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30, 2012

土地供應與地產霸權


2012年10月24日
梁天卓 經濟3.0


香港樓價近年不斷上升,升速之快,已遠超市民收入的增長。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09至2011年間,香港的人均收入上升了大概10%;但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由2009年初的60點,大幅上升至2012年10月的110點,顯示二手私人住宇樓價在短短三年內上升了差不多一倍!

當然,當中涉及很多外圍的因素,包括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引致借貸利率維持在極低水平和中港逐漸融合,令愈來愈多內地同胞來港置業,這些因素都令香港樓市的需求不斷增加。

供應減少強化壟斷能力

同一時間,香港住宅樓宇的供應卻在不斷下降。在2002年年底,當年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了穩定當時樓市的「孫九招」,其中包括無限期取消公開拍賣住宇用地和暫停勾地一年,這些政策都令一手樓宇的供應大幅減少。那麼,一手樓的供應下降了多少?假設一個新盤由買地至建成及公開發售,期間需時三年,那麼我們看看2005年前後的一手樓宇成交便略知一二。

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顯示,在2002年至2005年期間,一手樓宇成交量年均為接近23000宗。由2006年至去年為止呢?只有約14000宗,下降了接近40%!

一方面需求上升,一方面供應下降,一個略懂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就算在一個供應商之間競爭十分激烈的環境下,產品的價格也會因而上升,香港樓市當然也不例外;不過,香港樓市的地產供應商不多,接近寡頭壟斷,只勾地不賣地的「孫九招」可能加強地產商的壟斷能力,或很多人口中的「地產霸權」,令樓宇價格進一步上升。

為什麼呢?讓我用一個美國的例子說明吧。

美國因為地大物博,人口密度比香港低很多,土地的供應相對地多,所以地產商之間的競爭亦比較激烈,我在美國留學時,並沒有聽過美國有「地產霸權」或相關之說。不過,就如在香港一樣,為了讓政府對城市規劃有更好的控制,美國各地的土地用途都受到地方政府監管。監管的範圍很廣,其中一項是把土地用途細分為幾項,包括住宇用地和商業用地等,住宇用地不能被用作商業用途,反之亦然。

另外,各類土地用途亦受到不同的限制,如樓宇高度和停車場數目等。發展商可以申請更改土地用途,但需要經很多不同但有關的政府部門批核,時間成本不菲。雖然這些土地用途的監管一方面可以令地方政府更有效地規劃發展,另一方面卻增加了發展土地的成本,後者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留意小型地產商退出

以酒店業為例,一間中型或大型的酒店佔地不少,購買甚至申請轉換土地用途,佔酒店的固定成本一個相當重的比例,在美國的一個郡(county)內通常只有數個不同的連鎖式酒店,所以,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對土地用途的監管很嚴厲或轉換土地用途的成本很高,便會令部分酒店退出市場,從而增加了其他酒店的壟斷能力。

多倫多大學的鈴木純一教授便曾對此作過研究。他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時的師兄,比我早一年畢業,我們同是Patrick Bajari (現為網上書店亞馬遜的首席經濟師)的學生。鈴木純一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德州各個郡的不同土地用途監管令酒店的固定成本上升,酒店的數目和它們之間的競爭減少,每間酒店的房租和收入因而增加。

當然美國的酒店業和香港的樓市不盡相同,不能作直接的比較,但香港政府應該加緊留意近年土地供應減少和小型地產商退出香港市場的關係,以及兩者對香港樓市的影響。

Reference : Suzuki, J. 2012: ”Land Use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Texas Lodg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國道路」需要怎樣投資? (新中國道路的國進民退及基建增速.二之二)


2012年10月23日
徐家健 經濟3.0


 兩周前,寫過一篇怎樣解讀<中國晚間燈火和官方公布地方GDP數字沒有關係>的文章。拋磚引玉,果然得到一些師友的迴響,在投資銀行工作的兒時好友陳嘉文,提醒我他在上海工作時商業大厦外牆及室內窗邊照明所耗的電費,是政府補貼的;不時在《信報》發表文章的朋友黃健明提出,這可能是政府對電力供應種種干預的後果;最有份量的回應,當然是科大老師雷鼎鳴在友報指出,不少政府基建投資的經濟效益,可能要等上數年才能體現。

三位師友不約而同認為,中國道路之與眾不同,政府經濟措施的影響舉足輕重。

金融危機後,北京政府推出了四萬億刺激經濟方案,其中差不多四成是投資在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等基建項目上。鐵路和公路的投資,聽說最近還要加碼。隨着拉動中國經濟「三頭馬車」(出口、消費和投資)持續放緩,中央似乎認為政府投資是最直接、並能最快推動經濟增長的方法。

量度基建投資回報的難

問題有二:首先,這些基建項目值得投資嗎?如果值得,要怎樣投資呢?

量度基建項目的投資回報不容易,主要有兩大困難:第一,前文曾解釋,所有政府投資經營的生意,賺蝕都不易算準;第二,比較時又不容易把「反事實」(Counterfactuals)弄清楚,比方說,計算高鐵的投資回報不能只看高鐵的載客量。要問的是:如果沒有高鐵,搭火車或飛機的社會成本會比坐高鐵高出多少呢?

「反事實」帶出的量度問題,正是經濟史學家研究十九世紀鐵路對美國經濟發展的爭論點。

芝大諾貝爾獎得主Robert Fogel認為,由於水路運輸比鐵路運輸的成本只高出少許,後者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往往被高估。Fogel這個在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爭議,至今還未定案。

量度中國基建的投資回報,要面對同樣的問題。研究院時的舊同學Nathaniel Baum-Snow是這方面的專家。根據Nat的分析,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投資在運輸的基建,對城鄉人口及經濟活動的分布,影響深遠,一方面,輻射式公路(radial highway)及環路(ring road),幫助了市民從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擴散到市外圍的地方;一方面,鐵路的興建卻有利工業生產由市中心遷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他地區去【註1】。

麻省理工的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deal)得主Esther Duflo的研究結果,卻支持Fogel的看法:中國在過去20年裏,鄰近運輸網絡地區的經濟增長,跟其他地區的其實差不多;Duflo還指出另一個可能,由於資本和勞動力在中國還未能完全自由流動,運輸網絡固此未能充分發揮推動經濟增長的功能【註2】。

經濟學家對運輸基建於經濟發展的作用,似乎仍是眾說紛紜。我的看法是,中國不同地區還有各式各樣吸引投資的措施,中央頒布的勞動法,在不同地區更只是選擇性執行。要分辨運輸基建和其他吸引投資的政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實在困難。

基建投資需要增速嗎?

另一方面,運輸網絡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很依賴其他經濟配套設施;貧困地區的基建投資回報不一定較高。試想,如果香港興建一條連接東平洲的大橋,對東平洲以至全港的經濟發展有多大幫助呢?

縱使基建項目值得投資,有需要為保持整體經濟高增長而增加基建投資的速度嗎?

單靠政府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是很危險的。關於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的經濟分析指出,就算在失業率高企的美國大蕭條時代,凱恩斯學派主張政府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對推動經濟的影響亦十分有限。

凱恩斯學派的局限

在失業情況不算嚴重的中國,凱氏的財政政策將因資源競爭而炒高生產成本;所謂的「擠迫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尤其在鬧民工荒的地區,更是不利民企的發展。另外,英諺有云:Haste makes waste,經濟學上,趕急會增加成本。在沒有市場的指引下,政府要加快生產,將更容易下錯注。

金融危機前三年,Fogel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會維持在8%以上,直至2040年或更久;七年後的今天,北京已放棄「保八」,如果Fogel的預測是錯,關心中國發展的朋友,惟有希望他半個世紀前對鐵路於經濟發展的看法,也一併錯到底吧!

註1:Baum-Snow, Nathaniel, Loren Brandt, J. Vernon Henderson, Matthew A. Turner, and Qinghua Zhang. ”Roads, Railroad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Manuscript, Brown University, 2012.

註2:Banerjee, Abhijit, Esther Duflo, and Nancy Qian. ”On the Road: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Manuscript, MIT, 2012.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江南Gangnam大不同? (新中國道路的國進民退及基建增速.二之一)


2012年10月22日
徐家健 經濟3.0


那邊廂,繼Samsung Galaxy S III後,Gangnam Style掀起的韓風再一次席捲全球。Gangnam Style的現象,成為很多文化學者的研究題目;不少傳媒的解讀是:這位韓國黑超大叔,借Gangnam地區的生活糜爛,諷刺新一代韓國人在享受漢江奇迹的經濟成果時,只顧追求暴發戶式的胡亂消費。

這邊廂,雖然還未有揚名海外的品牌,但從改革初期珠三角帶動的經濟發展,到以江南地區組成長三角的後來居上,中國最少也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當中,私產權利的界定和地區之間的競爭,對中國式增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拿起放大鏡看,中國模式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但強調這些不同,除非你有像張五常教授的本領,一般投資者很難憑這些微觀的改變來推測中國未來的發展。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經濟出現硬着陸的風險不大,天曉得用水晶球預測經濟的準確性,但把問題倒轉來看,在宏觀上,究竟何謂中國式增長?中國式增長於過去數年又起了什麼變化?

中國式增長與眾不同?

跟Gangnam Style消費相反,中國式增長與低消費和高投資息息相關。令不少經濟學者費解的是,高增長、高投資和高儲蓄的同時,亦有着高投資回報、高貿易順差和高外滙儲備!

高增長是持續30年平均接近每年10%的高速經濟增長;高投資是近年已超過40%的高投資率;高儲蓄是比投資率還要高出數個百分點的儲蓄率。不過,在如此高投資和高儲蓄的環境下,投資回報率竟可持續維持在20%左右;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信報》讀者應該耳熟能詳,但當內地投資回報率高出其他國家差不多10個百分點時,為什麼中國還要向他們提供資本?

天卓老弟的舊同事宋錚的解釋是這樣的:中國經濟民營化是一個漫長的轉型過程,從前計劃經濟導致資源錯配,隨着多年來的國退民進逐漸得到改善,高增長正是有效運用資源的成果。

不過,由於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還未成熟,帶動出口的民營企業資本來源,主要還是依靠企業儲蓄。投資回報率所以能夠持續高企,因為國有銀行資本的分配還是傾向生產力較低的國營企業。

換句話說,持續的高投資率和高投資回報率,從正面看是整體生產力不斷提高;從負面看卻是資本市場還欠完善。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改善了工人收入,他們在銀行的存款也相應增加。但資本市場的缺憾加上國退民進,使不大願意給民企提供資本的國有銀行,惟有把囤積的資金投資在外滙資產【註】。

長三角的發展,也許跟江南文化精神有關。但更重要的中國江南Style,是上世紀90年代大部分國企壟斷開始撤銷,而地區競爭亦推動了民企發展。根據宋錚的分析,國退民進又是經濟改革開放成功的一個重要體現。

有趣的是,類似糾正資源錯配導致高增長的經濟現象,原來也曾在80、90年代的南韓出現過!當年南韓的財閥就像中國的國企,在資本市場上佔盡優勢;但自1980年,政府一方面減少對大企業及財閥的傾斜,一方面鼓勵中小企在市場競爭。

國進民退是Gangnam Style?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式增長起了些變化。北京先有4萬億元救市政策,然後全國再出現了國進民退的逆流,這些新政策是否有點Gangnam Style呢?

兩周前說過,把研發開支視為中間投入而非投資,是今天美國看似不着重投資的其中一個原因。假如民營企業把資本投放在項目研發而非機器廠房,從統計上,民企的投資比例將看似在下降。又假如國進民退,是把資金從低回報的外滙資產轉投在回報率較高的國營企業,這樣的國進民退也未必是壞事。但中國的國企有南韓Samsung和LG的生產力嗎?

國進民退如果意味着經濟改革走回頭路,政府胡亂浪費資源,中國道路的新方向是值得投資者擔心的。國慶公路免收費導致大塞車是個壞兆頭。國進民退的趨勢會否逆轉、外滙資產的投資組合是否恰當,將是北京政府能否持續其創造的經濟奇迹的重要指標。至於政府基建投資的回報,明天再談。

註:Song, Zheng,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 2011︰ 196-233.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錯配鴛鴦的失業解釋


2012年10月20日
曾國平 經濟3.0


2006年美國的失業率只有4.6%,可是自金融海嘯開始,一度在2009年上升至10%;近兩年多以來,失業率一直在8%至9%之間徘徊,直至上月才稍稍下跌至7.8%。這7.8%的失業率能否進一步下跌,更將影響11月的總統選情。

上周筆者提及,美國失業半年以上的人口比例之高,破了戰後的紀錄,其中建造業、製造業尤為重災區;不過,美國並非「行行出問題」,例如,醫療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在衰退期間一直上升,毫無減速的迹象。

既然某些行業遭殃,亦有某些行業蓬勃,自然有不少失業人士未能「一技傍身」,擁有的技術、經驗非市場所需求,同時也不容易投入市場有所渴求的行業、工種。一個在汽車業做了二十年安全檢查的中年人,接過大信封後,找工作的方向會以類似的行業(汽車業)或工種(安全檢查)為主,沒有相關的訓練,不會忽然去尋找老人護理的工作。

按行業工種所在地分析

找不到工作也有其地理因素,例如一個在密歇根州失業的工人,雖然知道維珍尼亞州有不少職位空缺,但其房子價格已跌了一半,不忍賠本賣掉,唯有留在密歇根州繼續找工作。

美國的失業率為什麼居高不下?聰明的讀者會想到,這錯配鴛鴦(mismatch)的現象,很可能是美國高失業率的原因。

所謂錯配失業(mismatch unemployment),指的是求職者和工作空缺的行業、工種、所在地不配合,導致「有人冇工做,有工冇人做」的現象。四位來自紐約的經濟學者,最近發表一了一篇頗受注視的論文【註】,探討的正是錯配失業的重要性。文章的目的,是要計算出在完全沒有錯配的情況下,美國的失業率將下跌多少。

四位學者找來各行業、各工種、不同所在地的失業和空缺數據,算出兩者在全美國的分布情況,例如,一份圖書館理員的工作(工種),可以在政府或學校找到(行業),同時也分布在美國各地(所在地)。根據行業、工種、所在地三者的各種配搭,也就可以算出不同種類的失業、空缺情況,錯配一目了然。

若有一有形之手,把失業者和工作空缺自由調動,撮合「工作姻緣」,豈非妙事?想像香港有若干單身男女,行業、興趣、年齡各異,為找不到適合結婚對象而擔憂。有形之手若可以把單身男女調動一下,依照行業、興趣、年齡的分布,把適合的男女撮合起來,香港的結婚比率就能步步高升了。香港的婚姻介紹所,正是因為調配得宜,才能生意滔滔。

計算錯配免用錯藥

把美國不同種類的失業者和工作空缺盡量配合起來,等於消弭了因錯配而起的失業。經過一番複雜的運算,把美國的失業、空缺數據調動一番後,四位作者得到一個出人意表的結果:錯配失業充其量只能解釋2006至2010年失業率上升的三份之一!

以中學教育程度的人口為例,失業率在四年間上升了6.9%,若能把工種錯配完全消除,失業率的上升只會減少不到1%,影響甚為輕微;此外,錯配失業主要來自行業和工種的不配合,跟所在地幾乎沒有關係。

總而言之,錯配失業雖然存在,但解釋不了美國四年來的失業率高企的原因。要解釋高失業率,似乎要另尋方向:政策前景不明朗、延長了的失業救濟,或能解釋失業率的上升。

文章介紹的方法不只適用於不景的美國經濟,對失業不成問題的香港,也有其參考價值。每月為香港算出錯配失業率,除有助決策者、投資者了解勞工市場的情況,失業問題嚴重時更能減低「用錯藥」的機會。

註 ”Mismatch Unemployment”by A. Sahin, J. Song, G. Topa and G.L. Violante,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12.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October 25, 2012

醉駕和美國失業數字


2012年10月19日
曾國平 經濟3.0


上周篇幅所限,未能盡言,今天要再作一點補充。

那位教勞工經濟的美國朋友雖不懂中文,但知道筆者寫到美國的就業情況,除送上精美圖表,也指出了數字中的一條「規律」,由於此「規律」對投資者可能有點參考價值,筆者不厭其煩,再談一下美國勞工市場。

抽樣少波動大

話說9月份的兩套統計數字出入甚大,家庭調查(household survey)錄得87萬多的就業人口升幅,機構調查(establishment survey)只有11萬多;雖然兩者的調查對象不同,但兩者的差異之源似乎是統計錯誤居多。

家庭調查抽樣小,數字一向比機構調查波動大,只是今次的差異大得有點引人注目而已。筆者把2006年至今的就業人口變化製成圖表,好讓讀者有個深刻的印象【圖】。

從1980年至今三十多年,兩套就業人口變化數字之間的分別超過50萬的,只發生了37次;37次之中,家庭調查在隨後的月份「改正」的有36次,例如,根據1990年1月的家庭調查,就業人口上升125萬,但同月的機構調查上升只有34萬,兩者相差約90萬人。可是,到了2月,機構調查錄得約25萬的升幅,家庭調查卻錄得兩萬多的就業人口下跌!

咄咄怪事,其故安在?家庭調查似乎懂得修正錯誤,在2月落後於機構調查,好讓兩者再次並駕齊驅。

讀者如果有點不明白,可想像兩架汽車一前一後,往目的地進發。前車裏是個模範司機,不偏不倚如本報社論;後車的司機剛喝了德國啤酒,沒坐多久就駕車,行車於是忽左忽右。

讀者如坐直昇機鳥瞰此情此景,會見到前車隨馬路前進,後車的路線雖然一樣緊隨其後,其司機卻需要不斷的扭左扭右去「修正」錯誤,以免衝上行人路或闖進對面線。

機構調查和家庭調查的差異也是如此,只不過分歧的原因不是調查者喝醉了,而是調查抽樣大小不同而已。

時間序列的移動平均

筆者不勝其煩,把兩套就業人口變化統計數字的差距以時間序列(time series)方法進行分析,發現兩種調查的差距可以移動平均(moving average)模型規範之。

所謂移動平均,跟讀者們買股票時參考的移動平均不一樣。技術分析中的移動平均,指的是過去如20天或200天的平均股價;視乎今天的股價的高低,投資者可視移動平均為股價的支持位或阻力位。筆者只在大學時稍稍涉獵技術分析,略懂皮毛也算不上,在「理財投資版」的讀者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至於時間序列分析中的移動平均模型,用處在分析、形容時間性的數據。什麼是時間序列?把每天的股價順序看,或把每季的國民生產總值順序看,從古到今,就是時間序列了。

最簡單的移動平均模型所描述的現象,就是今次的數值主要由最近一次的數值所決定,跟更舊的數值無關。例如,要知道那位醉駕司機這秒鐘駕駛方向,只要知道他上一秒鐘的駕駛方向就可以了;若上一秒扭得過右,這一秒就要扭得過左以改正之,更早的駕駛方向也就無關宏旨了。醉酒司機的駕駛方式,也就可以移動平均模型形容之了。

升跌有序

筆者把兩套美國就業人口變化數字的差距看成時間序列,發現其變化符合最簡單的移動平均模型:今次升,下次跌;今次大升,下次大跌。

若歷史有其規律,這次就業人口的異常上升,隨後而來的很可能是其異常下跌。

戲劇性的安排下,10月份的就業報告在11月2日(周五)公布,再過三天卻是美國總統大選。若報告令人失望,至今只輕微領先的奧巴馬可要擔心一個周末,那數天的股市更會緊張刺激。投資要密切留意了。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全球同步上映抗盜版


2012年10月18日
梁天卓 經濟3.0


前文提到,現在暑假檔期的賣座電影大都是一些類似《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般的科幻特技電影,其中一個原因是網上盜版愈見普遍,而為了吸引觀眾入場,其中一個方法是利用電影院的大銀幕和音響設備,另一個方法是開拍有忠實支持者的故事;因此,荷里活電影公司近年在選擇劇本時,傾向採用一些可以運用大量特技和有成功先例的故事,《復仇者聯盟》等的電影系列,正正符合這些條件。

海外票房比重增

其實,除了在選擇劇本上有策略性考慮外,荷里活電影公司亦很積極地尋找其他方法,減低盜版帶來的壞影響,其中一樣就是拓展海外市場。

在全球化下,現在的荷里活電影相比起上世紀70、80年代時更倚重海外的票房。在1977年首次上映的經典電影《星球大戰IV︰新希望》(Star Wars: Episode IV - A New Hope),只有四成多的票房來自海外;直至10月初,今年暑假上映的《復仇者聯盟》的海外票房已佔總票房接近六成,至於《蜘蛛俠:驚世現新》(The Amazing Spider-Man)的海外票房,更佔其總票房接近七成!

雖然拓展海外市場可以增加收入來源,有助彌補在美國本土盜版猖獗的損失,但是要怎樣才可以在海外市場爭取最高票房,也是一個難題,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其中一個決定海外票房的重要因素,是在當地的上映日期。

在70、80年代,盜版還沒有現在這麼猖獗的時候,荷里活電影通常是先在美國上映,然後在數月、甚至一年後才再在外地上映,例如《星球大戰IV︰新希望》是在美國上映後足足八個月才在香港上映的。

精采的電影,大家當然想先睹為快,為什麼當時的電影發行商會把美國本土與海外的上映期相隔這麼長呢?其中一個原因是,發行商想利用電影在美國的強勁本土票房加強口碑,在海外市場賣一個免費又有效的廣告。

口碑宣傳不敵盜版

這種廣告的效用,其實有賴於當時盜版不盛行。不過,在2000年之後,網上盜版愈見猖獗,去年有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有近一成的寬頻使用是與非法電影下載有關。

在盜版盛行的現代,電影的上映期相隔愈長,便愈多人在網上下載,海外市場的票房亦將因而受影響。

所以,不難理解為何近年的荷里活大製作都選擇縮短美國本土與海外之間的上映日期,甚至有些電影(如《復仇者聯盟》)更是美國本土與海外同步上映──《蜘蛛俠:驚世現新》發行商更選擇先在香港及其他地方上映,然後才在美國上映,以減低盜版帶來的損失。

我和一位在明大的同學數年前搜集了18個國家或地區的電影票房數據,和一些荷里活電影在美國和各地的上映日期的資料,經過一些簡單的迴歸分析,我們發現,很多荷里活電影會先在美國本土上映,然後很快便在香港這些盜版比較嚴重的地方上映,最後才在日本這些知識產權保護比較好的地方上映。

當然,這只是一個很初步的結果,我們還要進行反覆驗證才可下結論。不過,初步看來,除了在開拍可利用特技的劇本之外,同步上映似乎是打擊盜版的另一策略。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阿甘正傳》的沒落


2012年10月17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近數年的賣座電影都是一些美國超級英雄電影如《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或《蜘蛛俠—驚世現新》(The Amazing Spider-Man),又或科幻電影如《阿凡達》(Avatar)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等,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特技畫面都極為出色。

相對於一些早年的製作,如《教父》(God Father)和《阿甘正傳》(Forrest Gump)等,近年的賣座電影都不是以故事劇本取勝。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如要了解這現象,最佳方法是從電影市場環境的改變着手。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最新數據顯示,美國電影入場人數自2002年的接近16億人次(平均每人5次),逐漸下降至2011年的接近13億人次(平均每人4次)。入場人數下降的原因有好幾個,其他的娛樂選擇(如電視遊戲機)愈來愈多是其中之一,但最大原因是網上盜版。

3D電影票房市佔率急升

隨着家庭用戶的寬頻速度愈來愈快,上網下載電影所需的時間由十年前的數小時,大幅縮短至目前的數十分鐘,入場人數減少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面對一個正在萎縮的市場,電影公司也有作積極反撲,其策略有好幾方面,主要都是加強在電影院內享受電影的吸引力。

首先,它們傾向開拍一些可以利用大量音效視覺特技效果的題材,因為普通家庭的電視/電腦和音響設備,大都比不上電影院,尤其是現在的IMAX和3D的技術都十分成熟。如果你曾在電影院看3D版的《阿凡達》就知道,那種視覺享受是普通家庭影院設備不能比擬的。

試想一下你是電影公司老闆,正準備投資一部電影,在你的書桌上有兩個劇本,一個是叫《阿甘正傳》,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有機會拿金像獎,但不需要特技拍攝,在youtube或土豆上看,跟在電影院看分別不大。另一個劇本叫《復仇者聯盟》,劇情有點無聊,但可以拍攝大量特技和3D畫面。如果你估計喜歡兩套電影的人數相若,而你開戲是為錢而非為獎,採納哪一個劇本,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決定吧?

事實上,科幻特技的大製作已是電影界的大趨勢,在美加市場,3D電影的票房已由2006年佔總票房的1%,大幅上升至2011年的18%。

另一個電影公司採用的策略是翻拍一些成功的電影系列、小說或漫畫。這策略的其中一個優點是風險低,因為成功的電影系列、小說或漫畫都有固定數目的支持者;在電影業裏,這是一個極大的優點,因為電影是一個十分高風險的行業。

翻拍易吸引粉絲

另一個優點是,在那群支持者中,有一大部分是會買票入場而不會下載翻版的死忠紛絲。

早前提及兩位學者Rob和Waldfogel,有關音樂盜版的研究指出,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會下載翻版音樂,但他們下載的都不是他們支持的偶像的音樂。當偶像出碟時,他們仍然會花真金白銀以示支持。同樣地,美國很多漫畫迷會打扮成蝙蝠俠入場觀看《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以示支持。

在翻版下載愈見方便的年代,我們可以預見,將來會有更多的《復仇者聯盟》,而愈來愈少《阿甘正傳》了。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Monday, October 22, 2012

從沒有審查的生果金到全民退保計劃 (老有所養的經濟與政治.二之二)


2012年10月16日
徐家健 經濟3.0


沒有資產審查的生果金與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一脈相承的地方,是要令所有長者都受惠。為什麼社會有這樣的訴求呢?是市場失效需要政府干預?是因為香港長者貧窮問題日趨嚴重?還只是政客為爭取選票而慷他人之慨?

究竟是效率、公平、還是政治因素,決定退休保障計劃的模式呢?這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退休保障計劃是為了扶貧,社會就要預備為扶貧付出代價;如果政策是政治角力的結果,投資者就要為投資環境變差而作準備;相反,如果政府能比私人投資機構更有效地管理資金,改革退休保障計劃,是可以有利香港經濟發展的。

退休金制度「八大共識」

讀書時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埋首研究公共退休金制度,比較了超過100個國家,發現大多數制度都相似,總結有「八大共識」:

(一)退休金制度鼓勵長者離開就業市場;退休金制度愈龐大,堅持工作的長者要付的隱性稅就愈高。

(二)縱使長者比年輕人富有,退休金制度把財富由年青一代,再分配到年老一代。

(三)退休前收入愈高,退休金額也就愈高;但退休金額跟個人資產無關。

(四)民主和獨裁國家的退休金制度類似。

(五)退休金的財政來源是工資稅。

(六)退休金多以年金發放,至受益人離世。

(七)政府在退休金制度擔當理財的角色。

(八)人口分布和個人退休金開支沒有一個穩定的因果關係。

這八大共同特徵說明了什麼?政治因素對退休金制度,似乎舉足輕重。首先,這些退休金制度的設立不是為了扶貧,一般來說,長者不貧;再者,退休金制度不但沒有資產審查,長者退休前收入愈高,退休金就愈多,亦因為富裕的人比較長壽,他們有更長時間領取退休金。

國際社會普遍採用的退休金制度,是在世代政治角力中,長者透過政府,從年輕一代支付的工資稅裏獲取他們的退休金;但在這場政治角力中,長者是要付出代價的:退休金所以是退休金而不是養老金,是因為要拿退休金,就得先退休。

換句話說,長者不可以「又食又拎」,鼓勵長者離開就業市場,年輕一代的晉升機會就會增加。

在香港吵得熱哄哄的特惠生果金和多個政治團體提倡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究竟是想扶貧還是敬老呢?昨天曾討論政府提出的資產審查問題多多,亦不符合扶貧原則;但如果一點資產審查也沒有,就連扶貧也說不過去。

給老人福利政策的啟示

再講,香港的長者普遍有多貧窮呢?不久之前,所謂的「世代論」爭議的其中一點,不是說很多80後不滿50後不肯放權,形成了一個什麼「50後超穩定結構」嗎?這個超穩定結構,不是指50後超穩定地窮吧?

不少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政團,都喜歡用「強積金制度未能惠及家庭主婦」為例,但普遍家庭主婦又真的很窮嗎?我找不到資產與年齡分布關係的政府數據,但今年花旗銀行的「香港百萬富翁人數調查」顯示,香港百萬富翁平均為49歲,其中約四成為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我不是說香港沒有需要幫助的家庭主婦,但敬老和照顧家庭主婦的責任,是應先落在丈夫和子女身上,還是素未謀面的納稅人呢?

「八大共識」說明世界各國的退休金制度不為扶貧,香港要搞的會是例外嗎?「50後超穩定結構」給我的啟示,反而是香港的退休金制度會否有一天跟國際接軌,鼓勵50後早點退休,好讓80後早日「上位」?

香港老人政策未來的發展,將隨着人口老化而改變;老人貧窮與否,他們於政治的影響力將不斷擴大。只埋怨政客是沒用的,他們只是背後政治勢力的代理人。歸咎民主政治更是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因為獨裁國家也有類似的退休金制度。

如果老人會是世代政治角力的贏家,還是聽曾老弟的話,買些「老人股」對冲一下吧。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特惠生果金下的理財投資 (老有所養的經濟與政治.二之一)


2012年10月15日
徐家健 經濟3.0


俗稱「特惠生果金」的長者生活津貼,應否設有資產審查?政府稱資產審查是必須的,否則長遠來說「不可持續」;多個政黨卻要求取消資產審查,讓所有老人家都能活得「有尊嚴」,這樣牛頭不答馬嘴的辯論,怎樣令社會了解資產審查的利弊呢?

經審查的資助都是稅
我們首先要明白,任何有資產或入息審查的資助,變相都是「稅」,是經濟學的「隱性稅」(implicit tax)。

為什麼資助竟會是稅呢?先給所有人資助,然後向不合資格的人徵稅免去資助,跟有審查的資助是一樣的。

以美國的「勞動入息稅務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為例,正如梁老弟天卓說,這個較可取的扶貧政策是類似(但不是)佛利民建議的「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讓我補充兩者的分別,第一,「稅務優惠」與「稅」,在政治修辭上是天淵之別;第二,真正的負入息稅,是保障所有人都有一個最低收入,所以負入息稅對沒有收入者提供最大資助,但因為收入愈高資助愈少,負入息稅會「養懶人」。

相反,EITC鼓勵了大量單親媽媽工作,因為這個扶貧政策只會給有工作的人補助;不過,EITC也有輸家,鼓勵就業增加了勞動市場的競爭,一些不符合資格的低收入人士(如已婚但沒有子女的女士),在僧多粥少下,收入將減少。

這裏要強調的是,EITC也或多或少地削弱了一些全職媽媽的工作熱誠。為什麼呢?聽過香港一些輪候公屋的人寧可減少工作或不加薪,也不願失去上樓資格嗎?EITC對已婚媽媽及其他低收入人士提供的津貼,最終將隨着收入增加而降低。這就是隱性稅的威力,所有具資產入息審查的扶貧政策,都要面對這個兩難:要扶貧,就要獎勵貧窮。

門檻把哪些長者拒諸門外?

把資產上限定為18.6萬元,就是獎勵資產少、懲罰資產多的長者,從扶貧的出發點還可理解,但政府建議把自住物業的資產豁免,這豁免真的會達到扶貧效果嗎?

有稅,就有避稅。試想,假如你有三數百萬元退休金但沒有物業,想領特惠生果金,不用問投資顧問,你都會考慮置業吧?但只有三數十萬積蓄的老人家,可以在香港置業嗎?又假如你有三數百萬退休金,還有一個自住物業和一個尚未置業的孝順兒子,想領特惠生果金,可提早幫他買樓吧。但這是無依無靠的長者能做到的嗎?

把資產上限定為18.6萬元的另一個壞處,是如果你有10萬元現金加3手滙控(005),一場金融風暴就令你符合資格,但一次QE3卻可能令你失去資格,虛報資料還可使你墮入法網。

把資產轉名給「信得過」的人,同樣是有子女供養的長者較易辦到。

還有,為什麼70歲以上的長者反而不需要資產審查呢?是因為80歲的比65歲的更需要活得有尊嚴?不要忘記,富裕的人一般比貧窮的長壽。

要怎樣的資產審查?

我不清楚什麼是「不可持續」,是政府會「執笠」嗎?還是長遠可能要加稅或削減其他開支?政府可否不要「靠嚇」,清晰一點告訴大家什麼時候要加多少稅,或減的會是什麼開支才可持續?

不過,但我也不知道一眾政黨認為怎樣才算活得「有尊嚴」。當年,父母師長的教誨是做人要自力更新。家母上周壽辰,作為兒子的我,不會認為強迫其他納稅人為她祝壽,會使她活得更有尊嚴。

美國有類似特惠生果金的「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研究指出,資產審查長遠地將削弱低收入長者於退休前持續工作和儲蓄的動機【註】,但特惠生果金勢在必行,要平衡扶貧和長遠財政負擔的考慮,隱性稅導致資源錯配的問題不能漠視。

稅制宜簡單,扶貧亦一樣。我建議先把自住物業列入資產計算,然後定一個較高而劃一的資產上限。我並不認為香港的「大有錢佬」會為每月數千元而改變他們的工作和投資模式,但當資源有限,這個資產上限愈高,每位受惠長者的津貼就愈少。

再要討論的是,怎樣把這個資產上限或津貼金額跟政府的財政狀況掛鈎。

註 Neumark, David and Elizabeth Powers. "The Effect of Means-Tested Incom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on Pre-retirement Saving: Evidence from the SSI Program in the U.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8(2), May 1998: 181-206.

Neumark, David and Elizabeth Powers.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State SSI Supplements on Pre-retirement Labor Supply." Public Finance Review, 33(1), January 2005: 3-35.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季節調整 任你點整


2012年10月13日
曾國平 經濟3.0


 之前談到美國就業情況的兩套數字兩者之間在9月份的巨大差異。今天再跟大家一起拿起放大鏡,細看報告中的大小統計。

筆者認為,這份報告其實沒有明顯的好消息,美國勞工市場仍然非常「大鑊」。

先談比較可靠的機構調查吧!9月份就業人數增加了11.4萬,跟過去的數字相比,其實一點也不突出;7月份上升了18.1萬,8月份上升了14.2萬;相比之下,9月份的上升其實是放慢了。

就業青年「忽然」急升

11.4萬的「增長」中,4萬多來自醫療服務業,1.7萬來自運輸倉務業,但兩者的持續上升由來已久,不是新鮮事。相反,美國勞工市場的「重災區」製造業(如耐用品),就業人口下降了1.6萬,沒有改善的迹象。總括來說,數字沒有驚喜。

至於算出7.8%失業率的家庭調查,數字相比卻「刺激」得多:就業人口增加了87.3萬!這跳升到底是來自哪裏的呢?筆者翻閱這份詳細的報告,發現其中有37萬的來源是20歲至24歲的組別。這個升勢可謂莫名其妙:筆者是否看漏了新聞,不知道9月有數十萬名的青年忽然找到工作?

要找出箇中因由,先要介紹一下季節調整(seasonal adjustment)的概念。再舉上次商場的例子吧,假設你在商場的一家小店,經營有十數年了,你想檢討一下過往的營業走勢,於是翻查每月的營業數據,用電腦製成圖表,顯示營業額的上上落落。你細心一看圖表,發現每年12月的營業額總是比較高。當然了,那是每年一度的聖誕節啊!既然你想看的是營業走勢的上落,應把12月因聖誕節而來的營業額撇除,好讓小店的營業額能「客觀」地展示出來。

就業市場、消費市場也是一樣道理。美國的消費數據,在聖誕節、感恩節之時自然會上升,在天氣較壞的時份也會較低,但這類升跌反映的不是宏觀經濟的走勢。所謂的季節調整,就是剔除季節性變化的統計方法了。

根據報告中未被季節調整的數字,20歲至24歲的就業人數增加只有10萬,大約是季節調整後的四份之一。其中的原因是,季節調整把8月份該年齡組別的就業人數減低了,造成了9月份跳升的效果。

8月份該組別的就業較高,9月份就較低,季節調整於是把前者減一點,後者加一點,以消除季節性的變化。

不過,該年齡組別今年8月份的就業人數比尋常的低,9月份的比尋常的高,再經一降一升調整過後,9月份的上升就大得多了。

當然,這跳升只是眾多數字的一項,不能完全解釋失業率的下跌,但其影響也非微不足道。由此可見,了解美國的就業情況,不能只看報章頭條。

那麼,筆者是否贊同美國一些評論指出,勞工統計局不惜造假以利奧巴馬連任?筆者認為,統計局造假的可能性極低。

統計局人數眾多,各類政治取向一應俱全,加上美國的傳媒又如狼似虎,如有什麼造假陰謀,早有吹哨者(whistleblower)挺身而出了。

筆者相信,9月份就業報告的「好消息」部分是季節調整後的效果。美國勞工市場的情勢有否好轉,要多看一份就業報告才能有可靠的結論。

長期失業佔比偏高戰後首見

無巧不成話,10月份的就業報告將於11月2日(周五)公布,而4天後的11月6日(周二),正是美國總統的選舉日!奧巴馬能否連任,這份報告可能是關鍵。

美國勞工市場的最大憂慮,其實是失業半年以上的長期失業人口。根據這份就業報告,9月份長期失業人數近500萬。雖然這個數字是從家庭調查推算出來,未必可靠,但只要看看以往的數據,就會發現此數字已居高不下甚久,反映的是真正的問題。

此外,長期失業人口佔了失業人口中的四成多,也是美國戰後的第一次。六十多年來的多次衰退,長期失業的比例只是兩成左右,從未超過三成。

筆者認為,美國龐大的長期失業人口,以及其對社會和政府造成的巨大負擔,才是美國勞工市場的焦點。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October 18, 2012

解讀美國失業數字


2012年10月12日
曾國平 經濟3.0

每月美國失業數字的升升跌跌,跟聯邦儲備局的議息一樣,對全球股市有甚大影響。不過,筆者一直疑惑的是,美國人口逾3億,每月的失業率只是從抽樣(sample)中推算出來,每月的升跌到底傳達了多少訊息?其中又有多少是嘈音(noise)?每個月0.1個百分點的上落,值得大家為之操心嗎?
最近公布的美國就業情況報告,描述的是9月份的勞動市場,其中的焦點是那亮晶晶的7.8%失業率;美國的失業率在2009年時曾一度迫近雙位數字,如今「破八」,傳媒自然大幅報道。在一片唱好聲之中,奧巴馬連任的機會似乎更大了。

筆者在好奇心驅使下,從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找來30多頁的報告捧而讀之【註】,獲益良多,有不少有趣的發現。

美國每月的就業情況報告,數據來自兩個獨立的調查,一為家庭調查(household survey),一為機構調查(establishment survey)。前者就像香港的人口普查,問的是家庭成員的工作情況。調查除了問誰在工作、誰失業、誰在找工作等問題,也記錄下家庭成員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資料。由於作這類訪問的成本不低,於是抽樣較小,每月只有7萬個家庭左右,不到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機構調查忽略勞動人口
機構調查的資料則是從非農業機構得來的,探討的是企業請了多少人、解僱了多少人等問題,以行業分門別類,抽樣更有十多萬家的機構,涉及數以百萬計的僱員。一般來說,由於機構調查的抽樣大得多,數字也就更可靠。不過,機構調查並不包括自僱、從事農業等人口,涵蓋面比家庭調查要窄一點。
雖然機構調查比較可靠,但從中了解到的只是就業數字的改變,無從知道勞動人口(labor force)的變化。勞動人口就是失業人口和就業人口的總和,而大家耳熟能詳的失業率,就是勞動人口中的失業比例了。

相反,利用家庭調查,失業、就業人士的比例可輕易的算出來,勞工統計局就可推而廣之,從七萬多家庭推算出全國的就業、失業情況。投資者每月引頸以待的失業率,來源是比較不可靠的家庭調查,跟機構調查沒有關係。

家庭調查有多可靠?有一位熱心教學的行內朋友,每月都會細讀就業情況報告,並製成漂亮的圖表作教材。筆者於是跟朋友拿了圖表來參考一下。其中的一幅,對照兩個調查就業人數的變化。但見家庭調查的數字大上大落,機構調查的數字相對穩定,但兩套數字的趨勢大致相若。雖然兩者的調查對象稍有不同,但家庭調查抽樣較小,數字不穩定是意料中事。

抽樣少 嘈音多
舉個例子吧。你想量度一家商場每天的人流,於是聘請暑期工站在商場入口點算人數,你找來三個暑期工,分別在早上、下午、晚上隨機抽一小時來點算人數,若商場一天營業12小時,你只要把數據乘以四,那就是商場每天人流的估計了。另一個做法是,付出雙倍的價錢,請暑期工早、午、晚隨機點算人數兩小時,再把數據乘以二作為人流估計。兩套數字會有什麼分別?

假設你請的暑假工態度認真,兩套數字的每月或每季平均不會有很大的差別。但兩者每天的波動就各異其趣了:數一小時的一套數字,由於抽樣較小,有較多的嘈音,看起來會比兩小時那一套波動較多。要看每天人流的變化,兩小時那一套數字也就較可靠了。

既然抽樣對象、大小不同,美國兩套就業數字有出入也就是意料中事。話雖如此,美國9月份就業情況數字卻有點不尋常:根據機構調查,非農業就業人口增加了11.4萬;但根據家庭調查,就業人口竟上升了87.3萬!其中近八倍的差別,肯定不能以自僱人士、農業勞工的上升作解釋。

明天再跟大家探索數字中的乾坤。

註 美國每月就業報告可瀏覽http://www.bls.gov/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2

借鑑美國的扶貧政策(探討扶貧政策.之二)


2012年10月11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上文引述兩位研究最低工資的權威指出,最低工資將引致失業,而失業的通常是低技術勞工,扶貧的成效存疑。那麼,香港政府在扶貧政策上還有什麼選擇呢?

我們可以借鑑美國的入息稅額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它是類似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的一項政策,用意是給低收入人士一些稅項扣均力敵而直接達致扶貧的效果。

美國的入息稅額扣抵實際上怎樣運作呢?以一個在2010年帶着一位小孩的單親媽媽為例,如果她的年薪少於35535美元(約相等於28萬港元,即月薪約23000港元),她便有資格領取這項稅額扣抵。

稅項分階段扣抵
實際的稅額扣抵是如何計算呢?它將按收入分為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稱為「漸進期」(phase-in),如果單親媽媽的年薪是在「漸進期」內,亦即介乎1至8949美元,她能夠領取的稅額扣抵便相等於她年薪的34%;

第二個階段(年薪由8950至16449美元)稱為「沒頂期」(plateau),單親媽媽能夠拿到的稅額扣抵為3050美元,是在三個階段中最高的;

在第三階段(年薪由16500至35534美元)的「漸退期」(phase-out),單親媽媽的稅額扣抵將以「沒頂期」的3050美元為基準,再扣減額外年薪的16%,假設單親媽媽的年薪為20000美元,她能領取的稅額扣抵便為2,490美元﹝3050 - 16% x(20000-16500)﹞。

利用入息稅額扣抵作為扶貧政策,有幾項優點。

首先,它的行政成本相對其他扶貧措施低,這是因為就算沒有入息稅額扣抵,大部分美國人也需要報稅,而合資格人士如那位單親媽媽,只需在報稅表上多填幾項便可領取資助。美國稅局便曾估計,在1996年有接近九成合資格人士領取入息稅額扣抵的資助。

另外,它能夠直接扶助低收入人士,不會像最低工資那樣「好心做壞事」,入息稅額扣抵只會給低收入人士最需要的現金資助。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有別於其他扶貧措施,入息稅額扣抵能提升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增加他們自力更生的能力。

這政策能增加就業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沒有收入的失業人士是沒有資格領取資助的;另外,在「漸進期」內,資助隨收入增加,就算資助在「沒頂期」和「漸退期」不隨收入增加甚至下降,受資助人士的總收入(即本身收入加上入息稅額扣抵資助)亦將隨收入增加,這樣令低收入人士減少工作時數或尋找較低收入工作的誘因降低。

兩位美國學者Hotz和Scholz在2002年便發表了一篇文章,總括了關於美國入息稅額扣抵的研究,他們指出,絕大部分的研究都發現擴大入息稅額扣抵的資助和範圍,都令低收入人士的就業率上升,證明這政策的扶貧效用正面。

美國實施成效顯著
美國的入息稅額扣抵在1975年正式推行,多年來不斷擴大,以1999年的面值計算,資助金額由1975年的39億美元,大幅上升至2000年的315億美元。據美國政府估計,這項政策在1997和1998年令430萬人脫離貧窮線!

既然美國的相關政策成效不俗,有關研究亦多不勝數,珠玉在前,香港政府何不先細心研究此政策在香港的可行性和預計成效得失,然後才決定是否提高最低工資至30元?


Reference: Hotz, V.J. and J.K. Scholz (2002):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 Means-Tested Transfer Programs in the U.S., R. Moffitt,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41-198.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最低工資不是扶貧良方 (探討扶貧政策.之一)


2012年10月1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工業革命為人類社會帶來革命性的轉變。無可否認,工業革命大大地提升了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但它亦衍生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其中之一,是資本在生產過程的重要性被大幅提高,令資本家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形成貧富懸殊。

早在19世紀,類似富士康的「血汗工廠」已遍布歐美各地,工人的工資低、工時長,生活苦不堪言;當時,很多人就提出政府應該扛起扶貧的責任,方法之一是以立法手段提升低收入工人的工資至「合理」水平。紐西蘭在1894年成為第一個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國家,其後英國(1909年)和美國(1938年)亦分別在特定行業或全國,實行最低工資。

香港作為已故著名經濟學者佛利民口中經濟自由全球首屈一指的地方,貧富懸殊一直十分嚴重,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由2001年的0.525,上升至2011年的0.537,坊間一直要求政府主動為扶貧做一點事。經過數年的討論,政府終於在2011年5月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並把最低工資定於28元水平。

最需要幫助者未受惠

事隔一年多,我們並沒有足夠數據來衡量最低工資為香港勞工市場帶來的影響,以及它在扶貧上的成效,但最近政府已醞釀把最低工資水平由28元,提高至30元。在倉促提升最低工資之前,我們為何不借鑑外國的經驗,了解最低工資和其他扶貧措施的影響和成效?

科技大學的雷鼎鳴教授已不只一次在報章上分析最低工資將引致就業人數下降,有關的經濟學理論十分顯淺,相信大部分中學有修讀經濟科的人都會懂,筆者亦有在中文大學通識課裏教授相關理論。

經濟學行內更有不下百篇關於最低工資的研究,兩位專門研究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Neumark和Wascher在數年前撰寫的一本書,總結了過去數十年關於歐美等地最低工資的研究,其中絕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指出,最低工資將引致不同程度的失業。

當然,正如徐家健兄前兩天提到,最低工資最少可令社會上部分人得益,否則在政治上最低工資難以推行。

問題是:在最低工資法例下的得益者,是否大家心目中「扶貧」的目標呢?徐兄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十分簡單:假如你是保安公司的主管,現在招聘一位大廈保安,在你面前有兩位應徵者,一位是年近六旬、只有初中學歷程度的叔叔;另一位是年輕力壯、剛完成副學士課程,因為最低工資下大廈保安的薪金吸引而應徵的「後生仔」;兩人誰有比較大機會受聘,相信大家心裏有數。

同樣地,最低工資能否扶助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相信大家亦有答案。Neumark和Wascher亦指出,很多研究顯示,低技術工人(通常亦是比較貧困)往往是最低工資法例下的受害者。

扶貧可考慮「入息稅額扣抵」

最低工資不但不能扶助貧困人士,而且可能令他們長期失業,因而不能走出貧窮的困局。那麼,我們有沒有既可扶貧、又可提高他們就業誘因的政策?

我們可以借鑑美國的入息稅額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它是類近佛利民生前提倡的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的政策。

入息稅額扣抵怎樣可以既扶貧、又提高貧困人士就業誘因呢?下文再談。

Reference: Neumark, D, and W. L. Wascher (2008): Minimum Wag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