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31, 2013

綜援戶做黑工打假工 兩害取其輕

2013年12月31日

說過了,綜援戶面對的累進式隱性稅率,是首800元入息免稅,之後的3400元50%,超過4200元以後的稅率一律是100%。喜歡勞而不獲「打義工」的人始終不是多數,不久前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一份文件便指出,接近半數有工作收入的綜援人士,月入是介乎800與4200元之間,更多的綜援戶是零收入的失業大軍。

扶貧要有愛心,但更要動腦筋。關愛基金專責委員會的成員愛心滿溢不容置疑,思前想後研究出來的是來年4月推出一個29個字的扶貧計劃,名為「「進一步鼓勵『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委員會人才濟濟,獨欠經濟學家,所以不懂惜字如金。這個已撥款2億2662萬元的項目,執行上卻像惜金如命。惜金如命是向捐款者負責沒有半點不對,但因為惜金如命而引綜援戶犯罪便是萬個不該。

引綜援戶打假工負隱性稅

這個簡稱「獎勵計劃」的援助項目,原名為「儲蓄戶口試驗計劃」。兩周前立會扶貧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文件解釋:「在試驗期內,獎勵計劃以獎勵金額的形式,將參加者從就業賺取高於現行豁免計算入息上限,而在綜援計劃內不獲豁免的薪金金額累計起來,當達到參加者及其家庭成員在綜援計劃下,資產限額的兩倍的目標獎勵金額時,基金會作等額撥款,以讓參加者一筆過獲發全數目標獎勵金額以脫離綜援網。」

要明白「獎勵計劃」怎樣引人犯罪,試想想以下例子便一清二楚:一個四人家庭資產限額是6.8萬元,兩倍的目標獎勵金額便是13.6萬元。3年試驗期過了兩年零十一個月後,累積了135999元的計劃參與者不幸失業。這時候,誠實承認零入息便白費了兩年零十一個月的努力,但只要虛報一元收入便可一筆過獲發13.6萬元「獎金」。1元「入息」博逾10萬元「獎金」,隱性稅不只是負值,還是負千幾萬個巴仙!如你是這個綜援戶,受得住「打假工」扮有收入的一時誘惑嗎?假如你能及時轉做自僱人士,這個月的收入應該怎樣自我申報呢?

「獎勵計劃」其中一個原意是,透過降低100%綜援隱性稅鼓勵就業。把不獲豁免的薪金交回綜援戶,最簡單直接的做法是增加豁免計算的工作入息,全數豁免便是把隱性稅降至零,而沒有隱性稅綜援戶是沒有誘因虛報入息的。

但「獎勵計劃」另外一個目的是,3年後以資產限額規定不符為理由幫助綜援戶脫離綜援網。無條件豁免所有入息,社署到時便未必有同樣藉口「踢」綜援戶出綜援網,這一點我可以理解。但關愛基金專責委員會似乎不太理解的是,非常吸引的「獎勵計劃」不但會幫助現有綜援戶脫離綜援網,送「獎金」的新綜援制度長遠實行亦將吸引更多低收入家庭自投綜援網。「獎勵計劃」將減輕還是加重政府的長遠財政負擔,是未知之數。

NIT打黑工 對 EITC打假工

這個未知之數正是所有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 NIT)制度的其中一個缺點。負入息稅無條件地保障了基本生活水平,一些滿足於這個生活水平又不愛打工的人會寧願逍遙自在,而基本生活保障的水平愈高,NIT鼓勵離開勞動市場的效果便愈明顯,在美國曾進行的試驗結果是,NIT未必增加整體就業率。不過,NIT還有另一個問題,把NIT的隱性稅定得太高,除了削弱打工意圖,還將鼓勵受助人士偷偷「打黑工」避免津貼減少。逃稅的意圖,負入息稅一樣有。

不少人誤把美國廣泛推行的「勞動入息稅務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當成佛利民倡議的負入息稅,這是不對的。首先,EITC是「無功者飯餸不留」,沒有像NIT般為「無工者」給予任何基本生活保障;其次,NIT的隱性稅一定是正數,而EITC的隱性稅可以是負數。負隱性稅的意思是EITC不只「有功者留飯留餸」,更會為最低收入的「有工者」額外加飯加餸。這兩個大不同使EITC比NIT更有效鼓勵就業。但負隱性稅使EITC面對着「獎勵計劃」同樣的問題,在美國便一直有部分受助者為EITC津貼「打假工」。

扶貧政策須平衡中港矛盾

扶貧難,因為解決得了「養懶人」問題,正隱性稅要怕工人「打黑工」,負隱性稅又恐工人「打假工」。

扶貧在中港矛盾蔓延時更難,政府要解決現有綜援制度100%隱性稅「養懶人」的同時,亦要認真平衡綜援戶「打黑工」和「打假工」的問題會否激化移民政策的爭議。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December 30, 2013

佛利民不支持的負入息稅扶貧

2013年12月30日

上周我打趣說,100%綜援隱性稅是社署只准綜援戶打義工。殊不知友人看後向我通風報信,原來兩年前香港真的曾有社運人士攞綜援做義工。我的孤陋寡聞,成就了我在2013年最準確的經濟推斷!

原來,一向被左翼人士捧到天上去的累進稅,一直在香港實行,只是目標並非最高收入的1%富豪,而是最基層的1%、約4萬個低收入或失業綜援戶。當綜援戶被社署規定最高工資為2500元,後果是連凱恩斯學派亦同意的經濟浪費和道德敗壞。但連凱恩斯學派也贊成的負入息稅,是徹底消除隱性稅的靈丹妙藥嗎?

隱性稅角度一致看扶貧

答案可能會令大家失望,負入息稅是不會令隱性稅完全消失的。要針對性扶貧,就難免要獎勵低收入。以負入息稅扶貧,好處是能把討論簡化聚焦為兩點:(1)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多少和(2)隱性稅率的高低。是的,不認識隱性稅的概念,很難全面了解負入息稅的運作,更不會明白為什麼佛利民曾拒絕聯署簽名支持自己一直鼓吹的負入息稅。

報章上讀到有關負入息稅的文章,一般解釋負入息稅如何津貼入息低於免稅額上限的市民。這樣計算沒有錯,只是不易看到隱性稅率怎樣影響就業。從隱性稅角度分析負入息稅是這樣的:先訂出一個最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保證每個家庭收入不低於這個數額,然後再決定一個隱性稅率減少政府津貼的開支。假設社會認為家庭每月需要6000元維持基本開支。但歷史性的全民派6000元計劃,一次便花了近400億元,這樣每月派錢政府長貧難顧。於是,派錢要加一點針對性,新移民不派是一種《基本法》不容的針對。《基本法》容許的針對包括收入高派得少,把稅率設定為20%,無業人士繼續袋6000元,而月入1萬元的就先收6000元後,交稅2000元,實收津貼4000元;收入3萬元的,與政府不拖不欠;到月入3萬元以上,才真正要交入息稅。

說負入息稅政府一定負擔得來是廢話,政府實際上能否負擔,視乎基本收入保障多少和隱性稅率高低。這個是多是少和那個或高或低,是比較社會的收入分布而言。上述的例子,要比較月入3萬元以上納稅人貢獻的稅收,是否足夠補貼賺少於3萬元的家庭。如果負擔不來,便要減低6000元的基本收入保障,或提高20%的稅率。把稅率上調至佛利民認為在美國可行的50%,月入12000元以下的家庭才合資格領入息津貼。

收入愈高、津貼愈少會鼓勵就業嗎?當然不會!把隱性稅再上調至100%,後果是全民「做又六千唔做又六千」。說負入息稅能鼓勵就業,是相對現有綜援制度那種勞而不獲的100%隱性稅。社署指引的例子是,把四人家庭的基本收入保障定為10781元,然後以累進形式隨入息增加減少津貼,敗筆是率在入息超過4200元後便高達100%。

你問我是否支持負入息稅,我會反問哪一種?是的,我們可視香港的綜援制度為一種負入息稅制度,不過是造成經濟浪費和道德敗壞的那一種。

「獎勵計劃」架床疊屋兼引人犯罪

佛利民支持負入息稅的三大原因是:(1)把針對性扶貧引起的隱性稅從100%調低至能鼓勵就業的水平;(2)取締架床疊屋的各種針對性扶貧計劃,只單看收入高低一視同仁地扶貧,和(3)透過稅務局去處理貧窮問題,節省傳統扶貧計劃大量的行政費用。

佛利民拒絕簽名支持的是,在維持各式各樣的扶貧計劃下再加上去的負入息稅制度。這樣做只會進一步增加鼓勵失業的隱性稅,又不能減省不同扶貧計劃帶來的行政費用。

關愛基金搞的那個「儲蓄戶口試驗計劃」,希望減低100%綜援隱性稅鼓勵就業方向正確,但討論了半年的結果是把名稱改為「獎勵計劃」,繼續要綜援戶三年內儲蓄金額達標才能全數取走「獎金」。這種做法不符佛利民以負入息稅取締架床疊屋扶貧計劃的簡約原則,當然亦將進一步加大扶貧的行政費用。

改名是不會改變扶貧計劃的隱性稅率的,正如把「路姆西」改名為「路福西」能改變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度嗎?這個扶貧計劃比「路X西」更頂癮之處,是我不知道關愛基金要花多少行政費才能防止未儲夠錢的綜援戶最後假裝幫我打工,然後把「獎金」與我來個「二一添作五」?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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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28, 2013

教授們不放假

2013年12月28日

聖誕新年前後的數周,假期臨近的興奮,假後的依依不捨,好夢似幻,大概是一年之中最無心工作的時候。記得數年前的一個冬天在香港工作,中環的商業大廈從大堂到洗手間都播放着聖誕歌,平安夜當天的中午已見白領們提早放工,擠滿人的地鐵站盡是罕見的笑容。難得高興,香港人都懂得營造節日氣氛。

假期正是工作時

講了數周學術界「內幕」,讀者都知道學界中人的生活跟其他人頗有分別。對我這類掙扎中的助理教授(struggling assistant professor)來說,寒假暑假之時,學生跑光了不用教書,無拘無束,正是埋首工作的好機會。

上周提到助理教授們要拿「終身職」(tenure),研究比教學重要得多,教書或多或少成了「必要之惡」。教授們一個學期教兩門左右的課,不算沉重,但上課、備課、答覆學生電郵,都打擾了教授們的「正事」,不能盡情投入大小的研究項目。

於是,外界歡天喜地的時候,教授們都會趁機躲進辦公室,或申請到別處當個訪問學者。人家放假時工作卻最繁忙,你說奇怪不奇怪?當一個教授,尤其是未有終身職的,一年之中其實沒有什麼假期可言,每天都在研究項目間打轉,工時多少根本算不清。

工作性質如此,學術界於是有不少的工作狂。

我認識一個經濟學者,熱愛研究,雖然已是不愁升遷的正教授,依然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常常凌晨3、4時才回家,比研究生還要努力;又聽過一個故事:一個經濟學者越洋去了數天學術會議,返回美國第一時間不是回家探望老婆仔女,而是到辦公室繼續工作!

有人打趣說,當老師的三個原因是6月、7月、8月(There are three good reasons to be a teacher: June, July and August),這句話大概不適用於大學教授。聽說香港中小學教師的暑假跟平日一樣繁忙,要搞課外活動、要開會、要給學生補課;放假真正閒下來的,大概只有莘莘學子了。

趁假期讀學術小說

莘莘學子要趁假期讀好書,給語文能力進補一下,積累一點人力資本。

提起學術界,且讓我介紹數本有關學術界的小說,中英兼備,篇幅都不長,可在假期內讀完。

錢鍾書的《圍城》我從頭到尾看了三遍,每次看都很有感受。小說主角方鴻漸是個志大才疏的「知識份子」,事業和戀愛同樣失敗,書中刻劃學界中人的醜陋入木三分,對婚姻的描述更是真實得叫人無奈。

《圍城》雖然是幽默作品,但對人性的描寫始終有點黑暗,想輕鬆一點的可讀二殘(即嶺南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劉紹銘)的《二殘遊記》,小說一套三本,半自傳半虛構的講述作者在美國學術界的經歷;雖然成書於上世紀70年代,但是書中不少的主題(如異鄉情懷)今天讀來仍有味道,加上生鬼的文字和過癮的人物,我不知不覺已讀了四遍!

歐美以學術界為背景的小說稱作campus novel或academic novel,是重要的種類。我喜歡的是英國作家大衛羅治(David Lodge)的三部曲《易地而處》(Changing Places)、《世界真細小》(Small World)、《幹得好》(Nice Work)。想學好英文的同學們要找來一讀,保證邊讀邊開懷大笑。小說講述幾個英文系教授亂糟糟的人生,從婚姻失敗到跟女學生搭上,從舞文弄墨到系內權鬥,黑色幽默得可以。

若嫌大衛羅治胡鬧,口味嚴肅一點的同學可讀猶太作家索爾貝羅(Saul Bellow)的《羅斐斯坦》(Ravelstein)。貝羅是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從來都喜歡拿朋友當小說題材。他最後的一本小說都不例外,描寫的是政治哲學史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不少人認為這本2000年出版的小說是貝羅最好的作品。我雖未曾遍讀貝羅的小說,我也覺得《羅斐斯坦》比他另一本着名的學術小說《荷索》(Herzog)更深刻、可讀。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December 27, 2013

一年12億的綜援裁決

2013年12月27日

終審法院裁定綜援的七年限期違反《基本法》,引來正反雙方的激烈反應。放假開開心心,今天不講立場不傷和氣,只跟讀者分析有關判決的統計數字,並提出三個問題。

自1995年起,每天以單程證(即前往港澳通行證)到香港的名額有150人,其中60個為有居留權證明書的子女,30個為長期分隔的配偶及隨行子女,餘下的60名則以其他理由到香港定居。我根據民政事務署提供的數字,讓讀者了解1998至2012年單程證的走勢【表1】。

最明顯的變化是,2004年實施居港七年綜援資格後,2004年的單程證持有人從2003年的5萬以下跌至不夠4萬;不過,除了那一年的急跌,2004年前後的數字沒有明顯的分別,政策改變似乎沒有令單程證人數減低。

此外,單程證持有人15歲以下的比例反覆下降,從1998年的五成以上,跌至2012年的13%;大專或以上的持有人卻一直上升,從1998年的5%,升至2012年的14%。

來港人士年齡愈來愈大,教育程度愈來愈高,也許跟綜援政策有關係:綜援要等七年,雖然18歲以下獲豁免,但貧窮戶一家幾口單靠年幼子女的綜援難以維持生活,不少因此打消來港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教育程度較高一群。

問題一:解除七年的限制,這兩個趨勢會否走回頭?

我利用政府統計處的數字,看一看綜援受助人數和新來港人士的受助人數【表2】。自2004年起,政府不再接納不足七年的新申請,受助的新來港人士一直下跌,比例從2004年前的15%,下跌至2011年的4%。

讀者要留意,每年都有新移民住夠七年,數字下跌的一部分代表身份有變,從新移民受助人變為永久居民受助人,而非脫離綜援網。如今用回舊制,可預期新來港人士的比例將逐漸回升至15%。

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數字(不包括外籍傭工),永久居民每100人中約有5人領取綜援,新移民每100人中約有22人領取綜援。到了2011年,永久居民每100人中領綜援的升至約6人,但新移民每100人中領綜援的則跌至約10人。

問題二:再用舊例,新移民每100人領綜援的會否回升至22人?

傳媒提到的7億元是如何計出來的?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案書【註】,2001/02財政年度綜援的總支出為144億元,新移民佔了其中的12%,即17億元。判案書指17億元之中,18歲以下的受助人佔約10億元,七年限制省下的只有7億元左右;加上7億元之中有些特別個案,在七年限制下本已網開一面處理,真正省下的錢可能更少。

法院的7億元,根據2002年的情況計算,應用於今天最少有兩個問題:第一,判案書指出2002年前的數年,新移民佔綜援比例由12%至15%不等,以12%計算是假設了「最低消費」;第二,2011年的綜援支出為195億元,比2002年高一大截。

在此再計一計判決的影響,作一個較合理的推算。大膽假設未來的綜援支出一直維持於195億元,其中的15%為29億元。

剛才提過,七年限制可能帶來年齡上升的效應,限制為政府節省多少要看18歲以下受助人比例的變化;再大膽假設比例不受政策影響,一直維持在終院假設的近六成,解除七年限制將為政府增加每年約12億元的開支。

兩個大膽假設下,12億是相當保守的估計。

問題三:每年12億元(即每人約170元)是多是少?

福利制度、中港矛盾都事關重大,三組數字帶出的三個問題,政府要一一解答?

註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90670&currpage=T。原文為:The importance of those limits can be illustrated by considering the position in 2001-2002. In that year, the cost of CSSA was $14.4 billion for all recipients. The cost of CSSA paid to all new arrivals was 12% of the overall amount, namely, $1.7 billion. If the seven-year requirement had then been in place, $964 million would have been paid in any event to those under the age of 1.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December 24, 2013

福利主義與移民社會水火不容

2013年12月24日

「為什麼來者不拒的自由移民政策在1914年前大受歡迎,今天卻落得被人人喊打?…… 因為歡迎新移民來努力工作是一回事,容許新移民來享受福利卻是另一回事,這是魚與熊掌的難題。你要福利社會,又要保證每個居民不論工作與否都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條件,社會是沒有可能兩者兼得的。」【註1】說這番話的人,當然不會是一手扶貧一手推人口無上限的政務司司長。但佛利民這一番話,相信要擔起這個不可能任務的司長最能深切體會。

扶貧難,是因為政府做不了聖誕老人便要面對扶貧隱性稅(implicit tax)的問題;扶貧政策愈講針對性,隱性稅的稅率便愈高。100%的隱性稅,連當年經常與佛利民辯論的凱恩斯學派領軍人物托賓(James Tobin)亦同意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和道德敗壞。100%的綜援隱性稅,害辛勤工作的綜援戶「勞而不獲」,是規定綜援戶只准做義工、歧視基層勞工的不義劣政。100%的綜援隱性稅,累不能工作的綜援戶被質疑「不勞而護」,「綜援養懶人」、「社會寄生蟲」等標籤於是不脛而走。當日漸高漲的本土意識遇上「來港7年才可申領綜援是違憲」的法庭裁決,「寄生蟲」的歧視言論頓變成「蝗蟲」更歧視的言論。現在合資格領綜援的新移民,面對歧視基層勞工的100%隱性稅應如何自處?

從福利磁石到福利改革的經驗

美國的經驗是這樣的。70年代,美國新移民領取社會福利的機會率一直比本土生的美國人低。但這個趨勢在90年代逆轉了:每100個土生的美國人就有7.4個需要接受類似香港綜援的社會福利金,而新移民的相對數字是每100個新移民有就有9.1個。其他非現金的福利(如食物券、醫療輔助計劃等),新移民與土生者的福利差距(immigrant-native welfare gap)更大。統計數字還指出,這些新美國人不但較大機會領取社會福利,他們需要社會福利援助的時間亦較長,「福利磁石」(Welfare Magnet)的論述於是開始流行起來。

於是,1996年美國政府通過了《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協調法案》,規定非公民在移居美國的頭5年不得領取由聯邦政府提供針對低收入家庭的社會福利。研究移民問題多年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Borjas指出,儘管一些個別州份代替聯邦政府出錢為新移民繼續提供社會福利,全國非公民領取福利的個案還是大跌。一個有趣的發現,是雖然不少新移民失去申請政府醫療輔助計劃(Medicaid)的資格,但他們的醫療保障卻沒有顯著減少,原因是這些沒有參加政府醫療輔助計劃的新移民,找到有顧主資助醫保的新工作,從此自力更新。【註2】

更多新移民在失去申領醫療輔助計劃的資格後選擇自力更新,原因是參加這個福利計劃須先通過入息審查,令參與者要面對超過60%的隱性稅。60%的Medicaid隱性稅令部分美國新移民選擇放棄工作,100%的綜援隱性稅怎樣改變香港新移民的工作熱誠可想而知。

取回審批權和減低隱性稅的取捨

隨着非法移民數字不斷增加,移民問題一直是導致美國兩個主要政黨爭拗不斷的議題。不久前美國傳統基金會便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估計特赦非法移民會為政府帶來整整5.3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負擔。不難想像,這個研究報告發表後受到各方傳媒大肆批評,認為它高估了新移民領取社會福利為政府帶來的負擔,亦低估了他們對庫房稅收的貢獻。

香港終審法院的估計是,讓來港未滿7年的新移民申領綜援,只會為政府帶來微不足道的財政負擔。按2001至2002年的標準,給予新移民綜援只需7億元左右。7億元的估計數字是多是少近日在香港引起不少爭議,但我認為除了政府未來對綜援開支的承擔能力,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令社會改變「綜援養懶人」的觀感。不能再學90年代的美國政府減少對新移民的福利資助,港府只有兩個選擇:其一,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並優先處理經濟條件較好的申請人;其二,改革綜援制度,增加豁免計算工作入息來減低綜援隱性稅對工作熱誠的不良影響。前者政治上有難度,後者經濟上成本高。但假如後者令福利開支大增,一日真的把政府推向財赤邊緣,到時的政治環境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註1:原文為 "Why is it that free immigration was a good thing before 1914 and free immigration is a bad thing today? … Because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free immigration to jobs. It is another thing to have free immigration to welfare. And you cannot have both. If you have a welfare state, if you have a state in which every resident is promises a certain minimal level of income, or a minimum level of subsist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works or not, produces it or not. Then it really is an impossible thing."

註2:Borjas, George J. "Welfare Reform, Labor Supply, and Health Insurance in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6), November 2003: 933-958.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December 23, 2013

領綜援付100%入息稅

2013年12月23日
徐家健 經濟3.0



「我們剛訂立的新憲法,看似是永恆的契約;但世事無常,只有死亡和稅賦才是永恆的。」【註】二百多年前美國國父級人物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in)的名言,經得起時間考驗。

二百多年後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提醒港人,根據基本法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的,根據經濟學原理,能享受綜援福利的低甚至零收入香港居民都要負擔重稅。

勞而不穫階級歧視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2011/2012年度的開支是195億元,截至2011年底綜援幫助了44.33萬位年老、殘疾、患病、失業或低收入人士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平均每人每月得到不足3700元經濟援助的弱勢社群,為什麼還要負擔重稅?

反綜援的人,除了部分認為新移民對香港毫無貢獻外,更多人一向對「不勞而穫」反感。今天我且不管「不勞而穫」的經濟問題,只談「勞而不穫」的階級歧視。扶貧時要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是除了普天同慶全民派錢,任何針對性扶貧計劃都逃不了「隱性稅」(implicit tax)帶來的勞而不穫問題。

先向所有人提供援助,然後歧視部分不合資格的人並以徵稅方式取回原本的援助,跟先通過審查才給予援助效果一樣。以經濟學角度看,規定來港七年以上才可申領綜援,是歧視新移民。但只有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才能得到資助,對收入或資產超出限額的人何嘗不是另一種歧視?所謂「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不論你有多本土,當你收入超過入息上限便馬上「離地」,喪失享受綜援的權利。這種以入息來劃分綜援產權的歧視,便是隱性稅的源頭。但綜援隱性稅的稅率究竟有多高?

做又萬三唔做又萬三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指引:「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每月可評估的總入息不足以應付,他們在綜援計劃下的每月認可需要總額,才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在評估入息時,培訓津貼及符合指定資格的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工作入息,其中部分可獲豁免計算。」每月認可需要總額是多少指引中沒有詳細說明,但我們可從豁免計算的工作入息推算出綜援隱性稅的稅率。

可獲豁免計算的意思,是綜援金額不會因入息增加而減少。指引清楚列明,受助人從新工作賺取的首月入息是可獲全數豁免的,但條件是受助人必須在過去兩年內未獲此項豁免。但除了第一個月可多勞多得,以後就只有首800元入息獲全數豁免,再多賺3400元只半數豁免,4200元或以上更是沒有任何豁免的。因此,最高豁免計算金額是2500元(首800元加之後3400元的一半)。換句話說,綜援戶面對的隱性入息稅率,是首800元0%,之後3400元是50%,超過4200元以後的稅率是100%,直至失去領取綜援資格!【圖1】

按社署指引提供的例子,一個四人家庭,申請人是一位健全的失業人士, 妻子須照顧兩名分別為16及7歲的兒子。長子是全日制高中生,須在外午膳,幼子就讀半日制小學。假設這個家庭每月開支包括租金3500元,另外須繳交水費及排污費及兩名兒子往返學校交通費400元,這個沒有收入的家庭,每月可得的援助金額總數是10781元。但當該申請人在領取綜援半年後,找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全職搬運工作(不要問我最低工資下哪裏可找到一份月薪5000的全職工作),援助金額便會跌至8281元,家庭總收入於是只能從10781元增至13281元。辛辛苦苦靠搬運賺來的5000元,真正落袋的只有一半。

但社署指引還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這個綜援戶少賺500元,收入亦是13281元,多賺500元,收入都是13281元。【圖2】這個不是姓沈的萬三算不上財富的原罪,也算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歧視勤奮的勞動階級吧?

大半年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為綜援受助人設儲蓄戶口,由關愛基金會出資抵銷社署因綜援隱性稅扣起的金額。這個方法本來可大大減低綜援戶面對的隱性稅率,但不知是誰想出來的「妙計」,計劃建議當受助人的儲蓄金額達資產限額一倍(四人家庭為例是13.6萬元)後,才可提取款項作特定發展用途。扶貧委員會和關愛基金會的人是否太得閒?下次你們出糧先把薪水存入我戶口好不好?

記住,當政府不能做聖誕老人讓全港市民普天同慶,任何針對性扶貧措施都不能避免隱性稅歧視低收入勞動階級的問題。至於100%的綜援隱性稅,更是規定綜援戶只准打一種工,這種工叫義工。簡單的負入息稅才是造成經濟浪費及階級歧視較少的扶貧方法。

註:原文為「Our new Constitution is now established, and has an appearance that promises permanency; but in this world nothing can be said to be certain, except death and taxes.」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Saturday, December 21, 2013

教授們都不想教授


December 21, 2013 at 4:54am
2013年12月21日
曾國平 經濟3.0

教授們都不想教授


上周花了兩天的篇幅講研究院生活,以為是冷門題目,誰不知反應甚佳,既引起了有意讀研究院的讀者之興趣,亦勾起了曾在研究院打滾的讀者之回憶。研究院只是故事的序曲。讀完研究院,得到博士學位,有幸或不幸留在大學工作,當一個掙扎中的助理教授(struggling assistant professor),其中的苦與樂一樣有娛樂性。

研究和教學的分工

剛讀完經濟學者杜諾克(Gordon Tullock)一本較冷門的著作《求知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杜諾克對經濟學有兩大貢獻,一為跟去世不久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合寫了經典巨著《計算共識》(The Calculus of Consent),開創了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這門學問;另一貢獻則是為以尋租(rent seeking)的概念解釋政治現象。

公共選擇是門有趣的學問(老友蕭滿章是香港少有的專家),《計算共識》更是一本妙不可言的奇書,有機會再為大家介紹。杜諾克只有法律學位,只修過一次經濟科,卻成了重要的經濟學者。佛利民的兒子大衛佛利民(David Friedman),經濟學更是自修而來,從未上過一次經濟課!

《求知的組織》從市場角度看學術研究,尾段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經濟學者講求分工的好處,但在大學裏為何不見教學、研究的分工?

有人研究出色,不喜教書,但每年總要教上幾門課;有人熱心教學,無心研究,但隔幾年總要出版什麼論文。在美國的大學,純粹教學或研究的職位不多,一般是兩者並存,但對兩者都有興趣、有能力的教授又有多少個?把兩種工作分開,會否大大提高大學的「生產力」?

終身職制度以研究為重

教授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教、不用授,完全免卻教學的職責,全力做研究;助理教授的工作吸引與否,除了薪金和學校的名聲,每年教多少課是重要指標。美國一般的助理教授起初每年要教三門課,之後增至四門,每周要花上好幾小時備課、上課。

弔詭的是,助理教授要得「終身職」(tenure),研究比教學重要得多。一般來說,就算教學成績再好,若果研究毫無建樹,得終身職的機會等如零。相反,研究做得出色,就算教學評價再爛,總有學校願意給予終身職。如此的制度下,助理教授都視教學如畏途,可免則免,花最少的時間準備,但求學生不添煩添亂,懶理學生的評價高低。

曾在大學上課的讀者,都應曾見識過以下的「教學方法」:將PowerPoint照讀、隔一周才回覆學生電郵、「隨機」發成績、功課考試的評核一拖再拖等等。助理教授間的話題之一,是各種節省教學工夫的法門,以及向校方要求減免教學負擔的不同途徑。當然,拿了終身職,除非本身喜愛教學,否則類似行為只會變本加厲。

教學研究相輔相成

制度影響人的行為,所謂「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助理教授靠研究生存,教學馬虎是理性行為。若果教學出色有豐厚獎金或有助升職,助理教授們都會努力成為教學高手!

我喜歡教學,是助理教授中的異類,更天真的相信有教學相長這回事,也認為教學是研究生活重要的調劑,兩者相輔相成。我主要教兩門課,一門為本科生的宏觀經濟,一門為研究院的宏觀經濟,前者是經濟系本科生的必修課,介紹有關貨幣政策、失業、滙率及國債等的理論,讓學生對各門各派的意見有點了解,讀懂財經新聞。教這門課的最大得益是,數年下來,課程內容已經了然於胸,可以全憑記憶不用講義教完,腦中有課程的內容為基礎,分析大小宏觀經濟問題都事半功倍。

教研究院程度的宏觀經濟,主要是跟研究生細讀一些經典論文。經典者,歷久不衰的作品也,每年重讀一次,都有新領會新發現,跟匆匆讀一次大有分別。教學比學生學得更多,何樂而不為?

談到教學,想起上世紀初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者凡勒(Jacob Viner)。凡勒負責教研究院一年級的價格理論,每次上課都會拿着學生名單,一個跟一個的問問題,答對者相安無事,但學生只要答錯幾次,會被趕出研究院!如此的教學方法,如此的生殺大權,今天都不復存在了。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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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0, 2013

從離婚了解婚姻

2013年12月20日


昨天介紹了三套有關結婚的經濟理論。理論一,婚姻本身有價值,情投意合者離婚機會低,結婚的好處比同居大;理論二,婚姻有承諾的功能,以離婚的巨大成本作為「恫嚇」,確保雙方合作無間;理論三,由於不清楚對方的底細,求婚是「示強」的訊號,以證明自己從婚姻中可得到莫大的快樂。數年前的一篇文章【註】,利用美國結婚證書的數據為三套理論一分高下。

話說美國自70年代起,離婚法例有重大的改變。以往的離婚法,一般要求雙方同意(mutual consent),兼要證明婚姻關係中有錯(fault),如對伴侶不忠或家庭暴力之類,離婚才能成事。由於幾乎要等到悲劇發生才夠資格離婚,法律一向被認為不利女性,而就算雙方都同意分開,也往往要堆砌故事,作假證供證明其中一方有錯。
成本下降的影響

從1968至1977年,美國大部分的州政府陸續修改法例,容許單方面(unilateral)提出離婚,不需要證明有錯(no-fault)。直到今天,撇除不同的州份法例的一些分別,美國所有地區都不需要雙方同意離婚,亦不需要證明一方有什麼過失。法例改變大大降低了離婚成本。離婚過程簡單,不用找證據支持,省卻時間和律師費。

考考讀者,法例改變對離婚的機會有什麼影響?

細心的讀者,會想到法例對婚姻市場有兩種不同的影響。法例影響了離婚的動機(incentive),法例直接降低離婚成本,令本來勉強維持的關係得到解放,離婚機會上升。法例也影響了選擇(selection)的機制,令不同種類的情侶加入婚姻市場。

根據三套理論,法例對動機的影響都一樣;對不同種類情侶的結婚機會,法例的影響卻有微妙的分別。

若果婚姻為了着數,或婚姻有發訊號的「示強」作用,法例改變的結果是更多的人拉埋天窗!舉個例,法例改變前,我跟伴侶的關係不過不失,有點拉埋天窗的興趣,但諗深一層又不捨得冒離婚的風險;離婚的成本下降,結婚的着數相對下便宜得多,發出訊號的代價也下降,我就不介意博一鋪了。

法例改變,結果是多了人結婚。這些人由於同住的好處不大,在一起只比單身好一點,在法例改變前不敢簽約,行為改變只因結婚「減價」。整體平均的婚姻質素下降,離婚機會上升。

相反,離婚成本下降將減弱婚姻承諾的功能。離婚的威脅難以迫使雙方合作,結果是不太匹配的情侶會選擇同居或單身,只有合作起來有較大好處的才有興趣結婚,平均的婚姻質素上升。撇開法例對離婚動機的直接影響不計,離婚機會不升反降!

文章作者找來美國1968至1995年33個州份的結婚及離婚個案,發現法例的改變令不夠匹配的情侶打消結婚的念頭,婚姻市場的質素上升。承諾,原來是結婚的主要理由。

盟約婚姻的存在
婚姻承諾的作用,亦解釋了盟約婚姻(covenant marriage)的存在。所謂盟約婚姻,指的是雙方簽約並同意婚前接受輔導,以及有意離婚時亦要接受輔導,兼要證明一方有錯,才有機會獲准離婚。盟約婚姻就如美國70年代的法例一樣,增加了離婚的成本。盟約婚姻一般跟宗教團體有關,在美國未算流行,只有三個州份承認。

根據研究結果,作者也提出了一個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若果婚姻有承諾的作用,方便雙方分工合作,改善生活質素,不容許同性婚姻,無異增加了同性情侶分開的機會,令同性戀者蒙受損失,享受不到婚姻帶來的效益。

註:Niko Matouschek and Imran Rasul:The Economics of the Marriage Contract: Theorie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1(1), 2008, p.59-110.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December 19, 2013

結婚的理由

2013年12月19日


過去數年,一眾舊同學正值三十左右的適婚年齡,網上的喜訊此起彼落,社交網站的幸福照層出不窮,舊同學中單身者漸成少數。幸好我身在海外,避過不少婚宴,省下不少人情,兼且香港的婚宴大同小異,動輒四、五小時,如非熟人,出席的成本遠高於效益,可免則免。隔岸觀火,每次見舊同學拉埋天窗,心裏總有個疑問:為什麼要結婚?

婚姻是一張合約,合約或明或暗的交代了雙方的責任和權利,跟簽合約打工的性質相似。婚姻的獨特之處,為中止合約(離婚)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律師費、時間成本等等)。既然婚姻這張合約如此「手尾長」,兩個人好地地為什麼要自找麻煩?

婚姻有着數

一起生活的好處多,分工合作、節省成本、分擔風險等,都比單身優勝;但兩個人生活的好處是否一定要靠婚姻合約支持?與其結婚,兩個人大可以選擇同居,既享有婚姻的好處,更省卻了若不幸要中止合約時的成本。婚姻到底有何優勝的地方?

從合約的角度看,經濟學者對婚姻有三種解釋。讀者要留意,經濟學者習慣客觀論事,談婚論嫁不免從成本效益着手,幸福浪漫之事都變成冷漠的計算。婚姻的經濟理論,用作分析世事則可,以其跟好友或另一半談心則萬萬不能。

第一套理論最簡單:婚姻有其獨特的好處,非單身或同居人士能得到。最大的好處為親友以至社會對已婚人士的肯定。香港據說是國際城市,但一般市民對同居仍相當有保留,結婚是理所當然,而未婚則被視為人生有所遺憾和不足。已婚狀況亦有各種稅務優惠和其他福利(如員工配偶醫療保險)。

眾多的男女在「單身市場」碰面,有意長久發展者,從相處之中,大概會知道兩人一起生活帶來的好處。視乎兩人的合拍程度,好處有多有少,例如,兩人性格配合,有共同嗜好,少有爭執,一起生活的好處將比另一對常常吵架的多。結婚或同居都有這些好處,結婚會添上一些獨特的着數,但又涉及額外的離婚成本。兩人會如何決定?

婚姻是承諾

若兩人一起的好處多,亦即兩人是好配對,未來兩人較難在婚姻以外找到更好的選擇(單身或另覓配偶),離婚的機會相對較低,預期的離婚成本下降,結婚會比同居吸引。舉個例,離婚要付上10萬元的成本,但結婚帶來的獨特好處只值5萬元,只要離婚的機會高於五成,同居會比結婚優勝;不過,若兩人情投意合,離婚的機會只有二成,結婚會是較好的選擇。因此,合拍的情侶會結婚,同住好處較低的情侶會同居。

第二套理論視婚姻為一個承諾的機制。兩人一起生活,你對我好,我對你好,雙方都要付出成本、作投資,才能為對方帶來快樂。換句話說,兩人的生活要成功,靠兩人合作無間。不過,兩人合作,便有機會出現搭便車(free riding)的誘因,最終帶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問題。

你對我好,我卻有動機不付出成本,單方面享受好處。舉個例,合作要靠雙方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選擇適合的家務,如一方負責吸塵掃地洗碗,另一方負責買餸煮飯。不過,負責清潔的一方,大可偷懶不做,只享用對方的飲食服務。偷懶的結果是合作破裂,雙方自己顧自己,兩類工作都做一點,或雙方索性什麼也不做。

雙方不合作,結果是家嘈屋閉,居住的質素下降,離婚的機會上升。婚姻的作用,是以離婚作為「恫嚇」工具,大幅
增加不合作的成本(不合作增加了離婚的機會),迫使雙方合作下去。

跟第一套理論一樣,不合拍的情侶不會自找麻煩,會選擇同居,但非常合拍的情侶由於有強大的動機合作無間,也不需要婚姻的承諾。只有在兩者之間的情侶才選擇結婚。

婚姻是訊號

以上的兩套理論都假設雙方清楚同住的好處,但實情是,拖友從來都是估估下,既不清楚對方是否真的喜歡自己,也不知道對方有什麼駭人的秘密。既然離婚成本驚人,對方都肯跟我求婚,證明其信心十足,從一同生活中會得到莫大的快樂。相反,心大心細者,知道雙方一起的好處不會太大,會選擇同居或分手了事。訊息不全下,可以藉代價高昂的婚姻證明自己與眾不同。訊號理論的推測跟第一套理論一樣,只有較合拍的情侶會結婚。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December 18, 2013

高斯與頻譜市場

2013年12月18日

我和兩位欄友這一輩讀經濟的,或多或少都受到張五常教授的影響。猶記得中六第一次接觸高考經濟時,我和同學們對此科感到既難明又好奇。

科學方法論、交易定理和高斯定理這些都是本應在大學一、二年級才有機會讀到的概念,但我和同學們卻在高中時便已在半懂不懂情況下互相討論切磋。

我不知道兩位欄友的經驗如何,但我可以說,如果沒有在高中時跟同學、老師討論經濟的經驗,今天我不會在這裏「以欄會友」。

高斯定理的影響力

在整個高考經濟科的課程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斯理論,原因不是這理論對當時的我有最大的啟發(我是到大學、甚至是研究院時才慢慢理解它的重要性),而是環顧整個高考經濟課程,只有高斯定理是以一個經濟學家命名!

我和兩位欄友這一輩讀經濟的有幸讀到張教授闡釋的高斯定理。在張教授的《經濟解釋》裏,他認為高斯1959年在《法律經濟學報》發表一篇名為《聯邦傳播委員會》的文章,是高斯定理的起始,高斯在文中認為完全看不到的音波或頻譜是可以被界定為私有產權並在市場成交,而其結果是最有經濟效益的;文中的一句結論清楚而重要: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一個必須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這觀點現在看來平平無奇,但在當時卻是如異端邪教般受到很多的反對,連高舉市場的芝加哥學派也一致地對高斯的分析不表認同。學術界最終接受了高斯的分析,而高斯定理在學術界裏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高斯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的問題》,是20世紀裏其中一篇最多人引用的經濟學文章(根據Google Scholar的數據,《社》文已被引用了超過2.2萬次,而佛利民最多人引用的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則「只」被引用約1.1萬次)。

高斯定理在現實世界中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影響了頻譜分配的制度,由以往政府主導誰可使用什麼頻譜作什麼用途的「選美制度」(beauty contest),慢慢轉變至現在以價高者得的拍賣形式出售頻譜;不過,當中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當高斯受蘭德公司邀請建議改革頻譜分配制度時【註】,有人便對其研究報告提出反對,指出只有拉丁美洲的獨裁者才會考慮以市場形式出售頻譜。

而頻譜拍賣是在《聯》及《社》二文發表接近30年後的1989年才第一次在紐西蘭出現,美國則要在1994年才第一次拍賣頻譜。現在,全世界包括香港在內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以拍賣形式出售和分配頻譜。

拍賣頻譜的各樣考慮

相對政府主導的「選美制度」,拍賣頻譜的好處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價高者得的拍賣能夠保證,低效率、不能善用頻譜的公司不會獲發頻譜;另外,簡單和高透明度的拍賣制度亦有助防止各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

不過,魔鬼往往是在細節中,單單把頻譜拍賣並不代表便可以令頻譜的分配和使用最有效率,因為頻譜所連帶的私有產權中的權利界定對頻譜分配和使用效益是有決定性影響的。

張教授說過,私有產權是由三種權利組合而成的:私人使用權、私人收入享受權和自由轉讓權。很明顯,香港電訊商手持的頻譜牌照的私有產權是有不少限制的,其中一樣是我在上周和前周提到,頻譜的自由轉讓權有很多限制,這導致香港頻譜的二手市場並不活躍。

在變化莫測的商界社會中,缺乏二手市場無疑是會影響資源的分配與使用的。而頻譜的使用與私人收入享受權也有不同程度的限制,這對頻譜的分配使用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良影響。篇幅所限,有機會再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December 17, 2013

事先張揚的電費加價事件

2013年12月17日

各方傳媒政客準備一同聲討中電(002)加價「賺到盡」的那天,我讀到南卡人預備發給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聯署信:「我們已受夠規管帶來的貴電費!請不要再添規管加重我們電費的負擔。」做夢也想不到,我居住的香港和南卡兩個地方的人都在反對電費加價。

其實南卡電費有幾貴?說過了,美國的平均電價跟香港相差無幾,而南卡的電費比香港要平大概10%,每度電只需約0.93港元,以世界標準來看是十分便宜。儘管南卡電費超平,一來是發電燃料五分之二來自燃煤,二來是支持共和黨的紅色州份,居民反對從「奧巴馬氣候行動計劃」衍生出來的減排新建議,可以理解。

回說香港的電力市場,我曾在本欄指出,與世界各地比較,香港的電價算是「比下不足比上有餘」,但像南卡人一樣,香港人永遠不會嫌電費平。雖然政府2008年的《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先代中電規劃「西氣東輸」,2010年的《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再向兩電暗示要大幅減煤,但仇商仇富的氣氛,香港比南卡嚴重。

為保護環境帶來的加電費壓力,輿論矛頭一路直指兩電「賺到盡」而忽略政府「管到底」。尤其中電這次事先張揚2015年將以雙位數字加價,單看加幅便難逃「賺到盡」的罪名。不過,只要留心兩電之不同和政策的轉變,不難發現這其實是政府「管到底」的後果,電能(006)旗下的港燈並非不想「賺到盡」。

兩電燃料組合大不同

提到中電與港燈的不同,一般人的印象是中電規模較大、電價較平。除了這些,注意環保的朋友亦可能會知道,兩電的發電設施其實很不一樣。

先說中電,撇開竹篙灣燃油的3台後備發電機,青山發電廠的8台機組主要以煤發電,但其中兩台是可使用天然氣作燃料的;龍鼓灘電廠的8台機組,全部都以天然氣發電;至於大亞灣核電站的兩台機組,當然是以核能發電。根據這3間電廠可達到的燃料組合,煤佔約30%、天然氣佔逾40%,而核能佔超過20%。

至於港燈的南丫島發電廠,有8台機組主要以煤發電、兩台以天然氣發電,加上另外5台使用燃油發電和規模極小的風力和太陽能系統。合計起來,燃煤發電佔超過65%,天然氣的比例不到20%。

雖然中電近數年實際上的發電燃料組合是煤高於氣,但兩電相比,一向都是港燈的燃煤比例高得多;另一個更明顯的分別當然是核能的採用,由於天然氣和核能的碳排放都比燃煤低,減排理應對港燈構成較大的影響。但為什麽事先張揚要加價的,會是一向電價較平又較環保的中電呢?

首先,煤價近年下滑,發電燃料煤多氣少的港燈,自然較有條件減低燃料價條款收費;第二,多得政府代中電規劃「西氣東輸」,發電廠機組是氣多煤少的中電惟有提高燃料價收費。市場的巧合遇上環保政策的轉變,後果理應是中電加價、港燈減價。但這只對了一半,錯的另一半是港燈沒有減價。

港府管到底影響不一

上周兩電公布來年加價幅度,結果是中電平均加價3.9%,港燈淨電費維持不變。港燈沒有減價,原因是煤價下滑帶來的燃料價條款收費下降,剛好被基本電價上升超過7%完全抵銷。相比之下,中電的基本電價明年只調高4.2%;可能亦是中電燃煤比例一向較港燈低的緣故,要達到減排目標,中電預計未來因為投資增加而上調基本電價的幅度並不甚高,只維持在平均1.8%。

不過,引來最大迴響的是,中電預計之後一年的總電價加幅將達11.8%,而未來5年的每年平均加幅亦有6.9%。減排對中電電價未來數年的主要影響,是政府規劃的「西氣東輸」氣價實在高。不過,即使煤價下滑,港燈用戶亦享受不到較平的電費。

有議員質疑中電「年年加價、有加無減」,漠視社會現況和市民承擔能力。我不喜歡電費加價,但從來是「比下不足比上有餘」的電費,為了環保加價後我總算負擔得來;最可能負擔不起的低用量住戶,電費是沒有增加的。
小說《事先張揚的殺人事件》中,殺人動機是源於一些吃人的禮教。香港最近事先張揚的電費加價事件,卻可能是基於「平貴唔係問題,總之加價就係唔啱」的奇怪經濟邏邏輯。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December 16, 2013

反「管到底」為反加電費目標

2013年12月16日

執筆前瀏覽Facebook,見到有兩位朋友like了這樣一個post:SOUTH CAROLINA RESIDENTS - HELP NEEDED︰ We need 100000 to sign this petition to keep SC Light Bills Low!我家在美國的南卡州,所以格外留神。細讀下去,原來是邀請聯署反對電費加價。反加電費的人,原來不只是香港人。奇怪的是,南卡人反對的對象不是電力公司。發起聯署的是南卡人,要投訴的是聯邦政府,他們不滿的是針對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三個月前提議進一步收緊對電廠的排碳規管;新建議規定,燃煤及燃氣發電廠要裝置「碳收集及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設施來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把二氧化碳存入地下有什麼好處呢?

減排為將來環境非健康

討論這個問題前,先考考大家:「有機」有什麼優點?近年,有機食物和減排溫室氣體都是環保分子大力鼓勵的。每當我詢問身邊的朋友有機食物的優點,不少人的回覆是:「健康啲囉。」很多主張「有機」的人認為,有機食物營養好所以健康、農藥少所以安全;但其實不少研究發現,一般市面上標榜「有機」的食物營養成分及安全程度跟「冇機」的分別不大,有明顯差別的是,有機食物價錢一般貴一至三成。

原來不少支持「減排」的人亦以為,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好處是令空氣清新、人都健康啲;實情是,減排污染物確是「健康啲」,但減排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的主要作用是希望減慢全球暖化,與近日傳媒廣泛報道的霧霾天氣和懸浮粒子沒有直接關係。既然如此的「有機」和「減排」與健康沒有明顯關係,剩下的好處就只有環保。

「有機」比「冇機」的食物一般貴幾成,原因可不是天使一般的有機農夫想「賺到盡」,而是種植有機食物需要的土地較多,人工成本亦較高。目前「可再生」比「不可再生」的能源成本一般亦要高出幾成甚至幾倍,追求環保時電費加價的理由又豈止是魔鬼一樣的電力公司想「賺到盡」呢?

環保政策增發電成本

美國的南卡人聯署,反對的不是電力公司「賺到盡」,反對的代表聯邦政府處理環保問題的EPA要「管到底」。老實說,我不肯定把二氧化碳存入地下是不是一個解決環保問題的好辦法,不肯定的原因是見過CCS的估計成本都是眾說紛紜。南卡人反對CCS的理據是技術還未成熟,硬性規定裝置有關設施可能會令電價大幅上升幾成。

作為南卡居民,我雖然不認為EPA的新建議會短期內令電費大幅增加,但我亦不贊成以「管到底」方式硬性規定電廠裝置CCS設施。建議不會令電費即時大增,原因是建議像其他傳統環保規管一樣「親疏有別」,新建電廠的減排規格比現有的嚴厲得多,但發電廠是有數十年壽命的投資,受影響最大的新建電廠比例上是少數。但這樣「管到底」的規管,除了對新競爭者不利,有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嫌外,最不要得的地方是欠缺靈活性。任減排對改善全球暖化的幫助有多大,CCS未必永遠是成本最低的減排方法。

要減排,發明「私酒商人與浸會教徒理論」的揚德爾(Bruce Yandle)主張徵收碳排放稅,「碳交易之父」桑德爾(Richard Sandor)卻當然偏愛Cap-and-Trade。我認識有份量的經濟學界朋友,就是沒有人支持政府教商人如何做生意的「管到底」環保政策。

以港人身份,又怎樣看最近中電宣布加電費呢?食物「有機」定「冇機」市場上任君選擇,港府為「減排」而調整的發電燃料組合最終卻只有一個。支持「減排」的人,要知道暫時還未有又便宜又環保的發電燃料;反對加電費的人,卻要明白冤有頭債有主。從2008年特區政府的忽然決定與中海油續簽20年長期供氣協議及規劃「西氣東輸」,到2010年為響應中央宣布的碳排放目標建議,把燃煤比重由超過一半減至不足一成,政府都很有教人做生意的「管到底」風範。

減排再有道理,為什麼要硬性規定燃煤比例要不足一成呢?莫非港府一早知道把二氧化碳存入地下的CCS技術是個騙局?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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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14, 2013

研究院的苦與樂 (研究院是什麼一回事.之二)

2013年12月14日



「讀研究院成5、6年,唔悶嘅咩?」面對這個例牌問題,我的例牌答案是;「悶唔悶,因人而異。」有些研究生樂在其中,學習和研究像娛樂多於工作;也認識不少研究生,對經濟學沒有什麼興趣(或曾經有興趣),修課寫論文如同折磨,整天愁眉苦臉。

讀者可會覺得奇怪,研究生收入低微,這些讀得了無生趣的研究生何不一走了之,何解要搵自己笨?

苦讀皆因錢作怪。須知道,只要學校有點名聲,經濟學博士的銜頭值錢得很。對學術沒有興趣,申請到美國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NGO)、顧問公司、投資銀行工作,不難找到年薪過百萬港元的經濟學家(economist)職位。過5、6年又窮又悶的生活,換來無憂的將來,更有機會在美國落地生根,抵捱也。

相反,人文學科的博士銜頭比較不值錢,畢業後難找到穩定的工作不在話下,平均薪金也比經濟學這類「搵食」學科低一大截,隨時比不上一個辛勤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根據我有限的觀察,這些學系的研究生一般比經濟系研究生熱情得多,真心喜愛學術研究,從其學科中得到莫大的滿足感。教育有其投資(investment)和消費(consumption)的作用,人文學科的投資效果不大,總要有消費的快感搭救。

讀博士的兩大難關

昨天提過,美國的經濟學博士課程以考試篩選學生,一兩年下來學生可以少了一半。過不了關的學生,可以繼續屢敗屢戰,但不少會選擇修夠學分,拿個碩士學位找工作去。博士一年級的經濟學課程範圍極廣,一般分微觀、宏觀、計量三部分,對記憶力及智力有一定的要求,考試壓力不低。

考試只是個小難關,真正的難關在後頭。完成兩年的修課後,就要找論文題目和導師。沒有功課交、沒有考試要準備,研究生面對的是完全自由的研究生活。「自由誠可怕」,習慣被動學習的研究生將不知所措。認識不少研究生考試成績一流,科科滿分;但到了寫論文的階段卻急轉直下,找不到論文題材,愈讀愈冇癮,最後退學收場。
讀書考試,研究生是個「消費者」,消費的是古往今來的研究成果;研究寫文章,研究生成了個「生產者」,要創作出一點東西。兩者分別大矣。我喜歡看哲學書籍,拉雜成軍的看了不少,是個名副其實的消費者,但要我生產出一點哲學理論來,卻是絕無可能的事。

若問讀經濟學(或其他學科)博士的樂趣何在,答案言人人殊。不計畢業後可觀而穩定的收入,回首舊事,我認為有兩大樂趣。

有夠食夠住的收入,5、6年幾乎完全自由的讀書生活,讀什麼、想什麼、寫什麼悉隨尊便,兼有一班師友陪你癲,這樣的生活到哪裏找?

讀博士的兩大樂趣

在香港的中小學填鴨多年,到大學時年紀尚小心智不夠成熟,原來研究院才是走進學問、文化之門的最好時機。身在學術世界,認為自己懂得太少,惟有躲到圖書館亂翻書。我在研究院最美好的回憶,是在某個沒有錢返香港的暑假,在校園的草地上讀完《安娜卡列尼娜》。美國的大學附近,總有不少音樂廳、藝術館、電影院,研究生可把握機會以學生優惠學習一點高級文化。數年下來,除非研究生的課餘興趣是獨自躲在家中煲TVB劇,否則總可以積累一點文化資本,唔打得都嚇得。

美國的經濟學博士生相當國際化,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美國人往往成了「少數族裔」。幾歲大的小孩參加遊學團相信沒有什麼效果,但花數年在研究院跟同學打交道,一定能擴闊所謂的國際視野。從了解不同的飲食習慣、國民性格、傳統風俗、政治發展,到學習不同語言的咒罵方法,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加上香港人從來都是研究院的極少數,沒有「圍威喂」只跟自己友打交道的問題,可訓練出打進不同文化圈子的能力。既然同學們夠國際化,有意找長遠或短期對象的研究生,更可在研究院發展「外交關係」,跟來自異地的同學談談戀愛。

兩篇文章,只交代了研究院生活大概的情況。一些專門的問題(如申請策略、GRE和大學成績的重要性等)讀者未必有興趣,還是有留待更合適的場合再談吧。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December 13, 2013

經濟學碩士和博士 (研究院是什麼一回事.之一)

2013年12月13日

在美國誤人子弟多年,教了不少三四年級的本科生。學生離校在即,每學期總有數個成績較好的問我有關研究院的問題,也為不少學生寫過推薦信,最近更參與了敝系招收研究生的工作。每年暑假回港放假,又常被問及當研究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是次一連兩天我且權充「升學權威」,給大家介紹一下當研究生的「內幕」。經驗所限,我介紹的是美國經濟學界的情況,不一定能應用於其他學科或其他地區。

深造前預備班

我的意見不適用於兩類人:若果你天資優異,是N優的材料,名牌大學爭相招納,我IQ 150以下的意見可說毫無價值;相反,若果你志在隨便拿個什麼碩士、博士,不在乎學校的名聲,甚至不介意學校是否存在,我的意見更是無關痛癢。

從前美國的經濟學系少有提供碩士課程,碩士的銜頭是未能完成博士課程的安慰獎。近年情況大為不同,不少學校開辦經濟學碩士課程,而且不少質素甚高,箇中原因是亞洲區經濟起飛。這類碩士課程多收取海外學生(以亞洲區為主),甚少提供經濟資助,學生交的是海外學生的高昂學費。課程成了學校的一大財路,愈開愈多。

經濟學碩士課程一般為期兩年,主要是修課,不一定要寫論文。課程的難度、數學知識的要求在本科與博士之間。微觀經濟、宏觀經濟、計量經濟是例牌內容;再加上幾科選修,只要成績不太差,一般都能順利畢業。

碩士課程相比博士課程有兩大好處:第一,若果你的經濟、數學根底較弱(或印象模糊),碩士課程的內容比較容易消化,不致讀得一頭霧水,讓你有時間慢慢適應,以及搞清楚到底自己是否適合以經濟學為職業;第二,碩士課程成績好,進而讀博士的難度會低一點,到好學校讀博士的機會亦會增加。

不過,美國碩士課程多得眼花繚亂,學位傳達的訊息變得含糊。近年翻閱報讀敝系博士課程的內地生資料,幾乎有一半擁美國碩士學位兼且科科A,高下難分。

經濟學博士課程一般為期5至6年,間或有4年甚至3年完成的,更有「十年寒窗」式可歌可泣的例子。課程首兩年完全是修課,一般在第一年完結後有一個考試(稱為qualifying exam或preliminary exam),考的是一年級學過的內容,目的是汰弱留強,好讓跟不上的學生打退堂鼓。有些學校更在第二年完結後再考一次試,內容專門一點。

兩年下來,考試淘汰加上自願離校(心灰意冷、興趣不合等),博士生的人數可能少了一半。

修課後開始找博士論文題材,聯絡興趣相近的教授組成論文委員會。論文寫好、口試考過,閣下就成為博士了。

讀博士有錢落袋

除非學生表現奇差或者學校太窮(如數年前的金融風暴期間),美國經濟系一般會為博士生提供經濟援助,免交學費加上聘請博士生當教學助理。教學助理的工作不外乎代教授改卷、改功課、解答一下本科生的問題。若果系內的教授有研究撥款,博士生更可申請當研究助理;成績好的學生,更可申請不用工作的獎學金。

助理者,廉價勞工也,薪金比最低工資高,但不會高出太多。物價較高的城市(如紐約、三藩市)薪金較高,私立大學平均比公立大學出手闊綽。當助理的薪金約為1萬港元以上,間或有超過2萬港元的。薪金低不用交稅,夠交房租夠錢開飯,辛苦一點可以儲點錢每年回港一次,對過着中產生活的港人是個「啱啱夠」的數字。薪金雖低,但我見過不少來自貧窮國家的同學,可以「死慳死抵」把一半薪金送回祖家!

當教學助理可積累教學經驗,當研究助理更可參與研究工作,提早走進學術世界。阿Q一點地說,當數年博士生有助養成節儉的美德。經濟學本已是斤斤計較的科目,再經過數年的窮生活,不少經濟學教授變得非常孤寒。舉個例說,今年暑假在城大教書,除非有人請客,我絕少到又一城用膳,最常光顧的是價廉物美的大學飯堂!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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