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31, 2012

尋租皆由壟斷起


2012年12月27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上周談及壟斷很多時候都源自於政府的管制,這些管制可以是很多方面的,有些是直接發牌,例如香港的免費電視牌照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專利和版權等,有些是某方面的政策,例如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就令地產業集中在數家大財團手中。

不論是哪一種的政府管制,它所帶來的壟斷都會引致尋租行為(rent seeking)的出現。尋租行為這概念在經濟學裏由來已久,Gordon Tullock在1967年首先提出這個概念,當時在明尼蘇達的Anne Krueger,於1973年把這個概念發揚光大。

尋租帶來浪費

上周筆者在本欄曾略略解釋何為尋租行為;傳統的經濟學指出,壟斷和一些政府的管制(例如入口關稅)將帶來一些經濟浪費,如產出過少,但Tullock和Krueger認為,在爭奪或保護壟斷權的競爭中亦將帶來浪費。

簡單而言,壟斷通常都能帶來龐大的利潤,這些利潤當然亦會令很多人垂涎三尺,其中肯定有一部分人想把這個壟斷權據為己有。

不過,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壟斷權通常只得一個或幾個,數目非常有限,要爭奪壟斷權和其連帶的龐大利潤便需使出非常手段,經濟學者將這些非常手段統稱為尋租行為。

尋租行為五花八門,競爭者會有什麼的尋租行為,決定於爭奪壟斷權的遊戲規則;不過,由於政府通常都不會以市場的方法來決定壟斷權誰屬,這些尋租行為一般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浪費。正如張五常大教授很多年前所說:「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任何以市價以外的競爭準則,都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
非市場的競爭會怎樣造成浪費?讓筆者用一個虛構的例子說明吧。

假設在中國一個十分偏遠的地方,當地的人迹十分罕見,政府正為當地進行規劃,預計十年後就可以在當地建成一個小鎮(當然,以現實中的中國政府來說,這是相當慢的速度)。

在政府的規劃中,小鎮與外面的世界是會由一條鐵路連接,基於規模經濟的考慮,政府決定只容許有一條鐵路貫通兩地;假設由於某些原因,中國的鐵路部不能參與興建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於是決定把興建鐵路的建築和壟斷權讓出來。

在進行分析前,讓我們先作出幾個假設。首先,在規劃的頭十年裏,由於小鎮還沒有建成,當地的人口是零,如果鐵路在這十年內建成,由鐵路建成後到小鎮落成前的時間裏,這條鐵路是不會衍生任何收入的;相反,在這段時間,鐵路的負責人需要負責維修鐵路,費用為每年2000萬元人民幣;另外,在第十年小鎮落成後,人口會慢慢湧入,鐵路亦能因此帶來收入,在未來數百年,它所能衍生的純利總值(即總收入和總支出的差距)可達1億元人民幣。

租值容易消散

競爭這個壟斷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準則,如拍賣壟斷權,其中之一是以價高者得的方式決定壟斷權誰屬,這亦是唯一一種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理由很簡單:在價格競爭下,各競爭者只能出比其他人更高的價格,才可以贏得壟斷權,這亦代表勝出者也必是能利用這壟斷權創造最多利潤的人,整個拍賣的過程只是把壟斷者的利潤轉移到政府的手中。

在上述的假設之下,競爭者要付出1億元人民幣才可投得壟斷權,而他將選擇在第十年,即小鎮落成時才興建鐵路。

最後,政府可以決定怎樣利用這額外的收入,它可以效法香港和澳門政府向市民「派錢」,它亦可修橋鋪路,加強基建,當然,亦可以讓官員中飽私囊;但無論政府如何決定,這個壟斷權的租值都不會消散,問題只是會轉移到誰的手中而已。

很可惜的是,政府通常都不會以價高者得的形式來決定壟斷權誰屬!競爭的方式五花八門,政府可以來個大抽獎,從競爭者中隨意抽出一個幸運兒,它亦可以來個選美大會,以美貌為勝負準則。但無論如何,這些其他的準則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租值消散。

讓我們假設政府以「達者為先」為勝負準則,即誰先建成鐵路誰便能奪得壟斷權。如果你是參與爭奪壟斷權的其中一人,你要怎樣才可脫穎而出呢?在這個「鬥快」的比賽中,你當然要比其他人更快一步。問題是要多快?現在?五年後?還是九年後?

假設你的對手準備在九年後,亦即小鎮落成前一年建成鐵路,如果他成功奪得壟斷權,那麼,他便能把8000萬元人民幣(純利1億元減去一年2000萬元的維修費)袋袋平安。如果你知道對手的計劃,你會怎樣做?如果我是你,我會比他早一年、即在八年後把鐵路建成,然後賺取6000萬元人民幣的純利!

然而,對手想比你更快,你又想比對手更快,直至其中一人在五年後,即小鎮落成前的五年把鐵路建成,那時候,總維修費剛好抵銷了十年後1億元的純利,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鐵路是過早落成,白白浪費了五年的維修費,壟斷的租值亦因而消散得一乾二淨。

很多專利是「廢」的

尋租行為不只會在爭奪壟斷權的競爭過程中發生,即使壟斷權到手,壟斷者亦需要使出各種手段來維護或加強其壟斷的能力。

假設你擁有其中一個免費電視牌照,這個牌照能為你帶來總共100億元的純利,如果政府突然多發一個新牌照便會令你的純利下跌至70億元;那麼,你最多便將願意付出30億元來以各種辦法阻止政府發新牌,你可能會花錢向政府進行游說,你亦可能花錢請律師提出司法覆核。

當然,如果你的牌照沒有為你帶來100億元這麼多的純利,你願意花在阻礙發新牌的金額也就比較少,你可能只能在你旗下的電視節目播一些反對新牌照的宣傳,或者到政府總部門外跳跳舞。

在很多創意工業裏,專利和版權往往成為專利或版權擁有者打壓其他人創新的工具,與專利和版權制度的原意背道而馳。

例如在1950年代,有一位美國人Jerome Lemelson為很多機器視覺的相關技術申請專利,但他以各種辦法拖延專利的批核,亦即將這些專利「潛水」,等一些大型企業如摩托羅拉利用那些技術製成商品後才把他的專利「浮上水面」,再向那些大企業提出訴訟,最後獲得13億美元的大額賠償。

很多大企業為了避開這種「潛水專利」和阻礙競爭者的創新,都囤積了大量沒有特別用途的專利,即使「研發」和申請這些專利往往都所費不菲。

前Intel高層Bruce Sewell曾說過:We have 10,000 patents - it's an awful lot of patents. Would I be happy with 1,000 patents rather than 10,000? Yes, provid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d the same thing. 很明顯,他自己都認為Intel很多專利都是「廢」的。

正如之前所說,尋租行為五花八門,取決於競爭壟斷權的方式為何。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尋租行為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浪費。

References:

Krueger, A. (197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3), pp. 291-303.

Tullock, Gordon (1967):"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3), pp. 224-232.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December 30, 2012

氣候變化下的迷信與真相


2012年12月24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上周以「紅酒投資」作例子,是希望讀者明白「氣候變化下有輸家亦有贏家」這個淺道理。

淺道理難明,是因為正如英國著名氣象學家James Lovelock所言:It just so happens that the green religion is now taking over from the Christian religion。當環保成為宗教,迷信經濟增長有罪,找尋真相的成本便相應增加。

經濟學在環保問題的角色

Lovelock教授富爭議性的金句還有很多,他曾預言氣候變化將令下世紀全球只剩下5億人,但最近又改變口風,認為之前高估了氣候變化的速度。他的「蓋亞理論」(Gaia Theory)是否偽科學我不清楚,但我同意他的科學精神:You iterate towards the truth. You don't know it.《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是怎樣的真相,讀者自己想想吧。

無可否認,氣候變化對紅酒業的好處只是真相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氣候變化對全球農業的影響還是眾說紛紜。整體而言,經濟學家怎樣幫助人類了解氣候變化與市場行為的真相?

在課堂裏,我喜歡用這個例子說明經濟學在環保問題的角色:究竟政府提高汽車的汽油效能標準(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對減排有幫助嗎?工程師的答案是肯定的,每提高汽油效能一成,汽油消耗便會減省一成。

經濟學家的回應卻是,汽油消耗可增可減,理由是需求定律:當汽油效能提高,駕車的成本便會降低;汽油效能每提高一成,每公里所需的汽油成本便會下調一成。在需求定律下,駕車的里數將隨駕車成本下降而相應增加,最終汽油消耗的增減和減排成效,要看駕車的需求彈性(demand elasticity)。於是,環保問題無可避免地亦是經濟問題。

氣候變化威脅生存環境?

回說氣候變化問題,先要從經濟學家Michael Greenstone的研究說起。在研究院時,Greenstone是其中一位對我影響較大的老師;今天在MIT執教的他,是當今環境經濟學的頂尖學者,數年前亦當過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

Greenstone對環境經濟學的貢獻很多,其中一項是研究氣候變化對美國人健康的影響。研究引用過去三十多年的天氣和死亡數據,Greenstone發現,美國的死亡率雖然在氣溫特別冷或熱的日子有所上升,但假若到世紀末前的氣候改變是如氣象學家所料,美國每年死亡率只會輕微上升3%左右。死亡率上升3%,算不上是大災難。過去35年,隨着經濟增長及醫學進步,美國的死亡率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換句話說,氣候改變為美國人健康帶來的損害,大概等於失去三年間賺來的益處。

為什麼氣候改變對美國人健康的影響如此輕微?Greenstone的答案很簡單—「調適」(adaptation)。他的研究預測死亡率輕微上升的同時,亦預期住宅用電量將上升超過一成【註1】!天氣熱,不想熱死,開冷氣便可以;我曾經分析美國自從上世紀60年代冷氣機使用的數據,發現在冷氣機還未普及的60年代,熱浪的確會大大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死亡率,但隨着冷氣機價格不斷下降而漸漸普及,因中暑和其他健康理由在熱浪期間死亡的人數亦逐年遞減。

氣候變化下的大輸家

透過市場交易和科技進步,歷史說明了氣候變化對先進國家造成的禍害似乎不大。氣候變化將怎樣影響對其他較落後的國家?

我有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學生,她的研究指出,透過調適,在人均收入不足美國三分一的俄羅斯,死亡率在本世紀末將輕微下跌約1%,寒冷的俄羅斯將是氣候變化的贏家。

氣候變化的大輸家,可能是居住在熱帶落後地區,以務農為生的低收入人士。Greestone就氣候變化對印度民生的影響,亦曾詳細分析。Greestone用分析美國相同的方法,發現氣候變化將增加印度死亡率達46%!接近五成的升幅,不是小數目。受暖化影響最大的是佔總印度人口約七成的農村人口,尤其是正值農作物生長的季節過熱的天氣,不但使農作物失收和價格上升,農村的工資亦會相應下調【註2】。

另一位日本朋友Masayuki Kudamatsu的研究亦指出,氣候變化將增加非洲落後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元兇除了是氣候變化可能影響農作物收成,更重要的是加劇了瘧疾的傳播【註3】。

不論氣候變化是否人為,人類都要為此付上代價,但氣候變化的不確定及對未來世界各國影響的不同,使當前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困難重重。

減緩與調適的選擇

「減緩」(mitigation)的政策,政治上難行,經濟上亦不一定划算。以美國為例,Greenstone估計,在過去三十多年間,製造業成本每年因環保政策增加了超過200億美元,佔整體盈利接近9%。當然,環保政策亦為美國帶來更清新的空氣,但清新空氣在現代社會中,不再是免費午餐【註4】。

「減緩」政策多由政府主導,以「調適」應付環保問題則較容易從市場入手。真相是,人未必定能勝天,但亦不會坐以待斃。美國例子說明了多得美國人的文明,冷氣機的普及使氣候變化預計在本世紀末只會輕微提高美國的死亡率。氣候變化對美國農業的影響雖然仍爭論不休,但先進國家如美國,農業大概只佔總國民收入的1%,氣候變化透過影響農業損害美國整體經濟,只會是微不足道。比較美國和印度,突顯了「調適」的重要。氣候變化對印度的影響嚴重,其中一個主因是由於經濟理由,貧窮落後的農村人口缺乏調適能力。

在同一個新聞網站中,繼「全球暖化下的『紅酒悲慘年份』」,看到另一篇以「氣候變化影響人類文明」為題的報道,這篇關於馬雅人的報道,結論中卻似乎只強調「減緩」而非「調適」:「自然的氣候變化使豐盛的王朝湮滅,而眼前的全球暖化卻不是自然氣候變化那麼簡單,人類活動和嚴重過量的碳排放,改變了地球氣候,使我們的生存環境受到威脅。馬雅末日或許只是一個傳說,但全球暖化卻是刻下威脅人類的真正危機。」

迷信傳說與危機真相之間,綠色主義分子和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各執一詞,但即使我們相信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減緩」不是唯一的應對方法。如果在發展中國家硬推「減緩」政策因而加劇當地貧窮問題,是真心幫助貧苦大眾的好方法嗎?

人類文明與氣候變化的因果

在這個「左左地」的新聞網站,被抽水的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主義者,接着是預言「世界末日」的馬雅人:「有研究馬雅文明的專家指出,馬雅人早習慣面對乾旱,興建不少水利設施蓄水和灌溉,但長達340年的乾旱期令農業失收,社會變得動盪不安,最終導致政權瓦解,走向滅絕之路。」

說過了,全球暖化下有的是平靚正的佳釀,而氣象學家的預測是氣候變化一般將帶來更多雨水。馬雅文明沒落的例子,卻帶出兩個重點:其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可以是與人無尤,亦未必阻止得來;更重要的是,多得馬雅文明的水利設施,馬雅人才能捱過三百多年的乾旱氣候【註5】。

同一網站,最近還想抽張五常老師的水,試圖將大教授打造成漠視窮人利益的經濟學者。報道發表後有不少網友回應,其中一位留言:「看了這篇斷章取義的文章後,到底有多少人再看全篇講話?」

網站於是補充:「經讀者反映後,在第一段張五常的引文末補加『所以我認為,你要協助那些人買房子,要放多一點土地出來,要增加容積率,然後對某些窮人來說,你可以幫助他們,補貼一點低價給他們……』」

我沒有大教授的影響力,不期望他們就有關氣候變化的報道作補充,人微言輕,唯有在這裏發發牢騷。

註1 Deschênes, Olivier and Michael Greenstone. "Climate Change, Mortality, and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Annual Fluctuations in Weather in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4), 2011: 152-185.

註2 Burgess, Robin, Olivier Deschênes, Dave Donaldson, and Michael Greenstone. "Weather and Death in India." Manuscript, MIT, 2011.

註3 Kudamatsu, Masayuki, Torsten Persson, and David Str?mberg. "Weather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Africa." Manuscript,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2.

註4 Greenstone , Michael, John A. List, and Chad Syvers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Manuscript, MIT, 2012.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riday, December 28, 2012

聯儲局聲明中的微言大義


2012年12月22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談過泰勒規則,計算出規則下的聯邦基金利率,並發現其跟現實頗為吻合。筆者採用的泰勒規則,利率跟着通脹率和失業率變化:通脹率比目標高即加息,失業率比目標高則減息。為免讀者忘記,筆者重溫昨天採用的泰勒規則:

聯邦基金利率 = 2% + 1.5 ×(通脹率 - 2%) - 2 ×(失業率 - 6%)

筆者用的通脹率目標是2%,跟聯邦儲備局以往的論調一致,雖不中亦不遠矣。失業率的目標牽涉的是所謂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6%的目標算不算離譜,眾說紛紜。所謂自然失業率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現有的法律管制、勞工市場結構下,撇除經濟周期的影響後,長期來說將趨向的失業率,例如,一個勞工法例繁複的國家,儘管沒受經濟周期影響,其失業率一般會比一個勞工法較簡單的國家為高。

執筆之時,曾當羅姆尼顧問的哈佛經濟學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亦在其博客中提及泰勒規則【註】,他轉載了經濟學家波爾(Laurence M. Ball)的觀
點,用的數字跟筆者的有點不同,分析亦跟筆者的有些分別。

話說聯儲局中言明通脹率如突破2.5%及失業率跌破6.5%,聯邦基金利率則會不再接近零,即是說,把2.5%的通脹率和6.5%的失業率放到以上的方程式中,得到的利率應該是零。可是,方程式算出來的利率是1.75%。

這條方程式雖頗能形容以往聯儲局的行為,但似乎跟聯儲局最近的聲明有點衝突。若聯儲局真的奉行泰勒規則,兩者的分歧必定來自規則的改變。筆者考慮四個可能的改變:

解讀一:聯儲局的失業率目標下降

若把方程式中的失業率目標下降至5.1%左右,則能符合聯儲局的聲明。目標下降代表聯儲局對打擊失業甚有野心,非把失業率降至5.1%不罷休。無獨有偶,2008年的暑假,亦即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正徘徊於5.1%;不過,自然失業率是否只有5.1%,則頗有可商榷之處。

解讀二:聯儲局更重視失業率

若把規則中乘以失業率的數字由2改為5.5,泰勒規則又可以符合聯儲局的聲明。把這個數字增加,代表聯儲局「加大力度」處理失業問題。從前面對失業率比目標高0.5%,聯儲局只會把利率調低1%;現在面對同樣的失業情況,則將把利率調低2.75%,「力度」增加接近三倍!

解讀三:聯儲局接受較高通脹

若把方程式中通脹的目標改為3.2%左右,泰勒規則亦可符合聯儲局的聲明。把目標提高,意味着聯儲局更能接受通脹。假設失業率達標,從前只要通脹維持在2.5%,利率將訂在2%。如今面對同樣的情況,利率會低得多。

解讀四:聯儲局更重視通脹

若把方程式中的通脹目標上升一點兒,至2.7%,再把規則中乘以通脹率的數字由1.5改為5,泰勒規則亦能符合聯儲局的聲明。把這個數字增加,代表的是聯儲局對通脹比以往更為緊張。從前面對通脹比目標高0.5%,聯儲局只會把利率調低0.75%;現在面對同樣的失業情況,聯儲局將把利率調低2.5%。

這四種解讀誰是誰非?抑或四種情況同時存在?筆者不敢下判斷。不過,前三個解讀描述的都是一個比以往「鬆手」的聯儲局:較重視失業、失業率目標較低、通脹目標較高。在一比三的情勢下,筆者大膽推測這一次聲明,反映出來的是一個比以往重視失業、較能容忍通脹的聯儲局。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December 26, 2012

聯儲局貨幣政策解讀


2012年12月21日
曾國平 經濟3.0

聯邦儲備局上周三發出的公開聲明清楚明確,一反含糊其辭的常態,成為市場焦點。聯儲局早前的政策為無限期維持低息(即無限期購買市場上的國債),但沒清楚說明政策在哪種情況下完結;根據最新聲明,只要通脹率維持在2.5%以下,以及失業率維持在6.5%以上,聯儲局將維持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於接近零的水平。如無意外,聯邦基金利率近乎零的同時,聯儲局亦將繼續購買國債,以壓低不同年期的國債利率。

今次聯儲局的聲明,正好給予筆者一個介紹泰勒規則(Taylor Rule)的機會。自史丹福大學的泰勒(John B. Taylor)於1993年提出其泰勒規則以來【註】,有關文獻與日俱增,隨便到網上可找到數百篇有關的學術論文。筆者無意令讀者一頭煙,介紹數十種不同的泰勒規則,只想介紹其基本含義,以助讀者了解聯儲局的政策去向。

泰勒規則是一條簡單的方程式,左邊是聯邦基金利率,右邊是聯儲局關注的失業率和通脹率。原本的泰勒規則沒有失業率,只有實質國民生產跟潛在實質國民生產(potential real GDP)的距離;不過,一般市民和投資者都知道失業率是何物,但多半未聽過什麼「潛在實質國民生產」;再者,高就業和低通脹是聯儲局明文規定的政策目標。為求方便,筆者於是以失業率代替國民生產。

為了形象化的解釋泰勒規則,讀者請先考慮一條憑空捏造的「減肥規則」(年近歲晚,體重易增!):

每天吸收卡路里 = 2000 - 20x(體重 - 目標體重) - 300 x(腰圍 - 目標腰圍)

根據這條規則,若體重和腰圍同樣達標,讀者每天可吸收2000卡路里,以維持體重;若體重比目標多出10磅,但腰圍仍然達標,每天吸收的卡路里就要降至1800。同樣道理,雖然體重不變,但讀者太少跑動而令腰圍多了一吋,每天吸收的卡路里就要降至1700。規則的目的,在於透過加減卡路里把體重和腰圍引導至目標。

若果讀者想嚴苛一點,可把20或300這兩個數字提升,卡路里的加減也就更為激烈。要奉行這條規則,讀者可每周周初量度一次體重和腰圍,再訂下當周的卡路里目標;讀者也可一個月才量度一次,但卡路里也因而變化較慢。

讀者留意,以上的「減肥規則」是無中生有,切勿付諸實行!

讀者明白了「減肥規則」的含意,泰勒規則的意思也就清楚多了。聯儲局關注的是通脹率和失業率是否達標,若通脹率比目標高,聯儲局則加息;若失業率比目標高,聯儲局則減息。

筆者利用1992年至今的數據,計算出在泰勒規則下的聯邦基利率,而使用的是以下方程式:

聯邦基金利率 = 2% + 1.5 x(通脹率 - 2%) - 2 x(失業率 - 6%)

計算通脹率,筆者依據的是每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即每月向前追溯十二個月),但其中不包括食物和能源的物價。規則中的數字只求大致正確,而不同研究有不同的選擇。

若通脹率和失業率同樣達標,聯邦基金利率是2%。通脹率的目標訂為2%,失業率目標訂為6%。根據這條泰勒規則,若失業率比目標多出1%,聯儲局將把聯邦基金利率降低2%。

比對根據這條簡單的規則訂出來的利率【圖,紅線】及現實中的聯邦基金利率【圖,藍線】,可見這條簡單的泰勒規則頗能形容聯儲局的行事;明顯的例外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聯邦基金利率近乎零,但根據泰勒規則,利率應為負數!

當然,聯邦基金利率不能是負數。以泰勒規則解讀,只要通脹重拾升軌或失業率下降,紅色虛線終會穿越零,實質的聯邦基金利率也就會拾級而上,零息的日子也就完結。

雖然筆者隨便算出來的泰勒規則頗符合過往的數據,但筆者的計算跟聯儲局剛公布的政策卻有一個不吻合的地方。明天再談。

註 Taylor, John B. (1993)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 pp.195-214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壟斷皆由政府起


2012年12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在不久的將來,香港便會實施公平競爭法,亦即美國的反壟斷法(Anti-Trust Law)。公平競爭法又好,反壟斷法又好,制定這些法例的最大原因是要打擊在不同行業內的壟斷。為什麼要打擊壟斷呢?傳統的經濟學認為有兩大原因。

首先,一個在香港的中學曾修讀經濟的學生也可以回答你,一個壟斷了市場的供應商將利用自己的壟斷能力來控制整個市場的供應量,從而操控和提高市場價格來增加收入和利潤。雖然供應商的利潤能提高,但是整個市場的供應將因而過少,昂貴的價格亦對消費者不利,最終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受損。

政策間接形成壟斷
另外,壟斷會引致尋租行為(rent seeking)的出現。何為尋租行為?世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壟斷帶來的額外利潤亦一樣,當其他人見到壟斷者賺到盤滿砵滿時,很自然地便會想進入這個市場與壟斷者競爭,以圖分一杯羹。壟斷者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並試圖以各種辦法來阻礙競爭,有時候是合法的,有時候是非法的,有時候是依靠本身的市場壟斷力量,有時候是依賴政府的力量幫助。無論以哪種辦法減低競爭者的威脅,其中都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浪費。關於尋租行為的分析和現實生活中的一例子,篇幅所限,筆者在下回再談。

略懂甚至不懂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壟斷的壞處,各位聰明的《信報》讀者當然也會明白壟斷帶來的禍害。公平競爭法看似順理成章,但是有一樣不能忽視的是,在大部分有壟斷的行業裏,政府本身的管制,才是壟斷形成的主因。

政府的管制怎樣形成壟斷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基於「保護公眾利益」的原因,政府會限制市場內供應者的數目。這些「公眾利益」五花八門,各式各樣都有,最近的免費電視牌照風波鬧得滿城風雨,歸根究底,就是源於政府當初以大氣電波為有限資源為由,限制了免費電視牌照的數目,至於「避免各電視台的惡性競爭」是否如某些電視台高層和立法會議員所指是「公眾利益」,筆者讓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在一些行業裏,固定成本佔總成本的比重極高,例如鐵路和發電廠,過多的競爭將令資源浪費(兩條並排而列的東鐵線很明顯是資源的浪費),政府可能因為這種「公眾利益」而限制供應者的數目。當然,這種「公眾利益」的理據不一定站得住腳,英國政府在發電行業以拍賣方法引入競爭,有研究便指出該制度雖然不是完美,但的確能令電費大大降低。

創新和發明在很多行業裏都十分重要,但一些意念或發明都有一個特質,就是它們都十分容易被抄襲或複製,專利和版權就是政府用給予其一段時間的壟斷權以保護一些發明和創新。不過,正如筆者數月前在本欄指出,這種專利和版權的保護,不一定能促進創新,刺激發明增加。

減少管制才治本

有時候,政府不一定以發牌或專利等的管制直接形成壟斷,一些政策亦有可能間接地形成壟斷,香港的地產業便是一例。香港政府在回歸前後一直奉行高地價政策,在沙士之後更曾有好幾年的時間完全停止公開拍賣土地,土地供應量少直接縮減小型地產商的生存空間,增加了數家大型地產商的壟斷能力。

由以上例子可見,很多時壟斷都源自政府的管制,有時候這些管制是有需要的,有時候是多餘的。

無論如何,對付這類壟斷,公平競爭法很多時都因為受政府管制的行業有豁免而無能為力,但即使是在沒有豁免的行業裏亦只能治標,取消或減少政府管制才能治本。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December 23, 2012

最低工資無造成失業?似乎言之尚早


2012年12月19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上周度假後回港,第一則看到的新聞是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下稱工委會)的建議,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28元提升至30元。如無意外,立法會將順利通過這項法案,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將在明年5月1日開始實施。

最低工資法案開始推行時,政府已表明將每兩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水平,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政府接納工委會提高最低工資的建議實在不難理解。

由最初研究設立最低工資,到最近討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很多經濟學者和商界人士都以最低工資會帶來失業為由來反對,有關的經濟理論十分淺白,在此不贅。

不過,事實上,最低工資在去年5月1日實施後,香港的失業率不但沒有如預期般大幅上升,反而有些微下跌。

根據統計處數據顯示,香港的整體失業率在最低工資實施前為3.7%,在剛過去的10月,失業率只有3.5%。在一些受最低工資影響較大的行業情況也差不多,例如在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失業率,就由最低工資實施前的4.8%,下降至最近的4.6%。

既然最低工資不會帶來失業,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的最大原因亦變得沒有說服力。但為什麼最低工資沒有令失業率上升?是經濟學的理論失靈,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經濟持續向上,沒有受到歐美經濟困局的太大影響。根據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在剛過去的季度,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仍然有按年5.2%的增長。另外,香港最近1年的通脹亦維持在3%至4%水平。這些都紓緩了失業率上升的壓力。

勞力需求彈性長短有別

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1年時間不足以令僱主尋找勞力的代替品。從學術點來說,勞力需求的彈性有短期和長期的分別。曾國平兄早前在本欄對需求彈性這理念已有了很精闢的分析,簡單點來說,這是指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

需求彈性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其中一樣是代替品的多少。假設閣下住在美國的一個偏遠小鎮,鎮內沒有如香港般先進的公共交通設施,上班下班甚至往便利店都需要駕車代步,筆者相信,閣下對汽油的需求彈性將十分低。事實上,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顯示,由2007至2008年短短一年間,美國的汽油價格上升了28%,但是美國的人均汽油消費只下跌了5%。美國人的汽油需求彈性只有0.16,是十分低的。

這麼低的需求彈性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價格轉變的時間太短,令消費者沒有太多時間尋找汽油的代替品或減少汽油消耗的辦法。如果時間許可,尋找減少汽油消耗的辦法可以有很多,你可以買一輛油耗低的混能車,亦可以搬到紐約等公共交通設施比較發達的大城市。

不過,這些都很難在短期內辦到,因為你可能剛剛買了一輛最新跑車,又可能目前對你的工作十分滿意。總而言之,需求彈性在短期內是會偏低的。

那麼,汽油的長期需求彈性是否比短期的要高?要驗證這個假說,最理想的實驗是有兩個平行時空的世界,然後在其中一個美國提高汽油價格,另一個美國的汽油價格則維持不變,然後在10年後再看看兩個美國汽油消耗量的差別。

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兩個平行時空的世界。不過,我們可以找兩個在各方面,除了汽油價格之外都相似的國家,然後比對它們各自的汽油消耗量。

英國跟美國無論在經濟和文化都差不多,但英國的油價比美國要貴上兩三倍,雖然這不是一個完美的實驗,因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們沒有考慮,但是我們不妨用英國來做另一個平行時空的美國。筆者利用2007年的數據,發現汽油的長期需求彈性高達1.5,比剛才算出的短期需求彈性要高出差不多十倍。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短期的需求彈性可以比長期的彈性低很多。如果在香港的勞動力市場也是一樣,那麼,在最低工資訂立1年多後便斷定它沒有造成失業似乎有點言之過早。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全球暖化下的紅酒悲慘年份? (紅酒經濟學.二之二)


2012年12月18日
徐家健 經濟3.0

談紅酒,不是要附庸風雅,真正原因是為了一篇以〈全球暖化下的「紅酒悲慘年份」〉為題的報道,文中引用早前英國《金融時報》內的專欄文章「悲慘的2012年」指出,受天氣影響,今年全球葡萄酒產量可能是自1975年以來最少的一年。埋怨收成差的罪魁禍首是歐洲的惡劣天氣沒有問題,《金融時報》那篇文章亦沒有問題,問題是引用這段報道的文章,問題在於它把差不多半個世紀裏其中一年的「紅酒悲慘年份」歸咎於「全球暖化」。

輸打贏要的「氣候變化」

不同氣候適合不同物種生存,怎樣的天氣才算是「惡劣」?「惡劣」的天氣,原來是指不適合種植葡萄樹的天氣:「年初,冷鋒席捲歐洲,溫度驟降,足以凍死葡萄樹,實屬罕見;春季來到,卻沒有足夠雨水;至6月開花期,天氣極不穩定。」大件事啦,數十年一遇的「惡劣」天氣,原來為紅酒愛好者帶來一些不便,What an inconvenient truth!但冷鋒席捲歐洲,又關「全球暖化」咩事?

唔關事。對一些傳媒來說,「全球暖化」的問題是你只能怪天氣熱,但氣溫上升對紅酒業的影響,在同一篇文章內提到:「近五十年來,葡萄酒市場一直供大於求。去年,因為氣溫上升,葡萄成熟得特別快,釀出來的酒還不錯。」是的,葡萄的收成好壞,取決於春天的天氣;紅酒的質素高低,主要卻是受其餘季節的天氣所影響。全球暖化,不但在過去數十年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便宜的紅酒,更為紅酒愛好者帶來不少高質素的佳釀。

冷鋒席捲歐洲,是關「氣候變化」事。我不是質疑氣象學家對「全球暖化」或「氣候變化」所下的定義,更不是要否定它們,但天氣不是熱就是凍、不是乾就是濕;「氣候變化」這回事,很容易被極端環保主義分子用作「解釋」所有與天氣有關的現象,繼而幻化成「拯救地球」的環保政策的「證據」。傳媒偏頗,如果要宣傳2012年為「氣候變化」下的「紅酒悲慘年份」,容我提醒大家我們還有1982、1989、1990、2000、2003、2005和2009等等波爾多「紅酒美滿年份」。

在氣候變化下,有輸家亦有贏家。過去半個世紀,優質葡萄酒生產區的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一度多一點。全球暖化下紅酒市場的大贏家,首推紅酒愛好者。

氣候變化下的贏家輸家

據專家估計,過往的紅酒質量提升,有一至六成是拜全球暖化所賜【註1】。
除消費者外,氣候算是偏涼的法國波爾多,也是氣候變化下的贏家。如果未來氣溫一如氣象學家預期持續上升,氣候變化下的大贏家將是其他氣候較涼的產酒區,如德國的莫澤爾河谷(Mosel Valley)和萊茵河河谷(Rhine Valley)。經濟學家Ashenfelter預測,當溫度上升攝氏一度,莫澤爾河谷的地價便會上升兩成多;如果溫度上升三度,地價不難翻一番【註2】!

另一邊廂,以盛產Shiraz聞名的澳洲Barossa Valley(巴羅莎谷)和獵人谷(Hunter Valley),卻可能因為天氣太暖,成為氣候變化下的輸家。德國和澳洲的例子說明了氣候變化對不同國家有不同影響。在一些地大物博的國家,會有贏家輸家並存的現象:在美國,當氣候逐漸變暖,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紅酒業可能因此得益,但加州的卻會受到打擊。

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學者一個主要分別,是經濟學家一向強調,人類會就自然環境改變,而作出相應的調適以減低環境改變對我們所造成的不便。以澳洲為例,隨着氣候逐漸變暖,可減少種植適合在較涼地方生長的Pinot Noir和Sauvignon Blanc,亦可把這些品種遷往氣溫較低的塔斯曼尼亞。

〈全球暖化下的「紅酒悲慘年份」〉的結論是這樣的:「如果全球暖化的表象──平均氣溫升了、海平線升了、北極冰少了──對大部分人來說還沒有災難的感覺,隨着而來的極端氣候和頻密兇猛的天災,將影響每一個人,即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主義者,也不能倖免。」

我一向搞不清楚那些極端環保主義分子想「拯救」的是誰,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主義者不緊要,但也不要抽他們的水嘛。

註1:Jones, Gregory V. , Michael A. White, Owen R. Cooper, and Karl Storchmann.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ine Quality.”Climatic Change. 73(3), December 2005: 319-343.

註2:Ashenfelter, Orley and Karl Storchmann. ”Using Hedonic Models of Solar Radiation and Weather to Asses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Case of Mosel Valley Vineyard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2), May 2010:333-349.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投資紅酒 (紅酒經濟學.二之一)


2012年12月17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上周比較過數種投資工具的投資回報率,發現投資教育的回報在美國竟跑贏股市。香港沒有閱讀風氣,但捨得花錢和時間去讀個什麽紅酒品評證書課程來提升個人品味的,卻大有人在。除了這樣的紅酒文化,近年竟還流行起紅酒投資。

我不是什麼紅酒專家。學生時喝的是10多美元一瓶的貨色;開始工作後,喝的是加州或俄勒岡州土產紅酒白酒,一般亦不會超過40美元一瓶。只談價錢很市儈,這是經濟學家本色?經濟學家相信在市場競爭下,價格反映質量是無可避免的。跟紅酒專家比較,經濟學家是否更能預測高級紅酒的價格?投資紅酒又真的有可觀的回報?

30多美元一瓶的廉價紅酒,當然沒有什麼投資價值,有投資價值的是少數陳年後味道更佳的優質好酒。

跟房屋不同,經濟學上,紅酒不是耐用品(Durable Goods)。1961年波爾多(Bordeaux)出產的Lafite,喝一瓶便少一瓶;紅酒跟石油相似的地方是紅酒耐藏(Storable),如石油般耐藏卻不能再生(Non-Renewable)的資源,價格隨時間的升值是利率,這理論是鼎鼎大名的Hotelling's Rule。

邏輯很簡單:試想想,假如你珍藏了一支陳年Lafite,今天的價格是1萬大元,撇除利息和儲存的開支,如果料事如神的你知道明年會升值,你會耐心等候;如不升值,你會毫不猶豫地馬上沽出。因為明年賣出的收入,就是今天賣出的成本;當兩個價格存在差距,投資者便可透過市場套利。

當利率不是零,價格將隨利率上升。假設年利率是5厘,明年的價格便要1.05萬元;如升值超過500元,今天借1萬元買入,明年賣出,扣除利息本金後還有利可圖。現實中要加上存儲的開支,價格上升還會多一些,但投資的平均回報率始終不離市場利率。當然,如果紅酒價格與股市走勢關係不大,投資紅酒有助分散風險。

不過,如果你對紅酒一無所知,倒不如先花錢買幾瓶好的享受一下才算。單單想靠投資紅酒的回報要跑贏大市,除非你能掌握一些市場不知悉的資訊。

溫度雨量預測價格

多年來,紅酒質素的好壞有賴專家的意見。專家如Robert Parker,確實能影響紅酒價格。即買即飲的,專家不容易騙人。但有投資價值的高級紅酒,大多可長期陳年儲存10年以上,一些波爾多的紅酒更可儲藏30年之久。如果「風水佬」都呃得你十年八年,紅酒專家30年前的意見還可信?

高級紅酒價格差距可以很大,同樣是六十年代波爾多出產的Lafite,30年後在倫敦拍賣價,1961年的比1965年的貴逾二十倍!在整個六十年代,最貴的年份是1961年,隨後是1966、1962和1964年;同樣是1961年出產的Montrose,價格卻大約只值Lafite的四分一;而Latour的售價,任何年份都要比Lafite貴。市場似乎不盡同意著名的《1855年列級酒莊分級》(1855 Classification),作為投資者,有辦法準確預測這些價格差異?

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經濟學家Orley Ashenfelter是個紅酒愛好者。他的研究指出,單憑酒莊和年份就能解釋九成以上的價格差異!酒莊跟水土氣候關係密切,而年份則與氣溫濕度息息相關。

研究發現,要生產出高質素波爾多紅酒的不二法門,就是提子要有溫暖的生長季節(4月至9月)和乾燥的收成期(8月或9月),而上一個冬天(10月至3月)如果有充足的雨水就更佳。年份對紅酒質素和價格影響之大,是由於波爾多的天氣年年不同【註】。

如此推論,除了1986年天氣較涼之外,八十年代以後出產的波爾多紅酒都應該不錯,尤其是1989年、1990年、2000年、2003年、2005年和2009年的;但當這些資訊成為了公開秘密,投資紅酒理論上是很難賺大錢的。奇怪的是,過往不少質素一般的波爾多紅酒,價格一開始都被抬高,直至數年甚至10多年後價格才回復正常。例外中的例外是市場似乎一直對1982年的紅酒趨之若騖。但Ashenfelter發現, 1982年波爾多的夏天雖然尚算和暖,但雨水卻也不少。

不知是否讀了Ashenfelter的研究報告,Robert Parker數年前終於打倒昨日的我,把1982年Lafite的評分從100下調至97;但The 1982 Vintage的牌頭,在30周年後的今天依然有價有市。

註:Ashenfelter, Orley. Predicting the Quality and Prices of Bordeaux Wine. Economic Journal, 118(529), June 2008: F174-F184.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美國的潛在通脹危機? (美國的財赤與負債.之三)


2012年12月15日
曾國平 經濟3.0

本周談美國政府的預算局限(budget constraint),要點是降低負債有降低赤字(或增加盈餘)和印銀紙兩個方法。假若一個國家的稅率已升至沒人願意工作和投資的水平,政府支出又牽涉太多利益團體(如龐大的福利制度、揮霍無度的國家領袖),赤字也就降無可降。

如在可見的將來,政府支出將持續超過收入,若然市場對該國的負債能力失去信心,其債券也就無人問津,政府要付上極高的利息借貸。面對如斯困境,國家惟有開動「印鈔機」,吩咐中央銀行購買國債。這個過程的學術名稱,叫作負債貨幣化(debt monetization)。印鈔機一開,若情況一發不可收拾,貨幣價值只會持續下跌。嚴重者,國家更會陷入超級通脹的泥沼。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面對巨大的戰爭欠款,於是開動印鈔機應付,引發了1921年至1924年的通脹,買一條麵包要花上數百億馬克;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匈牙利,政治亂局下稅收不足,被迫印銀紙支付政府支出,引發出來的超級通脹,最高紀錄一個月物價上升一倍。同類例子多不勝數。

不過,這種極端情況,發生在今天美國的可能性甚低。以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美國通脹率自上世紀80年代初的高位以來,一直維持在3%左右的低水平【圖】;同時,不同年期的國債息率也低得驚人:十年債只有1.6厘,破了戰後的紀錄。既然美國經濟沒有通脹迹象,筆者何以要給讀者介紹政府的預算局限?本篇的題目是「潛在通脹危機」,關係在於「危機」兩個字。雖然超級通脹是天方夜譚,但高通脹重臨美國,並非危言聳聽。

昨天提過的算式只要簡化一點,可以現在值(present value)的觀念寫成:

(私人持有的國家債券 + 貨幣基礎)/現時物價 = 國家未來財政盈餘的現在實質價值

算式左邊的是政府「購物」的資金來源:一為借貸,一為印銀紙。兩者除以物價是把數額換成實質(real)價值。

何謂實質價值?如果讀者把銀行的存款數字除以某威士忌的價錢,得出的就是存款可買到某威士忌的數量。威士忌是貨品,是為實質。

算式右邊的是國家未來盈餘的現時值。讀者要留意「未來」兩字:儘管美國政府今天沒有盈餘,算式要求的是,美國在未來總要轉虧為盈,以確保算式兩邊對等。譬如說,美國未來十年有赤字,但十年後若能扭轉局面,維持50年的盈餘,美國未來60年的現時值就能成為「正數」,跟算式的左邊對等。

這條算式傳達的意思,跟一個普通人的財政沒有兩樣。假設筆者欠下卡數,而每月收入全部花掉,卡數自然「固若金湯」;不過,筆者除非想禍及家人,要清還卡數,未來總要有一段日子的收入要比支出高。

巨大的負債加上驚人的赤字,美國經濟仍未見有問題,講的是一個「信」字:投資者相信的是,政府終有一天可解決財赤問題。投資者心中預期的可能是,高增長帶動的稅收上升、修改稅制帶來的增長動力、福利制度的收緊等等。雖然,此等美好結果何日來到說不準,但只要投資者有信心,再大的負債也可維持下去。

不過,信心有限,而美國的財政前途實在叫人提心吊膽:高增長遙遙無期、「財政懸崖」等政治爭拗無日無之、福利制度隨着人口老化而日益增大……一籃子的經濟問題,或會令投資者某天失去信心,預期美國政府未來難以有盈餘支持,始終要靠印銀紙付債。投資者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立刻就會把國債變賣,帶來利率上升;同時,由於算式右邊的預期值下降,要使算式兩邊相等,目前的物價惟有上升。利率和物價的上升繼而愈鬧愈大,引來通脹。
這個可怕的情況,牽涉的是投資者預期的改變,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是為「潛在危機」。

讀者留意「財政懸崖」等的經濟消息,除了關注其對消費、股市的即時影響,亦要考慮到投資者對美國未來財政狀況的信心會否因而動搖!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印銀紙還債 (美國的財赤與負債.之二)


2012年12月14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討論過美國財政部門負債與赤字的關係,尚未談及中央銀行(即聯邦儲備局)的功能。今天的主題是把聯儲局也考慮在內,好讓讀者對整個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有通盤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把聯儲局考慮在內,讀者可以明白美國政府為何可以「印銀紙」還債。

美國已發行的國債,其中不少為聯儲局持有。聯儲局為何無故持有國債?要解答這個問題,讀者們要先了解聯儲局的運作,然後才能把美國的財政部門和聯儲局合二為一。

聯儲局持有的資產主要為美國國債,國債年期有長有短。讀者耳熟能詳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涉及的主要是聯儲局從市場上大量購入國債;若聯儲局以國債為資產,那麼,聯儲局的負債又是什麼呢?聯儲局的負債主要為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亦即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加上銀行儲備。若讀者仍有點迷惑,可參考以下的例子。

小孩愛好打機,家長可以怎麼辦?一個別開生面的方法,是家長印刷「打機貨幣」,每張面額1小時:小孩持有貨幣一張,即可打機1小時;小孩要換領打機貨幣,須以巧克力交換。家長發行貨幣換來一堆巧克力,家長這所「中央銀行」也就既有資產(巧克力)亦有負債(打機貨幣)了。

家長若想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可多印打機貨幣,從小孩手上換來更多巧克力。小孩手上多了打機貨幣,自然多花時間打機,收到「刺激」之效。同時,巧克力和打機貨幣都多了,家長的資產負債表也膨脹起來了。

聯儲局的行為跟這位家長大同小異。從市場上購買國債,即增加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壓低利率;在市場上賣出國債,即減少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扯高利率。這個買賣的動作,稱作公開市場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聯儲局持有大量的國債,賣出有時,買入有時,從而控制貨幣供應量。

聯儲局擁有多少國債?美國的國債持有者可分成數類:政府的信託基金持有約三成的國債,應付的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等福利制度,且這部分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剩下來的國債稱作公眾持有國債(debt held by the public),大部分由美國或國際的私人投資者持有,小部分由地方政府及聯儲局持有。

為了使讀者有個印象,可以圖表顯示國際投資者及聯儲局擁有國債佔國民生產的比例【圖】,代表國際投資者的藍線節節上升,其中不少來自中國政府;紅色虛線也「不甘示弱」,顯示聯儲局持有的國債近期急速上升。心水清的讀者,會明白紅線上升是拜量化寬鬆所賜,代表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大幅膨脹。

讀者明白了聯儲局的資產與負債,我們就可以把政府信託基金和聯儲局擁有的國債扣除,再加上聯儲局印的銀紙,把整個美國政府的預算局限(budget constraint)寫成:

今年私人持有的國債 = (1+利息)去年私人持有的國債 + 財政赤字 - 今年貨幣基礎的增加

所謂私人持有,即包括美國聯邦政府以外的所有投資者。這一條算式的道理不難明白:美國聯邦政府花錢太多造成赤字,如果貨幣基礎不增加,加上利息的壓力,政府欠下的債務隨即上升。政府的債主,可以是美國人民,但更多的是國際投資者。

美國聯邦政府還有另外一招,既能應付赤字亦不用增加負債:增加貨幣基礎,印銀紙去也!印銀紙的方法,是美國財政部發行國債,再叫聯儲局印銀紙把新發行的國債買掉。如此偷龍轉鳳,政府可利用這筆款項還債、填補赤字,而貨幣基礎同時增加。

不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若果印銀紙可以一了百了,美國政府早已為之。明天再跟大家討論印銀紙還債的問題。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政府的預算局限 (美國的財赤與負債.之一)


2012年12月13日
曾國平 經濟3.0


美國「財政懸崖」(Fiscal Cliff)是近來一個熱鬧的題目。筆者有見及此,準備利用一連三天的篇幅,介紹有關政府財政的基本概念,好讓讀者對美國的財政問題有個了解。

政府的財政情況跟一個普通市民的相似。假設筆者月入1萬元,支出1.1萬元,每月的財赤就是1000元。1000元的差距到哪裏找呢?跟父母「攤大手板」是個選擇,但筆者也可申請一張信用卡,先使未來錢,把1000元的財赤化成卡數(負債)。假若筆者的支出和收入不變,卡數也就累積下去。卡數累積,既來自每月1000元的赤字,亦來自負債而要付的利息。化成一條簡單的方程式,這道理一目了然:

本月底卡數-上月底卡數=利率x上月底卡數-本月收入+本月支出

若筆者遭減薪而支出照舊,卡數的上升速度將愈快。同樣道理,若信用卡公司見勢色不妙,提高筆者的利息,卡數負擔也就更重。相反,若筆者痛定思痛,吃一年即食麵,把每月支出減半,再利用每月的盈餘還卡數,卡數自然慢慢下降。

政府財政部門面對的是同樣的情況。讀者只要把剛才那條方程式改頭換面,把每月換作每個財政年度,即可寫成政府的預算局限:

本年國家負債-去年國家負債=利率×去年國家負債-本年政府收入+本年政府支出

政府跟普通市民的一個分別,是政府舉債的選擇較多:視乎還款年期,發債可分短債(Short-Term Debt)和長債(Long-Term Debt);債券可賣給本國人民,亦可售予其他國家的政府或投資者。無論如何,除非政府撇賬,政府財政部門的行為不能脫離這條方程式。

不過,既然美國經濟一直有增長,同樣的一筆負債,在50年前看起來可能是個大數目,但跟今天的經濟規模比較可能微不足道。由於不同時期的負債或財赤不能直接比較,一個流行的辦法是把方程式改一改,兩邊除以本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再加上一點簡化而寫成:

本年國家負債/本年國民生產=(1+利息-經濟增長率)x(去年國家負債/去年國民生產)-﹝(本年政府收入-本年政府支出)/本年國民生產﹞

負債比率的變化取決三個因素:利息高低、經濟增長快慢、政府赤字大小。利息上升、經濟增長放緩或政府赤字擴大,都會把負債比率推上去;利息下降、經濟增長加速或政府赤字減少,則可使負債比率拉下來。

要了解美國的財政困境,讀者只要把兩幅圖表記下來,他日遇到美國朋友,即可扮成美國經濟專家誇誇其談。其一是美國財政赤字(包括利息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圖1】,負數代表的是赤字,亦即政府支出比收入多。圖中可見,50多年來,赤字是常態,最持久的盈餘則為1998至2001年那段至今仍為美國人津津樂道的高增長時期。

另一幅圖是國家負債佔國民生產總值比率【圖2】,即方程式中左邊的一項。從上世紀60至70年代完結之時,由於赤字不算嚴重,美國經濟可靠增長把負債比率壓下去。不過,自80年代起,赤字的擴大超過了經濟增長,負債比率節節上升,「克林頓時代」的高增長加上財政盈餘,負債比率雖一度下降,但自喬治布殊起,負債比率重拾升軌。最近的金融危機,美國以財政政策多番刺激經濟,負債比率更昂然衝破100%大關。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與家長分享我的上學經驗 (投資教育.三之三)


2012年12月12日
徐家健 經濟3.0


「名師出高徒」是淺道理,難的是量度名師對學生的影響,更難的是,怎樣吸引有潛質的老師入行和怎樣培訓他們。

昨天提及幼稚園老師好壞的差別,對學生將來收入的影響很誇張,是超過200萬大元之別,這只是對一個學生的影響,桃李滿門的老師對學生的好處,加起來更是天文數字。很難想像父母會願意支出這天文數字,更不能想像老師之間的薪酬可以有這個差別。為人師表不同電影明星,沒有票房保證;退而求其次,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不是毫無道理的。

我的大學《同班同學》

更有道理的是,就算老師質素一樣,只要家長們相信「名牌效應」下名校自然可以吸引天資最高的學生和最願意栽培子女的家長,名校的存在於是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現實中的免費教育下,相比有收費競爭的私人補習社,名校是容易持續地「壟斷市場」的。香港的名校,歷史一般超過七十年、甚至有些擁逾百年歷史。普天下各行各業裏,過百年的老字號依然能領導市場絕不容易。

但名校歷久不衰的原因,除了有好老師外,還有好同學。「同群效應」(peer effect)是十多年來經濟學家教育研究的一個大課題,亦是我成長重要的一部分。

先從大學的宿舍生活說起。當年我的室友介紹我看柴門文的《同班同學》,害得我數天廢寢忘餐,差點還要走堂;但當年的室友是自己揀的,不能怪他,只怪「物以類聚」。

美國的大學,不少是以抽籤方法分配宿舍的。研究發現,的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回事:上天給你勤奮好學的室友,有助提升你的GPA;相反,遇上醉酒鬼同房,只好慨嘆「肥佬咗,無陰功囉」【註1】。

我的中學「最佳損友」

回到中學時代。舊同事張磊的內地中學生研究指出,中等成績的中學生安排與優異生一起上課,數學和中文科都有顯著進步;但成績差的學生似乎不能同樣受惠【註2】。另一類似研究亦發現,能力較高的中學生是較容易從一起學習中進步的。

上中學的第一天,鄰座的同學成了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他很聰明,但考試成績卻差得離譜;我中學成績每況愈下,多少與他有關,但他教曉我的一些做人處事態度,比我從芝大一眾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學到的知識還要寶貴。

從效率的角度出發,經濟學家發現的「同群效應」一個重要含意是,應該根據成績把學生分班;然而,這樣的「人以群分」,不但有機會加劇社會的不均現象,亦將使我喪失機會向讀書差但其他方面都比我好的人學習。

跟大學時一樣,我小學成績都很好,讀的也是男女校。小學生之間也有「同群效應」,有趣的是,原來班中女生較多,對整體同學的成績都有幫助。經濟學家還指出,除了女同學成績一般比男同學好之外,就算是女生較弱的數學科,在女多男少情況下,所有學生的數學成績都會進步起來。

我的小學女班長

小女孩在課室帶來的「同群效應」,很可能是由於她們沒有像男孩子一樣喜歡破壞課室秩序【註3】。我想不起我優異的小學成績跟身邊的女同學們有沒有關係,印象中只記得喜歡過一位品學兼優的女班長,但還未向她表白,她已先拒絕了我。

經濟學家會跟你說,高經濟回報的教育投資是這樣的:從幼稚園開始,送你的「小朋友」去有一流老師的名牌幼稚園;小學盡量揀女校或男女校,但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揀師資優良且同學非富則貴的名校,有直升中學的就更加安寢無憂了;到了大學,最好還要看看「囝囝」或「囡囡」宿舍的室友有沒有不良嗜好。

我想我最幸運的是,父母沒有這樣為我作「投資」。小學被女班長拒絕、中學與最佳損友篤波溝女、大學再跟室友走堂屈蛇,都是很難得的人生經驗。這些經驗的非經濟回報率之高,經濟學家怎樣算也算不清。

註1:Kremer, Michael, and Dan Levy. ”Peer Effects and Alcohol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3), 2008:189-206.

註2:Carman, Katherine Grace and Lei Zhang. ”Classroom Peer Effec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Evidence from a Chinese Middle School.” China Economic Review, 23(2), 2012: 223-237.

註3:Hoxby, Caroline M. ”Peer Effects in the Classroom:Learning from Gender and Race Vari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867, 2000.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高回報教育是怎樣煉成的 (投資教育.三之二)


2012年12月11日
徐家健 經濟3.0


昨天提到中國城市學生投資在上學讀書的回報很低,每多讀一年書,工資增幅不足4%,低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一半有多。不少發展中國家雖然缺乏資本,但由於只有少數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在物以稀為貴下,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不會太低,中國豈不是個例外?更難明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其他投資的回報都很高。

在介紹幾位清華及中大學者的看法之前,讓我先大膽提出一個假設:低回報可能與貪污風氣有關,如果升職加薪是靠關係不是靠能力,當然會削弱教育投資在就業市場的回報。不是說這是中國今天的情況,但當「我爸是李剛」的故事不脛而走,再看看特區政府的人事安排,我希望香港不會隨着中港融合,一天會應驗黃子華十多年前的戲言:「搵食係應該靠唔讀書,而將啲學費攞去利疊利。」

除了這個「貪污假設」,我認為,另一個可能是調查對象的內地雙胞胎與眾不同,所以研究結論在中國沒有一般性。有什麼與眾不同?要考考讀者了。

中國教育須減少考試?

回說幾位學者的研究報告。他們認為,中國教育投資回報低可能與教育制度有關。內地教育制度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課程非常注重考試,其二是升學競爭非常激烈,於是在高中三年裏,一半時間是用來準備考大學入學試的。研究報告還指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國青年,本身的能力和家庭背景都很好,於是讀書多少對將來收入的影響不大。

十多年來,我在香港至美國接觸過不少聰明又用功的中國學生,他們不但考試叻,各方面的表現都比一般香港學生好──當然,能到香港讀書和出國留學的都不是一般的內地學生。但單憑激烈的考試制度作解釋,為什麼在競爭也同樣激烈的韓國,教育回報卻又十分之高呢?

根據「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2009年的跨國學能測驗,上海學子成績名列前茅,隨後的正正便是韓國,香港排個「梗頸四」,學業投資回報持續高企的美國排名卻低得有點尷尬。單靠考試制度和考試分數,似乎不容易解釋學歷和工資的關係,我期望研究中國勞動市場的專家能早日找到答案。

香港的教育爭議,除了早前關於課程編排的「國民教育」,還有近期有關資源投放的「小班教學」。隨着適齡入讀中學的人數減少,殺校減教師的危機再現,這時工會和政黨提出支持「小班教學」的論據,我難免格外留神。如不以人廢言,得先看看證據。

美國經濟學界就「小班教學」的研究多不勝數,比較可靠的是對美國田納西州「師生比例改進研究計劃」(Student 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簡稱Project STAR)的大型實驗研究調查。從1985至89年,Project STAR把79間學校的11571名幼稚園至小三學生,隨機分配到只有13至17人的小班和有22至25人的普通班,早期的研究發現,小班的學生考試表現比普通班的學生明顯優勝。

需要小班還是好老師?

不過,最近較詳細的研究卻指出,小班教學只有助幼稚園學生提高考試分數,對小學學生沒有幫助【註1】。
另一研究更指出,小班的學生長大後的工資沒有明顯增加,反而有經驗的優秀幼稚園老師,不但幫助學生取得好成績,竟然還能為學生日後帶來超過200萬元的額外收入【註2】!

如果小班教學對幼稚園學生的幫助比小學生大,我們不能不對小班教學對中學生的影響存疑。我教過只有6人的小班和超過60人的「大班」,明白大班、小班教學方法極之不同,這一點是所有老師都明白的。只為避免殺校減教師而推行「小班教學」,是不負責任的教育政策。美國的經驗指出,良好教育的關鍵是師資,這一點香港家長不會反對。

香港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但奇異的香港教育政策卻為避免殺校而要一些名校縮班,這是什麼邏輯?當老師的需求降低,不殺校的好處,可能是保住有經驗的好老師。但有經驗的好老師,為什麼不另謀高就呢?

好老師,給他們多一點資源,讓多一些學生有機會接受他們的教導;不好的,讓他們轉行,發揮他們其他專長吧。

註1 Ding, Weili and Steven F. Lehrer. ”Estimating Treatment Effects from Contaminated Multiperiod Education Experiments:The Dynamic Impacts of Class Size Reduction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1), February 2010:31-42.

註2 Chetty, Raj, John N. Friedman, Nathaniel Hilger, Emmanuel Saez, Diane Whitmore Schanzenbach, and Danny Yagan. ”How Does Your Kindergarten Classroom Affect Your Earnings? Evidence from Project St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4), November 2011:1593-1660.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5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經濟不確定性一上一落之謎 世界好像很亂,連一向有板有眼的經濟指標都亂起來了。量度美國以至全球不確定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簡稱EPU指數),未有隨金融...