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8, 2013

非誠勿擾與中國超高儲蓄率


2013年3月27日
梁天卓 經濟3.0

現今男女遲婚現象愈來愈普遍。根據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愈來愈多的青年、甚至中年男女從未結婚【表1】:20歲至30歲而又未婚的比率由2001年的75%,大幅上升至2011年的接近90%,其中以女性的未婚比率升幅比較高,由2001年的69%,上升至2011年的87%。當然,30多歲才結婚的大有人在,但是30歲至40歲未婚人口的比率在這十年亦有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01年,只有大概三成左右的30至40歲人士從未結婚,但是這未婚比率在2011年已大幅上升至超過四成。

十個30多歲的人中,有四個還未結婚,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當然,當中有一部份是享受獨身,但相信其中有很多卻在苦惱為何緣份遲遲不降臨在他或她的身上,為何他總是遇不上他的夢中情人,她又總是碰不到她的Mr. Right。大量「心急男女」的出現,令香港的「相睇」服務大受歡迎,連帶令一些相睇節目亦很容易成為話題,去年無綫的《盛女愛作戰》便是一例。

一孩政策與終生幸福

男女遲婚不是香港的獨有現象,內地的年青男女似乎比香港更着急,江蘇衛視的皇牌相睇節目《非誠勿擾》自2010年開播以來,收視一直在內地各個衛星電視節目中名列前茅。

內地的相睇節目比在香港更受歡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其中一個可能性是源於一孩政策。我在上周提到一孩政策令父母在獨生子女身上投放大量資源,以確保他們成績優秀。其實,除此之外,一孩政策亦令父母異常緊張子女的終生幸福,很多時候,當獨子還是20出頭,大學剛畢業,只要他還未拍拖,父母便會立刻替他作媒,四處打探好女孩的芳蹤,以確保獨子能及時找到好媳婦。

除了替獨生子女作媒之外,父母還很捨得花錢在子女的終生幸福上。在中國的傳統習俗裏,結婚時男方需要向女方付禮金,很多獨生子的父母因此會在獨生子娶媳前非常節儉,以應付女家的禮金要求。

男多女少與儲蓄誘因

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和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教授曾對此作出研究【註】,他們發現子女的成長和未來是父母儲蓄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其中接近8成的父母表示,子女教育是他們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有3成獨生子的父母因為要應付娶媳婦的禮金而儲蓄,而不需付禮金的獨生女家庭中,只有不足2成的父母因為子女將來結婚的花費而儲蓄【表2】。

獨生子父母儲蓄的誘因比獨生女父母高,其實不足為奇,魏教授和張教授的研究有趣之處是,他們發現一孩政策推高了獨生子父母的儲蓄誘因,間接解釋了中國近二十年來的超高儲蓄率。他們的推論是這樣的: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科技的發達令很多父母在懷孕初期便知道胎兒的性別,一孩政策的實施令很多BB女的父母選擇墮胎,最終令內地的男多女少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中國的男女比例為1.13,即是每100名女性便有113名男性,在全球名列首位)。當這些獨生子女長大成人後,獨生子泛濫變相令獨生女更有市場,獨生子的父母亦因而需要更節儉,付出更多禮金才能「打動」好媳婦的父母。魏教授和張教授認為,一孩政策引致的男女失衡可以解釋大部分中國近二十年的家庭儲蓄率的上升!

男女失衡是否能解釋大部分中國的高儲蓄率在學界仍有爭議,例如很多國家如歐洲的格魯吉亞的男女比率亦很高(1.11),接近中國的1.13,但當地的儲蓄率非常低,只有大概10%,遠低於中國的50%,因此,很多經濟學者對一孩政策是否可以解釋大部分中國奇高的家庭儲蓄率十分存疑。

不過,假如魏教授和張教授的結論可信,將來中央取消一孩政策,可能令內地的儲蓄率大幅下降,對內地、香港,甚至全球經濟都有重大的影響。

註 Wei, Shang-Jin and Xiaobo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 and Saving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pp. 511-564.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頻譜重拍利與弊 (頻譜拍賣真的促進市場競爭? .二之二)


2013年3月26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不容易否定香港從來沒有高地價政策這回事。試想,如果今天政府建議三年後收回市面上部分租出批出的土地重新拍賣,其中包括三分一個太古城和美孚新邨,對樓市有何影響?

收回土地重新拍賣固然是個極端的比喻,雖然《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只是一份不時檢討及修訂的常設文件,但當提及頻譜使用權時,文件強調「有關人士不應對牌照或指配期獲得續期,或對牌照或指配期獲得續期的優先權,有任何合理期望。」然而,業界人事卻聲稱港府過往的政策是只要電訊商有充分利用頻譜便獲續牌,四大電訊商於是聯署要求召開聽證會向立法會解釋重新拍賣頻譜的利弊。

頻譜再分配的外國先例

昨天談及「高頻譜價政策」與「高地價政策」無異。生產過程中任何「中間投入」(intermediate input)的成本增加,最後都會部分、甚至全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可供建樓的熟地供應對樓市的影響如是,頻譜供應對提供電訊服務的影響亦如是。今天社會才討論「重拍頻譜的利與弊」,反映了三年後重拍與否,原來尚有討論空間。「重拍與否」這樣的不確定因素已是現今頻譜政策的一大弊病;中間投入的供應變得不穩定,只會削弱生產商的投資意欲,包括中移動的各電訊商對重拍頻譜的態度是容易理解的,以陰謀論去臆測港府動機,對分析重拍頻譜的經濟效果亦幫助不大。

重拍頻譜的爭論,其實不是香港獨有。頻譜拍賣始於上世紀90年代,隨着不少在90年代初分配的GSM牌照15年後在歐洲各國紛紛到期,一些負責制訂頻譜政策的政府官員對怎樣再分配又舉棋不定,有關的政策討論在歐洲吵得比香港更激烈。

一些國家傾向以不同年期與電訊商續牌,一些國家提議把所有頻譜收回再拍賣,一些國家則採用類似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提出的中間方案,把一部分牌照收回再分配,另一部分讓原有的電訊商優先續牌。德國、法國和紐西蘭等國家就各有不同的中間方案。

通訊事務管理局指出,拍賣為行之有效的指配頻譜方法,目標是把頻譜指配予最能善用頻譜的流動網絡營辦商,為消費者帶來更大裨益。實際上,如果拍賣的目標不是為政府賺到盡,這個說法應用在新發放的頻譜還勉強可以成立,但應用在重新分配舊頻譜,我們對其成效所知根本不多。

頻譜拍賣有三大好處:首先,價高者得容易讓最能善用頻譜的電訊商投得頻譜;第二,拍賣有助減少貪污舞弊等尋租活動;最後,拍賣收入往往比政府抽稅帶來的社會浪費為少,第三個優點,在今天庫房水浸的香港並不重要。至於尋租活動,在政策未有定案前,現在持有3G頻譜的本地電訊商和有意加入的新企業都在試圖影響政策。

在今天電訊市場的競爭環境,重拍頻譜的主要好處,是可能引入更有效率的電訊商。

規管須知好與壞

重拍頻譜亦有三個壞處:首先,借用「高地價政策」的邏輯,如果重拍的成交價高於續牌費用,部分高出的頻譜成本難免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再借用樓市的比喻,如果你正租住太古城一個單位,給你一個美孚新邨的車位有用嗎?這個看似誇張的比喻恰當與否,在於不同頻譜之間的互補關係(complemenatarity),互補可以是地域性的、或是相近的頻譜使用起來效率較高。我沒有香港的相關資料,只知美國不同頻譜的地域性互補是重要的,就如太古城單位跟太古城車位才有互補作用。

除了互補作用外,還有投資意欲:假如你知道明年業主可能不跟你再續租約,你今年會大搞裝修嗎?同樣道理,電訊商對未來頻譜的使用愈不確定,亦愈難對好像增加發射站等的投資作出決定。

互補與投資的問題,歸根究底都是合約問題。若果頻譜可以在私人市場自由租出甚至買賣,互補與投資衍生的問題都不難透過市場解決;但當頻譜交易有自由市場,重拍與否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徹底的解決方法是,拍賣時賣斷新發放的頻譜,然後容許電訊商把不同頻譜在市埸上自由組合。但當港府喜歡左規右管,規管得好就得仔細比較重拍頻譜帶來的好處和壞處。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15億頻譜拍賣收入的啟示 (頻譜拍賣真的促進市場競爭?.二之一)


2013年3月25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上周的頻譜拍賣是政府自2001年來的第八次,庫房進賬超過15億元。今次拍賣結果所釐定出的頻譜使用費,較2001年為相同頻帶拍賣的高出約80%。香港頻譜以「同時多輪增價」方式拍賣,這個名堂有點嚇人的拍賣方式,可能將用來重新分配於2016年到期約三分一的3G頻譜。

先申報利益,我去年曾為英國流動電訊商沃達豐(Vodafone)撰寫一個有關新興市場頻譜政策的學術報告,現在跟電訊商已沒有任何利益瓜葛。當時我指出,特別在法制還未完善的新興市場,以公開拍賣方式分配頻譜,比抽籤和「選美」般的聽證會等方法容易避免貪污舞弊。更重要的是,透過清楚界定產權的拍賣規則,減低了因時制宜的規管風險,有助加強電訊商投資的信心。

不過,我亦同時強調,政府不要只顧增加頻譜拍賣的收入,因為過分依賴大上大落的拍賣收入,不但有礙政府運作,更隨時導致市場競爭減少,最終令消費者受害。

頻譜政策非為增加收入

同欄研究工業組織的專家梁天卓,數周前清楚解釋了外國電訊商合謀壓價的種種方法,名稱嚇人的「同時多輪增價」拍賣方式,正是通訊事務管理局用來防止競投者串通操控拍賣的精心設計。為防止串通操控拍賣做工夫是值得嘉許的,但根據《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本港頻譜政策和管理工作的首要目標是「促進以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方法運用頻譜,以期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另外,按頻譜管理的指導性原則,「當電訊局長認為非政府服務提供者很可能對頻譜有競爭性的需求時,當局傾向採用市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頻譜,除非有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則作別論」,當中提及的「市場主導的模式」,就是指藉市場力量去確保頻譜這公共資源有效運用的方法。

於是,「傾向採用市場主導的模式」是手段,目標是「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記住了,頻譜拍賣的目標並非增加政府收入。

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官員強調拍賣是一個公平、公開和最合乎經濟效益的頻譜分配方法,這一點不容易否定。經濟學家花了半個世紀研究拍賣,我亦寫過兩篇有關的學術文章,但這些文章集中討論的,都不是怎樣的拍賣方式可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而是什麼拍賣方式可令賣家賺到盡,這個傳統或多或少影響了學界對政府有關頻譜分配的建議。

賺到盡拍賣不利消費者

麵粉貴,麵包怎會便宜?不知道這是香港廣大市民的幸還是不幸,我們比任何經濟學者都容易體會到賺到盡的拍賣,不一定符合整體經濟效益。我們當然記得香港一直是透過公平公開的方式拍賣土地,但我們會認為香港高地價政策的目標是為社會帶來最大福祉嗎?談經濟效益,談的不應只是拍賣土地的經濟效益,還應考慮最終整體房地產市場的經濟效益。高地價政策,一方面是限制土地拍賣的數量,一方面是不容許地價過低。結果是,公開拍賣的土地數量不多,偶然還有流拍的情況。

前周本欄樓市專家曾國平推算的140方呎人均居住面積是否社會的最大福祉,大家心中有數。如果我們認為,香港地住得又貴又細,是與公平公開但又不肯賺少些的土地拍賣有關,我們不能不問:3G頻譜重新拍賣在增加政府收入之餘,會否損害香港社會的福祉?

近數年外國學界終於開始意識到,賺到盡的頻譜拍賣不是硬道理。行內著名的例子有土耳其的頻譜拍賣,政府為了增加收入,規定以第一次拍賣的成交價,作為第二次拍賣的底價,結果是第一次拍賣以天價成交,第二次拍賣在缺乏競爭下電訊市場最終被壟斷。比利時和希臘的個案,是政府以抬高底價增加收入,最後導致頻譜發牌減少。其他例子還有限制牌照數量、給予小公司優惠、淡市時延遲拍賣等,都是為了增加拍賣頻譜收入,卻成了「電訊霸權」的幫兇。相反地,增加頻譜供應量和引入更多競爭,才是保障消費者在電訊市場利益的不二法門。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從惡匪理論看香港


2013年3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介紹了奧遜(Mancur Olson)的「惡匪理論」,解釋了流匪(roving bandit)和固匪(stationary bandit)的分別。

流匪者,打游擊也,見東西就搶,村民因擔驚受怕,不知流匪何日再來「光顧」,故不敢積極生產和投資;固匪者,扎根一地之山寨王也,搶掠行為被美化為「徵稅」。固匪私心所及,反而不會竭澤而漁,不會把村民財產搶個清光,使村民能放心生產,從而擴大固匪的「稅基」;只要有利可圖,固匪更會自掏腰包投資公共設施,以打造更理想的生產環境。

兩種盜賊同樣自私,同樣以搶掠為生,但由於面對的局限不同,流匪「掠無定所」,固匪更「屯地而掠」,兩者的搶掠行為因而有異。

奧遜屢次提及他學生時代讀到的一本有關意大利窮鄉僻壤的書【註1】。書中提到一位村民的偉論:「由於天下為皇帝所有,所以帝制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皇帝如業主,如家中電線出問題,皇帝會出手搞定啊。」(Monarchy is the best kind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 King is then owner of the country. Like the owner of a house, when the wiring is wrong, he fixes it.)

這位「保皇派」的理論跟昨天提到馮玉祥的例子一樣,牽涉到的是獨裁者的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獨裁者是自私的,但為了保持皇室財源滾滾來,人民的福祉給包容在皇帝的利益之內,於是皇帝不能對人民太差!(順帶一提,同欄的徐家健跟其老師Casey B. Mulligan最近的一篇文章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Monopoly中,亦有類似的結論;為同欄作者賣廣告,正是我的包容利益也。)

英治下的「包容利益」

惡匪理論可應用在香港過往的經濟發展嗎?

英治時期的香港得以繁榮,從惡匪理論看是拜英國政府的包容利益所致。不久前讀了在香港出生華人學者曾銳生著的《香港現代史》【註2】,旁徵博引的分析了在香港的英國官員的管治理念。貫穿其中的是,香港作為重要的港口,為照顧英國商人的貿易需要,港英政府只需要盡力維持香港的穩定和安全,其餘的都是次要。

該書提到,共產黨1949年建政後,大量難民為逃避共產政權來到香港,隨着共產政權的鞏固,跟19世紀時的難民潮不一樣,這批難民大部分都不想回流,選擇定居香港。當時的港督葛量洪為應付難民的就業問題,開始發展香港的工業。

港英政府發展工業,不是出於善意為港人謀福祉,為的只是保持香港維持穩定,讓英國人在香港的利益可以延續。英國人出於包容利益的考量,間接令不少香港的30後、40後「有飯開」。

回歸後的香港又如何呢?讀者都記得前特首董建華的名言:「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董建華相信沒讀過奧遜的著作,但其說話包含着的是同樣的道理。就算中央領導人的行事以私利為先,對香港沒有一絲「情感」,但若香港的繁榮與安定於中央政府有利,中央在推出任何有可能影響香港繁榮與安定的政策前,還是會顧及香港人的利益。

香江三寶要守穩

問題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為何有包容利益呢?依我看來香港靠的是三個條件。

第一,香港仍是世界級的重要商業中心,有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財金制度,令國際投資者有信心,由於不少中國企業要來港集資,香港給搞垮了,對中央沒好處。

第二,由於有較健全的私產制度,內地不少要人的身家都投資到香港的股票和物業市場去。

第三,香港的高等教育有信譽,是內地生爭相報讀的對象,不少內地高才生更從此定居香港,發展他們的事業。

靠這三件法寶,「香港好,中國好」,中央對香港才有包容利益,才會努力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註1 請參考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September 1993, 567-576.

註2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2007, I. B. Tauris;筆者引用的是書中第12章。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March 22, 2013

惡匪也有行善時


2013年3月22日
曾國平 經濟3.0

年前讀著名軍閥馮玉祥自傳《我的生活》(北方文藝出版社,2010年),手不釋卷。姑勿論其內容是否可靠,其描述之生動、故事之曲折離奇,對軍閥歷史有興趣的朋友不可不讀。

書中提到自民國成立後,馮玉祥參與剿滅起源於河南一帶的「白狼起義」。白朗是當時的綠林悍匪,靠四處流竄半打半搶跟政府對抗。一般說法是,白狼是白朗這名字以訛傳訛得來的,但唐德剛於《袁氏當國》(遠流出版社,2002年)亦指出,白狼可能是來自「八郎」(楊家將有七郎,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無論白狼或白朗,事實是馮玉祥因為剿滅白狼有功,得到當地村民所擁戴。

固匪重民生 流匪愛私利

白狼是悍匪,馮玉祥是軍閥,本質上分別不大。悍匪間中打家劫舍,軍閥也要靠苛捐重稅支持,好不了多少。為何村民會如此擁戴馮玉祥,卻聞白狼而色變?

提出這有趣問題的學者不是史家,也不是政治學者,而是經濟學家奧遜(Mancur Olson,1932-1998,其名讀音如man-sa)。奧遜在政治經濟學上曾作出十分重要的貢獻,成名作是1965年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今天我要介紹的不是奧遜這本成名作,而是其晚年的理論【註】。話說奧遜讀到一本有關馮玉祥的英文傳記,看到剿滅白狼一事,心生疑惑,不明白為何村民對兩種惡霸的觀感有如此大的分別。

為何村民對兩種惡霸的觀感有重大分別?受馮玉祥剿滅白狼一事得到啓發,奧遜的晚年都為解答問題用功。為解答問題,奧遜提出了兩個概念,一為「固匪」(stationary bandit),另一為「流匪」(roving bandit)。固匪者,就如剛才提到的馮玉祥,獨霸一方,有權力向村民徵稅,亦有動機去趕走入侵者;流匪者,就如剛才提到的白狼,間或以暴力到處向村民搶資源,搶掠過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留待下次有需要時再來搶掠。兩者向村民搶掠資源的本質一樣,但前者佔着一固定的地盤作為搶掠的對象,後者卻是流竄式的四處搶掠。

奧遜假設兩種惡霸行事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私利,但兩者的掠奪行為卻有重大分別。流匪的掠奪像蝗蟲一樣,所到之處均被搶掠一空;被搶掠的村落或許會恢復過來,但村民由於擔憂不知流匪何時再來光顧,因此村民不會作太過長遠的投資,以免下次再給一把火燒掉。流匪關心的只是村落有沒有東西可搶,懶理村落的發展如何。

「包容利益」行為變愛民

相反,同樣自私的固匪考慮的就不一樣了。面對手無寸鐵的村民,固匪大可把村民的所有搶個乾淨,抽百分之一百的稅。不過,固匪這樣做沒有好處:若見東西就搶,村民只會消極對抗,盡量減少生產,整條村落只會落得一窮二白,固匪也就抽無可抽,和村民一同捱窮。

固匪為了私利,不會抽百分之一百的稅,而是降低稅率,以鼓勵生產及投資。例如,把苛捐重稅由百分之九十五降至九十,村民所享用到的增加了一倍,村民會因此增加生產和交易,固匪收到的稅項要比在高稅率時多。此外,固匪更有動機自掏腰包,給村落進行基建投資,修一下橋、建一下路,以令村民多加努力,固匪的收入就更為可觀。還有,保障村民的安全,抵抗外來的侵襲,也成了這位自私的固匪的份內事。

固匪的所作所為全由私心而起,但其私心卻引導出勤政愛民的行為,奧遜稱之為「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由私心而起,希望別人好令自己也好,把別人的福祉都考慮進去,是為包容也。流匪對村民沒有包容利益,行為於是不一樣。

除了馮玉祥,奧遜亦以罪犯作例子,解釋流匪和固匪的分別。小偷在某城市行動,打家劫舍當然是搶得就搶,不會留下餘地。相反,若果小偷成了某城市的黑社會頭子,就不會搶得就搶了:收取有限的保護費,保障市民免受其他惡勢力侵擾,好讓市民安心做生意,百業興旺,這位黑社會頭子的收入將更可觀。同一個自私的惡霸,在不同的局限下其行為亦隨之而截然不同。

註:奧遜有關此問題的著作甚多,比較淺白的是其死後出版的《權力與繁榮》(Power and Prosperity)(由Basic Books於2000年發行)。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港童問題 緣於獨生?


2013年3月21日
梁天卓 經濟3.0

本欄昨天談到,中央政府最近開始放寬執行部分的計劃生育政策,容許個別夫婦多生一個小孩;如果中央政府現在取消一孩政策,雖然對中國未來二十多年的勞動人口下跌於事無補,但在二十年後卻可望延續其「人口紅利」,撫養比率亦可逐漸提升,子女不用獨自承擔父母退休後的生活開支,政府亦不用擔心退休保障支出將令其財政入不敷支。

取消一孩政策還有一個好處:小孩有「公主病」或「王子病」的機會將大幅減少。相信各位讀者都對內地一些「富二代」或「官二代」在內地橫行霸道的新聞時有聽聞,兩年多前李剛的那位公子在車禍傷人後仍然口出狂言,只是眾多同類事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父母溺愛嬌生慣養

其實不只在大陸,在香港很多小孩也有所謂「港童」現象,令很多父母為之頭痛。「港童」泛指一些嬌生慣養和自理能力低的小孩。如果以「港童」為關鍵詞在網上搜索,讀者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新聞和影片,有些是描述「港童」的自理能力低下,例如煮公仔麵時連包裝紙一併放到沸水中;另一些講述「港童」如何不懂禮貌,例如筆者在網上找到一段影片,片中的小孩(應該是獨子)因為不想出門,不滿父母帶他外出午膳而在商場裏大叫大嚷,途人雖有「路見不平」者,卻被他以粗口「問候」【註1】。

「港童」和大陸的公主王子多是獨生小孩。在內地,獨生小孩多是因為有一孩政策,在香港那麼多獨生小孩則是因為供養小孩的費用高昂。

無論如何,獨生孩子的父母都會把龐大資源投放到小孩身上。筆者的「老闆」、中文大學經濟系系主任張俊森教授和耶魯大學的Rosenzweig教授曾對一孩政策的影響作出研究【註2】,結果發現大陸的孖生小孩父母投放到他們的資源比獨生小孩為少,令孖生小孩的學業成績比獨生小孩的差。

雖然只生一個小孩可集中父母的資源到獨生小孩身上,可是這決定卻會引伸出很多其他問題。很多人認為,20、30年前香港並沒有這些「港童」現象,是因為以前的小孩都有很多兄弟姊妹,父母不會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到一個小孩的身上,換句話說,父母不會過分溺愛小孩。正因為父母的愛是「稀有品」,兄弟姊妹間或明或暗都會互相競爭,希望在父母面前爭取表現,從而獲取更多父母的愛。在競爭約束下,小孩的行為便不敢太放肆,久而久之,循規蹈矩成了小孩行事的習慣。

有兄弟姊妹才健康

筆者有兩個年紀相若的妹妹,作為一個心地邪惡的壞哥哥,筆者小時候經常認為她們礙手礙腳。據母親大人轉述,當兩位妹妹只數月大、筆者還是兩歲左右時,筆者因為不耐煩她們在床上大哭大叫而一腳把她們踢到地上,事後當然被痛罵一頓。

此外,筆者經常借機欺負兩位妹妹,但她們一句「我今晚話畀媽咪聽」卻有如觀音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樣,令筆者從小不能為所欲為,亦不敢太放肆。

有關「港童」的新聞近年愈來愈多,當然我們不能以偏概全,把「港童」的成因完全歸咎於「獨生」所導致。同欄的徐家健兄便曾撰文,利用自身經歷說明父母身教對小孩成長的重要性。

話雖如此,有兄弟姊妹的童年相信對小孩的成長,絕對有一些正面的影響,如果中央政府沒有實行一孩政策,「李剛」或許也不會聞名全國。


註2 Rosenzweig, Mark and Junsen Zhang, (2009)︰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weight, and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3), pp.1149-1174.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央應否取消計劃生育?


2013年3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執筆之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正在北京舉行,其中重點當然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毫無難度地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領導中國在未來五年(應該是十年)保持着強勁的經濟發展和進行各方面的改革。

自習近平當選共產黨總書記後,各項改革其實已經開展,其中最受注目的自然是反貪腐措施,如推動反鋪張、反浪費行動和在軍隊內頒布禁酒令,以整頓軍隊作風等。這些措施成效如何,尚待時間驗證。

除了反貪腐外,新領導在其他政策方面亦有作出一些調整,其中一樣筆者認為影響可能很深遠的是,國家衞生部及人口和生育計劃委員會的合併(以下簡稱計生部)。

坊間認為,衞生部和計生部的合併是意味着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又稱「一孩政策」)快將結束,民眾終於可以從政府手上拿回自家計劃生育的權利。事實是否如此現在還不好說,但種種迹象都顯示中央政府是有意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的規限,例如計生部在過去兩年於一些地方試行了一些政策,只要夫婦其中一方為獨生,他們便可以獲准生育兩個小孩。

雖然中央政府在短期內取消一孩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長遠來說,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我們今天在一孩政策快「壽終正寢」的時候,需要提出的問題是:計劃生育作為國家的一項政策是否弊多於利?

人口紅利變人口赤字

眾所周知,一孩政策是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國政府為了紓緩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而實施的。誠然,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一孩政策是成功的。在1970年代末一孩政策剛實施時,中國的總人口大約是10億左右,而在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總人口只增長至13.5億,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長還不到1%,遠低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巴西等,在同一時間接近2%的人口增長率。

不過,人口增長率下降是否一定是好?那倒未必。正如雷鼎鳴教授多次指出,一孩政策的其中一個壞處是令勞動人口逐漸下降,「人口紅利」慢慢消失,「人口赤字」開始出現。

事實上,中國的勞動人口在2012年下跌了345萬,是50年來的首次下跌。「人口紅利」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作為近年的出口大國,出口佔現在中國的GDP超過20%。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在過去30年沒有大量的廉價勞工,這個「世界工廠」的經濟奇蹟會出現嗎?

扶養比率急降

再者,在勞動人口下降的同時,中國人亦愈來愈長壽(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推算,在2010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接近75歲,比十年前上升了接近3.5歲),老年人口因而不斷增加,兩者相加代表中國整體的扶養比率(亦即20至59歲的壯年人口與60歲以上的退休人口的比率)將持續下降。

據聯合國研究推算,中國的扶養比率將由現在的5:1,急速下降至2030年的2:1。亦即是說,現在在中國是5個壯年人養1個老人,在不足20年後,便只會有2個壯年人供養1個老人!

現在中國政府的退休保障沒有歐美等國家般「完善」,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加上勞動人口下降這趨勢必然對中國政府未來的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另外,受傳統的「百行以孝為先」觀念影響,獨生的孝子孝女供養父母的擔子也實在不小。

一孩政策的壞處其實不只於此,篇幅所限,明天再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國有能力改善空氣質素嗎? (獨裁國家的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二之二)


2013年3月19日
徐家健 經濟3.0

委內瑞拉的赤貧人口比例,由1999年的23.4%下降至2011年的8.5%被大做文章,一些左翼人士稱查韋斯是拉美羅賓漢。說過了,委內瑞拉的經濟跟油價息息相關,沒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中國又如何?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近98%,大幅下跌至近年不足30%【圖1】。中國人口差不多是委內瑞拉的50倍,不得不承認,過去數十年全球最大規模的脫貧計劃,不是查韋斯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因為查韋斯崇拜的毛澤東身故之後引發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石油資源不多,惟有依靠以煤發電。多年來令數以億計人民脫貧的代價,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今天的北京空氣已是污名遠播。被西方傳媒形容為獨裁者的查韋斯,憑着他的個人意志和能力,成功「整頓」委內瑞拉的石油業;只有煤礦卻沒有民主的中國,又怎樣處理環保問題呢?

環境顧志耐曲線的希望

諾貝爾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除了發明GDP的計算方法,多年前還提出了一個名為顧志耐曲線(Kuznets Curve)的假說:隨着經濟發展,收入不均現象將先升後回落;研究環境經濟學的學者受到顧志耐的啟發,認為環境污染亦將隨經濟發展先升後跌,經濟學上稱之為環境顧志耐曲線假說【圖2】。

解釋環境污染先升後回落的理據不少:需求方面,如果優美的環境是奢侈品,隨着國民收入持續上升,對清新空氣及潔淨環境的需求亦將相應增加;供應方面,由農轉工的發展過程最初是會破壞環境,但污染較低的服務業將逐漸取代部分工業,污染亦將隨生產技術及科技的進步而得以改善,環境污染於是逐漸減少。

今天學界對環境顧志耐曲線的假說仍有不少爭議,但從英國倫敦上世紀初因大量燒煤而被冠以霧都的污名,到世紀中空氣質素開始有所改善的歷史進程,我們惟有希望類似的情況最終將隨着中國經濟增長而歷史重演。

倫敦能北京也能?

除了收入,不少學者還相信政治制度愈民主,環保工作愈完善;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又會比總統制的民主國家注重環保。另一方面,獨裁國家對天災的處理效率亦不及民主國家,於是,不用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一般需要較長時間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在自然環境得到改善前,天災將對人民亦有較大影響。

中國還未有議會制民主,經濟增長與民主發展的因果關係亦未有定案,但與獨裁政府談環保問題,也不一定是對牛彈琴。還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嗎?北京奧運的投資花費,與去年的倫敦奧運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為履行綠色奧運的承諾,北京除了投資基建,1998至2007年間在改善自然環境方面的花費估計超過1000億元;其中包括改造數以千計的燃煤鍋爐、停止在一些工地施工、限制甚至禁止企業帶污染的生產、禁止高污染排放的車輛在市內行駛,以及採納更嚴格的汽車廢氣排放標準等。

成效如何?我認識的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指出,這些環保措施在奧運期間大大改善了北京的空氣質素,空氣污染指數足足下降了三成。無奈的是,北京的藍天白雲是短暫的,奧運結束的一年後,空氣質素六成的改善已告消失【註】。最近傳媒報道,今天北京的空氣質素,甚至可能比奧運前更差。

是的,企業國有化、充公外資、數年間花過千億元搞環保及投資萬億元搞基建等,都不容易在民主國家發生。歷史證明,中國是有能力短期改善空氣質素的。要持續改善自然環境,卻要看北京的政治決心了。

註 Chen, Yuyu, Ginger Zhe Jin, Naresh Kumar, and Guang Shi. The Promise of Beijing︰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2008 Olympic Games on Air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s 16907, March 2011.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查韋斯怎樣改變了委內瑞拉? (獨裁國家的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二之一)


2013年3月18日
徐家健 經濟3.0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個多星期前病逝,結束了長達14年的「民主」統治。一些內地傳媒稱查韋斯是「反美鬥士」,更是「中國的老朋友」,不難理解;耐人尋味的是,在香港一個標榜理性的新聞網站,刊登了一篇把查韋斯捧到天上去的文章,說查韋斯一直領導的「弱勢」政府,在欠缺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下,仍能成功地透過把企業國有化取得資源來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作者還大讚查韋斯無懼無畏地沒收了某大企業位處市中心的土地興建公共房屋【註1】。

一個以修憲來想當終身總統的「反帝國主義鬥士」,一個視私有產權如無物的「民主社會主義英雄」,在香港當下的新主流媒體找到了知音人。現屆特區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不是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認為查韋斯大大改善了委內瑞拉人的生活,又是基於什麼事實基礎呢?

是查韋斯還是高油價?

最近網上流傳一幅委內瑞拉1999與2011年的經濟圖表,比較查韋斯執政前後的經濟數據:發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升超過一倍,赤貧與嬰兒死亡率亦顯著下跌;與此同時,石油出口總值也增加了三倍有多【圖】。這都是查韋斯的功勞嗎?

上周曾介紹「工人培訓前工資顯著下跌」的現象,誤導了政策制訂者對職業培訓成效的評估。同樣道理,要回答以上問題,單單比較1999與2011年的數據並不可靠。委內瑞拉過去十多年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石油出口總值增加了三倍有多,給了我們一點啟示。

改善民生便可充公外資?

查韋斯面對的時勢,是油價每桶由1999年約20美元,飆升至2011年超過100美元,上升了足足四倍。身為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的委內瑞拉,在高油價下是「想唔發都幾難」。

事實證明,同期的嬰兒死亡率在其他沒有查韋斯的產油國都大幅下跌,鄰近國家如墨西哥和巴西的跌幅更比委內瑞拉大【表】。我研究過,發現不少石油輸出國都喜歡大搞公共醫療,油價大上大落不但影響國家收入,嬰兒死亡率亦隨油價上升而大幅下跌,委內瑞拉會是例外嗎【註2】?

委內瑞拉石油業在過去十多年來的確有點與眾不同。查韋斯在任期間對石油業進行了重大改革,他一方面對國營的石油企業進行了高層人事調動,一方面又對外資石油企業引入種種限制,還要求他們更改合約條款並重新簽約,迫使部分外資放棄投資。即使委內瑞拉短期能從充公外資中得益,但長期的影響卻是嚇怕外資,不利發展。

令人費解的是,按委內瑞拉發表的國家數據,石油業在過去十多年並沒有顯著增長,帶動委內瑞拉經濟增長的是石油以外的其他行業。從國際石油企業公布的數字,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雖然自1998年持續下跌,但下跌速度之慢,並不足以抵銷油價的升幅,我不能不對委內瑞拉的官方數據的可靠性存疑。

如果委內瑞拉的石油業在查韋斯在任期間真的沒有顯著增長,其效率可能已經大大下降。

查韋斯有否令委內瑞拉的石油業效率大不如前?首先,充公外資不是吸引海外尖端採油煉油技術的政策;再者,查韋斯在位時以低價出口石油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盟友來換取支持。我的研究發現,自查韋斯當選總統,美國減少了對委內瑞拉石油入口的依賴,中國卻開始從委內瑞拉進口石油,如此親疏有別的貿易安排,無效率之極在於中委的運輸航程是美委的好幾倍【註3】。

政府弱勢所以打壓異己?

對查韋斯由衷敬佩的新聞網站博客最後在文中指出,由於查韋斯的聲音一直是「另類和弱勢的聲音」,我們應該對所謂的「打壓異己」有不同看法。不容易估計委內瑞拉以低價賣石油給盟友的長遠政治及經濟回報,查韋斯對國內反對力量的懲罰卻是有數得計。

從2002至2003年,超過500萬委內瑞拉人聯署反對查韋斯,研究發現這個聯署名單在2004年被公開後,簽署者的工資平均下跌了5%,就業率亦下跌了1.3個百分點【註4】。

我也許真的在美國住得太久,長期受着美帝主流傳媒的荼毒。對查韋斯打壓異己,我橫看豎看也看不出還有什麼看法。


註2:Cotet, Anca and Kevin K. Tsui. "Oil, Growth, and Health:What Does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Really Show?"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註3:Sergey Mityakov, Heiwai Tang, and Kevin K. Tsui. "Geopolitics, Global Patterns of Oil Trade, and China's Oil Security Quest." HKIMR Working Paper No. 32/2011.

註4:Hsieh, Chang-Tai, Edward Miguel, Daniel Ortega, and Francisco Rodriguez. 2011. "The Price of Political Opposition:Evidence from Venezuela's Maisant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3(2):196-214.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Monday, March 18, 2013

人均140呎背後的現實


2013年3月16日
曾國平 經濟3.0

根據昨天粗略推算,香港1991年的人均住宅實用面積(私人加上公共及資助房屋)約110方呎,2011年則約140方呎。推算雖然粗略,但這數字卻簡單顯示出香港的居住情況,給讀者留下一個鮮明的印象。今天要討論的是,為何實際的住宅面積分布並非人人140方呎。

收入增 細屋搬大屋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由1991至2011年的人均實質生產總值上升了近八成,住屋既然是經濟學中的一般物品(normal goods),收入愈高需求也就愈高,單位愈買愈大。

至於買大多少,則要看需求的收入彈性而定。有關美國房屋需求收入彈性的研究多如天上繁星,結果是眾說紛紜;取法乎中,彈性大概為0.5左右,即收入每上升10%,對居住面積的需求就上升5%。

這個數字若能應用到香港之上,八成的收入增長,可帶來就是40%的需求上升。一份香港房屋需求的研究找出的收入彈性更高【註】,意味二十多年來收入帶動的需求上升可能不只40%。

昨天曾引用的私人樓宇總存量,也反映了收入上升對樓宇需求的影響。

從1991至2011年,實用面積431方呎以下的私人樓宇總存量上升了35%,跟1722方呎或以上豪宅的升幅相若;相反,兩極之間的單位數量升幅驚人:432至752方呎的單位增加了81%,753至1076方呎的上升了87%,1076至1721方呎的上升了65%。細單位上升速度相對地慢,比中型或大型的升幅少一倍有餘,背後的原因之一是香港人的收入普遍上升,細屋搬大屋,有心有力,於是不少一家數口的家庭都享用着每人超過140方呎的住宅。

住戶平均人數減

收入改變也影響了人口結構。筆者童年在400多呎的居屋單位度過,一家住了三代六個人,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這樣的住屋安排已經愈來愈少見了。結了婚的子女多半不會跟父母同住,單身的子女有能力亦會盡快離開父母。也許是收入上升增加了對私人空間的需求,也許是文化的改變,但香港住戶的平均人數減少是明顯的現象。

統計處每年計算出的住戶平均人數,1991年是每戶平均3.5人,2011年只有2.9人,下跌了近二成。劏房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單身子女為了交通方便或私人空間,離開父母,收入可負擔的是不夠140方呎的實用面積!

說到底,香港樓市的困境是需求穩步上升而供應追不上。收入上升、家庭結構改變;加上數量不明的內地客加入,需求曲線於是年年向右移;供應方面,由於嚴格的環保條例和土地用途的諮詢要求,土地愈來愈難找;加上停建了的居屋和減了速的公屋,供應曲線向右移的幅度愈來愈小。需要增加快,供應增加慢,帶來主要是樓價上升,量的上升卻是其次。

1991至2011年的樓價,扣除了通脹後上升了數倍,是價的大變化。人均居住面積由110方呎升至140方呎,反映的是量的小變化。實質的需求上升不只於此。

政府成立的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責任之一是預測未來香港的房屋需求;委員會內高手如雲,預測需求自有其精妙的方法,我亦誠心期待其研究結果。

筆者想指出的是,未來香港的房屋需求似乎沒有減慢之勢,除非香港遇上什麼惡運,以致經濟增長大幅減慢;否則,未來香港經濟穩步增長,人均收入將繼續上升。收入上升加上平均壽命延長,家庭拆細的結果是愈來愈多老中青三代,甚至四代分開居住。

今天的高樓價或有難以量度的泡沫成分,但其中亦有實質的需求支持。

人均居住實用面積140方呎,代表的不是「安得廣廈千萬間」,而是供應增幅追不上需求的「深層次矛盾」!

註:Raymond Y.C. Tse and John Raftery︰ Income elasticity of housing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a cointegr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1999, 16(2), 123-138.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人均居住實用面積知多少?


2013年3月15日
曾國平 經濟3.0

數周前跟同欄兩位作者合作,在《信報》評論版發表了兩篇長文討論香港的樓市政策。經濟學家不喜歡口講無憑,我們為寫文章在網上花了不少時間找數據,以了解自回歸以來本港樓市的變化。

香港數據查找難

給美國手到拿來的數據寵壞了,只覺得香港樓市統計數字非常難找,往往要從好幾個不同的政府機構把數據東併西湊起來。搜集數據期間,想到一個簡單的問題:把每年香港的住宅樓宇實用面積(私人加上公共房屋)加起來,除以香港的人口,平均每人佔了多少地方?

計算人均居住實用面積,一方面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一方面也想計算出香港樓市的一個指標,簡單直接的表達出香港的居住情況。

我先從差餉及物業估價署找來私人住宅每年的總存量。署方把物業分成五種,分別為實用面積40方米(431方呎)以下、40至69.9方米(432至752方呎)、70至99.9方米(753至1076方呎)、100至159.9方米(1077至1721方呎)、160方米(1721方呎)以上;五種樓宇也就包括由「蚊型樓」到豪宅的所有私人樓宇了。

要計算出每年的總呎數,要作些大膽的假設。例如,2011年有35萬多個40方米以下的單位,總呎數是多少?35萬個單位中有接近40方米的,也有遠低於40方米的。我作個粗略假設,把這類單位都算作30方米。至於160方米以上的樓宇就更麻煩,因為一些特級豪宅的面積可以遠超160方米。保守估計,這類樓宇的平均面積是200方米,但實際的數字可以要高一點。

至於其他三組的樓宇,則只從中間着墨,如第二組只取平均的55方米。這些假設或有可商榷之處,讀者也可自行用其他假設計算,但我相信這是雖不中亦不遠的折衷方法。

把每年的總私人樓宇面積除以香港年中的人口,得出的結果是什麼?由1985至2011年,人均的私人住宅實用面積上升了1.5倍【圖1】;主要的升幅來自80及90年代,而自2000年起升幅明顯放緩。

若加上公屋及居屋又如何?我在房委會的大小刊物中找了又找,從不完整的總存量和落成數字中推算出居屋和公屋每年的總存量;由於數據不完整,算出的總存量未必可靠;又由於未能找到更早的數據,我只能推算至1991年。

讀者如有更可靠的計算方法,不妨告訴我。也衷心希望房委會有天會把完整的公共房屋統計數字放到網上,方便市民查閱!

有了公共及資助房屋總存量,算出總面積仍要多作一個假設。全香港公屋和居屋的平均實用面積是多少?我保守估計是300方呎,藉此計出私人加上公共及資助房屋近年的人均實用面積【圖2】。

筆者的推算相當保守,既忽略了一些超級豪宅,亦可能低估了公共及資助房屋的總面積,正確的人均數字也許比我計算出來的要高。無論如何,數字的走勢不會有大錯。私人加公共及資助的人均實用面積,由1991年至今增加了三成多(同期的私人住宅只有不足二成的增幅)。

人均140方呎?

讀者要留意的是,2011年私人加上公共及資助的住宅,平均每人佔用了140方呎!兩個人住在實用面積接近300方呎的住宅,相信是不少香港人的夢想吧?「安得廣廈千萬間」的理想,豈不是在今天的香港實現了?

答案當然是「不」。若然人人有140方呎,《地產霸權》就不會一紙風行了。我計算出的數字只反映了住宅樓宇的供應情況,未考慮的是這些年來樓宇需求的變化。此外,根據近年的人口普查,居住私人樓宇的人口約一半;把私人和公共及資助分開計算,住私宅的人均面積要比住公共或資助房屋的高得多。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小商戶慘被迫遷 政府是幕後黑手


2013年3月14日
梁天卓 經濟3.0

昨天筆者撰文,談到近年香港的商舖租金升幅十分瘋狂,其中銅鑼灣一線街地舖租金在過去四年上升了超過6倍!很多如利苑粥麵等有特色的老字號食店也因此面臨結業的命運。

有見於此,坊間有很多評論皆認為不斷向小商戶瘋狂加租的無良業主,是「舊香港」漸漸消失的幕後黑手。不過,正如筆者在昨天指出,在自由市場下,業主以價高者得的方式決定商舖租客誰屬,不單是無可厚非,而且合乎經濟效益。

租金升只因供不應求

一隻手掌拍不響,業主瘋狂加租還需要有人承租才能促成交易。我們需要問的是:為何租金升幅如此高和如此快?從最簡單的經濟學來看,其實不外乎需求增加和供應短缺兩大因素;需求增加不難理解,自由行令內地訪港旅客激增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根據旅遊發展局的數字,2012年有4861萬旅客人次訪港,其中內地旅客便佔整體72%,達3491萬人次。

旅客數目上升無疑令商舖需求增加,為租金帶來上升的壓力,但對經濟學稍有認識的讀者都會知道,如果供應能因應商舖需求上升而相應地增加,租金即使不會下降,升幅亦不會如今天那麼大。問題是:香港的商舖供應有多少呢?

商業用地四年沒增加

為解答這個問題,筆者在政府網頁找來了一些數據。首先,根據規劃署的資料顯示,香港的土地面積有1108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接近三分之二)是林地/灌叢/草地/濕地;其次,漸漸式微的工業和農業用途土地分別佔全港土地的2.3%(26平方公里)和6.1%(68平方公里),而梁特首現正傾盡全力增加的住宅用地,佔全港土地近7%(76平方公里)。商業用地呢?只有4平方公里,佔全港土地只有0.4%,連1%也沒有【表】!

那麼,政府有沒有因為商舖需求上升而增加商業用地?在規劃署網頁上,商業用地在最近數年都維持在4平方公里,沒有任何增長。

為了找出政府長期以來推出商業用地的政策,筆者在地政總署找來政府由1985至2013年間,透過拍賣向市場提供的與商業用途有關的土地的面積【圖】──讀者需要留意的是,部分拍賣的土地是有多於一項用途的,例如有些地皮在拍賣時列明的用途是商業/住宅,其中並沒有說明商業和住宅用途的百分比,所以圖中的數據可視為政府透過拍賣向市場提供、與商業用途有關的土地面積的上限。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些數據來檢視政府不同時期的商業用地政策。

在這些拍賣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回歸前,每年平均都拍賣數萬方米的商業用地,其中有兩年拍賣了的商業用地面積甚至接近10萬方米。這政策在回歸後卻漸漸改變,由回歸後到沙士前,不知是否為了配合「八萬五」而調配更多土地予住宅用途,商業用地的拍賣量下降至平均每年只有大約1萬方米;在沙士後,亦即是自由行政策實施後,理應加大商業用地的供應,以配合商舖需求的上升,但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大幅減少商業用地的拍賣,有數年甚至沒有拍賣任何的商業用地,直至近兩年情況才有所改善。

解決辦法唯增加供應

一方面在自由行帶動下,商舖需求大幅上升,一方面政府卻不知何故限制了商業用地的供應,租金瘋狂上升,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由此可見,商舖租金上升並非源於地產霸權。商業用地的供應持續減少,商舖需求卻在開放自由行後大幅上升,租金上升只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反映。要遏抑商舖租金的升勢,唯一的辦法是政府大幅增加商業用地的供應。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舊香港」漸消失 無良業主有責?


2013年3月13日
梁天卓 經濟3.0

筆者在新界北區成長,在成長過程中見證了上水火車站附近由上世紀80年代的一片荒涼,走入90年代的逐漸繁盛,再到沙士時的死氣沉沉,以及自由行帶來的車水馬龍。

未受惠自由行

沙士後中央政府推動自由行,的確為香港當時疲弱的經濟注入生氣;不過,由於該政策吸引了大量旅客來港,加上政府在配套方面的工作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自由行的負面影響漸漸浮現,大量水貨客「迫爆」上水站和近日的奶粉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中港之間的一個深層次矛盾是,自由行或其他中央給香港的優惠政策雖然令香港整體得益,但弔詭的是,香港人多數都感覺本身並沒有因這些優惠政策而受惠。怎麼會這樣呢?早前筆者有幸獲邀到一個電視台節目討論剛宣布的財政預算案,節目以一個晚餐的形式進行,為了凸顯反映基層心聲,節目在土瓜灣一間很地道的茶餐廳進行拍攝。

節目完畢後,筆者與茶餐廳老闆閒聊,他向筆者訴苦自由行並沒有為他帶來額外的生意(因為該茶餐廳位處橫街小巷,並不是自由行旅客會路經的地段),但租金卻是每年都向上調整,最近他又被業主大幅加租超過50%,老闆灰心的跟筆者表示茶餐廳捱不了多久便會關門大吉!

茶餐廳老闆的故事相信是不少小商戶的寫照。十年前,上水火車站附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小商店,十年後的今天,同一地點金舖和藥房林立,很多小商舖和食肆都面臨搬遷、甚至結業的命運。

其實不只上水,香港各區的小商戶和食肆也面臨被業主大幅加租的問題,筆者在網上找到近年香港多個核心零售點的商舖租金資料【表】,在旺角、尖沙咀和中環等商業中心的一線街道地舖,租金在過去短短四年內已有接近一倍的升幅,銅鑼灣舖租升幅更超過6倍!租金升幅實在驚人!

難怪最近數月傳出很多舊式食肆如銅鑼灣的老字號食店利苑粥麵和立足旺角近二十年的銀龍茶餐廳,都要讓路與金舖和藥房。

各位讀者千萬不要誤會,筆者不是在緬懷「舊香港」,更不是提出政府應干預商舖買賣或租賃市場;相反,筆者認為,商舖類型隨着需求而有所更替,正反映着市場在有效發揮其調配有限資源的作用。

不要吠錯了樹

試想想,如果整條彌敦道只有一個舖位,閣下有幸是該舖位的業主,你會把舖位租給一間只是做街坊生意,常餐賣30元的茶餐廳?還是把舖位租予一間做自由行生意,一條沒有什麼設計的金錬也賣過萬元的金舖?租戶的生意性質相信不會影響閣下最終把舖位租予給誰的決定,總之,誰可負擔最高的租金你便租予誰。

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勝者所以能勝,不是因為它擁有什麼霸權,而是因為它承租能力較高。承租能力高亦代表舖位的租客預期能利用該舖位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當然,假如閣下對「舊香港」情有獨鍾,你也可以把商舖租給富有香港特色但不能負擔貴租的茶餐廳,間接承擔部分租金,用真金白銀保留「舊香港」。

投訴業主瘋狂加租、向小商戶迫遷,其實是吠錯了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歸根究底,小商戶結業、「舊香港」消失的主因是商舖供應不足。香港政府到底在政策上犯了什麼錯誤,導致今天的結果?篇幅所限,明天再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有斷估無評估的再培訓計劃 (財政預算案的兩大啟示.二之二)


2013年3月12日
徐家健 經濟3.0

兩周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有「一出一入」兩個極具代表性的數字:一入,是比預期足足多了60億元的430億元印花稅,昨文的結論是,取消印花稅可減輕政府三更窮、五更富的財政狀況;一出,是把150億元注資到每年開支7億多的僱員再培訓局,今天想討論的是,再培訓計劃的運作和成效。

150億元不是小數目,加上再培訓局原有的30多億元流動資產,要應付每年逾7億元的開支,再培訓基金只要每年大概有4厘回報,便可以千秋萬世地營運下去。

自二次大戰後,美國大學學位的回報率每年超過15厘,股票投資亦差不多有7厘;過去十年,外滙基金的投資回報平均都有5厘,那再培訓基金呢?原來,再培訓局一直把基金的絕大部分作半年定期存款,香港定期存款的利息有多低,《信報》讀者是清楚不過的。翻查2011年審計署報告,發現原來2009年6月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曾預測利率可能在年底之前上調,於是決定半年內限制再培訓局的定期存款期最長為六個月,再培訓局之後一直依循這個決定,亦沒有紀錄顯示後來有參考任何最新的經濟和利率預測,檢討基金的投資策略。

Ashenfelter's dip的啟示

這裏我要問三個問題:首先,你有現金1000萬元,會全數做6個月定期存款嗎?問題二,試想你原本每年交稅10萬大元,你會否寧願政府先充公你1000萬元成立基金,然後把基金放入年息只有1厘的銀行做定期存款,代替每年向你抽稅?最後,你又會否同意政府把你貢獻的10萬元稅收掟落鹹水海?

答案明顯不過:不、不、不!我不肯定每年花近8億元的再培訓計劃,其中有多少億是掟了落鹹水海,但我肯定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回歸後,香港政府的社會項目和計劃愈推愈多,其中的成效卻只有斷估,沒有評估。

類似的職業培訓計劃在美國已有半個世紀歷史,經濟學家研究這些計劃亦超過30年。我們問的是:職業培訓計劃怎樣改變參與者的就業情況和工資?

問題簡單不過,要找到滿意的答案卻是困難重重,原因是沒有平行宇宙,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培訓計劃的學員如不參與計劃,他們的就業情況會是如何。試想,一個60出頭的看更阿伯,當夜更時愛一面喝咖啡提神、一面「蛇王」看法國電影,品味中產;但因為實施最低工資,工作被年青力壯的護衛員取代。參加再培訓計劃後,收入與沒有接受再培訓的曾師長怎樣比?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再培訓計劃導致品味中產的中年人工資大跌吧?

那麼,比較看更阿伯受訓前後的工資就可以嗎?要比,當然可以,問題是阿伯不是被炒也不會參加再培訓,而即使再培訓局舉辦無關痛癢的「杜魯福與高達的電影比較」課程,阿伯看完電影後遲早還是可能會找到另一份工作的,但我們能因此以「欣賞法國電影提升看更競爭力」作結論嗎?喜歡喝紅酒的著名經濟學家Orley Ashenfelter三十多年前發現工人培訓前工資顯著下跌的現象,行內稱之為Ashenfelter's dip。為免被簡單數據誤導職業培訓與工資的因果關係,三十多年間經濟學界用上了不同的統計及實驗方法去評估公營職業培訓計劃的成效,發現培訓計劃對參與者的幫助十分有限,對低學歷的年青人更是毫無用處。

學前教育是最佳職訓

香港再培訓計劃會比美國的有效嗎?再培訓局每年公布計劃成效數字,只有學員在不同行業的就業率,以這些數據來衡量培訓計劃的成效,無疑斷估。

類似計劃在美國失敗的原因是,參與培訓計劃的學員本身就有學習問題,特別是來自貧苦家庭兼學歷低的學員,自小缺乏如集中力和工作態度等軟性技能的培養。

不同的技能是環環緊扣的,在社會資源有限下,芝大老師兼諾貝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近年大力倡議:學前教育是最有效的職業培訓。順帶一提,跟教院學者想法不同,赫曼認為,研究貧富懸殊與智商或性格遺傳的關係十分重要,人力資源培養、基因和環境的影響是互動的(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了解這些先天因素,於是對制訂公共政策有莫大裨益。沒有讀過赫曼的研究,教院學者也應聽過因才施教吧【註】?

因才施教,愈早教愈有效。要動用公帑培養人才,把150億元注資再培訓局非明智之舉。

註 周基利《教育與貧富懸殊的研究》,2013年3月4日《信報》。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