而和諧的言論也可能得到勢力人士垂青,多了工作機會,一失一得,影響難料。

不過,既然未見其他歌手頻頻的講出真心話,可以推測歌手「撐政府」的預期回報或許很高,但風險也不低。

引名句易斷章取義

更有趣的是,流行歌手GEM其後在網上作「補鑊」感言,引用了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就職演說的名句「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應該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引用名句容易有斷章取義的毛病,名句家喻戶曉,但原文出處則不甚了了,引用起來可能失掉了名句的本意。

甘迺迪就職當年正值冷戰的關鍵時期,美蘇關係緊張,甘迺迪的話旨在鼓勵國民,以至世界公民為自由而戰,抵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

抗共的同時,甘迺迪政府的經濟政策也在左轉,上任之時與商界關係不佳,而經濟顧問之一是相信政府大有可為的高伯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名句多少反映了當時大政府的趨勢。

流行歌手引經據典,令我想起佛利民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這本於1962年出版的小書,對象雖然為廣大市民,但一點也不簡單。佛利民在書中詳細交代其經濟思想,並在教育、貨幣政策、政府收支、收入分配、醫療等重大問題上發揮,力陳自由市場的優點,否定了大部分(而非全部)的政府干預,提出了負入息稅、學券制等建議。不論讀者的經濟取向是左是右,這本短短200頁的書都值得一讀再讀:傾右者可以學習佛利民分析問題的方法,不用只喊口號;傾左者可以讀到「敵方觀點」的最佳闡釋,知己知彼不用盲目批判。

小書的第一頁,正是從甘迺迪那句名言講起。

佛利民認為,名句所描述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跟一個自由人(free man)在自由社會(free society)的理想情況格格不入。「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有點家長管治的意味,好像政府是監護人,市民是乖乖的小朋友。人民為自己的理想奮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用政府多管閒事;「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佛利民認為是把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而人民是有機體的一部分,政府高高在上,人民為其奉獻以維持國家的運作。

甘迺迪談的是國家,佛利民卻將其等同於政府,是否有曲解的嫌疑?佛利民認為,所謂國家,只不過是人民的總和,並非一個在人民之上的東西。人民可以尊敬其國家的文化、傳統、歷史,也可以為其國家而自豪,但撇開這些較抽象的價值,國家就是人民。人民對其政府不必尊敬也不必自豪,政府只是人民利用來達到目(如維持治安)的工具,既不是樂於助人的大家長,也不是要侍奉敬畏的大老闆。

如何看政府與人民關係

佛利民認為名句不好,跟自由有衝突。正確的問題,不是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也不是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而是人民如何透過政府去達到目的?人民如何防止政府權利過大,威脅人民的自由?

從50年前的美國,回到今天香港,佛利民的觀點又有什麼啟示?香港人對香港以至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感情,但對香港政府是否要有同樣的感情?市民和政府的關係,是否一方地位低微,一方高高在上?抑或市民應視政府為敵人,事事反抗到底?明天再談。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September 19, 2013

知識產權經濟學

2013年9月19日

早前在本欄發表了〈手機遊戲互相抄襲有何不可?〉,主要是希望拋磚引玉,帶動一些關於知識產權的經濟學討論,結果該文「不負所望」在網上引來一陣討論,雖然當中有不少是人身攻擊,但正如張五常教授所言:「寫文章,不怕你罵,只怕你不讀,因為只要你讀,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我的影響。」上周有幸獲邀到網台作嘉賓,我再次藉機向聽眾講解我對知識產權經濟學的觀點。

誘發創新和普及發明

第一次上網台受訪問,緊張之餘亦受時間所限,結果未能完全講解我的觀點。今日我便借本欄再作點補充。

一直以來,經濟學者分析知識產權時都有兩個考慮。首先是怎樣才能誘發創新?另外是新發明是否能普及?當然,前者十分重要:如果沒有足夠的誘因,這世界上可能便沒有新發明,我們可能到現在都沒有智能手機,更不可能看見整桌同枱食飯的朋友各自低頭「互不瞅睬」的奇景;但我們同時亦想確保發明面世後,能令更多的消費者受惠。在兩者中取得平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讓我以手機遊戲作例子。假設研發一個新手機遊戲所需的固定成本是100萬元,我們可以理解這固定成本為公司在研發遊戲意念和請人寫遊戲軟件程式的成本;再假設遊戲完成後在網上平台售賣的邊際成本為零,亦即公司把遊戲多賣給一個消費者的額外成本為零,後者當然不完全對,但事實是在很多行業裏,研發的固定成本比生產的邊際成本要高很多很多,尤其在我們現在身處的互聯網世界。

假設這手機遊戲是現在十分盛行的日本遊戲《Puzzle & Dragon》(PAD),其價值當然遠遠超過其100萬元的固定成本,所以從社會的整體來看,研發PAD是利多於弊。

不過,我們怎樣才能平衡誘發創新和普及發明這兩個考慮呢?一個辦法是由政府給予研發PAD的公司100萬元,令它有足夠誘因研發PAD,然後政府把PAD收歸國有,免費給市民下載。

這一方面可以令PAD不致胎死腹中,一方面亦可以令大部分玩家受惠。經濟學大師森穆遜(P. Samuelson)和阿羅(K. Arrow)便認為,政府應該主動投資研發。

不過,政府主導的問題不少,最重要的是政府本身效率甚低,其決策亦往往令我們費解,我們有信心政府能正確地主導研發的方向嗎?

另一個辦法是給予研發PAD的公司在一段時間內售賣PAD的壟斷權,亦即我們所知的專利和版權制度。這當然可以提供很大的誘因令PAD的公司進行研發,但壟斷權卻會令遊戲的價格上升,玩家再不能以低價享受遊戲的樂趣。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專利和版權帶來的壟斷權將令其他的研發成本增加。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任何新發明都是建基於舊有的意念,PAD也不是「石頭爆出來」的,它也是建基於其他遊戲的意念,亦即是說在專利和版權制度下,PAD的公司需要在原本100萬元的研發固定成本外,再向其他遊戲公司額外付出專利的授權費,直接令其研發成本大增。

所以,專利和版權的壟斷權的長短,在行內是很多人討論的題目。壟斷權的期限太長對消費者和其他研發者不利,但壟斷權太短則可能令研發的誘因不足。

不同行業情況或有差異

這裏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不同行業的情況或有不同。有些行業的研發固定成本較低,有些則較高,前者所需的專利或版權期限可能較短,後者則較長;另外,壟斷可能會令行業裏缺乏競爭,間接令原創者固步自封。

最後,之前在本欄亦有提到,專利或版權帶來的壟斷權,不一定是收入的唯一保障,例如在一些行業裏,抄襲的成本並不低,而且所需時間亦不短,在抄襲者成功抄襲之前,原創者實際上也是壟斷者,也能獲取壟斷者的租值;又例如在另一些行業裏,產品的普及可能可以帶動一些相關產品的需求。

一個例子是唱片與演唱會,盜版唱片在某程度上是帶動了演唱會的需求。這些例子都在說明,專利和版權的壟斷權,在不同的行業其實可以有所不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September 18, 2013

WhatsApp的以本傷人

2013年9月18日

在大學生唸本科時,一班朋友飯聚時總會高談闊論,聲浪之高有時更會令旁人側目;最近一、兩年外出吃飯,卻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一大班看似是朋友的年輕人圍在一枱,大家都出奇地平靜,但兩手卻忙過不停,有的忙着打怪獸;有的則興奮地把剛拍下的食物「遺照」上載到facebook;有的則不斷回覆他所屬的幾個WhatsApp群組裏的對話(我懷疑其中不少群組裏的成員其實正是坐在他對面的「朋友們」)。

網絡效應成功典型

作為「80後」,有時我也不得不承認追不上潮流。話雖如此,這些新科技的確有其價值,否則它們早已給市場淘汰;更重要的是,這些新科技的出現,以及其成功的營商策略有很大的研究價值。

以WhatsApp為例,它是一個典型利用網絡效應而成功的商品。正如上周我在本欄介紹,WhatsApp的網絡效應在於它的價值是隨着用戶的人數增加而上升。試想一下,假如你的親朋好友都沒有用WhatsApp,你還會在飯聚時對着手機「指來指去」嗎?相反,如果你的夢中情人(們)都是「低頭族」,你會選擇跟她們寫信還是用WhatsApp?

縱使WhatsApp現在大受歡迎,但開發該軟件的公司最近卻受到批評。事緣WhatsApp在最初數年都是以低價(1美元)或免費供用家下載和使用,但近來卻開始把價格調高,其中iPhone用戶的收費由一次性的1美元,轉為每年1美元的舉動最令外界反感。

產品推出初期以低於成本價促銷,以求把其他競爭者殺退(我在網上看到WhatsApp會在競爭較為激烈時會免收iPhone用戶那1美元的下載費用),待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達到一定水平後便大幅加價,這手法近似於美國反壟斷法所禁止的「以本傷人」(predatory pricing)行為。

沒有消費者喜歡產品加價,反壟斷法的原則亦是反對壟斷的形成及其後的加價行為,但我們是否因此要反對WhatsApp的這種「以本傷人」行為呢?我們首先要了解WhatsApp為何會在推出初期「割價促銷」。

「資助」初期客戶

傳統產品在開售初期割價,目的不外乎賣賣廣告,期望消費者「試過翻尋味」,但這種促銷不會持久,一間餐廳開張首月以低價吸引人流食客,一個月後價格便會回復正常。

有網絡效應的產品卻與傳統產品有所不同。由於像WhatsApp這類有網絡效應特質的產品其價值與市場佔有率掛鈎,開發該軟件的公司於是大有誘因「資助」在WhatsApp推出初期便選用的用戶,以求催谷市場佔有率,否則,市場裏其餘的消費者都不會選用該產品;而市場佔有率要達致一定水平,通常不是一、兩個月之內便能成事(WhatsApp在推出的首二、三年都是以免費或極低價吸引用戶)。

這種「以本傷人」不一定對消費者或整體經濟有害。首先,初期用戶獲得「資助」,很多蘋果手機的用戶都是在數年前就免費下載了WhatsApp,根據開發該軟件的公司現在公布的收費模式,他們在可見的將來都不用付費。

有利技術進步

另外,亦是更重要的一點,這種「以本傷人」有利於技術的進步。上周我在本欄提到所謂的困局模型,大意是指在網絡效應下,理論上舊有較落後的技術可以藉着其市場佔有率較高的優勢阻礙新技術的威脅,從而帶來技術滯後的困局。

作為通訊工具,WhatsApp無疑比手機短訊更優勝,但在WhatsApp出現前人們都是用手機短訊。如果你的親朋好友都沒有WhatsApp,你還會在飯聚時對着手機「指來指去」嗎?會,除非你所有親朋好友和你一起決定轉用WhatsApp。

除非你人緣奇差,你的親朋好友隨時過百人,要這麼多人一起做一個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WhatsApp「資助」初期用戶便有可能解決這不同用戶間的協調問題,因為親朋好友間總有些人會走在科技的前端,當他們試用WhatsApp後認為它是較好的通訊工具時,透過這些先行者在親朋好友間互相推介,網絡效應便會令WhatsApp的下載倍增,從而打破技術滯後的困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從香港質素到內地素質

2013年9月17日

假如廉潔與質素是香港的比較優勢,香港出口到內地怎樣可以少靠一點自由行,多發展一些品質有保證的本地品牌或多提供一些檢測認證服務?

這是個我想了一段日子的問題,遲遲未敢下筆,原因是想不通的地方還有很多,但看到《信報》辛思維因為「龜苓膏無龜」的新聞慨嘆廉潔和對質素的高要求兩個核心價值失守,我亦有感而發,想不通的不如索性請教大家吧。

問題一:我們需要的質素究竟有多高?

我不肯定對質素要求高是否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從經濟角度看,高質素的代價愈高,對高質素的需求自然愈低;收入低亦難免減少對高質素的需求。

說需求,我喜歡用坐飛機的例子:記憶中,坐飛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是大事一宗,即使是經濟客位,得到的服務亦算得上是酒店級數;但隨着機票價格下調,出外旅遊變得普及,坐飛機不再是少數有錢人的專利。像美國航空業自七十年代尾開始放寬管制後,收入不高的乘客比例逐漸增加,這些乘客都不是商務旅客,他們對高質素飛行服務的需求自然不及「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富商,廉價航空的興起、航班誤點的增加,多少與對極高質素飛行經驗的需求相對減少有關,對高質素有需求的惟有坐頭等甚至私人飛機。

內地人均收入與香港還有一段距離,一般內地人對高質素的需求不及一般香港人是容易明白的,但少數負擔得起的內地人對高質素的需求之高,亦不難理解。問題是:當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市場能否同時完全滿足對質素有不同需求的人呢?要知道坐頭等飛機航班還是會誤點的!

以香港為例,即使沒有地產霸權、沒有自由行,當大部分中產家庭寧可多付一點錢到冷氣商場內的高級超市購物,傳統街市小商舖自然較難生存,低收入家庭的需求於是較難得到滿足。

另一方面,假如香港真的如傳媒形容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加上通脹令低收入人士實質收入不升反跌,一些成本愈來愈高的貨品,質素下降可能其實只是為了滿足這些貧苦大眾的需求,算不上什麼核心價值失守。

問題二:香港大陸兩地的成本相差有多大?

供應方面,香港稅低,但從租金到人工等其他成本香港都比內地高,一加一減後兩地經營成本怎樣比我不清楚。

至於其他政治經濟原因可能亦增加港商在內地經營成本,變得難以在內地市場競爭,但這樣的入行門檻究竟又有多高?

撇開這些基本供求問題,假如香港真的有需要提高貨品和服務質素,內地亦有同樣高質素的需求,兩地政府和商界可以怎麼辦?

問題三:要提高質素政府有什麼責任?

我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同意高斯主張要一致地比較才能作準的分析方法。我在昨文〈龜苓膏無龜的市場後果〉指出,個別公司的產品出現問題,往往亦同時影響同行競爭對手的銷量。假如這個現象可被視為界外效應的證據,政府或許在提高質素上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我不清楚香港的檢測和認證局究竟做過什麽,但我美國有一位朋友一項頗有名的調查發現,加州郡政府規定餐廳食肆在門窗貼上有關當局評核過的衞生級數後,他們變得更注重衞生,原因是衞生評分高的餐廳食肆生意滔滔,而更重要的發現是,區內因食物衞生引致的健康問題亦得到改善。

這種低成本的政府干預我認為值得研究,而我這位朋友其實原本來自內地,兩年多前開始她更定期到北京大學進行交流工作,我真心希望她多向內地政府介紹她的研究結果【註】。

問題四:市場可以怎樣幫助提高商品質素?

市場可以做的其實也不少。再以餐廳食肆為例,港人熟悉的「米芝蓮指南」和「開飯喇」(OpenRice)都有為市民提供飲食資訊,分別是前者乃專家評分,後者是基於大眾的意見。

為什麼私人市場較少提供類似的食物衞生安全資訊?是需求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假如有此需求,食物衞生的資訊又應該由專家還是大眾提供才會有利可圖?

一連串的問題,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註:Jin, Ginger Z. and Phillip Leslie.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on Product Quality: Evidence from Restaurant Hygiene Grade Card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2003, 118(2): 409-51.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