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27, 2013

貧富懸殊中找真命天子


2013年4月26日

受碼頭工人罷工事件啟發,同欄的兩位作者這陣子都在講科技發展與全球化帶來的工資不均現象(wage inequality)。所謂工資不均,是指有些勞動力的實質工資(即扣除通脹因素後的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同時有些勞動力的工資卻年年上升,以實質收入作為基準的貧富差距指標因而日益擴大。

今天筆者準備探討一個較為少人討論的問題:工資不均如何影響婚姻「市場」。

筆者讀過數本奧斯汀(Jane Austen)的小說,既為作者優美的文筆吸引,亦為書中描述的有閒階級生活而着迷:小說中的紳士淑女行行企企、不事生產,講是非、談戀愛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活動。為求生活有保障,女人找結婚對象,對方的身家是首要考慮。讀者也許都聽過《傲慢與偏見》中的名言:「係人都知,一個王老五有番咁上下家財,就梗要搵番個老婆。」(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以奧斯汀的小說為背景,若果有一個社會中男性的身家差距不大,另一個社會中男性的身家則差天共地,如果有一個以「嫁得好」為人生目標的女人,在哪個社會將較易嫁得出?在哪個社會較易像奧斯汀一樣嫁唔出?

從經濟角度談婚論嫁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把「搵老公」當作找工作一樣,需要一個「尋寶」(search)的過程,要考慮的是男人的薪金。當然,現實中的女人不會只考慮錢,也看男人的性格、家境、身高及樣貌等,為求簡化,這些因素我都略而不提。

先旨聲明,以下的討論絕無貶低女性之意,亦無意把婚姻看成冷冰冰的計算;只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談婚論嫁,一切浪漫和真情都要暫且撇開。

女人身處婚姻市場之中,遇到不同月薪的男人追求,應當如何自處?例如,遇上一個月薪2萬元的男人,女人要考慮些什麼?

女人要考慮到所有未婚男人的薪金分布,計算出繼續搜尋下去的好處。若果身處的地方2萬元已近見頂,找到月薪更高的男人的機會微乎其微,那麼,這位月薪2萬元的男人就相當吸引;若果2萬元月薪只是「中間貨色」,繼續搜尋下去不難找到一個月薪3萬元的男人,女人就會傾向拒絕「2萬男」的好意。

薪金分布的闊窄,亦將影響「尋寶」的動機。假設男人的薪金分布非常狹窄,極大部分都在2萬元附近;面對如此的分布,遇到一個月薪2.5萬元的男人求婚,繼續「尋寶」找到更高月薪的機會就非常低,女人還是say yes為妙。

根據以上的思路,女人心中其實有一個特別銀碼,只要遇到一個男人的月薪在這銀碼之上,女人「尋寶」下去找到另一個男人月薪比前者高的機會不大;如再考慮到「尋寶」費時失事,拒絕男人的好意很可能只會得不償失。

這個「特別銀碼」,除了決定於男人薪金的分布情況,亦取決於其他因素:身處地方若女少男多,要求自然可以訂高一點;或者女人的單身生活寫意,除非男人相當有錢,在一起比單身更精采,否則都不作考慮;又或者女人二十出頭,「尋寶」過程因年紀尚輕可以長一點,要求亦不妨苛刻一些。

工資不均 愈見遲婚

考慮過種種因素,若果女人計算出心中的特別銀碼原來是5萬大元,那女人的策略就是5萬元以下絕不考慮,5萬元以上勢必應允,剛好5萬元的就沒所謂。不過,隨着女人的心態轉變,又或年紀漸長,這個特別銀碼將改變,要求可以提高或降低。

這個又功利、又掃興的「尋寶」理論有什麼意思?

由於科技發展與全球化,香港的工資不均現象愈來愈嚴重;月薪分布不斷擴闊,隨便走進一間茶餐廳,顧客的月薪可能由1萬至10萬元都有。婚姻市場內既然臥虎藏龍,女人繼續「尋寶」的動機因而較高,心中的特別銀碼因而上升。遇上月薪5萬元的男人既是平常事,繼續「尋寶」,大有機會找到個月入10萬元的「筍盤」。

理論的含意是: 工資愈不平均,遲婚的現象只會日益普遍!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貧富懸殊沒問題 社會流動才關鍵


2013年4月25日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怨氣愈來愈重。在政治上,很多港人認為「港人治港」已名存實亡,2017年「偽普選」似事在必行,由泛民發起的「佔領中環」行動成敗仍有很大變數;在經濟上,香港堅尼系數在上世紀70年代只略高於0.4,在千禧年後已大幅上升至0.55左右,反映收入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

在這次貨櫃碼頭工潮中,大部分港人普偏對碼頭工人的低微收入及惡劣工作環境寄予無限同情;相反,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月薪過百萬,其工作卻好像只是上上電台「被質問、被懷疑」而已,兩者的收入差距由是激起了很多人的仇富心態。放在我們面前需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收入不均是一個問題嗎?

各人對社會貢獻不同

一樣米養百樣人,每一個人都總有和別人不相同的地方。人與人之間有些差異是天生的,例如大家都姓梁,可是除了母親大人之外,從來沒有人認為我和梁朝偉同樣英俊;也有一些差異是後天出現的,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有些人熱愛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也有些人熱愛家庭,每天6時便準時放工回家。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代表着我們對社會的貢獻亦各有不同,梁朝偉拍一套電影能瘋魔萬千少女,梁天卓在《信報》的文章每天可能只有數千甚至數百讀者;熱愛工作的朋友對他們公司的貢獻可能很大,相反熱愛家庭的朋友對他們的家人亦可能十分重要。既然各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同,我們所得的回報亦自然不一樣。

在一個市場有效運作的社會,收入不均一方面反映着各人對社會不同程度的貢獻,一方面亦為我們提供力爭上游的誘因。試想想,在一個「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收入絕對平均的世界裏,我們會有努力工作的動力嗎?

當然,收入不均不一定能誘使我們力爭上游,努力工作。在北韓,收入跟權力掛鈎,而權力則是世襲得來,身處在權力階梯最低層的人,無論怎樣力爭都不能上游,是故他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動力「身先士卒,為國捐軀」。

經濟學家普遍不反對收入不均,卻十分在意社會流動性的高低。早前在本欄曾跟大家介紹一些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均情況日趨嚴重;同時,也有很多學者利用數據來研究美國的收入流動性,後者要解答的問題很簡單:如果孩子的父母收入比他們同輩的平均收入要高,孩子的收入會否亦比其同輩較高?

其中有一項研究利用了美國的50後、60後和70後的收入,以及他們父母收入的相關數據嘗試解答這問題【註】。研究人員發現,雖然美國70後所面對的收入不均情況較他們的先輩嚴重,由於社會流動性在這三十年裏並沒有惡化,故此美國的70後沒有因而更需要「靠父蔭」。

肯努力就能碰上機會

香港的情況又怎樣?很可惜,由於沒有相關的數據,所以還不能下任何定論,但是根據筆者自己和身邊親戚朋友的經驗,目前香港社會流動性並沒有如一些媒體說得那麼差。

同欄的兩位朋友和我都不是出身大富大貴之家,其他朋友的父母收入亦不算高,差不多沒有人來自所謂的中產(最少他們父母都沒有飲咖啡和看法國電影的興趣),但他們現在大多生活安穩,收入比我這個「窮書生」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堅信在香港,一個人肯努力,機會總是會給碰上的。

註:Lee C. and G. Solon(2009):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4), pp.766-772.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香港大學生為何跌落凡間?


2013年4月24日

執筆之時,貨櫃碼頭工潮已持續了20多天,衷心希望文章見報時工潮已結束。這場工運由部分工人的工作環境惡劣和工資多年來的增長不符他們預期所引發,很多人把工人多年沒有加人工歸咎於HIT的壟斷和剝削。

不過,正如同欄的兩位作者和筆者不斷解釋,近數十年全球很多地方工人的收入也愈趨不均,根據經濟學的研究,偏向技術人力的技術進步(skilled-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和全球化是這現象的兩大主因。

工資升幅少又豈是碼頭工人的「專利」?在政府統計處找來自回歸以來中層管理工作者和低下階層工種的實質工資增長【表】,發現數項有趣的現象,值得和讀者分享。

中層經理收入停滯不前

首先,就如同欄的曾國平兄上周在「有業待興,有業待廢?」一文中指出,由回歸到「沙士」的6至7年間,通縮嚴重加上工資調整的頑固性,令各行各業的實質工資都見上升,且有兩個因素可能令工人的待遇「明升實降」,其一是失業率高企,大量工人失業自然無法「享受」實質工資的上升;其二是大量勞工失業,幸運地保住飯碗的打工仔工時可能大增,惟以時薪計算,其實質工資或會「因加得減」。

中央政府在「沙士」後開放自由行,香港的經濟起死回生;其中保安員和洗碟工的實質工資,由2003至2012年上升了超過10%,要留意的是,這兩個工種的實質工資升幅主要源自2011年實施的最低工資。事實上,很多中下階層工種的工資都追不上通脹。售貨員是其中一個因自由行而受惠的工種,但事實上,他們的實質工資自「沙士」起只上升了1個百分點;一些中層管理工作如會計主任的實質工資,更自「沙士」起下跌了5%!

上周筆者在「平坦世界與工種外判」一文中提及資訊科技和交通發達,令很多低技術工種外判到內地。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很多工廠已遷至廣東省,香港的工廠工人工資下降不難理解;但到了今天,實質工資不升反降現象擴展至中級管理層,難怪不少大學生都抱怨一張大學證書愈來愈不值錢。

內地大學畢業生激增

抱怨歸抱怨,只要我們略為了解內地情況,香港中層管理層的實質工資停滯不前的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內地多年來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依賴出口帶動,其中低技術勞工的貢獻很大;同一時間,內地大學畢業生數量亦以幾何級數增加。

1999年,中央政府決定擴大全國的大學系統,令全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由1999年的85萬人,大幅上升至2007年的450萬人。根據一些內地的新聞報道,這數字於近年更升至超過600萬人!亦即是說,現在中國大陸每年新加入勞動市場的高技術勞工,差不多是香港總勞動人口的兩倍!

當然,這600萬人的「高技術勞工」其中有一部分會到海外深造;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濫竽充數,或者是「宅男」和「宅女」,終日不事生產。即使把這些人都排除,在內地每年新增的勞動人口,上述的數字還是相當驚人。

於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都是天之驕子,近年內地大學生的湧現,卻令這些天之驕子跌落凡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港融合 港女有得有失 (全球化下的弱勢社群.二之二)


2013年4月23日

女性地位在香港過去數十年提升得很快,從前只有鑽石王老五,如今高學歷、高收入及高要求的「三高盛女」已成為一個現象。為免被電視台真人騷誤導,看看統計署過去二十年的數據:第一高,女性擁有大學學位的比例上升超過三倍半,逼近擁大學程度男生的比例;第二高,月入3萬元以上的高薪一族,1991年男比女高出四倍有多,二十年後高出不夠一倍;第三高,年齡介乎45歲至49歲之間選擇獨身的人士,二十年前是男多女少,至2011年是倒轉過來【表】。

是的,雖然華人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還未完全消除,香港女性經濟能力不斷提高是不爭的事實。假如貧富收入差距擴大代表社會愈來愈不公義,對於往日地位次等的女性,兩性收入差距收窄應該能伸張社會公義吧?但如果所有不公義都是源自貪官在獨裁政治下勾結大財團,何解曾經是弱勢社群的女性在同一環境下生活不斷改善?香港女性又是否真的一面倒受惠於兩性收入差距收窄這個大趨勢呢?

三高盛女拜改革開放所賜

高學歷、高收入和高要求互為因果:學歷高收入自然增加,收入高要找個比三高還要高的港男難度更高,要求高導致獨身時唯有多進修多賺錢。要清楚解釋三高現象,就要找出其深層次的原因。

昨文〈全球化下必有輸家?〉提到,墨西哥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女工工資有明顯改善。發展中國家兩性工資差距收窄有其深層次的經濟原因,其中一個可能是貿易開放使競爭加劇,在競爭環境下歧視女工的企業不易生存;更重要的是,在競爭下,為了提升生產力企業加大投資減省體力勞動的新科技,先天上體力欠缺優勢的女工因而得益。

經濟比墨西哥發達的香港,情況是多得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廠商把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北移或外判到內地,當經濟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導,男性於是失去傳統在體力勞動上的優勢。

曾國平教授在〈有業待興 有業待廢?〉一文中指出,回歸後個人服務業和地產業的工資大漲,製造業和運輸業的工資卻不漲反跌。最近全城討論的碼頭工潮,控訴長期沒有加薪的便是清一色全男工。

港女是移民政策受害者?

不是所有港女都必定受惠於中港融合這個大趨勢。最為市民廣泛討論的應該是港男北上娶妻、甚至包二奶。假如港男因此令港女失望,當男女學歷收入不相伯仲,「三高」中的高要求有可能是為勢所逼的,但直接影響香港女性就業的是,每年數以萬計的新移民。回歸後至今,估計已有約100萬位新移民為了家庭團聚來港,其中又以女性為多。

根據簡單的價格理論,供應增加價格必然下跌,女性的勞動力與她們工資的關係亦不例外。不過,國際貿易理論中有一條Rybczynsk定理指出,在自由貿易下,生產要素增加不一定會令價格下調,原因是市場可透過經濟轉型拓展依賴該生產要素的行業增加出口。以新移民為例,當女性勞動力上升,市場可多發展需要大量女性勞動力的行業,吸納這些勞動市場的生力軍。

我有一位是中國貿易專家的好友鄧希煒教授,希煒的其中一項研究調查了新移民在香港各行各業的人口分布,發現雖然內地新移民人數上升對香港本地女性工資造成壓力,但影響短暫【註】。

在女性學歷不斷提高和服務業急速發展下,不容易清楚驗證大名鼎鼎的Rybczynsk定理。要留意的是,一些依賴女性勞動力的服務業,主要靠的是本地客和遊客在港消費。收緊自由行可能為社會帶來各種好處,但蒙受經濟損失的,除了是經常被批鬥的地主外,還可能是頂住半邊天的本地女人。

註 Tang, Heiwai and Stan Hok-Wui Wong. "The Impact of New Immigration in Native Wages: A Cross-occupation Analysis of a Small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308, Centro Studi Luca d\'Agliano, University of Milano, revised 09 May 2011.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全球化下必有輸家? (全球化下的弱勢社群.二之一)


2013年4月22日


多次強調,過去數十年的資訊科技進步及經濟全球一體化,增加了英美等先進國家企業對高學歷技術人才的需求,亦使工資差距不斷擴大。

從理財投資角度看,努力進修學習新技術有高回報本來是好事一樁;但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有人卻認為,工資差距擴大導致貧富懸殊就是社會不公義。數年前的韓農示威,相信不少社運人士仍記憶猶新。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衝突,真的永遠是大財團跟弱勢社群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開放貿易改變貧富差距

根據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儘管自由貿易能提高整體經濟效率,但國與國之間通商將改變生產要素(如不同工種的勞動力、資本或土地等)的價格,因此,開放貿易亦將改變工資的結構,繼而影響收入分布。

換句話說,即使當國際貿易交換的只是消費品而非勞動力,對外開放市場亦無可避免地迫使不同地方的工人競爭起來。

以學者Wolfgang Stolper和Paul Samuelson命名的一條經濟定理指出,開放貿易有贏家亦有輸家。要證明有輸家的邏輯十分簡單,開放貿易後由於市場擴大,容許更多專業而分工合作的生產模式,經濟效率提高導致消費品價格下調,最終使消費者得益。

不過,正因為消費品價格下調,生產過程中一些生產要素價格必然有所下跌。假如基層工人是開放貿易的贏家,而高薪一族是輸家,貿易開放將收窄貧富懸殊;相反,如果貿易開放只有高薪一族或資本家得益,自由貿易將使貧富懸殊問題惡化。開放市場對貧富差距的影響,關鍵在於競爭下誰勝誰負。

如果生產要素只有兩種工人,輸家會是少數的工人。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科技人才相對比其他國家多,缺的是低技術的基層勞工,資訊科技進步本身已減低了美國企業對本土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在經濟全球一體化下,相對屬少數的美國基層工人,還要間接地跟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競爭,雪上加霜。香港類似的情況,同欄的天卓上周已在「大財團壟斷引致貧富懸殊?」一文清楚解釋。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中國工人多年來在經濟改革開放中脫貧,中國的出口貿易應記一功。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失誤

要作兩點補充。首先是傳統理論普遍只看工資而忽略物價改變。美國的數據一般誇大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原因又與國際貿易有關。美國最基層的市民,是最有機會光顧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平價貨,到過Walmart買便宜貨的朋友都清楚貨從何來;美國的高薪一族所用的,較多是本地或歐洲的高價貨。以同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去比較實際工資,低估了基層市民的實際收入,亦高估了高薪族的購買能力。這時候,開放貿易雖然仍可能增加貧富懸殊,但大部分基層市民都會以消費者的身份成為贏家。

第二點要補充的是,傳統理論假設生產技術不變。現實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卻往往促使一些生產商提高效率,效率追不上的就唯有關門大吉,這時一部分基層工人要面對的不是減薪,而是失業轉工的問題。

傳統理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怎樣解釋在開放貿易後一些人口稠密的發展中國家,貧富懸殊情況竟跟一些先進地方一樣嚴重起來,中國和墨西哥是常被提及的例子。當現實世界的就業市場有多個工種和其他生產要素,傳統理論不容易推論出誰是開放貿易的輸家。怎樣把就業市場把工人分類更是沒有固定答案。

雖然發展中國家開放貿易對改善貧富懸殊沒有必然關係,但芝大一位師姐的研究發現,墨西哥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能頂半邊天的女工工資有明顯改善,收窄了兩性工資的差距【註】。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和中港融合對香港的婦女又有什麼影響?明天續。

註 Juhn, Chinhui, Gergely Ujhelyi, Carolina Villegas-Sanchez. "Men, Women, and Machines: How Trade Impacts Gender Inequa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 18106, May 2012.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Monday, April 22, 2013

有業待興 有業待廢?


2013年4月20日

同欄兩位朋友已先後從外判、科技發展和自動化等角度來探討貨櫃碼頭工人罷工的前因後果。受碼頭工人的故事啟發,筆者想了解一下香港各行各業的發展趨勢,於是收集和整理了一些香港的統計數字,跟大家討論一下應如何解讀這些數字背後所反映的經濟現實。

統計數據來自統計處,雖說統計處近來負面新聞甚多,有造假的嫌疑,更有不少學者指出其錯誤相當嚴重,數據反映不了香港的真象;話雖如此,要分析香港的經濟情況,研究員別無選擇只可使用統計處的數據,還望本文所用數據問題不大吧!

首先,看看數個行業中低層僱員實質工資指數的變化【表1】。

統計處計算實質工資指數,利用的是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以扣除低收入住戶面對的物價變化。

一般情況下,工資指數變化反映的是勞工需求和供應的變化,從附表來看,撇除沒有數據的地產業,其餘四個行業的工資於1997至2004年的8年間都有大幅增長,這是否代表了這些行業在該段時間相當興旺?

碼頭工人控訴有根據

讀者不會善忘,應記得當時香港正存在嚴重的通縮,失業率曾升至8%,名義工資減得不夠物價慢,於是實質工資大升。

這時期實質工資大升,不只因為工資調整的頑固性(wage rigidity),更反映大規模的公司倒閉和裁員,以及幸運地保住了工作、卻因名義工資的頑固性而必須每天「義務」加班數小時的員工。

從2005至2012年的第二個8年,通縮已過,實質工資更能反映各行業的供求關係。

個人服務業(包括理髮、美容、洗衣、殯儀和婚禮安排等一對一的行業)和地產業的工資大幅增長;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近乎停滯;製造業和運輸業則下跌超過8%。碼頭工人屬於運輸業,數據正好說明工人們的控訴有些根據:過去8年碼頭工人工資的平均購買力的確下跌了不少。

工資的變化反映什麼?實質工資是勞力的價值,要了解其變化的原因還要看勞力的交易量。根據五個行業的就業人數【表2】,除了個人服務跟社會服務一併計算,以及第二個行業不包括零售,其餘三個行業的定義都跟表1相近;其中
最矚目的是,製造業就業人數的急劇下跌,從2000年至2012年少了一半,由20萬人跌至10萬人。

製造業的式微不是新聞,工資下跌既反映鄰近地區廉價勞力造成的需求下降,亦反映了愈來愈少人入行。同樣是工資下跌,運輸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卻於12年間上升了三成,是需求追不上供應。進出口貿易及批發(不包括零售)的就業人數則跟其工資一樣穩定。

工運結果未可預料

相反,從2000至2012年,個人服務及社會服務與地產兩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升幅都接近50%,合共有近60萬人在該等行業工作。人多勢眾加上工資上升,反映了急速上升的需求。根據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最新數字,持牌人數已超過4萬人,可見買賣、保養和管理樓宇是香港的重要行業。

香港的貨櫃吞吐量曾經是世界第一,現在上海和新加坡已後來居上,短期內更極可能會給深圳「爬頭」,運輸業和進出口貿易業的命運會否如製造業一樣?碼頭工人站出來爭取加薪,證明這行業還有利可圖,但工運結果會否加快進出口貿易業和運輸業如製造業一樣北上,抑或進出口貿易公司將加快自動化的步伐來替代工人?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罷工的邏輯


2013年4月19日

我想跟讀者介紹一個非常簡單的遊戲,了解罷工背後的邏輯:

我跟你面前有1萬元,遊戲的玩法是兩人輪流提出分錢的方法,直到雙方達成協議。若果遊戲由我開始,我會先提出一個分錢的方法(例如我分9000元、你分1000元),你再決定是否接受;若你接受,錢就根據我提出的方法分配,遊戲亦到此為止;你若不接受,遊戲就到下一輪,由你提出分錢的方法。如此類推,遊戲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直至兩人有共識為止。

不過,枱面的1萬元會隨着時間的流逝愈來愈少,每過一輪遊戲,總獎金將少十分一。

遊戲有什麼結果?若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耐性,我會在第一輪提出一個分錢的方法,是分給你的錢將剛足夠令你不想繼續玩下去,遊戲因而將在第一輪完結。兩人中先提出分錢方法的玩家將分多一點,而若1萬元消失得愈快,先提出的玩家愈有優勢,分得愈多。遊戲的結論是,雙方都不會白白看着1萬元慢慢消失,將立刻達成「分錢協議」。

把1萬元變成資方的「暴利」,遊戲的玩家變成勞方和資方,以上的遊戲跟罷工的情況就非常相似。雙方未有共識,生產受阻,或生意流失到鄰近地區,資方「暴利」將隨時間減少,能分的餅變細了。

根據以上的邏輯,罷工只令雙方受損,理性的結果是立即達成協議,避免浪費。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在1932年的著作中正有如此的疑惑,不明白造成浪費的罷工行為何以會發生,是為希克斯悖論(Hicks Paradox)。

問題是,這個分餅仔遊戲雖然跟罷工有相似的地方,但其中一個假設卻有改動的需要。資方的「暴利」有多少,或有多少資源可以跟勞方「分享」,最清楚的可能是資方自己。

以今次碼頭罷工為例,外判公司上面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上面是和黃(013),一眾老闆銀包有幾深厚,勞方可能不太清楚。在分餅仔遊戲中,餅仔有多大只有一個玩家知道,另一玩家要「估估下」,遊戲的玩法就要複雜多了。

勞方罷工的目的,或許是要測試一下資方到底是否有利可圖,從資方的反應看清楚資方的真面目。資方若真的有利可圖,罷工對資方來說是重大損失,資方理性的回應是快快加薪縮短罷工時間;資方的「暴利」若果沒有那麼可觀,也就不介意罷工減慢生產,資方理性的回應是拖得就拖,最後稍為加薪了事。從資方的回應,勞方就可以更了解資方的實際情況,知道資方是龍是蟲。

勞資雙方正在博弈

不過,與此同時,資方本身亦有意以行動來迷惑對手,故意示弱扮窮,以讓勞方以為自己無利可圖;資方亦要考慮到妥協是開了壞先例,不利將來的經營。

套個大家都喜歡用的術語,勞資雙方正在「博弈」,勞方在探究對方的虛實,資方盡量不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虛實。
正如同欄徐家健數天前提到,今次罷工的另一個獨特元素,是香港的仇富(或仇李)氣氛;兩人在玩分餅仔遊戲,若果有第三個玩家在旁指責其中一個玩家,鼓勵及以物質支持另一個玩家對抗之,遊戲玩法就完全不同了。

漫長的一役後,若罷工只換來輕微的加薪,得不償失的是碼頭工人。他日工人生活如何,甚至有否為各種原因被解僱,善忘的港人還會有興趣理會嗎?政黨賺了曝光率和政治本錢,社運人士亦出力爭取過社會公義而感覺良好,但事過境遷,可會繼續關注碼頭工人的生計?勞資雙方面前的這個餅仔,是否都給政治的干預而少了一大截?一場罷工,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這一大串的問題,或要留待時間去解答了。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大財團壟斷引致貧富懸殊?(科技發展與貧富懸殊的經濟學.之四)


2013年4月18日


無可置疑,香港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透過堅尼系數,我們可量化一個地方貧富懸殊的程度,它是一個由0至1的指數,指數為0代表收入均等;指數為1時,代表收入極度不均;統計處數據顯示,香港稅前收入的堅尼系數由七十年代略高於0.4,大幅上升至千禧年後接近0.55【圖】,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很多人認為,目前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可歸因於數個大財團壟斷各行各業所致。眼看貨櫃碼頭公司管理層薪金與和黃(013)的利潤年年上升,工人薪金卻多年來都停留在一個「不足餬口」的低水平,最終引發工人罷工,很多有羅賓漢般「劫富濟貧」心態的年青人,當然看不過眼,出錢出力聲援碼頭工人。

關心社會當然是好事,但我們需要認清事實:收入不均日益嚴重只是由於大財團壟斷勞工市場?其實,收入愈趨不均和貧富日益懸殊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上周筆者在本欄指出,在1980年的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人工比沒有大學程度的低技術勞工只高出大概40%,但這大學溢價於1996年已大幅上升至超過60%。

就像很多其他貨品一樣,勞力的價格(亦即工資)高低,取決於供求的多寡。在很多發達國家或地區如歐美和香港,大學畢業生數目近年不斷增加,高技術勞工供應上升了不少,低技術勞工供應相對下降,這理應不會導致高低技術勞工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過,有兩個因素令香港和歐美等地的低技術勞工需求於這幾十年來大幅下降。

電腦取代低技術人手

第一個因素是上周筆者在本欄談到的電腦普及化。近40年來資訊科技不斷進步,令很多行業的生產程序大幅度電腦化,電腦和機器的出現,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低技術工種,令創造性含量較高的高技術工種相對變得更為吃香。同欄徐家健兄和筆者最近都曾分別指出,這個在行內被稱為「偏向技術密集工種的技術進步」(skilled-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是高低技術勞工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的一個元兇。

另一個低技術勞工需求下降的原因是全球一體化。交通和資訊科技發達令地球愈來愈平坦,國與國之間貿易的交易成本愈來愈低,同一時間很多發展中國家漸漸崛起,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個金磚國家便是當中的表表者。它們的崛起一方面為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帶來動力,一方面亦為發達國家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

金磚四國的勞動人口學歷普遍不高,在發達國家裏相等於低技術勞工。不過,對比在發達國家的低技術勞工,他們的工資更便宜,所以在這些國家對外開放和網絡科技漸漸發達後,很多發達國家的僱主都把大部分低技術工序外判到這些發展中國家。

其實早於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剛開始對外開放時,香港很多工廠的工序已經外判到鄰近的廣東省,有研究曾利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中國對外開放對香港工廠外判的影響【註】,發現香港廠商把很多低技術工種外判到內地,學歷較低的本地工人愈來愈不吃香。該研究指出,在本地的製造業,有中五學歷或以上的工人在整個行業的比率由1981年至1996年上升了超過一倍【表】!

可以想像,面對內地大量低學歷的勞工競爭,本地製造業低技術勞工的工資不會有太大升幅。於1981年,有中五或以上學歷的工人比較低學歷的工人工資平均高出39%,這中五學歷溢價於1996時已大幅上漲至52%【表】!

年青人關心社會是可喜的現象,但在街頭熱血時亦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弄清事實,分析因果。貧富懸殊和收入不均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縱合美國和香港的經驗,工序電腦化和外判成本下降是令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兩大主要原因,要「超人回水」可能是吠錯了樹。

註:Hsieh, Chang-Tai, and Keong T. Woo. 2005.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to China on Hong Kong's Labor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 1673-1687.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平坦世界與工種外判 (科技發展與貧富懸殊的經濟學.之三)


2013年4月17日


六、七年前,筆者當時還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院寒窗苦讀(說寒窗並不是誇張,當地氣溫最凍時可低至零下30度!),剛好因一點事而搬家;新屋裏因沒有如舊屋般預設了上網裝置,於是筆者和同房決定「湊錢」安裝上網必須的設備,由於大家對電腦都不大在行,在家裏搞了大半天還未能上網,於是我們便打電話到上網公司的客戶服務熱線求助,接電話的是一個操美國中西部口音的女人,她對我們的煩惱好像早已瞭如指掌,問過電腦的型號後便一步步教我們安裝上網的系統,十分鐘後便大功告成。

當時我們對電話另一邊的那位來自「中西部」的客戶服務員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讀了美國著名作家Thomas Friedman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才發現,這個操美國中西部口音的女人,極可能其實身處地球另一邊的印度,剛剛在那裏的訓練中心學得一口流利中西部口音的英語。

印度成外判熱門地

在美國,大部分客戶服務熱線的接線生工作已外判到印度。外判到印度的工種又豈限於客戶服務熱線?筆者的博士論文導師Tom Holmes曾經有一個研究項目,所需要的數據都藏在一大堆還未被電子化的文件內,在利用電腦分析那些數據前必須先把文件的內容輸入電腦;可以想像,在美國請一個大學生作為研究助理來處理這些文件輸入的工作,肯定是十分昂貴的,後來他想到把這個十分費時的工作外判到印度,費用只是在美國的五分之一!

正如Thomas Friedman所言,互聯網的發達令世界愈來愈平坦,發達國家裏的僱主因而可把一部分低技術和不需要面對面的工種外判到發展中國家;印度大部分人都能操英語,加上工資低廉,自然是外判的熱門地之一。

當然,不是所有外判的工種都像接線生這樣需要很強的英語能力,所以印度亦不是唯一的受惠於外判的國家。近數十年來中國對外開放,在2001年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出口歐美等國所面對的關稅因而大幅下降。

換言之,歐美等地的製造業工人在近年要面對數以億計來自中國的廉價勞工的競爭,結果怎樣?Tom Holmes和John Stevens曾對此作研究【註】,發現在很多需要大量低技術勞工的輕工業裏,來自中國的入口佔美國當地總入口比率在中國加入世貿後大幅上升,例如美國在1997年並沒有從中國入口電子、電腦產品,但在十年後的2007年,美國已有超過一半的入口電子、電腦產品來自中國。美國大量從中國入口貨品令美國製造業工人的職位不斷流失,從事電子、電腦生產的美國工人數目在這短短十年裏大幅下跌了接近七成,而一些從事紡織業的美國工人數目,更下跌了超過九成【表】!

年年加薪日子一去不返

資訊科技進步令地球愈來愈平坦,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亦漸漸對外開放,大量發展中國家的低技術勞工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將與發達國家的低技術勞工一起競爭。在低技術勞工供應大增下,香港和歐美等地工人面臨的壓力只會愈來愈大,而他們期望年年可加薪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註 Holmes, Thomas J., and John J. Stevens (2010):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the Plant Size Distribu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rade,"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0-30.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碼頭工潮這件事 (碼頭工潮的經濟分析.二之二)


2013年4月16日

一篇以「碼頭風雲牽動港人心」為標題的報道指出:「繫繩員梁先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在碼頭幹足24小時薪酬得1300元,價錢太低了,不如當洗碗工。」同一篇報道又指出:「薪酬雖然長期無改善,但始終是辛苦學來的技術,不易轉工。」【註1】

讀多少篇碼頭工人的辛酸感性報道,都不能令讀者明白基層工資停滯不前的根本經濟原因。痛罵無良僱主賺到盡的政客,可否向工人解釋一下為什麼全球的無良僱主只在以往大發慈悲?又請問今天高叫反霸權、撐工人的各方人士,為什麼香港「碼頭霸權」只在雄霸了貨櫃業多年後的今天才發難?昨天我在「碼頭風雲這齣戲」一文中,提出了過去數十年在機械自動化及全球化等環球大趨勢的帶動下,工資差距在不少發達國家不斷擴大。

看多少次馬龍白蘭度在《碼頭風雲》這齣戲的精采演出,亦不能讓觀眾了解碼頭工潮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聰明的《信報》讀者要提的問題是:為什麼今次的勞資糾紛會導致歷時逾半個月工潮的「雙輸」局面?如果當碼頭繫繩員真的不如當洗碗工,為什麼不乾脆去當洗碗工而要選擇罷工?早知轉工不易,「碼頭霸權」當初又是怎樣威迫利誘工人入行?

碼頭霸權剝削誰?

先嘗試回答第二個問題。今次碼頭工潮的罷工工人中,有相對是低技術工種的理貨員和裝卸工人。低技術工人工資沒有增長是世界性現象,跟僱主無良與否無關;但最基層的低技術工人可以做的工種多的是,當「碼頭霸權」要跟洗碗工的老闆競爭,即時霸氣盡失。

假如「碼頭霸權」有經濟學所謂的買方壟斷(monopsony),霸權有條件剝削的是,一些有經驗但一轉工便薪金暴跌的工人,碼頭的吊機手因此有可能成為被剝削的對象;但有經驗的吊機手在未有經驗時入行,怎會不預期一天將可能被剝削?

「碼頭霸權」要沒有經驗的吊機手入行,必須跟其他各行各業的老闆競爭,讓新人認為入行有「錢途」。年初加盟科技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皮薩里季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便曾指出,當有經驗的人才為霸權帶來更大利潤時,霸權反而會想盡辦法保證不去剝削有經驗的工人,在吸引生力軍入行之餘又不致人才流失【註2】。

我不排除現實世界可能有不顧聲譽的老闆,但除非他們認為吸引新人入行並不重要,長遠來說,聲名狼藉便請不到得力員工,最終自己受害。我不肯定碼頭霸權是否預期吊機將電腦化,因此不顧聲譽來剝削有經驗的吊機手;如果歐洲的一些半自動化碼頭預視了香港碼頭的將來,搞罷工、迫加薪只會加速碼頭機械自動化的步伐。

為何要罷工?

既然剝削工人一般對老闆「冇着數」,為什麼今次的勞資糾紛會導致「雙輸」的碼頭工潮?答案要追溯到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1932年提出的「希克斯悖論」。罷工是經濟難題,如果罷工和勞資談判的結果可以預測,勞資雙方大可提早達成協議,避免罷工對大家造成的經濟損失。

受到希克斯的啟發,當代解釋罷工的經濟理論,是基於工人對公司利潤的資訊不足。工人懷疑老闆賺大錢,於是透過表面上害人害己的按章工作、甚至罷工行動,來試探老闆有否加人工的本錢。罷工理論上有多個重要含意:罷工不是因為工人清楚知道老闆賺大錢;相反,工人對公司的利潤愈清楚,出現罷工的機會就愈低;當罷工對公司造成的損害愈大,罷工時工人得到的援助又愈多,工人罷工的機會就愈高。

我不清楚貨櫃碼頭公司的利潤是否比以前難預測,但貨櫃業跟製造業不同,公司沒有貨存來減低罷工引致的損失,所以罷工情況在貨櫃碼頭和航空公司等大型運輸服務業較普遍。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仇商仇富的社會風氣下,罷工工人較易獲得市民的精神及物質支持。《碼頭風雲》這齣戲在香港可以演下去,亦有賴政客和傳媒的推波助瀾。

如果最終碼頭工人加薪不多,工人可能得不償失;要是工人獲得大幅加薪,碼頭又可能加快機械自動化的步伐。這樣的碼頭工潮究竟為工人帶來了怎樣的抗爭勝利?

註2:Ioannides, Yannis M.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Monopsony and the Lifetime Relation between Wage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Part 1, Jan., 1985: 91-100.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碼頭風雲這齣戲 (碼頭工潮的經濟分析.二之一)


2013年4月15日


上周談到仇商仇富的言論,政客是元兇,但傳媒亦有責任。試想,富商一下子把貨價調高兩成,傳媒將怎樣詮釋?富商的解釋是「巧立名目」,不作宣傳是「悄悄加價」;經濟好時是「乘機加價」,經濟壞時是「趁火打劫」;事先張揚又如何?富商威脅如果顧客不肯就犯,就按章辦事起來,難保隨時缺貨。傳媒這時又會怎樣解讀這個商業決定呢?答案稍後揭曉。

馬龍白蘭度的「公民抗命」

轉個話題,最近碼頭工潮的新聞使我想起兩齣電影,年輕時很迷早期羅拔迪尼路的作品,看過不記得多少次的《狂牛》(Raging Bull),電影結尾主角對着鏡子模仿馬龍白蘭度在《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的一段讀白記憶猶新。若干年後在美國欣賞馬龍白蘭度於1954年的演出,再回想1980年羅拔迪尼路演繹同一段讀白:兩套以真實故事為藍本的黑白片,描寫的都是性格有種種缺陷的「反英雄」(anti-hero)怎樣面對困境。兩個過氣拳手,羅拔迪尼路飾演的拳王在擂台上一次又一次把對手擊倒,擂台以外他卻用同一雙手毀掉了自己的家庭;而馬龍白蘭度在戲中雖然因為打假拳錯過了挑戰拳王的機會,淪為碼頭工人的他,最後卻選擇在貪污腐敗的工會勢力下指證工會老闆的罪行。

奇怪的是,一些香港傳媒就最近碼頭罷工的感性報道,竟稱讚馬龍白蘭度在現實世界為印第安人土著爭取權益時,演出了真人版的《碼頭風雲》【註】。《碼頭風雲》是否反工會,今天影評界仍有爭議,但就算只是一個普通觀眾,也看得出以碼頭工會的貪污和暴力為背景的電影,歌頌的不會是碼頭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鬥爭。

現實世界中的馬龍白蘭度,從黑人民權運動到原住印第安人民權運動,爭取的都是反對種族歧視等普世價值,而非什麼反階級剝削。我惟有推論,作這種報道的傳媒人對馬龍白蘭度的認識,只限於這位扮演過碼頭工人的荷里活大明星,曾參與過抗爭運動。至於什麼運動?工人運動和公民運動分別不大!

這樣的報道即使未算煽動仇商,手法亦很有黃色新聞的味道。

回說問題的答案,按章辦事的商業決定,罪名可以是「囤積貨品」。假如超市霸權這樣做,不敢想像市民看了報道後反應將是如何。然而,當供應者是工人而非富商,賣的不是百貨而是勞力,按章工作和罷工等減少勞動力供應的工業行動,在傳媒眼中即時變得有理有節。

十幾年冇加薪因僱主無良?

我不是說碼頭工人要求加薪無理,但只有濫情不顧傳真的傳媒文化,實在太泛濫。我亦沒有否定老闆都想賺到盡,但你又可曾見過拒絕老闆加薪的工人?現在輿論普遍認為罷工的主要理由,是十多年來碼頭工人的工資一直未有增長。工資只許上升又是什麼經濟邏輯?

無良僱主最希望的是,工資不付工人仍為他賣命。一位五年前從地盤轉來碼頭工作的罷工工人在一篇訪問中透露,他的月薪是28600元。

無良僱主再無良,在勞動市場的競爭下,工資還是要付的,問題是工資沒有增長,是因為今天的無良僱主比十年前的更無良?還是今天的碼頭霸權比十年前的更霸權?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工資在市場競爭下跟其他貨品價格一樣,受着供求影響可升可跌。當需求減少或供應增加,價格自然下調。

我和梁天卓教授多次在本欄提及的「偏向技術人力的技術進步」(skilled-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在過去數十年大大增加了學歷高的技術人才需求,但同時使一些基層勞工成了輸家。即使沒有無良僱主,碼頭進行機械自動化與否,機械自動化的存在已對工資造成壓力。即使香港真的出現壟斷,本地的港口業務仍是要跟其他機械自動化或工資低的港口競爭。今天香港的港口業務未見收縮,可能正正是因為本地工資還未急升。

所謂的真人版《碼頭風雲》,是香港一些政客和傳媒抽馬龍白蘭度水之作。傳媒要老闆去演無良僱主這個角色,無助社會了解貧富差距的經濟原因。搞不清楚工資停滯不前的原因,以仇恨代替分析,或許能幫工人出一口氣,但幫不到工人改善生活。正如羅拔迪尼路在《狂牛》的第一幕說過:That's entertainment!

註 http://thehousenews.com/personal/馬龍白蘭度的公民抗命/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Monday, April 15, 2013

沙士令樓價跌多少?


2013年4月13日

昨天回顧了沙士對香港宏觀經濟的影響,結論是衝擊短暫,到2004年整體經濟已回復到沙士前的水平。從宏觀轉到微觀,今天我們來看沙士對樓市的影響。

沙士對樓市的影響應從何計算起?我們把沙士前後的樓價比較,不就可以找出其「影響」嗎?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又或者參考中原地產的樓價領先指數,比較沙士從開始到結束,樓價平均下跌了近一成。

這個計法忽略了其他因素對樓價的衝擊,錯誤地假設沒有沙士樓價便將風平浪靜。當年樓市價格不斷下滑,沒有沙士,跌幅可能少些,把一成跌幅都算在沙士頭上是歪曲事實。情況就如把樓價跟特首上任日期放到圖表中,讀者見到自梁特首上任後,樓價一直上升,心理上將把兩件事扯上關係。正確的問法是:若果梁特首沒有上場,樓價將如何?到底會升少些還是升更多?不過,問題雖然正確,要回答卻不容易。

人命經濟價值偏低

一項研究利用屋苑數據解決了以上的困難【註】。沙士襲港時,不同地方的災情分別可以很大,1755個染病者的分布極不平均。直到今天,一提到淘大花園,讀者都可能會聯想到沙士,但當年的不少地區卻完全沒有案例。該研究利用44個屋苑不同的災情,從而推算出沙士影響的輕重(如屋苑的感染率、有關屋苑的傳媒報道等)如何影響樓價。
研究發現,沙士對樓價的影響非常輕微,有病發個案的屋苑,樓價平均下跌不足3%,即當時的樓價下跌大部分跟沙士無關。

研究更從死亡率和樓價下跌推算出「人命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 of life),發現「人命經濟價值」充其量只有100萬美元,遠低於一般近千萬的估值。

何謂人命經濟價值?若你有兩個單位選擇,兩者特徵完全一樣,但其中一個感染沙士的機會要高一點,單位要減多少價才令你對兩單位一視同仁?減了的價錢,加上染病的機會,就可計算出你對人命的估價。偏低的估值,反映的是,樓市對沙士沒有反應過敏,甚至有點反應遲鈍。

樓價雖跌幅有限,但沙士對交易量的影響要比對樓價的影響大很多。下跌的原因,或許是疫情嚴重,令大家不敢睇樓,以免睇出禍來;大家應記得,當時政府每天公布所有有病發個案的屋苑名單,屋苑是否榜上有名是公開資訊。不過,把上榜和沒上榜的屋苑比較,交易量的變化其實分別不大,不敢睇樓似乎不是交易量下跌的主因。

損失規避令交易量降

交易量大跌,研究提出的解釋之一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損失規避是行為經濟學中的概念,簡化點說,形容的是怕蝕底的行為,即對個人來說有損失比有着數重要得多。舉個例說,你某夜買了500元車路士主場贏波,根據損失規避的概念,不同的輸法將帶來不同的痛苦程度:若車路士首先領先一比零,但給後來居上輸一比二,這為你帶來的痛苦,將比車路士先輸兩球後追回一球的要大;同樣輸了500元,兩者的分別是前者有如從你手中搶走獎金,後者卻由始至終令你有個期待。

沙士期間交易量少但價格沒有大跌,可能是賣家有損失規避的傾向,不想有損失而叫價太高,寧願乾等也不肯割價出讓。不過,行為經濟學至今仍未被廣泛接受,不少經濟學家更視之為異端邪說。想多了解的讀者可找如Dan Ariely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2008)等入門書籍了解。

我認為,更簡單的解釋是沙士帶來的不確定性,就如擔心政府會不會有奇招推出,令買賣雙方都按兵不動,加上少出街少機會「中招」令睇樓意欲大減,交易量於是下跌。此外,市民大都預期沙士的影響短暫,樓價跌幅因而有限。
跟沙士時相反,今天樓價高企,若果H7N9不幸成了「沙士第二」,其對樓價的影響可有不同?但願我們不會知道答案!

註 Grace Wong, "Has SARS Infected the Property Market?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 74-95.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回望沙士的經濟影響


2013年4月12日


近日禽流感在內地再次出現,令港人聞H7N9而色變,既害怕內地遊客把病毒帶來香港,又擔憂信譽不太好的特區政府辦事不力;想當年非典型肺炎(沙士)震撼世界,香港是重災區,人均死傷數字驚人。所謂「見過鬼都怕黑」,事隔十載,今天港人聽到什麼傳染病,擔驚受怕是正常反應。

沙士肆虐香港當年,筆者才大學三年級,猶記得在香港大學梁球鋸樓上課時,人人戴口罩,氣氛荒謬又詭異,成了我在港大的最後回憶。H7N9或許是虛驚一場,但天意難測,回首過去實有其意義。今天要介紹給讀者的是,港大經濟系邵啟發和王于漸兩位教授在沙士襲港一年後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容集中探討沙士為本港帶來的經濟損失【註1】。

宏觀經濟損失有數得計

當年沙士令1755港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65歲以上的長者佔了大多數。死者已矣,人命的損失、親友的創傷難以計算,康復者的後遺症亦不容忽視;此外,港人在沙士爆發期間所承受的心理負擔,以及全城花在防疫的時間、資源,算起來更是天文數字。這些損失雖然巨大,但不易算得準確。相反,兩位教授計算沙士對本港宏觀經濟的影響,卻比較容易「有數得計」。

沙士襲港前,香港經濟正處水深火熱之中:樓價自1997年開始一直插水,2002年失業率更超過7%,加上通縮和低實質增長,外界一致看淡經濟前景,沙士的到來可謂雪上加霜。研究指出,沙士的最大影響在於消費和服務出口;沙士是傳染病,市民出外可免則免,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門可羅雀,難得有人行街購物。消費到底跌了多少?

最差的時期為2003年年初,好幾個月零售數字按年下跌了一成多,要到2003年7月才見有復蘇迹象。文章內提及一些個別行業的例子,如佐丹奴(709)在2003年4月初的生意少了約三成,戲院生意在同月亦少了一半。

航空和旅遊是香港的重要服務出口,受沙士的打擊也最嚴重。香港的航空業務有多繁榮?2012年香港國際機場全年約有5600萬人次離境或入境,即平均每天有10萬多人出入,養活了機場6萬多名員工。回頭看2003年,4月至5月低谷時,每天只有不足1萬人次出入,只是今天數個百分點。旅客減少,受影響的除了航空業,還有香港的酒店業:同期的酒店入住率不足兩成。

公開資訊有助抑制疫情

消費減少加上出口下跌,是所謂的需求衝擊(demand shock),結果是總體經濟活動放緩令失業率上升。根據統計處已修訂的數據,2003年第二、第三季的失業率都在8%之上,比今天的美國還差。猶記得當年即將畢業的同學找工作非常困難,月薪不足8000元的「筍工」,多如天上星。

不過,當年香港經濟的活力驚人,一場長達十個月的浩劫,不用數月經濟已完全恢復。到了2003年第四季時,消費、出口強勁反彈,旅客數量、酒店入住率在8月已回復正常,失業率到2004年時亦回落至7%【註2】。沙士期間不少市民延遲消費(如車、樓等耐用品),抱持觀望態度,沙士陰影一去,自然大量入貨,補購早前未購的東西。

歷史有什麼教訓?沙士的經濟影響來得快、去得快,靠的是香港政府把資訊公開,既詳細教育市民如何防範沙士,亦一五一十的把感染、死亡數字展示人前,不隱瞞疫情。公開資訊有助抑制沙士擴散,資訊亦能使香港市民及外國人對政府有信心。

2003年8月再沒有公布沙士新症,經濟復蘇靠的是市民及遊客相信政府所言非虛,認同一切已回復正常。若香港政府當年「收收埋埋」,除了可能有更多市民因沙士而死,事後亦要更多時間才能令遊客、消費者相信沙士已成過去。沙士的經濟影響有限,正因為當年大家對政府還有點信心。

大吉利是問句:若然H7N9成了沙士第二,市民對現屆政府有同樣的信心嗎?

註1:Alan Siu and Y.C. Richard Wong:"Economic Impact of SARS:The Case of Hong Kong," Asian Economic Papers, 3(1), 62-83.

註2:當年不幸要畢業的學生,前途發展或多或少受影響,後遺症可能延續至今。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5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世界好像很亂,連一向有板有眼的經濟指標都亂起來了。量度美國以至全球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簡稱EPU指數),未有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